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中國原子彈比較具體的計劃，是在1962年進行第一次核試驗。然而好景不長，後來蘇聯由暗中到公開停止援助期間，二機部於1959年8月向中央提出了製造原子彈的新的設想：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適當儲備。其後在飢餓中經過三年左右的艱苦奮戰，中國的原子彈計劃在幾個重要方面實現了一定突破，終於有了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 本文節自《原子彈調查》，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最初，中國原子彈比較具體的計劃，是在1962年進行第一次核試驗。但制定這一計劃的背景比較特殊，時間是1957年，那時蘇聯答應給予全面援助，並且已經有了具體的實施行動。然而好景不長，後來蘇聯由暗中到公開停止援助期間，二機部於1959年8月向中央提出了製造原子彈的新的設想：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適當儲備。其後在飢餓中經過三年左右的艱苦奮戰，中國的原子彈計劃在幾個重要方面實現了一定突破，終於有了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

　　但是，原子彈研製最需要加大投入的關口，也正是國家處境最艱難的時候。在國際上，同美國對抗，與蘇聯交惡，還和印度發生了邊境戰爭；在國內，大躍進等極左思潮泛濫，社會生產力遭受嚴重破壞，各種困難堆積如山。此時，國防尖端技術是上，是緩，還是下？在國防科技系統，甚至在最高決策層也引起了各種議論。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上，這兩種意見尖銳對立，爭論的溫度不斷升高。反對搞尖端技術的意見，主要是出於對國民經濟建設的憂慮，他們認為研製原子彈困難太大，蘇聯的援助沒有了，技術上有很多困難，國家經濟困難，當前的整個經濟形勢不好，我們的工業基礎薄弱，原材料無法保證，品種規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難重重，搞兩彈花錢太多，拿不出那麼多錢來，影響了常規武器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應該暫時下馬，等國家經濟好轉後再上。不能為了一頭牛，而餓死一群羊。等等。這樣的意見，因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確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得到了多數人的贊同。

　　7月下旬，主抓兩彈的聶榮臻元帥也來到北戴河。當他了解到這樣的情況，看出來一種對兩彈研製懷疑猶豫的趨勢正在擴大，深感不安。范濟生當時任聶榮臻辦公室主任，對那段時期聶榮臻的焦慮有所了解。范濟生說，爭論的背景就是，當時國家經濟困難，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條條來，有些需要調整，在這個情況下國防工業在北戴河召開會，會上會外有些同志覺得兩彈困難太多，集體主張下馬。聶老總是7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聽劉西堯匯報，以後又找了一些其他同志匯報。老總越聽越覺得這個問題嚴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談，一個是了解情況，一個是做做思想工作。聶總在會上做了一個比較系統的發言，基本內容大體是這樣的，第一個是自力更生，兩彈為主，導彈第一，這是中央確定的方針，不能動搖。爭取三五年內突破尖端，這是歷史的任務，困難是有的，但我們有能力克服。第二個就是兩彈為主，並沒有排除常規武器的發展，我們應該繼續兩條腿走路，既搞常規，又搞兩彈。老總還提出一些措施，一個是縮短戰線，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戰線，這樣可以少花錢多辦事。大家一同來攻關，我相信社會主義優越性就在這裡。再一個就是我們困難多，應該理一理，先解決什麼，後解決什麼，我相信我們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林彪講軍隊戰時打仗，平時就是要搞裝備，搞的話必須形成拳頭，兩彈為主，導彈第一是林彪提出來的。聶總還說：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儀器儀表和技術力量分散的情況下，常規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能搞步槍、輕機槍等等，如果這個也搞不出來，那只有靠梭鏢了。

　　毛澤東的直接指示

　　毛澤東對這個會議很關心，也注意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之前，聶榮臻將一份日本軍事工業發展情況的資料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當時正在杭州，10天后，毛澤東讓秘書從杭州打電話轉告聶榮臻：中國的工業技術水平比日本差得很遠，我們應取什麼方針，值得好好研究一下。並說八月毛澤東要找賀龍、聶榮臻等談一談。聶榮臻事後說：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指示，成為解決這一爭論的契機。

　　劉傑說，1961年春夏的日子多難熬啊！毛主席、周總理的餐桌上幾個月不見油水，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吃不好飯了，這困難就太大了。在一些領導人的心中，疑問、憂慮隨歲月的艱難而增長。不能說這些考慮以及下馬的主張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在兩種意見相持不下的時候，少奇同志發言了，他說：原子能工業的現狀究竟如何，是上好還是不上好，是否把情況摸清楚以後再定。按說當初搞原子彈是毛主席親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決策，但這個時候很特殊，很困難，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見，等調查清楚後再定。

