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並不太遠的過去，中國曾有一段歷史，將千千萬萬的中學生一併捲入。當這批人如今已經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們將如何面對自己荒唐的青春？他們會有哪些悔恨，有哪些感悟？他們最想告訴後人的是什麼？
　　上個世紀，1966年狂飆席捲中國大地的時候，一代中學生究竟是受騙上當，還是推波助瀾？他們是無辜的天使，還是天生“原罪”的孽障？
　　塵埃落定後，且看一個過來人，以當時的親身感受述說往事。在做人的底線遭受衝擊時，各色人物是如何表現的；一個民族最淳樸的底色是如何開始污濁的；民族素質這條“魚”，是從何時開始爛起的？
　　本文筆法樸素，在幽默中帶有深深的沉痛，道出當代人聞所未聞的離奇故事……

第一章 文 / 清秋子　

　
　　我是傾向於反權威的，不大承認任何權威。這也許和我中學時代所受的薰陶有關，儘管我實際上只念了一年中學。那個時候，是60年代，一個對中國的走向影響至關重要的年代。其實，60年代也有“新人類”，喜歡標新立異，他們比較幸運，歷史終於讓他們遇到了1966，逆反心理一下子就噴發出來了，勢如洪流。
　　那個時候的中學生，還是有一點精神生活的。像《王傑日記》、《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類小冊子，就不用說了，太多。就連《中國青年》，也基本是連篇累牘的“主流話語”。那時候，如果想選擇，也有《我們愛科學》、《兒童文學》一類有趣的雜誌。還有一本書，叫《科學家談21世紀》，那應該就是說的現在吧。裡面描述的事物，神奇無比，多半現在已經應驗了。你比方，城市高架列車、電動人行道、空間站、太陽能什麼的。書裡的插圖，也很富誘惑，那麼高的摩天大樓，基本等於共產主義景象。科學家們唯一沒預料到的，就是車匪路霸、假冒偽劣之類——因為那跟科學無關。
　　中學生只要是有心，還可以讀到儒勒-凡爾納的系列，還有蘇聯的一些科幻科普書，都是在50到60年代之交出版的，容易找到。當時不大提倡讀，但讀了，也不犯忌。
　　那時候，歌劇《江姐》正在熱演，裡面那個《紅梅贊》正流行，好聽，到現在，也還是好聽。不過，不為現在的人所知的是，那年月同時熱演的，還有話劇《阮文追》和《千萬不要忘記》。前者，說的是一個英勇犧牲的“越共”，樣子很帥，跟美國電影裡的越共截然不同。幾十年後，我看到一張老照片，是南越偽軍官在西貢街頭槍斃越共，那個越共，就慘了點兒，形象太委瑣。後者，是警世劇，說有一個青工，不好好幹活，熱衷於打野鴨子賣錢，好給未婚妻買華麗衣服，走入歧途。那個劇，轟動得不的了，各省的話劇團都在演。現在看來，乏善可陳，不過是老八股，沒人信，如今哪個小伙子要是不這麼幹，還真就討不上老婆。但那時，叫人耳目一新，為避免蘇聯放棄革命的悲劇，看來得從個人行為做起。話劇把反面角色塑造成了“小資”，他給未來老婆寫的情書上說：“一天不見你，我的心裡是多麼惆悵……”演到這兒，觀眾哄堂大笑。在那年頭，說個“惆悵”，也讓人恥笑。所以我認為，現代漢語的詞彙匱乏，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電影卻是逐漸不行了。1965的暑假，放了一個《霓虹燈下的哨兵》，有點兒喜劇味道。因為當時公共信息中，幽默的成分太少，所以這片子讓人開懷大笑。小孩子們，都能背下裡面的大部分台詞，一個暑假裡，都在叨叨咕咕。
　　那年月，生活很平靜，少年人覺得是生活在玻璃房子裡，無風無雨。土匪、惡霸、工頭、資本家、妓女、詐騙犯、賣身契，那是永遠絕跡了。要關心關心的是，全球另外“三分之二”如何，所以大家都愛看《參考消息》。1965年9月20日，印尼內亂，軍方首腦蘇哈托殺共產黨人，把個世界上數得上的大黨（按人數算）給殺光了。事態是一天天進行的，我們就一天天追着看。看到最後，一聲嘆息。蘇哈托這個老傢伙，居然到現在還不死，我們當時都恨不得食其肉。
