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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學生的文革記憶 文 / 清秋子(二)
送交者: 水蠻子 2006年10月14日23:47:2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第六章 文 / 清秋子


  有一個古詞兒,是形容亂套了的,叫做“魚爛”。挺形象,我一下就記住了。那年北京一鬧,全國就穩不住了。對那一年的8月,文革時御用的 “偽史”稱為“紅八月”,不過也真是夠火的。如果說在此之前,人們還只是在本單位鬧騰,社會秩序、世道人心還在依慣性維持着一個治世的樣子,“8、18” 以後,那是真正的開始“魚爛”了。在某些角落,甚至一直爛到現在。
  8月20日,也就是林彪的湖北腔繞梁未止的第三天,北京各中學的紅衛兵殺向社會了。繼而,在我們長春,也遍地冒出了穿黃軍裝的“革命小將”。那天,我坐公車去五商店瞎逛,半路上上來兩個小牛魔王,女的,扎刷子辯兒,不知是哪個學校的。我那時判斷力極強,一看歲數、氣質,就知道是初二的。兩丫頭手拿《毛主席語錄》,一本正經,上了車,就堵在車門,不買票。售票員哪裡敢問。一會兒,一個翻開語錄,高聲朗讀:“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念了兩條,兩人忽然又齊唱《造反歌》,節奏鏗然。詞曰:
  
  老子革命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要是革命的,
  你就站過來,
  要是不革命——
  (白)你就滾????蛋!
  
  這歌里的“老子”,是指爸爸。紅衛兵的“思想”,在這兩句詞兒里,可見一斑。車內多是成人,那時市民心理還處“慣性”狀態,對這種小玩兒鬧還不大適應,就裝作看不見聽不着。當倆虎妞聲嘶力竭喊出“就滾????蛋”時,終於有一位大學生模樣的男子忍不住,嗤了一聲:“這什麼玩意兒!”聲音很大,全車都聽得見,人們會意,但沒有敢搭腔的。倆小丫氣勢雖凶,但顯然是初上陣,不敢造次,也就裝聽不見。那時大學成立紅衛兵要比中學遲一些,大學生們對待革命的態度,也要比小孩嚴肅得多。車到站,倆小妞連呼兩聲“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便下車了,揚長而去。
  這是小意思,又過了兩天,市面上就沸反盈天了。各路紅衛兵四處“破四舊”,街上黃流亂注,紅旗招展,一副要“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架勢。張承志也說過,他忘不了紅衛兵“為底層人民的申張”。不過,果真如此,倒也好了,哪怕你爬上土豪劣紳小姐的牙床去蹦一蹦,大家也沒意見。
  他們這幫小牛魔王在幹些什麼呢?——搗毀名勝古蹟、禁止奇裝異服、燒古舊書籍及字畫、改街名店鋪名、抄家、毆打“黑五類”分子、揪斗“黑幫分子”。如今凡你在名勝區看見缺鼻子爛眼睛的石佛石像,八成都是那時候搞的。
  革命前,一到上班,街上人很少。一進8月,閒雜人多了,亂鬨鬨的。大街上,傳單滿天飛,閒人就亂搶。這麼看上去,是很美,有點兒像革命,像“五四”或 “12、9”,打倒孔家店或救亡。但看看傳單內容,現在的人恐怕就要暈了——整個一義和團大師兄的邏輯和語言。略舉一二,供觀賞:
  其一,“強烈要求交通部門把紅綠燈顛倒過來。紅色是革命的顏色,怎麼能表示‘禁止通行’?”
  其二,“現行的《毛澤東選集》是用白紙黑字印的,白色和黑色都是象徵反革命的顏色,因此我們強烈要求今後《毛選》用紅紙金字印刷。”
  其三,“廣大的革命群眾注意,長春市新生塑料廠生產的涼鞋,底部的花紋是一個‘毛’字,穿上這種鞋,就是把‘毛’字踩在腳底下,我們強烈要求公安機關抓獲設計這種鞋的喪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
  其四,“請大家注意,某月某日《吉林日報》第某版的主席像,在陽光下透過去看,背面是一行大標題,毛主席身上,恰好是‘毒蛇’兩個字。強烈要求專政部門揪出隱蔽在報社的反革命分子!”
  其五,“副食品店賣點心蛋糕,是提倡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勒令從即日起只能賣符合工農大眾的食品窩窩頭!”