　　李旭閣說，不要認為主張下馬的人就沒有道理，那是不對的。當時我們國家老百姓餓死了多少人！飯都沒的吃，搞經濟的領導人主張等經濟稍微恢復以後再上，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聶榮臻當時身處矛盾中心，十分擔心導彈原子彈計劃受到衝擊。他當即召集出席會議的有關人員開會座談，分析研究尖端技術的基本情況，認為近程地地導彈已仿製成功，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導彈正在進行研製，原子彈也在探索性研究試驗工作的基礎上，開始了基本理論和關鍵技術的攻關。因此，只要齊心協力，加上政策、措施得當，經過艱苦的努力，爭取三年或再長一些時間，突破兩彈技術是完全可能的。8月20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

　　報告雖說送上去了，但聶榮臻心裡還是不踏實。因為報告裡有原子能工廠可爭取於1962年至1964年先後投入生產，隨後即可製造一般的原子彈這樣一段對中央帶有保證性的話，非同兒戲。究竟能不能落實？所以，這年10月，中央軍委便指派張愛萍、劉西堯，和劉傑一起到二機部的廠、礦、院、所等建設與科研生產第一線進行實地調查。

　　聶榮臻的秘書周均倫說，1961年7月20日前後，聶帥去了北戴河。8月23日，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從杭州打電話，說聶帥有關日本方面軍事動向的報告，毛主席已經看了，對日本國內有關企圖製造原子武器的爭論比較重視，批示要幾位老帥考慮，以後再議一下。這個報告是甘子玉起草的，甘子玉原先是中山大學的，1949年時就已經在廣州參加革命了，但由於長江有戰事，過來不安全，就轉道香港，再經台灣回到大陸。後來有人就這一點質疑甘子玉能不能做聶榮臻的秘書，聶帥說，主要看本人的表現。所以，這個報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過之後，聶帥看了，又分頭讓幾位老帥看了。但是，雖然毛主席支持繼續把原子彈搞下去，聶帥不是還有些不放心嘛，就派張愛萍他們下去調查，一個點一個點摸清情況。

　　張愛萍說，中央政治局開會，政治局有些人提出了上馬，也有人提出下馬。有一部分人說，蘇聯專家撤退以後，我們科學技術不行，因為建國開始，我們的工業也不行，這個沒有蘇聯的援助幹不成，所以先下馬，等我們國家初步建設起來以後再搞。一部分人就主張上馬，主要是幾個元帥，陳、聶、葉、賀幾個元帥。陳老總在政治局的會議上說：哪怕把我們中國人的褲子當了，都要搞原子彈。劉少奇同志就提出來，現在不要爭是上馬還是下馬，先要把情況摸一下，派人去調查一下，然後再來決定。大家同意。在軍委會議上傳達了這個情況，陳毅和賀老總就叫我去調查。這個時候我就提出，我從來就只知道山藥蛋，根本不知道什麼原子彈。陳老總就沖我了，因為我們很熟悉，他說你不知道就學嘛，就訓我了。我想了一下，我一個初中學生，我懂得什麼東西？但中央決定、軍委決定沒有辦法，我想總要有個人比我知識高的。正好，國家科委有個副主任叫劉西堯 ，他是大學畢業，所以我說是不是請劉西堯同志跟我們一起去調查，最後軍委同意了。我們到研究所調查的時候，沒讓他們講別的。他們開始是匯報，我說我們來是向你們學習的。我問他們幾個問題，我說第一個問題你們直接講，你們研究之後，還需要給你們什麼條件，給你們什麼東西，你這個研究就成功？我說在什麼情況之下你能把這個東西研究成，你需要國家幫助你什麼？然後這樣子你就很快拿出來，把這個東西研究成功。每一個地方一開始都是匯報，我們就告訴他們這句話：你們需要國家給你們什麼條件，你最早的時候拿出這個東西，在哪一年，什麼時候？然後他們根據這個就提出來，你拿什麼東西給我，我們什麼時候就能完成。到每一處調查，沒有了解他們你研究什麼樣、我研究什麼，沒管那個東西，就是問他們需要解決什麼問題，你就能夠最早什麼時候拿出這個東西。轉了幾個月之後，回來就寫了個調查報告。這個報告經軍委轉給中央，就到了小平同志手裡。小平同志把這個報告批給毛主席，還有周、朱、彭真同志。就講，這個報告很好，如果你們沒有時間看，你們只看第一頁和第二頁半就行了。

　　爭論：原子彈能否暫時擱置

　　當時曾有一種意見，就是原子彈暫時可以擱置起來，等到國家經濟狀況稍好一些之後再說，可以推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進行。如果真是這樣，那三五計劃恰好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了，毫無疑問，歷史的面目將會是另外一副樣子。