　　至於教育，那絕對是“應試教育”，不過是“溫柔版”。一到下午，班級的體育委員在教室就往外攆人，女生去跳大繩，男生去踢足球，怕大夥念書念傻了。但學習成績好的主兒，仍然是牛逼。不管主流怎麼說，提倡體力勞動者光榮，最光榮的是掏大糞，但民間自有其價值取向，那就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文科的，不過是二等公民。同學間，大家關係還行，不存在歧視，倒是老師比較歧視差生。追求思想進步的也有，但假如你不追求，也沒人強迫。階級出身方面的歧視，不大明顯，官宦子弟還是比較克制的，由於教養好，甚至比較文雅。那時候，也有窮孩子。我們班的一個班長，老爸是工人，估計是“大老粗”，沒什麼技術，錢少，孩子多，全家每天買菜的錢，只有幾分錢。我去過他家，一貧如洗。可是沒人歧視他。只要你學習好，或者人穩重，同學們都挺尊重，小馬哥要是生在那時代，決不會被擠兌成那個樣。那個年代，對小孩子來說，可能是比較不錯。
　　那一年，我13歲，擱到現在，除了看動漫、打電游、吃雪糕，還能知道什麼。可我們那時候，覺得自己大了，要胸懷世界，干點兒英雄們幹的事兒。
　　果然，千載難逢的事兒，就讓我們趕上了。
　　巨變發生在1966年5月，地平線開始傾斜，山雨欲來。是5月初吧，姚文元老先生的《評“三家村”》在媒體發布，全體老百姓震動。那時候，強勢媒體是廣播，街頭巷尾的，都有高音大喇叭，免費向民眾播出時事新聞。那一天，播音員的語氣特莊嚴，一聽就知道，要出大事了。

第二章 文 / 清秋子


　　“五一”過後，我們那個班級正在一個小廠勞動，給木製教學用具刷漆。我個人以為，讓小孩勞動勞動也不錯，起碼能知道一蔬一飯來之不易，省得像現在80後這樣又饞又懶、光知道泡MM、泡帥哥。小廠在郊外，環境不錯，我們就當是玩，卻不知世事已一日千里。
　　5月份以後，《人民日報》連着發表大塊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概念。一開始，是兩種提法，一個叫“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一個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來才統一了。局面急轉直下，連共和國主席都大感意外，老百姓更是直勁兒猜測。我們的勞動干到一半，就被學校緊急召回。那時，課程已經停了，由於慣性才保持了上下課的形式。學生們坐在教師里看報紙，讀《活頁文選》。這個《活頁文選》，現在的人也不知道是啥東東了，就是把報紙社論、重頭文章印成薄薄的小冊子，一分錢一份，新華書店敞開供應。
　　這麼學着，其實沒什麼效果，那個年代的人，樸素到不能再樸素了，渾身上下也看不出哪兒有資產階級因素。你讓他再“革命”，他也不知道怎麼革。記得我那時不住校，中午得帶飯，我姥姥疼我，每天給我一毛錢，讓我自己在供銷社買兩個豆沙包帶去。這居然引起了部分同學的憤怒——“他怎麼可以天天吃豆沙包？”好像我吸了人民血汗似的，嚇得我趕緊讓姥姥準備米飯加鹹菜，這才平息了輿論。
　　到了“六一”，暴風雨終於來臨。當天，《人民日報》的社論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時候還算是治世，是個常規的國家，忽然首席報紙上發表這麼一篇東西，天下怎麼能不震恐？那天我在學校留連到很晚，看報紙，聽廣播。一個叫聶元梓的老女人，北大的一個系黨總支書記，給北大的頭頭貼了大字報。大字報是啥東東？就是用毛筆在一開的大紙上寫上對某某人的意見，字大如拳，然後貼到公眾場所去。就跟現在網上的“強帖”一樣，有那揭短的打字報一出，觀者雲集，叫做 “為之譁然”吧。聶元梓這個老女人一出，天下真的就亂了，其實北大也不光是“民主搖籃”，它也出過亂世妖孽，不過現在全不提了。
　　老聶是個牛人，她喚醒了無數野心家的潛意識——權威也可以罵。報紙上盛讚，說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老聶啊，就這麼一舉成名了。那時有三分之一的人念不出這個“梓”字，叫她“聶元辛”也叫過好一陣兒。