  等等,等等,左不過是這類貨色,也不知道在申張什么正義,倒像是剛從北京安定醫院跑出來的。
  就算是大師兄,也罷。人家大師兄是滅洋,精神可嘉,而紅衛兵卻是專滅自己人,欺辱弱勢群體,形同惡奴。
  那時候,被紅衛兵砸了個落花流水的,有兩類人,一是“黑五類”,一是“黑幫分子”。黑五類就是地富反壞右,黑幫就是在單位里被打倒的老教師、人文知識分子、藝術家。黑五類其實原本就很慘,是社會邊緣人物,苟且地活着,低人一等,連子女都上不了大學。人文知識分子之流,工資雖然高,但也是邊緣化人物,總是夾着尾巴做人。兩者都是靠勞動吃飯的,根本談不上是欺壓勞動人民的惡人。正因為是弱小者,所以成了紅衛兵痛打的“落水狗”。原本在60年代初,這種歧視和不平等,就已經很厲害,紅衛兵更是變本加厲,往死里糟踐他們。
  那時候的鬧市區,是節場,是馬戲大棚,是瘋人院,見着什麼都用不着奇怪。革命群眾發明了一種宣傳車,汽車上裝着高音喇叭,走到哪兒喊到哪兒。人們都機靈了,一聽宣傳車哇哇叫,就知道准有熱鬧,又是拿黑幫遊街了。這後遺症我到現在還有,在街上只要一聽到銀行攬儲或酒廠促銷的宣傳車叫喚,就回頭想看有什麼熱鬧。
  有一天在斯大林大街上,鑼鼓喧天。我看見,遠遠就過來了一夥黑幫,穿着古裝戲服,敲着鑼,喊着自辱口號,搖搖擺擺地遊街,官帽子上的兩個帽翅,還顫顫地晃動。後面是革命群眾壓陣。看熱鬧的人見得多了,只是冷冷地看,也不喝彩。敲鑼的黑幫只是目不斜視地敲,也沒有羞愧的神態。
  那是一日三驚的日子,不知道什麼時候,紅衛兵就又弄出什麼花樣來。“破四舊”,把常態的社會砸爛了,人們開始熱衷於觀賞別人的尊嚴如何被踐踏。
  那時候,其實也是有法律的,有警察。雖然那時的警察,現在看來比較窩囊,不敢跟老百姓吹鬍子瞪眼,但亂打人,亂抄家,他們總可以管管吧?不行,中央文革有令,公安部發了文,不許警察干涉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北京女八中小牛魔王毆打老舍先生那天,老舍的同事見再搞下去先生恐怕要玩兒完,就把老舍“掩護”到了派出所。但小牛魔王們又攆到派出所,繼續打,直打到半夜。警察能說啥?
  魚呀,就這麼開始爛了。張承志筆下“理想主義”的紅衛兵,“動機純潔”的小牛魔王們,他們在北京,一個多月里,就革掉了1772人的老命,比我們學校當時的總人數還多。在北京大興縣,竟有22戶被滅門,死的最小的一個,出生才28天!小子們固然可以“理想主義”,但是天理何在呀!當然了,張先生儘管可以繼續“禮讚”他的紅衛兵,我在這兒,只是說說而已。
  我們東北那個地方,民風雖然驃悍一點兒,但在那個年代,還存留着文革前的一點兒理性。同樣是紅衛兵,長春的小子們不過就是狂一點兒。我那時,沒聽說有打死人的。



第七章 文 / 清秋子


  在家裡混了半個月,忍不住,又去了學校。學校里,走廊的大字報已經是滿坑滿谷。最醒目的一張,題目叫做《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落款是“省實驗八一紅旗戰鬥隊”。這個標題,就是當年最著名的“血統論對聯”,是紅衛兵的基本理念。至於內容,無非是些狂妄之論,但以當年我們這些卑微者看來,真像句句都在扇我們嘴巴子,一掌一個血印。
  正彷徨間,我忽然遇到班裡的一位宮姓同學,他父親是某軍醫大的教授,想必他本人也算“革軍子弟”。如今也是個紅衛兵了,戴個紅袖標。感覺上有點兒新鮮的,是紅袖標上面印的是黑字。老宮對我很熱情,把我拉到風雨操場坐下,促膝談心。他說:“參加組織吧,別在家瞎混了。這樣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錯過了可惜。”我無比羨慕地看着他的紅袖標,遲疑道:“可……我不是‘紅五類’ 出身。”所謂“紅五類”,是與“黑五類”相對應的身份,即:工、農、革干、革軍、烈士,這五種。只有老爹是“紅五類”,才可入紅衛兵。老宮這時笑了,說: “你老爸是地主?是資本家?”我連忙搖頭。他又說:“這不結了!你雖然不能加入紅衛兵,但可以加入革命群眾組織啊。我們是新成立的‘革命造反大軍’,是最有前途的組織,凡不是‘黑五類’出身的同學,我們都歡迎。你完全可以加入,怎麼樣?”
