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的國民黨統治狀況：蔣介石圍剿未盡全力zt

一、1928～1937年的總局勢

　　從1928年到1937年，國民黨政府的總局勢，是實現從形式上的統一到實質上的統一。拿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解決“藩鎮”問題和“赤匪”問題。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內戰一直未能停止，南京政府在對地方實力派和對中共兩個方面都進行了幾乎不間斷的征伐和圍剿。1929年，蔣介石為了收歸權力，查處桂系控制的武漢政治分會不經中央擅自任命湖南省主席一事（傾向於南京的魯滌平被傾向於桂系的何健所取代），引發了蔣桂戰爭。蔣氏以分化收買為主（先後收買了被白崇禧收編的湘軍唐生智舊部楊騰輝等，收買了馮玉祥部的韓復榘、石友三），以計謀為輔（起用唐生智，扣留李濟深拆散粵桂聯盟，拉攏馮玉祥解除後顧之憂），以軍事征討次之，打敗了桂系，迫使李宗仁、白崇禧等逃往香港。

　　就在蔣桂戰爭的同時，蔣介石發表了《和平統一為國民政府唯一希望》一文，聲稱:“欲消內亂，非剷除軍閥不可。欲剷除軍閥，非根本撲滅封建地盤思想不可。”這無疑是對其他地方實力派也提出了警告。西北軍的馮玉祥，為求自保，以聲援李宗仁為名，通電請蔣下野，聯絡閻錫山反蔣。蔣介石又採用慣用手法，策動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叛馮，特任閻錫山為全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拆散馮閻聯盟，在河南打敗了馮玉祥。

　　接着，由於蔣介石要遣散張發奎的部隊，張發奎起兵反蔣，與唐生智聯合，會同返回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開戰。蔣介石在閻錫山的支持下，打敗了唐生智。閻錫山打敗唐生智後，提出了“黨人治黨，國人治國”的口號，實際上是重新豎起了反蔣大旗。對蔣介石不滿的改組派（汪精衛等人）、西山會議派、桂系以及其他地方實力派紛紛聚集到閻錫山的旗下，又形成了新的反蔣大同盟。1930年4月，以閻錫山為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未就職）、李宗仁為副總司令，通電就職討蔣，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30萬人沿隴海路東進，晉軍20萬人沿津浦路南下至濟南，李宗仁、張發奎部沿平漢路北上至長沙。反蔣同盟在汪精衛、陳公博的改組派、謝持的西山會議派的支持下，甚至在北平成立了另一個國民政府。這一次地方實力派的聯合反蔣，是北伐以來對蔣介石的最大威脅。

　　蔣介石看準了張學良的力量，在他的策動下，加上1000萬元賄賂的影響，張學良最後下定了決心，發出擁蔣通電，東北軍南下，占領平津，形勢迅速由對蔣不利向對蔣有利逆轉。在張學良的配合下，歷時7個月，用兵110萬的中原大戰，到1930年11月，以蔣介石的勝利告終。中原大戰的勝利，為蔣氏政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南京政府建立之初，並沒有把中共勢力的發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來考慮。對蔣介石來說，迫在眉睫的，是他的把兄弟馮玉祥和閻錫山，還有在西南虎視眈眈的李宗仁，甚至四川軍閥劉湘，在蔣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也比共產黨重要。因此，共產黨在各地的發展，特別是在江西、福建的發展，確實令蔣介石惱火，但並未對蔣介石造成致命威脅。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區域為什麼能夠存在》等文章中，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可以說，紅色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就是在這種空隙中出現的。

　　但是，紅軍對蔣介石畢竟是一種威脅，特別是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蘇區，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因此，從1930年開始，蔣介石組織了對中央蘇區的數次圍剿。

　　平心而論，蔣介石在一、二、三次圍剿中，並未投入全力。我們可以看看圍剿蘇區的時間表:第一次圍剿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第二次圍剿1931年4月至5月；第三次圍剿1931年7月至9月；第四次圍剿1933年1月至3月；第五次圍剿1933年9月至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第一次圍剿時，蔣馮閻中原大戰的餘波未定，蔣介石對各個地方實力派的舉動比對紅軍更重視，還不敢傾全力剿共，投入圍剿的兵力不但沒有蔣氏嫡系，而且實力極差。第二次圍剿時，正值古應芬、林森、鄧澤如、蕭佛成四監委因胡漢民案發表《彈劾蔣中正提案》（4月30日），對付國民黨內的反蔣力量使蔣介石應付不暇，自然也不可能傾全力剿共。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的反對派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成立了同南京對立的廣州國民政府（唐紹儀、鄧澤如、鄒魯、古應芬、汪精衛、孫科、李宗仁、唐生智、陳濟棠組成，汪精衛任主席），9月初，廣州政府以50萬元收買了石友三反蔣，兩廣軍隊北上出擊，進攻湘贛，占領了衡陽、郴州，蔣介石只得先放下共產黨而去平息兩廣。因此，一、二、三次反圍剿，紅軍能夠取勝，與國民黨新軍閥的內部爭鬥不無關係。

