主題： 鄧小平 貼吧
發表新主題 - 加入此論壇 - 關於論壇 4 個帖子中的第 1 個到第 4 個

固定字體 - 可變寬字體

對"鄧小平過程"的初步探索
發郵件通知我更新信息取消電子郵件更新

----為什麼政治變革要以基本經濟制度變換作為操作手段

〔 作者：老田 轉貼自：原創 點擊數：3632
文章錄入：老田 〕
對"鄧小平過程"的初步探索----為什麼政治變革要以基本經濟制度變換作為操作手段

作者：老田

（紀念中國精英的英明領袖鄧小平逝世7周年和誕辰100周年）

馬克思提到"物質財富充分涌流"，並把這個作為社會矛盾緩和的最後依據，確實，社會矛盾的緊張程度是與物質財富的緊張程度是密切相關的。要緩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或者集團之間的矛盾，增加可供分配的資源是一項切實有效的辦法。對於整個社會而言，要在全部階層中間達到這一境界就不那麼容易了，除非能夠有辦法從外部大量­汲取資源，成為歐美日那樣的第一世界國家，通過壟斷價格剝削全世界，非常不幸中國沒有這一出路。那麼運用"經濟緩和政治緊張"的手段就只能在國內設法了，唯一可­能運用的方式是集中有限資源優先滿足精英階層需要，從而促使精英階層內部矛盾緩和，實現整合。搞政治當然要動用經濟手段，最方便的就是動用財政資金，去實現緩和­精英階層內部的矛盾，減少政治摩擦與糾葛。

鄧小平主政的時候，他非常注意這一手段的運用，首先他執行的是"以時間換空間"策略，這一政策的受益人是農民和工人。1979年國家財政預算用於糧食漲價的資金­是30多億元，執行的結果是130多億，這一年用於對越戰爭的費用70多億，結果出現170億元的財政赤字，用完了歷年財政結餘80億元，還向中國人民銀行透支­90億元。這一政策的效果是要工人農民形成一個印象：毛澤東時代遠遠不如鄧小平執政實惠。這只是一個序曲，正劇是如何緩和精英階層內部的矛盾與糾葛，把精英階層­整合起來。

在精英階層內部，特別是在官僚精英群體內部，為了緩和矛盾與分歧，除了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平反之外，還伴隨大量的經濟補償政策。除了補發工資、提高工資和福利待遇­之外，還給退出政治權力中心的人給予高額補償，例如建設高規格的干休所和療養院，分配給第一線退出的老同志，既然沒有權力的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待遇，那顯然在職­的幹部也要體現相應的優勢，結果帶來一股全國性的大建"樓堂館所"和政府高消費的風潮，最後財政不堪重負，不得不在各地都成立一個"社會集團購買力控制辦公室"­，希望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於特定的政治目標，當然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小平的意願，這就不得而知了。當然效果是明顯的，那些反對鄧小平政策的人，至少是相對平穩的­退出了政治舞台，當然這是"軟"的比較好捏。還有比較"硬"的人，難以徹底邊緣化就放到顧問委員會裡去。這樣大概還沒有解決問題，在投票上獲得小平同志推進改革­所需要的多數，因此就採取非常手段，在"知識化、年輕化、正規化"的名義下大批提拔知識精英進政府部門，這樣就帶來了1980年代政府機構的急劇膨脹，黨政官員­數量在十年內翻了一番。在這個過程中間，知識精英群體大量進入政府任職，與官僚精英群體的合作程度在上升。

利用財政資金的政策操作，其後果是十分明顯的，國家財政連年出現赤字。原來在毛澤東時代，企業是要上繳高額稅收，所得稅比例是55％，盈利企業要上交利潤，而國­家財政也把扶持企業發展作為一個支出重點，每年財政支出中間一半以上是返還給企業，幫助進行技術挖潛改造，流動資金撥付等等。那個時候，財政實際上相當於全國企­業的總會計，銀行相當於是總出納，國家體制設計上是為了集中財力辦大事，經濟上是出於統籌安排需要。由於鄧小平接掌權力之後財政出現連年赤字，官僚精英群體在鄧­小平的帶來下對財政資金的需要急劇上升，結果在有限的財力中間無法繼續扶持企業了，這樣官僚精英群體吃完了財政，就轉而要企業去找銀行，這其實才是1983年對­企業實行"撥改貸"政策的真實背景。1984年出台中共中央給予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給企業的定性是要求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實際上等於說"你們企業上交的錢，小平和他的同志們為了政治需要必須用，你們企業不要再來找財政了，都回頭找銀行去吧。"這個決定實際上不過是肯定了­鄧小平上台之後，財政資金從此與企業無關的事實而已。至於企業是否能夠在銀行以合適的條件獲取足夠的資金，或者銀行是否能夠在一夜之間具備西方銀行那樣的貸款監­管條件，那已經是沒有辦法考慮了，反正財政是已經沒有錢了。這樣的重大變化過程，實際上沒有給相應的企業和銀行一丁點試驗和改進管理與制度的時間，更不要奢談什­麼事先的經濟改革設計了。