　　劉傑說，這次調查我記得一共進行了差不多兩個月。我陪同張愛萍同志、劉西堯同志首先在北京了解情況，同時再一個廠一個廠走，到西北，一直到礦山，到湖南選礦場，做了一番了解。那個時候整個工程的進展，當然差得還比較多，但是總的來看，在蘇聯專家撤離以後，經過幾年苦幹，各個方面都有很多的進展。張愛萍實際上不直接管這些經濟問題，他這一次去，一面看情況，一面給大家鼓氣，鼓勁，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1962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集工作會議，毛主席曾經講過一段話，話裡邊就是說，當今的形勢啊，雖然不是一片光明，但也不是一片黑暗。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來更好地完成我們這個任務。這個時候特別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處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的矛盾。聽了毛主席這個話，我就考慮，我們是不是應該有個目標。這個目標以前也提了很多次。1959年6月20號，蘇聯提出來拒絕提供原子彈的模型。在廬山會議上總理提出來，我們自己搞原子彈要8年。部裡邊黨組研究，我們爭取5年實現原子彈的爆炸。8年呢，進行儲備。那個時候說5年，恰好就是1964年。第二次呢，就是1960年8月蘇聯專家撤走了之後，那時候也曾經討論過，也曾經有預測，說我們爭取看1964年是不是有可能。第三次呢，就是張愛萍同志、劉西堯同志，他們來檢查了之後，這是在1961年了，也提出來1964年。這就已經三次了。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考慮，是不是可以定出一個目標。假如沒有一個目標的話，很可能就是慢慢來了。散步的時候，遇見陳老總，陳老總一見面就問，劉傑，你什麼時候交貨啊，我現在等得頭髮就要白了。他說我這個外交部長啊，沒有原子彈，這個腰杆子就不硬啊！要爭取時間吶！陳老總說，你好好想想。後來陳毅又說，世界各國看中國兩件事，一是糧食，一是原子彈。搞不出原子彈這個東西，別的都是空的。我一聽這話，就感覺到很有分量。再聯想到過去總理在開會的時候，就多次談到了這個問題。那個時候美國不斷地來推斷中國什麼時候核爆炸，總理也不止一次在開會的時候，笑着說，劉傑啊，什麼時候能核實驗啊，第一顆核實驗什麼時候能進行啊？我和張愛萍從下面調查回來之後，去向林彪匯報，林彪態度非常堅決，說，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響，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所以，這就讓我們認真考慮，現在應該提出一個比較肯定的目標，而不是過去預測性的目標。我就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在報告裡講，原子彈是世界上已經有了的，只是我們沒搞過，沒有經驗而已。中國人有了四大發明，人家已經有了的東西，這規律難道我們不能掌握嗎。後邊又闡述了一下我們這兩年來核工業和核武器進展的一些情況。我們只要能夠努力去解決這些問題的話，爭取1964年或1965年進行第一顆原子彈的試驗，還是有可能的。報告送上去以後，薄一波同志後來見到我說，毛主席看了這個報告，說很好嘛！

　　作為二機部部長的秘書，劉正威跟隨劉傑，陪同張愛萍一起到底下去做調查。劉正威說，出去的時間是10月9日。那天一到飛機場，我估計是軍委派的專機了，我看張愛萍同志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非常瀟灑，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然後就陪他們出去了。出去以後先是從東到西，先從包頭起，然後是登高原跨戈壁。大概用了20多天，二機部主要的廠礦都看過，越走興致越高。回來以後稍事休息，11月2日，就到聶總那作了一個匯報，這次匯報我沒參加，是劉傑、劉西堯、張愛萍他們去匯報的。匯報以後，我那時正在辦公室坐着，劉傑同志說你代張愛萍、劉西堯他們起草一個這一次行動的調查報告吧。我說那好吧。那時候劉傑倒沒作更多的指示，因為沿途劉傑、劉西堯和愛萍總長他們的講話精神基本上我都了解了，對部里各個單位的情況比較熟悉，他們出去的思路我也比較清楚，所以我就給他們起草了一個報告。起草完把它謄清了，給劉傑過目後送給張總長。當時文件比較機密，我就坐上車送到張愛萍同志的家裡。

　　這之後，劉少奇主持會議，由羅瑞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原子彈研製的情況。劉傑也參加了匯報。劉少奇說，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還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對了。當匯報到原子彈技術的複雜性和高度綜合性，靠一個部門很難完成任務，需要全國各方面的配合，中央應有專門機構抓時，劉少奇提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個委員會，以加強這方面的領導，現在就搞，否則就耽誤了。你們提出個方案和名單，報中央批准。劉少奇知道這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尖端工作，所以說話留有餘地。

　　會議結束後，羅瑞卿向毛澤東和中央寫了報告，其中沒有提1965年這個後限，而突出說力爭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並且，為了保證實現這一目標，報告還提出了由周恩來總理任主任的15人中央專門委員會名單。毛澤東看了這份報告後，在第一頁的空白邊沿處批了15個字：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實際上，二機部的一切工作都是按1964年爆炸這個目標做的。劉正威說，羅瑞卿向中央的報告上，把最遲1965年爆炸這一句留有餘地的話刪掉了，只說定在1964年炸，這也是聶榮臻的意見。那麼毛主席就批示了，很好，照辦，這就成為一種決策了。劉傑回來傳達時就老講，鑼鼓點越敲越緊了。設立中央專委會，歷史證明它的作用的確太大了，周總理親自掛帥，那可不一般啊。

　　中央專委除主任由總理周恩來擔任外，還有7位副總理和7位部長級領導，即副總理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以及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等。

　　本文節自《原子彈調查》，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