  他見我懵懂,就給我上了一堂形勢課。原來,我校已經有了三個學生組織。第一個,叫“毛澤東思想前衛隊”,由原來“校衛隊”的那一夥發展而來,哺乳之恩難忘,所以是“保皇派”,一點兒都不前衛,認為校黨總支沒什麼大錯誤。他們態度保守,又拉了不少出身可疑的同學加入,所以人雖多,但名聲臭。我班幾乎所有的原班幹部,都加入了這個“前衛隊”。第二個,就是前面提到的“八一紅旗戰鬥隊”,這是個純紅衛兵組織,非“紅五類”不要,以“革軍”子弟為主體,人雖少,但比較跋扈,態度也很保守。第三個,就是“造反大軍”,這是一股新興勢力,精英分子多,政策性強,態度堅決,以打倒王書記、搞垮前兩個組織為己任。
  我被說活了心。“破四舊”以來,雖然看熱鬧看得開心,但經常有被時代拋棄的失落感,畢竟是鬱悶。風聲最緊的那幾天,家裡也很緊張。父母在那一年不過39歲,但他們已有的一生,無疑是一部“四舊史”。家裡老照片多、舊書多、書信多,如果被抄家,也許就是惹麻煩的禍端。他們倒不是很怕,反正大學畢業以後就在解放區的天下,沒做任何虧心事。姥姥可嚇壞了,一聽敲鑼打鼓就心驚,於是偷偷“堅壁清野”。白天父母上班,姥姥就把她認為不安全的東西撕碎了,扔進茅坑用水沖走,在廚房用火燒掉,趁人不注意扔到垃圾站去……老人默默無語,忙得很辛苦,猶如被捕前的地下工作者。東西也不敢賣給收破爛的,怕被追查出來。那一時期,宿舍區經常飄出燒紙味兒,看來干地下工作的還不少。幸虧老百姓還算淳厚,居委會和鄰里並沒有去揭發的。大難當頭,誰都不易,落井下石的事情那時還不多。
  姥姥是家庭婦女,勞動了一輩子,然而早年是小康出身,也不知哪個年代存了一條細細的金項鍊,即使放在今天也值不了多少錢,她偷偷交給我,讓我扔到南湖裡。我慨然應命,像個敵後小八路,遛躂到湖邊,見左右無人,趕緊扔了。
  我最心疼的,是爸爸小時候的兒童讀物,圖文並茂,紙很厚,圖畫都是彩色線描的,典雅細膩。我記得有講救火隊的、有講養蠶人的、有講運動會的,五花八門。這些書是一套叢書,總名大概叫做《中華民國少年文庫》,這名兒就犯忌,不燒怎麼行?
  革命來了,我的家人卻惶惶如喪家之犬,這感覺很不好,與我年年清明在烈士墓前的宣誓不大符合。現在,老宮拉了我一把,終於有了一個重新踏入主流的機會,於是我略加考慮,就同意了。
  老宮大喜,馬上拉我去辦手續。很簡單,初三的一個小子隨便問了問,主要是問出身。我說是職員。他說:“你爺爺解放前呢?”我說:“解放前就是。”他說: “哦,是偽職員。灰色的,沒幹好事,也沒幹什麼壞事。”老宮連忙說項,那小子說:“行!歡迎參加‘造大’,好好幹革命。”
  過了兩天,老宮給了我一個袖標,黑字印着“革命造反大軍”。這是群眾組織袖標,一般根本沒人戴。紅衛兵到現在已經泛化了,一個組織裡面,即有紅五類,也有非紅五類,咸與維新。不同的是,紅五類都戴“紅衛兵”袖標,非紅五類什麼也不戴,軍裝與仿軍裝也不能穿,只穿藍學生服。
  老宮告訴我:“北京最先起事的紅衛兵,是用墨在袖標上印了‘紅衛兵’仨字兒,是在毛主席的幾個題詞中扒下來的字體,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字兵’。主席在天安門檢閱,戴的都是黑字袖標。這袖標,表示血統最純,資格最老,一般組織不讓用。咱們造反大軍有幾個人跟他們北京黑字兵是哥們兒,因此獲准用黑字。你看看,多精神。他們那些黃字的、白字的,多土!”