然而從前的高稅率和把國有企業的絕大部分可自由支配的資源，通過財政集中的方式並沒有同時改變，這樣中央財政實際上把國有企業繼續當做提款機使用。換言之，是鄧­小平時代因為政治需要，挪用了財政中間用於幫助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財力（在原來的財稅制度裡面，這一部分財力是國家統籌安排，併集中在財政裡面），結果是不恰當和­過分地提取了企業財力，使得國有企業失去了擴大再生產的能力。當時的企業界有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捆住老虎放開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有企業眼睜睜地看着毫­無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積累的所謂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蓬勃發展起來，逐步蠶食掉自己的市場份額，實際上就意味着國有企業從市場上能夠得到的資源份額逐步在減少之­中，最後一些國有企業或者行業，就慢慢地失去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資源份額了，普遍地陷入困頓。國企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因為國家在高積累時代普遍對國企實行的高稅­收政策，同時把從前高積累條件下累積下來老工人養老負擔，在不做補償和返還的情況下強制地轉嫁給國企。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如果考慮到稅負方面的差別(全部­工業企業按照產值的平均盈利指數為100)，在1995年國企按產值的盈利指數是175.27，鄉鎮企業是85.06，三資企業是64.61，此外國有企業還為­1023萬退休工人支付了604億元的退休工資，結果造成國企在“淨產值率”大大高於私企的情況下，卻無法保留足以維持擴大再生產的資源份額，陷入普遍困境。

所謂國企衰退是管理體制不行，監督機制無效，都無法在經濟現實中間得到確證。根據筆者自己的工作經歷剛剛好是與實際情況相反，直到今天為止，中國最有管理經驗的­人員絕大部分都還是在國企之中，而且受過良好培訓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也大部分富集在國企里。根據筆者的經驗，在所謂的新興產業里如光纜製造行業里，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廢品率往往要高出國企數倍，在老行業裡面的差距就更大了。1980年代興起非常猖獗的走私行為，以及大量的引進技術和產品進入市場，使得1980年代產品­的生命周期空前縮短，例如電視機和手錶的市場主流產品在1980年代就迅速完成了換代，國有企業原來的產品迅速過時，這也進一步縮小了國企的市場份額，減少了通­過市場獲取足夠生存資源的可能，在企業先失去擴大再生產財力的情況下，企業市場份額的喪失使得維持簡單再生產也日益困難，國有企業衰敗就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原來在毛澤東時代是具有非常嚴密的財經紀律的，企業領導人對企業財產的支配和處理權力受到極大的限制，因此即使要製造國有資產流失，其成效也必定非常有限。現在­在企業已經明顯失去明天的前提下，改革過程是以強化所謂的分權模式進行，甚至實施的是“以包代管”的改革措施（所謂的“包公進城，一包就靈”），結果在企業領導­人的行為普遍陷入短期化的情況下，又通過改革進程疏通了管理者營私自肥的渠道，管理階層就有能力和空間通過損害企業的利益來實現個人短期利益最大化。企業領導人­的自肥行為，當然要導致國企內部人心渙散，結果對工人的管理措施也往往在實際上陷入無效。國有企業沒有明天的態勢極為明顯，也因為在這樣的改革政策環境，結果引­發了國企領導階層普遍的行為短期化狂潮，結果反過來又加速了國企的衰敗過程。

作為市場產品更新換代總是要進行的，但是如何合理地進行以及後果誰來承擔的問題，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改革輿論中間完全沒有反映，這個中國知識精英控制的改革­學術和改革輿論，實際上是把自己的消費意願絕對化――我只管要儘可能廉價的先進的產品，完全拒絕考慮生產者的世紀處境和權利的結果。這個改革輿論和主流經濟學家­群體，在政治上是鄧小平政治變換的受益者與自覺的合謀，在市場上是完全自利和短視的消費者，自己把自己的消費意願絕對化之後，就自動遮蔽了自己的觀察視野，所以­恐怕無法指望他們對中國的經濟過程進行合乎實際的分析。所以他們在關於企業和產權制度上的一系列推演，不可能不陷入“盲人騎瞎馬”的狀態，根本無法解釋國企為什­麼會整體陷入困境。而從鄧小平的政治操作層面着眼，結合體現精英階層消費意願的產品戰略看就非常清楚，國企垮台乃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也許有必要回顧一下農村的改革。