　　“六一”後，我在學校每天都滯留得挺晚，聽高年級的同學分析形勢。終於有一天，有學生貼出了“質問校黨總支”的大字報，就貼在走廊上，觀者如堵。有些同學看不慣有人這麼撒野，就高聲質問。兩下里開始辯論。我的一個陳姓同學，情緒異常激動，淚落如注，對我哽咽着說：“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對待黨？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對待黨！”我受到強烈感染，不禁也熱淚盈眶。
　　可是報紙不在乎你老百姓樸素的感情，天天在加大力度。毛主席又在北京“文革接待站”露面，說了一句：“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主席發話了，人們就不能不深思。漸漸地，我也放棄了保守態度。一次，一個高年級同學給我們分析，說這次，跟“反右”不同，1957年給黨提意見的，是右派。現在敢於提意見的，是左派。我恍然大悟。
　　大字報也是一種輿論，看來是擋不住了，在學校內不斷出現，只是缺少轟動效應。當時的校領導，都是行政高手，他們靜觀事態，當然也有點兒不知所措。
　　6月的東北，是好季節，晚上就更美妙。我在學校呆着，忽然想起語文老師挺可厭——背頭梳得太亮，呢子衣服太整潔，又傲慢異常。我想拿他出口氣，立刻口占一詩：
　　
　　頭髮梳得亮光光，
　　皮鞋踏得響梆梆，
　　語文老師佟**，
　　耀武揚威進課堂。
　　……
　　
　　後面是什麼，忘了，總之極盡挖苦之能事。我的一位涂姓同學毛筆字寫得好，立刻抄成大字報，張貼在主樓的三樓樓梯上，大字報挺長，一直垂到二樓。我們主摟的樓梯，是個天井式的，站在一樓，可以看見三樓。大字報一出，全校譁然。那時我們校有一多半人住校，各寢室呼朋引類，眨眼間人群就擠滿從一樓到三樓的全部樓梯。
　　高中同學尤其開心，先開始有人朗誦，後有人倡議：“大夥一起念。”於是立刻，千百條喉嚨放聲朗誦：“頭髮梳得亮光光，皮鞋踏得響梆梆……”及至念完，掌聲、笑聲、起鬨聲，亂成一團。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啊。大夥意猶未盡，又起頭念了一遍，整個大樓被震得嗡嗡亂響。後來有當晚不在學校的同學說，在三公里外他家都能聽得見，不知道學校出了什麼事情。語文老師的尊嚴，就在這齊誦聲當中，灰飛煙滅了。
　　鬧到後來，學校教導主任出來了，是一平素威嚴的女人。此時她態度和藹，一個勁兒說：“同學們，你們的革命精神是好的，但是這個樓梯的承重是有限的，為了避免發生危險，請大家散去。大字報也不要貼在這裡。”
　　高年級同學立刻就有人反駁：“樓梯不結實，拿出證據來！”更有人叫喊：“滅火隊！可恥！”
　　教導主任忍辱負重，笑容不改，還是勸。又僵持了一會兒，大家覺得已經過癮，就決定散了，但大字報誰也不能動。
　　6月的晚風，拂面溫柔無比，從主樓出來，走在操場上，只見三三兩兩的同學邊走邊議論這事。有幾個極漂亮的高年級女生，還在背誦我那詩，繼而就咯咯地笑。

第三章 文 / 清秋子　

　
　　我們那個學校，是省重點，叫做“省實驗中學”，全省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師大附中。這兩個中學，集中了全省的精華。在我們校，幹部子弟特多，他們有內在的優越感，文質彬彬，人也都長得清秀，估計老媽們都是美女。他們的爹媽，一般是省市機關的局處長，家裡住小洋樓，兩戶或四戶一棟，房間多而且寬大。多年以後我想過，他們是不是憑了特權上了這好學校呢？然而又不像，因為這類同學，學習成績都非常好，完全可以憑實力考上來。當年走後門的，也有，但很罕見。我們班一個王姓女生，來自市郊農村，看不出是什麼佼佼者，就因為她哥是校後勤處的頭兒。那時的人淳樸，沒人來追究這個。