  我仔細看看他的紅袖標,果然有貴族氣,就越發珍視這份兒榮譽,儘管我沒有。當下的年輕朋友們大概要問了:這紅袖標是個啥東東?如今的街上,還能看到一些殘跡,就是——交通協管冷不防罰你款的——那些主兒,胳膊上戴的紅胳膊箍兒。



第八章 文 / 清秋子


  “破四舊”那時已經過了全盛期,但學校紅衛兵仍然經常出去抄家。我們這個造反大軍,果然是“王者之師”,氣象不一樣。一天我到學校,正逢我們的總頭兒要帶一隊紅衛兵去抄家,在做戰前訓話。總頭兒當時的職務叫“勤務員”,我們的總部也不叫總部,叫“總勤務部”,意思跟現在的“公僕”差不多。我們的一把手姓姜,是個轉業兵,保送來上高中的。他年紀大,人很沉穩,在隊列前拿出《語錄》來,帶大家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特別講了“繳獲要歸公”和“不許打人罵人”,出外抄家要特別注意形象。這一點,使我大感驚奇。老宮說,咱們造大在外面不亂來,跟老薑的個人品格很有關。
  然後,一伙人上了卡車,疾駛而去。那時抄家,是到居委會、派出所去找線索,也有居委會主動要求學校去人的。至於雙方如何聯繫,完全是偶然因素。我並非紅五類出身,所以沒資格參與抄家,那時還體會不到抄家是個什麼滋味兒。
  我加入組織後,才知道:老宮那麼熱心,其實是在拉人。我班像點兒樣的人,都參加了那兩個組織,再去掉“黑五類”子弟不敢到學校來,剩下的,就寥寥無幾了。老宮在造反大軍里,是個光杆司令,他琢磨着也拉起個小隊伍來,過過領袖癮。一共拉到了四個,張同學、塗同學、薛同學和我。他說:“咱們成立個‘紅色鐵血隊’吧。”那時,大的組織里,有無數的小戰鬥隊,最少的一人,多的二三十人也有。名字花花哨哨,多半用主席詩詞裡的詞兒做名稱,說成立就成立了,也不用報總部批。早年“抗聯”有個“少年鐵血隊”,是打日本的,我們“僭用”過來,堂而皇之。
  學校的教室,都讓人占了,我們沒有場所。老宮在校辦廠找了個小破屋,敝帚自珍,擺了幾把桌椅。他看看屋子有點髒,就把語文老師佟某某叫了來。佟早已是黑幫,大背頭剪掉了,剃了個平頭,穿一身黑衣服,戴個白名簽,天天在“黑幫隊”里待命。老宮對他喝道:“對問題有新的認識嗎?”佟老師低下原本高傲的頭顱,雞啄米似地點頭:“有,有!我有罪。”老宮問: “你是不是反對毛主席?”佟老師說:“不反……啊,反,反,我有罪。”老宮指指臉盆和抹布:“現在,你把這屋子好好收拾一遍!”佟老師一怔,如蒙大赦,連忙動手。老宮說:“別偷懶!”佟老師說:“一定讓革命小將滿意。”
  我們走出屋子,讓他自己忙。一會兒,收拾乾淨了。佟老師出來打了個立正:“報告!收拾完了。”老宮進去看看,出來說:“行了,滾回去吧,”佟老師低頭便走。老宮大喝:“站住!”佟老師一機靈,連忙停下:“報、報告,還有事麼?”老宮命令:“我讓你一邊走,一邊唱《黑幫歌》。”佟老師又啄了幾下米,說:“是,是。”然後邁着齊步走的步伐,找了找音調:“我,我……(唱)我是一個黑幫,我是一個黑幫,我有罪,我該死……”他黑色的身影漸行漸遠,歌聲也微弱了。老宮做個鬼臉,一笑,喊道:“大聲!”於是佟老師的歌聲,在操場那邊,又猛地響亮起來。
