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幼子胡思杜的人生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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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有三子。長子祖望，出生在1919年3月16日，距胡適母喪僅四個月，取名“祖望”有望祖的意思；次女素斐，出生於1920年8月16日，不幸在1925年5月早夭；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這天正好也是胡適的生日，取名“思杜”是為了表示對恩師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思杜少年時候患有肺病，時讀時輟，所以胡適專門請家教輔導兩兄弟，其中有一個家庭教師,就是胡適的弟子，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羅爾綱。羅爾綱當過小學教師，對付小孩子有一手，把兩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其它老師教不了多久就要走人，羅爾綱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對胡家也比較了解。在羅爾綱晚年著的《胡適瑣記》中，有一章提到了胡思杜，說他從小就有進步思想，比較愛國熱愛魯訊等等，這是他在有意替胡思杜澄冤，有政治上的企圖。當時的胡思杜只是小孩子，不可能有這麼豐富的想法，他的舉動應該歸因於他生性比較活潑。胡思杜的堂兄胡恆立回憶他少年時，說他臉圓圓的，異常的活潑搞怪，常常妙語如珠，是大家的開心果。

但是胡思杜不怎麼好讀書，“善交朋友，好玩樂。”抗戰開始後，胡適赴美任駐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適母校康南爾大學就讀。胡思杜則隨母親避難上海，胡適委託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這位竹姓朋友寫信給胡適：“小二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趕快注意。”

胡適青年時在上海墜落過一段時期，他怕幼子蹈他復轍，於是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進教會學校海勿浮學院就讀。胡思杜在美國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國的原因距羅爾綱說是在美國染上了吃喝的惡習，被學校驅逐。胡適當時對這個兒子有一點惱火，所以胡思杜回國後，胡適的許多朋友替他介紹工作，都被胡適以不可勝任為理由而拒絕。後來胡適安排他到北大圖書館工作，裡面也含有要他多讀書長學問的用意。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軍包圍，國民黨開展“槍救運動”，用飛機空動出陷在北京的專家學者。胡適作為國際名人知名學者，排在被“搶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願意隨父母南行，具體原因不明，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胡適夫婦沒法，留下一箱細軟，乘傅作義安排的飛機飛南京，後赴美國，1958年定居台灣。直至老死，沒能再上幼子一面。

北京解放後，胡思杜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部學習。胡適當時被稱為“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作為胡適的兒子，胡思杜背負着與生俱來的罪孽。但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會，想要被新的政權肯定。於是他主動上交了胡適留下的一箱財物，並順應要求，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現十分積極。他寫了一份思想報告《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叛》，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這一舉動得到了上層的讚賞，使他得以在畢業後能夠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教歷史。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的這篇文章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引起了大陸，台灣，美國三方面學人的關注。胡適認為思杜是逼不得已的，“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裡，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裡也沒有。”

胡適這麼認為有他的理由。中國共產黨對胡適採取的是爭取和批判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批胡適對國民黨“小批評大幫忙”，另一方面又頻頻向他揮動橄欖枝。在胡適南飛前夕，中國共產黨的廣播台播出了“對胡適之先生廣播”，要求他不要離開北京（當時叫北平），並許諾讓他繼續做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長，不僅如此，還派潛伏在北大的地下黨當面勸誡胡適。胡適的反應是“微微一笑，說‘他們要我嗎？’”結果胡適還是南飛了，政策也就由拉攏側向於批判。1949年，香港左報紙刊出了《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文中說道：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集團。你為什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的勇氣，你應該轉向人民。“

以上是批評，下面則是勸喻，“我現在很誠懇的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翻然覺悟……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對於此文胡適公開表示了鄙夷，他聲稱陳垣不會寫白話文，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他在1950年1月9日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自由》作為回應，說陳垣他們現在“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明確表示不可能在一條路上相見了。

這種不合作的態度使當局堅定了大批判的決心。於是胡思杜的那篇文章被公開發表，（本來它只是一份普通的每一個人都寫過的思想報告）其中有些文字是很傷人的：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所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的。一九三零年做北大文學院長以後，更積極地參加鞏固加強匪幫的行動，成為反動政權的忠實走狗。這次出走，並在美國進行第三黨活動，替美國國務院掌管維持中國留學生的款項（企圖培養大批民主個人主義者，忠實於美帝的信徒）。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惡和他的有限的（動機在於在中國開闢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卑微不足道的。”

胡適把那篇文章剪下來粘在日記上，當年10月，他寫了《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國》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這又是一篇反X文章，促使大陸堅定了大批判的決心。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等刊物上轉載，以此為契機，大陸方面興起了第一輪胡適批判高潮。

這場批判從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為“三反運動”而擱置，其間許多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如湯用彤金岳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

胡思杜以為與胡適劃清界線，就可以擺脫父親的陰影，無所扯絆的投入新社會去了。他顯然低估了胡適影響力，也低估了新政府的決心。他是有原罪的，這個罪至死方休。

1954年，兩個“小人物”批判紅學權威俞平伯，因為俞平伯是胡適的弟子。到11月份風潮又向胡適捲來，當進文藝界的兩個旗手周揚和郭沫若，秉承旨意，號召發動“馬列共產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鬥爭。”打倒“中國共產主義與馬列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當代孔子”胡適。

這場批判風潮持續了十個月，範圍廣力度大，徹底的把胡適批透了，以至於“胡適話題”變得不新鮮，在文革里人們也懶得抓這根辮子。在這場批判中，胡適被扣上了許多罵名，如“異族胡適”“文化漢奸”“胡適這個妖怪”“套着美國項圈的走狗”“出志祖國的最無恥的賣國賊”。胡思杜是“漢奸”“走狗”“賣國賊”的兒子，壓力可知。

胡思杜生命最後幾年唯一的親人是他遠房堂兄胡思孟，其他親戚如堂兄胡恆立，舅父江澤涵等，身份都是黨員幹部。胡思杜怕連累他們，不常往來，而胡思孟是個工人，目不識丁，沒什麼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為“黑幫分子”）

因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沒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幾的人單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儘量樂觀，以為會得到新社會的容納，但卻一直是二等公民。他一直想入黨，到了1957年，中央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認為貢獻的機會來了，就積極主動的給他所在的院部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沒想到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風去突變，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終於承受不了打擊，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殺了。留下一封遺書給胡思孟，滿紙辛酸：

“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過。你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錶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引胡思孟口述）

胡思孟趕到他所在單位的時候，看見大院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適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個小木牌，如今已經找不到了。

胡適一直不知道他的幼子已先他而去，他在1957年6月4日立遺囑，把妻子列為第一財產繼承人，兩個兒子立為第二繼承人，一直未改。1962年，胡適心臟病發瘁死台灣。不知這對父子泉下相逢，是怎麼一番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