　　我的情況，就比較尷尬。我爹媽是高級知識分子，不過跟儲安平那一類不同，一是他們年輕，解放時才大學畢業，沒那麼多歷史糾葛；二是他們是搞科研的，不是人文知識分子，不存在“謀逆”的潛在可能。當時的國策是，中國要強大，科學要發達，一般不去騷擾科學人士，所以相對日子好過一些，但終究不是主流階層。再加上收入較高，又不免遭人忌恨。這樣的人士，在那個年代裡，有一點兒另類和灰色。
　　當時人的經濟水平，幹部，大學畢業工作後，一般月入是 36元錢。工人，學徒工大概是15元，八級技工也就是“工人貴族”能達到80元。我父母一個月的收入，加在一塊兒是220元錢。而國家主席和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據說是月薪400元。可見我們家還較為富裕，因此，一直為部分同學所側目。
　　偏偏我的學習成績又不大好，在班上屬於最後三名之列，數學、俄語、語文、地理，一樣也提不起來，成了“富家子弟多廢物”的典型。整個初中一年級，都鬱郁不歡。我小學上的是一所單位的職工子弟學校，教學水平有限，我還可以躋身於優秀生之列。中考時，作文僥倖沒跑題，憑本事考進了重點校。可是一到初中，就傻了眼，就像小縣城的高考狀元進了北大，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差生。
　　我努力了一年，改善也不大，就是笨，無法。到一年級下學期，也就是1966年3、4月份，僅有語文稍有起色，有個把篇作文的個把句子，被佟老師用紅筆畫了些圈點，意思是“孺子尚可教”。但佟老師並不把我當回事，他只垂青一位苗姓的女同學。那苗妹妹長得漂亮，作文也端的是好，回回都拿來當範文念。
　　班主任張老師，女性，壯碩，原則性強，認為我這樣的學生，不堪造就成“接班人”。她對官宦子弟比較尊重，對我，一直輕蔑。一次開家長會，張老師特地對我爸說：“一定要讓你的孩子在家掃廁所，鍛煉鍛煉。”爸爸是老實人，諾諾而退。回來跟我媽說，我媽厲害，由於當時經常遇到這類啼笑皆非的事，所以她根本沒當回事，只說：“開玩笑！她不知道，我們家廁所乾淨着呢，掃廁所，能鍛煉什麼？”
　　那個時代，很有些矛盾的事。一方面，突出政治的調子很高，一方面人們仍熱衷於鑽研業務。後來的大字報，就開始直指“反動學術權威”了。我們學校的李校長，名紹基。這名字不大好，跟“燒雞”諧音。那年月好吃的東西少，電影裡漢奸和腐化分子都願意吃燒雞。我多年以後才品出來，這位李校長其實是個性情中人，灑脫得很。他當時有兩句名言，被革命的學生們抓住了辯子。一句是，“要披頭散髮趕附中”。你看，這多麼形象。一個人，要達到一個目標，真就要有這種“披頭散髮”精神。當今的女孩子，如果都能“披頭散髮傍大款”，我認為，一定沒有傍不上的。還有一句是：“你們知道爵士樂是什麼調子嗎？就跟小孩小便的聲音差不多，你們聽啊，噓噓噓——”
　　前一句，革命學生斥之為鼓吹“白專道路”，後一句，學生斥之為“灌輸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大字報言之鑿鑿。李紹基校長，就此威望掃地，成了笑料人物。
　　這還是打的邊緣戰，是大亂的前奏。66年5月16日，著名的《5、16通知》出台，實際已決定了中國未來的走向，但老百姓不可能知道。後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出台，這個是公開的，俗稱“十六條”，確定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明白的話，傻瓜才不理解。
　　終於，火力漸漸開始對準當權派了。從6月初起，老師們就已全面退出學生生活，不知道幹什麼去了。這時候的中學，學生處於自治狀態，高年級同學一開始對我們說，要停課鬧革命，今年的高考也暫停了。我們聽了略略有些激動。過了幾天，又有準確消息傳來：永久性停課，全力以赴投入運動。開課的事情，到運動後期再說。我們簡直是狂喜，尤其是我。再見了，可惡的課本！再見了，不討人喜歡的老師！自由從此開始。那一天，我們幾個同學跑到學校實驗田裡，摘了幾個西紅柿吃，夏天的西紅柿，真是甜，甜到心裡。從那一天起，我就再沒學過中學課程了。到現在，化學、物理、數學的知識等於白痴，給我老爹擦鞋都不配。