  “鐵血隊”成立了,油印了幾百份成立宣言,上街去撒了。那年頭,只要有傳單,就有人搶。接下來再幹什麼,是個問題。像高年級同學那樣學社論、研究王書記的罪行,我們沒有興趣。老宮提議:“我們來審問老王吧。”他去黑幫隊喚了王書記來。王書記跟佟老師的打扮一樣,但是不像佟老師那麼卑微,進了我們屋子後,眼光里有點兒警覺。我們開始審問,提了些問題,比如,是否在文革前“十七年”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是否跟毛主席教育思想唱反調,用過哪些手法毒害學生,等等。老王是久經考驗的,他應對審問的辦法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什麼罪他都認,然而一談到具體問題,就抵賴,最後等於他一點兒沒做錯什麼。我們於是很氣憤,一邊拍桌子,一邊喝斥他。
  我們這幾個小毛孩子,看來拿不下這個狡猾的修正主義份子,喝斥也沒用,老宮忽然一笑,吩咐我們:“去拿個拖把來,給他加加壓!”他讓老王坐下,把拖把杆兒橫在老王大腿上,讓我們在拖把杆兒兩頭一邊坐一個人。“不說?”他下令,“往下坐!”我們就使勁往下坐。可是老王也很狡猾,沒等我們使勁兒,他就殺豬一樣叫起來。“至於嗎?使勁兒!”老宮繼續下令。塗同學心比較軟,趕緊阻攔:“這是幹嘛?這樣不好。”老宮說:“造反嘛,怕什麼?”塗同學說:“這太不人道了。造反是造反,這樣干,怎麼行?”老宮說:“你別管,對付頑固分子,就得這樣。”於是我們又壓,老王又殺豬,如是幾回。聲音一叫得太大了,我們就趕緊鬆開,怕門外有同學聽見,進來指責我們胡鬧。塗同學仍然固執,說:“這真的不行,算了吧。”老宮說:“好,算了,饒他一回。”讓老王起來,吩咐他寫十頁檢查材料送來。
  王書記態度,比剛才恭敬多了,順從地走了。
  他一走,老宮就說:“這個王銳符!”說着,學了幾聲殺豬叫。我們一陣大笑。
  閒暇時間還是多,老宮就把校工老楊找了來。老楊當過幾天國民黨兵,是黑五類,屬於管制對象。他手巧,什麼都會做。老宮先是假裝要打他,一揚手,嚇的老楊 “媽呀媽呀”直往地上縮——他是給打怕了。在學校,只要是個人,就可以隨時踹他幾腳。老宮說:“起來,起來,不打你,你給我做個東西。”他拿出一本少年航海模型書籍,翻到一頁,指着一個圖說:“這能做嗎?”老楊看看,說:“能。”兩人就研究了半天用什麼木料、刷什麼漆的問題。
  沒兩天工夫,航模真的就做好了,刷的是鐵灰色的漆,甲板上還有炮,很漂亮。我們高高興興拿到南湖裡去放。小船炮口高揚,破浪前進,真是很威武,能保衛祖國的樣子。
  後來這個老實善良的老楊,因為天天被紅衛兵捉弄、踢打,給嚇瘋了。他做的船,就一直擺在我們戰鬥隊裡。



第九章 文 / 清秋子


  老宮一直在致力於拉人,9月下旬,他又把我們班原先的勞動委員劉同學拉進了造大。劉同學的老爸是工廠的一個科長,爺爺也沒有問題,所以一進來就是紅衛兵。原來在班上,他不過是個忙忙碌碌的角色,沒什麼尊嚴。文革一起,再見面時,竟然有了架子,很牛,也忽然多了不少心機。
  “鐵血隊”繼續湊熱鬧。塗同學的毛筆字好,我們就琢磨着寫大字報,但苦於文采太少,寫不了連篇累牘的轟動文章,就寫大標語,到處亂貼,什麼“炮轟”、 “打倒”之類的。那時的大字報已經衝出室內,街上只要有一面牆,就可以貼。也沒有什麼“城管”機構,決不會遭遇干涉。一般大字報都寫着“請保留多少天”,意思是“請勿覆蓋”。等風吹日曬,幾層大字報結成了硬殼,就有那撿破爛的,把它們撕下去,賣錢。這一新冒出來的生財之道,當時接濟了不少弱勢群體。
  學校雖然陷於無政府狀態,沒有了頭頭,但行政機器還在奇蹟般地運轉。幾位年輕而有沒有修正主義問題的教師,組織了“維持會”,大概叫“校文革”,協調原行政班子和幾大派組織,保持了學校的財務、供應水電暖氣、食堂伙食、樓道衛生、校辦工廠的正常運行。一大批教工就這麼,拿着國家工資,陪着我們玩兒鬧。各科的老師,能依附學生組織的,就混了進來;有一點問題的,則完全不來校了,白拿工資度日。