　　即使到第四、五次圍剿，蔣介石確實是想一口吃掉共產黨。但日本對熱河的進犯（1933年1月日本攻占山海關，2月進攻熱河），使得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軍政部長何應欽、外交部長羅文干、內政部長黃紹紘等一批大員都到北平商討熱河抗戰問題，長城沿線戰事一開，蔣介石不會不受到影響。第四次圍剿草草收場，與此不無關係。第五次圍剿的過程中，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李濟深等組建了福建人民政府反蔣（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使蔣介石暫時放鬆了對蘇區的進攻，中共沒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打破圍剿，實在是一大失誤。蔣介石在平息了福建事變後回過頭來收拾紅軍，終於使他把紅軍趕出了江西。

　　到紅軍突破湘江，開始戰略性轉移之時。蔣介石無疑大大鬆了一口氣。在蔣氏的眼裡，共產黨離開了江西福建，就已經成不了大氣候。因此，隨後蔣介石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在很大程度上是別有用心，追而不擊，從而藉機插手兩廣西南諸省。對薛岳尾追紅軍但卻要求其保持距離的命令，就反映了蔣氏的心理。配合中央軍堵截紅軍的桂系部隊，在空中偵察時發現占絕對優勢的中央軍對紅軍追而不擊，同時又收到其內線電報，謂蔣介石采楊永泰一石三鳥計謀，準備大舉進軍兩廣，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大為惱火，下令桂系軍隊讓開通道讓紅軍通過，只是象徵性的掐了個紅軍尾巴。廣東陳濟棠也深知“匪存我存，匪亡我亡”的奧妙，放紅軍過路。至此，“剿共”演變為南京政府控制西南、西北的軍事行動。

　　就拿蔣介石親自坐鎮貴陽、昆明來說，與其說他是要指揮對紅軍的圍剿，不如說他是藉機要把中央勢力擴展到西南。在對紅軍的所謂圍追堵截中，蔣介石先到四川，實際上是同劉湘討價還價，使中央軍的力量向四川滲透，把四川置於中央政府的支配之下，在向四川派駐中央軍的企圖遭到劉湘拒絕後，總算把賀國光的參謀團、康澤的別動隊派到了四川。接着，蔣介石又從重慶到貴陽，收拾了已被紅軍打垮的王家烈，用薛岳、郭思演控制了貴州。然後再到昆明，把龍雲抓到自己手中。可以說，借對紅軍的圍追堵截之機，蔣介石把勢力擴充到了自己原來插不上手的西南大部分地區。從辛亥以來西南遊離於中央政權之外的局面從此被打破了，國民政府第一次對西南地區有了程度不同的控制權。

　　紅軍的北上，又給了蔣介石把勢力擴展到西北的藉口。所以，在紅軍開始北上之際，根本就沒有軍事上的困難，而只是與惡劣的自然條件作鬥爭。反過來，到蔣氏的勢力已經控制了西南之後，就不允許紅軍再向西南發展了。所以，比一方面軍實力強得多的四方面軍再度南下時，就遇到了大得多的阻力，最後不得不無功而返，掉頭北上。而就在這一過程中，胡宗南、王均到了甘肅，中央軍開始向陝西、甘肅、青海等地滲透。紅軍到了陝北之後，中央軍不但從甘肅、河南兩面威逼陝西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而且進入了從來就插不進手的山西，湯恩伯、李仙洲、關麟征等十餘師中央軍入晉。

　　通過對紅軍的圍追堵截，蔣介石的戰略目標實現了，西南和西北都歸到了蔣氏的麾下，建立了國民政府對這一區域的有力控制。這一收穫，對於蔣介石的意義十分重大，使其以西南、西北為總後方的對日戰略能夠付諸實施。但是，蔣介石不顧外敵，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使其國內的政治支持度大大下降，也給不同派系的反蔣力量提供了口實。在日本的步步進逼下，蔣介石一退再退，一讓再讓，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和不信任。1936年1月，紅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渡河東征，進軍山西。兩廣的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則以抗日的名義發動了兩廣事變。身在泰山、軍隊盡失的馮玉祥也躍躍欲試。儘管紅軍東征、兩廣事變這些軍事行為，沒有對蔣介石造成致命威脅，但是，蔣氏的國策，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地位，也喪失了軍隊（特別是非嫡系的軍隊）中下層軍官士兵的支持，直到引發西安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