在農村改革問題上，是否實現分田到戶，聯繫到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和他的對立面的幾場嚴肅的爭執。毛澤東認為只有集體農業才能實現共同進步，使得農民也能夠利用農業­機械，享受到技術進步的好處，讓農業與工業保持適當的物質循環聯繫，同時毛澤東還認為把農民組織起來實現合作進步，是鞏固共產黨政權的政治基礎的唯一路徑。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裡面單獨有兩篇文章講這個問題，後來的人在這個方面不加回應，採取不爭論態度，而是千方百計去論證“只有小農經濟才能實現糧食增產”。

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後，三年困難時期的問題呈現在人們面前，毛澤東認為共產黨黨綱沒有問題，路線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執行上，是共產黨員的問題，要共產黨內­的官僚精英群體中間的當權派負責；另外的人（主要是在1980年代之後），認為官僚精英群體沒有問題，共產黨員沒有問題，是路線和黨綱要負責，這是1981年決­議的調子。如果毛澤東的觀點和判斷正確，顯然鄧小平時代的官僚精英群體的多數，難以擺脫干係，是要承擔歷史責任的。反過來如果是毛澤東錯了，這些人就是一貫正確­了，即使犯了錯誤，也是路線使然，這一集體發展路線是毛澤東一力主張的，當然要由毛澤東承擔主要責任，這樣自己就可以洗乾淨了。

大概在理論上與毛澤東理論有困難，因此採取了“不爭論”的策略，完全訴諸“實踐檢驗”。在1980年代初期，不僅全國搞了包產到戶，而且連續五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關注農業問題的。杜潤生領導一批人專門論證生產隊由於存在勞動監督上的困難，因此只能導致低效率，一些高人如林毅夫還認定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至於中國農業投入中間，到底是不是因為勞動投入不足帶來產出不足，還是有另外的重要原因，中國改革輿論和改革學術一律採取迴避策略。對於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糧食開始穩步升，是什麼原因，研究也多不關注。1978年到1984年化肥使用量急劇上升96％，對糧食增產到底是否起作用？主流經濟學家和胡喬木主持的主流輿­論也保持高度一致，從來不予置評。

到今天為止，就筆者所知，改革理論家和主流輿論都30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地聲稱農村改革是多麼成功。不管這些人是否自覺，都在實際上參與了鄧小平與毛澤東的爭論­，鄧小平說官僚精英群體沒有犯過什麼大錯誤，是毛澤東要走集體主義農村發展道路錯了，從而在反面就論證了鄧小平和他的同道們一貫正確。

行文至此，可以做一個小結。鄧小平主持的改革是從農村和行業開始，實際上是在繼續與毛澤東的爭論，毛澤東說是官僚精英群體犯了大錯誤，路線本身沒有問題；鄧小平­在理論上採取“不爭論”策略，主流輿論和知識精英參與論證說經過“農村改革實踐證明”沒有這回事，是走集體道路的路線不對（當然對於集體道路是不是必然導致幹部­大搞“五風”，精英們大概認為這是小問題就無須論證了），這顯然是要在特定官僚精英群體執政的合法性的高度上，有必要把這個具有重大爭論的問題說清楚。在工業和­城市改革中間，其實是小平同志為了推進政治改革，他不得不通過財政資金支出方向的轉變，來解決政治支持問題，這個財政資金運用方向上的轉變，以及精英階層為了消­費意願快速實現，註定了國企必然要垮台的命運。這樣的改革，當然沒有經濟上的設計，但是政治上的設計確實是十分周密的。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改革事業不是一帆風順­的，政治改革的設計師與掌舵人鄧小平有着自己的不得已。

老田個人網頁：http://laotianlaotian.yeah.net/

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回復

發件人： 244414 - 查看個人資料
日期： 2006年10月11日(星期三) 上午7時33分
電子郵件： "244414"
尚未評分評級：
顯示選項
回復 | 答覆作者 | 轉發 | 打印 | 顯示個別帖子 | 顯示原始郵件 | 報告濫用行為 | 查找此作者的帖子

“鄧小平接掌權力之後財政出現連年赤字，官僚精英群體在鄧­小平的帶來下對財政資金的需要急劇上升，結果在有限的財力中間無法繼續扶持企業了，這樣官僚精英群體­吃完了財政，就轉而要企業去找銀行，這其實才是1983年對­企業實行"撥改貸"政策的真實背景。1984年出台中共中央給予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給企業的定性­是要求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實際上等於說"你們企業上交的錢，小平和他的同志們為了政治需要必須用，你們企業不要­再來找財政了，都回頭找銀行去吧。"這個決定實際上不過是肯定了­鄧小平上台之後，財政資金從此與企業無關的事實而已。至於企業是否能夠在銀行以合適的條件獲取­足夠的資金，或者銀行是否能夠在一夜之間具備西方銀行那樣的貸款監­管條件，那已經是沒有辦法考慮了，反正財政是已經沒有錢了。”矮子就是個敗家子。

回復

帖子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