　　

第四章 文 / 清秋子　

　　學生們在蠢動，學校管理層也不是泥塑木胎，他們駕馭學生多年，老到得很，這次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從上頭的精神里得不到相應的辦法了，卻能依照慣例來處理。他們拿出的一招是“散其鋒銳”。首先，不允許大字報貼在教學樓走廊了，而是在體育館另闢了場所，拉起繩子，你有多少大字報都儘管貼。結果大字報雖多，卻不能像在教學樓里貼出來那樣具有喜劇效果了，衝擊力隨之大減。其次是組織學生去勞動、下鄉。你要革命，總不能牴觸勞動吧，等你去勞動，革命自然也就得放一放。這個辦法，也有點兒用，學生喜好新鮮，一勞動，確實就忘記了現實。再有就是把原來靠近領導的“基本群眾”組織起來，成立 “校衛隊”，維持校園治安，相當於俄國1917年臨時政府的“士官生”，能起到保駕作用。這伙衛隊，後來發展成為一派，當時民間名之為“保皇派”——借用的是法國大革命的用語。
　　三管齊下，校園的胡鬧果然平息了一些。我們的班主任早就不露面了，一位體育老師帶領我們下鄉。在郊區，離學校不遠，是走着去的。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農村，感覺比較落後，但並不觸目驚心，反而有點兒野趣。勞動不算太累，大概拔草之類的吧，記不清了。印象比較深的，是生活不便。睡在老鄉家的土炕上，跳蚤奇多，晚上咬得睡不着。第二天起來列隊，滿口“大詞”的體育老師也是在身上左撓撓，右撓撓，顧不得形象了。這“蚤子”，寫在張愛玲的華麗文章里，蠻有詩意的，在現實中，卻令人恐怖。同學們反應強烈。生產隊幹部倒也實在，馬上把“六六粉”（劇毒農藥）灑了一炕，第二天晚上又嗆得我們睡不着。勞動的間隙，我們集體去上廁所。這個村還比較發達，村中央有一個公共廁所，設施很簡陋，兩個入口，沒寫男女。我們問了村幹部，知道了哪個是男用的，就一窩蜂擠進去。人多，坑位少，一位于姓同學惱了，轉身就進了另一個門。好傢夥，光天化日下進女廁所！男生們立刻起了哄。於同學放完水，繫着褲扣出來，見大家鬨笑，臉立刻漲紅：“你們知道什麼？農村廁所不分男女。媽的，你們這幫逼。”
　　於同學出身平民，家在二道河子平民區住，熟悉鄉村生活。他此刻說的，也許是真理，但在那種情勢下，他分明就是進了女廁所，有口難辯。一旁的村幹部只是抿嘴樂，不做證明。這正應了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話，“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裡”。然而這少數人，幾十年來證明了，也往往最倒霉。
　　革命與保守就這麼在校園僵持着。在全國範圍內，少奇主席下令派了 “工作隊”。絕大部分工作隊，都是去大中學校熄火的，試圖把運動控制在一個有序的狀態下。但也有例外，工作隊也是人，思想不可能都一樣。來我校的工作隊，比較支持激進的學生。革命學生還不至於熄火，拉鋸戰在延續。7月中，形勢起變化，毛主席離開住了一段時間的湖南滴水洞，北上，至武漢。以73高齡暢遊長江一個多小時，他穿浴衣向群眾揮手的大照片，登滿了各大報紙。並有豪言壯語傳遍全國：“要學會在大風大浪里游泳。”這，是個預言，全國人民也知道，他指的其實不是水。
　　游完長江，老人家繼續北上，回京，要總攬全局了。很快，一張最有氣魄的大字報問世了，我們後來才知道它的內容，題目叫《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大意是說，50多天來，從中央到地方，死氣沉沉，工作隊沒幹好事情，歷史上凡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等等。那幾個亂臣賊子，康生、江青、陳伯達，趁機在北京搞了些蠱惑與收買人心的名堂，撤回了全國的工作隊。吾土吾民，再次大嘩。