  我們如果想寫大字報,就到總務處去領紙,一次限制給多少卷。都是上好的白紙,外帶墨汁和麵粉。麵粉是用來自己熬漿糊的。大字報一寫就是十幾張、幾十張,用小瓶漿糊根本不夠用。笑熬漿糊,也不難,在小桶里裝上麵粉,用熱水一衝,攪得稀稀的,用掃把蘸着往牆上抹幾下,一貼紙,就粘得死死的,撕都撕不下。
  9月下旬,“破四舊”把黑五類搞得已接近“三光”,沒什麼搞頭了,於是又興起新花樣。革命群眾那時候聰明透頂,一天都不能消停。這一次,叫做“革命大串聯”。就是學生不再局限於學校了,到外地城市去開眼界,走四方,猶如現在流行的“驢友”。其間,截止到11月初,在北京共檢閱了十一次紅衛兵,更促成了學生全國性的大串門。
  一開始,是只有戴紅袖標的才能走,而且進京也是由尚未癱瘓的省委組織的。“十一”過後,我們造大,有幸去了一批紅衛兵見毛主席。鐵血隊裡,只有老宮和劉同學是紅色血液,因此他倆也去了。回來後,高年級的代表興奮異常,給我們傳達精神。他們說,這次組織的檢閱,意義非同尋常,參加者都是全國的“造反派”,態度最堅決。中央首長對我們很垂青,安排我們住在左家莊,檢閱後又在體育館開大會,勸勉有加。那時以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三司)為首,全國各地都有造反派,今後我們再不是孤軍作戰。
  我們的對立面,叫“保皇派”,大多都想保住本單位的頭頭。基本成員,是原來的班幹部、團幹部,好學生,既得利益者,對造反天生恐懼。他們目前勢力雖大,但臃腫僵化,早晚要垮。周總理給他們面子,建議不要叫“保皇派”,說現在哪有什麼“皇”,還是叫“保守派” 好,尊重一點。但總理的話,不靈。
  在長春,也是兩派。全市性的紅衛兵總部有兩個,“一總部”,是保皇派,駐在人民廣場附近的寺院裡,俗稱“大廟”總部。我們屬於“二總部”,總部在市體育館辦公。二總部人少,受壓制,省委也不大待見,但我們氣勢大,輿論上很有一套,印發的各種材料很受歡迎。
  到11月初,老宮決定,帶我們出去串聯串聯。那時候,全社會為接待外地學生忙的焦頭爛額,居委會、小學校都在忙着騰房子、蒸饅頭。串聯學生坐火車不花錢,到哪裡都白吃白住。有那傻不幾的南方學生不知北方之冷,穿兩件單衣就出來逛,天一涼,政府還要組織棉大衣,借給他們穿。
  我們天天看報,知道全國已經開了鍋,鐵道部連火車都派不過來,心裡早痒痒的。回家跟爹媽一說,爹媽也沒叮囑什麼。我們雖小,但當時是社會的最精英階層,報紙上天天發表《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這樣的文章,沒人敢欺負我們。遠走千里,也沒問題。於是,我們幾個幾乎一文不攜,就上了路。



第十章 文 / 清秋子


  出發時,塗同學和張同學沒有去,我們一行只有四人。到火車站一問,才知道,到北京的票全吉林省都拿不到。千條江河歸大海,青年學生都瘋了似地往北京跑。老宮當機立斷,決定先去吉林市,再從那裡轉乘去瀋陽的車,一點點靠近北京。