　　這回的火山可是再也壓不住了。7月下旬，炮轟我們學校一把手——總支書記王銳符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王書記是個典型的政工幹部，不是很親切，有城府，有點兒架子，但偶爾也能說很平民化的話。下鄉勞動前，他還給我們做過簡單動員，話語很平實，說體力勞動並不可怕，老鄉能幹，咱們也能幹。
　　幾天后，終於開了王書記的鬥爭會，在露天操場——我們叫風雨操場。晚7點半開始，學生站了一操場，王書記站在高台上，低首下心。一個個教師、教工、學生上去揭發——幹了哪些錯事，說了哪些錯話。口號聲一陣陣滾過，大意是“打倒王銳符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王銳符是久經考驗的幹部，不是那麼好屈服的，鬥爭會開得相當艱苦。若干人跳上台去指控，有口齒不靈的，還引起哄堂大笑。我記得有如下一段對話，堪稱經典——
　　
　　“你說沒說過毛主席教育思想是‘那一套’？”
　　“說過。”
　　“毛澤東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你為什麼說是‘那一套’？是不是在惡毒攻擊？”
　　“我尋思（支吾片刻）……主席思想是科學的思想，是有體系的，是一套一套的，所以才這麼說。”
　　（全場爆發憤怒的口號聲。）
　　
　　鬥爭會反覆施壓，到後來，讓王書記掛了一個大木牌（上寫反黨分子王銳符並打紅叉），站在一個課桌上，岌岌可危，頭上還戴了一個鐵絲的字紙簍，狀如可憐的堂-吉訶德。最後是一桶臭墨汁從頭澆下。大會直開到深夜1點，王書記終於頂不住了，你說什麼我都承認。會議組織者立刻請示了省委，要求“罷官”，也就是現在的撤職。省委那時候難以自保，只要基層有要求“罷官”的，一律同意。於是當場宣布王書記被“罷官”，全場掌聲雷動，口號聲直竄夜空。
　　在我們的頭上，星空萬古如斯。往年的這個時候，校園正度過寧靜的暑假，晚上，也許有業餘興趣小組在看天象。這樣的寧靜，今晚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了——以後不會再有了。

第五章 文 / 清秋子　

　
　　那時在中學裡，到1966年，共有六個年級的學生。初中三屆，高中三屆，是文革前考上中學的“最後的莫希干人”。“老三屆”的叫法，就是這麼來的。那時我校的學生，以我當時的眼光看，可以說是一批人傑了，個個堪當棟梁材。
　　那時的高中生，成熟穩重，大多都很善良，且早早就有了自己的人生規劃。有的追求進步，熱心公益事業，為早日入團積累資本；有的悶頭學習，一心想攻入北大清華，當一等公民。他們頭腦清晰，辦事幹練，到現在我對他們那批人，都還心存敬畏。
　　我們班的同學就更了不得啦，絕大部分是神童的級別。上數學課時，一半的同學都不聽老師講課，而是自己自學搶進度。他們大都住校，晚間要上晚自習，是自願的，非常刻苦。有人沒等初一念完，已經自學了一半初二的課程了。那個時候，允許跳級，只要自學完初二的課，下學期可直接上初三。我已經看出來了，多數人都憋着勁兒要跳級，因為那很榮耀。
　　我就不行了。家離學校近，是走讀，感染不了那種拼命的氣氛。不大勤奮，又笨。數學金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東西，我都聽不大明白，更遑論自學！晚上做完作業，就算拉倒，決不多花腦筋溫功課，只顧了聽小說連續廣播。作家浩然的《艷陽天》——“蕭長春三年前死了媳婦兒，到現在都一直沒娶。”哈哈，聽得不亦樂乎。後來偶然發現，同學們都在看教輔書，演算數學題練腦。我很驚奇，一打聽，原來是《趣味數學》、《數學疑難題解》、《初一數學習題集》之類，便也買了來做。一試，才知道，裡面的題刁鑽古怪，不勝其煩。想想，也就放棄了。
　　文革一來，他們全都白費勁了，我也因此放下了一個大包袱。我自從上了初中不久，就厭學，上課只是喜歡看教室窗戶上掛的白布窗簾。窗子底下，是一排丁香叢。天氣好的時候，陽光照在窗簾上，是透明的。風一吹，輕輕舒展，露出窗外的綠葉。日子在那個時候，就顯得很寧靜。
　　現在好了，課不上了，書記校長也倒台了。我們學校這個社會基本單位，已經處於無政府狀態了。諸位一定從沒感受過。那感覺，正如電影《阿詩瑪》裡唱的——“遠遠離開熱布巴拉家，從此媽媽不憂傷，哎嘍哎嘍不憂傷……”
　　我們不憂傷。我們才剛滿14歲，一輩子的路，不是還長着呢嗎？現在吃喝不愁，又不上課，就玩吧。那年夏天，全國掀起了學游泳的狂潮，因為領袖剛剛“到中流擊水”。我天天跑到南湖游泳場學游泳，學校不想去了。大字報窮追王書記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感覺很枯燥，不如觀賞淋墨汁的批鬥會痛快。在水裡，三折騰兩折騰，居然就學會了游泳，且是會三種姿勢。至今我的速度與耐力，都罕有人能匹。
　　7、8月之交，我只是狂玩，精神生活全無蹤影了。那時小孩還是有很多雜誌可看的，到7月份，為了跟上文革步伐，這批少兒雜誌先是踉踉蹌蹌，發一些小孩跟工農兵伯伯阿姨一起橫掃牛鬼蛇神的畫圖，發點兒官樣文章，後來乾脆，通通停刊了。
　　那時的幹部、知識分子和學生，基本不干正事了，在本單位亂刷大字報。在北京控制運動的，是中央文革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名列國務院之後，其實是權力中軸。為首者，江青，在公眾場合常戴軍帽，高舉語錄本。我在廣播裡聽過她的講話，說悅耳的普通話，有顫音。
　　到了8月18日，東勝神州突地蹦出了個牛魔王——紅衛兵。8月下旬，東北已天涼，早晚冷嗖嗖，可是18日那天，廣播裡能聽到北京沸騰了——毛主席在天安門檢閱百萬紅衛兵。那一天是林彪講的話，他湖北口音重，“忠於毛主席”念成“忠如毛主席”，且喊口號時，拖音極長，顫顫的。“萬~~~~歲！”——就這個樣子。林彪講話里提到了“要反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後來馬上被人們歸納為“破四舊”。這話抽象地來看，沒有錯兒。但他在那時一說，無疑是 “滅殺令”，第二天，咱們中國就開了鍋。
　　第二天，各報整版登滿了照片。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張是毛主席穿軍裝、戴袖標，在天安門樓上向群眾招手；另一張，是著名的紅衛兵人物宋彬彬給毛主席左臂戴紅袖標。說到這兒，得倒敘一下，紅衛兵這批小牛魔王，可不是一天之內就湧出了一百萬的。這個組織，我後來做過專門研究，開了不少眼界。它早在5月29日就成立了，由清華附中100名小牛魔王發起。為首者，卜大華。他早已是無聲無息了——臭蟲其癟也。可是另有一位大名鼎鼎者在。100好漢中，有一為“紅衛兵”名稱發明者，也就是在世界上第一個使用“紅衛兵”名稱者，叫張承志。多年來，我一直注意搜集張承志先生的散文集和小說，希望能看到他在良知上有那麼點點愧悔。可是沒有，張先生是正義的化身，總是有理。“紅衛兵”這個詞，在他老人家的書中多次提到，對其讚美之詞，猶如80後的MM狂捧宮崎駿。翻遍張先生雄文，僅有一處提到這是“錯誤”，另一處，是自辯“沒有……完全人道的革命”。
　　好了，對“紅衛兵”不能再多說了，多說，我這文章就要岔到爪哇國去了。總之，紅衛兵是一個以血統（出身）純正與否為條件，來吸收成員的小牛魔王組織。僅此一點，像什麼我就不用說了。成員穿舊軍衣軍褲，腰扎寬皮帶，臂戴紅袖標，戴軍帽（女子亦然）。以我後來的見解，全國的紅衛兵是狂徒，北京的紅衛兵是惡棍，北京西城區的某些紅衛兵是匪——基本如此。他們這幫惡棍幹了些什麼呢？只說兩件，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被本校女紅衛兵活活打死，成為中學校長文革中殉職第一人；8月23日，北京女八中100名女紅衛兵在文廟批鬥文化界“黑幫”，毆打、凌辱老舍先生長達10多個小時，第二天還要他老人家去接受批鬥，老人只有一死了之。
　　這些狂徒啊，女牛魔王，我的年輕的讀者們，她們那時不過才15、6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