  去吉林市,乘客不多,我們“買”的是“革命師生大串聯乘車證”,紙的,有現在的身份證那麼大。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自己找硬座。到了吉林站已經是下午,一問,果然有從牡丹江到瀋陽的火車,連忙拿了第二天的票。而後,大家也沒心思逛吉林。初冬的這個化工城,感覺比長春淒涼、破舊。劉同學有個親戚在吉林,他帶我們去了那家。那親戚是個中年工人,熱心而敦厚,見我們幾個小孩出門,很關心,感嘆如今小孩也能獨自跑這麼遠。他叫媳婦兒做了熱飯,請我們飽吃一頓。又讓我們晚上就住他家,他媳婦兒、孩子另找地方借宿。工人的家,也是大炕,燒煤,很暖和。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工人就把我們叫起來,送我們上車站。初冬的早上,寒冷徹骨,公車在空曠的馬路上跑,城市的路燈寂寞地亮着,遠方煉油廠有點點燈火,很奇異。到了車站,等到檢票,工人還是不放心,千叮嚀萬囑咐。見我們穿得不夠多,又面露憂色。我們安慰他說:“不要緊,這次是往南走,越走越暖和。”
  牡丹江來的車,人也不算多,舒舒服服就到了瀋陽。在瀋陽,又沒票,千軍萬馬堵在這兒,免費乘車就是不花錢的消費,人類史上幾千年都不曾有了,學生們怎能不瘋狂?沒辦法。老宮是老油條,說:“瀋陽沒什麼意思,咱們先去大連,躲過高峰再說。”於是又南下大連。
  在大連,玩得不錯,很多地方酷似長春,路寬而且乾淨。一下車,就看到有接待站,給分外來學生分配住處。住的地方叫什麼,記不大清了,在城南,邊緣地區的一個小學。幾個人住下,去大連海運學院看了大字報,又到老虎灘看了看,見到了海,還拾了小貝殼。那時好像大連還叫旅大市。老宮有點知識儲備,說:“旅,就是旅順口。日俄大戰的地方。”
  吃的果然免費,十人一桌,湊齊了就開飯。比現在旅遊團定的伙食點做得實惠。住的就是教室,課桌全搬走,打地鋪。一屋子人,襪子臭烘烘。常跟我們一桌吃飯的,有個中原不知道哪個省的學生,說話極不標準,人還有點兒二百五。劉同學實在忍不住,就學他講話。兩人鬥嘴,劉同學摹仿他,惟妙惟肖。氣的那傢伙紅頭漲臉,險些打起來,負責接待的老師連忙勸阻。
  劉同學表情極蔑視,憤憤道:“媽的,山東棒子,開不起玩笑就別開。”
  從大連到北京有車,我們玩了兩天就繼續出發了。車是學生專列,有如眼下的民工專列,是瞅空子發的計劃外車次。走走停停,見車就讓,應屬於特慢車。車上人山人海,轉身都難。上車是在晚上,擠得像上下班高峰期的北京公交。一個高二模樣的女生擠在我前面,臀部無比渾圓,壓迫着我,躲也躲不開。我那時情竇未開,雖然文革前正常上課的時候,也心儀過班上一二女生,但沒生理要求,也不知道該怎麼要求。像這樣與異性親密接觸,還是第一回。那女生,在我當時看來就是豐滿婦人了,緊貼了一個多小時,我理智與欲望經過反覆鬥爭,最後,終於輕輕摸了一下那渾圓的部分。冬天穿得多,女生毫無察覺。這是我一生中僅有的一次流氓活動吧,所以記憶深刻。
  過了兩個多小時,稍微鬆動了一點。我們身邊,是幾個南方學生,哇里哇啦說着聽不懂的語言。他們還背着碗,裝在碗袋裡,袋子上面印着學校名,模糊得看不清是什麼。老宮問我:“他們是哪裡人?”我說:“八成是越南的吧?”老宮後來跟他們搭上了話,居然也可以說兌水普通話,原來是廣西的學生。
  路途長,上廁所的生理要求還是有的。不斷有人喊着“借光借光”,踩着椅子背和人的肩頭來來往往,被踩的人也不以為杵,反而伸手扶住。情景有點兒像“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時間漸晚,有人挺不住,開始找地方睡覺。非常狀態下,人的適應力簡直非凡,不少人就睡在座椅的靠背上面,那麼一線窄窄的地方,居然可以不掉下來。還有鑽到椅子底下的、爬到行李架上的。有乘務員發現架上有人,且架子吱吱作響,趕忙往下攆,並義正詞嚴地訓斥:“這架子怎麼能睡人,塌了怎麼辦?你還毛主席的紅衛兵呢!”眾人也附和,那人只好羞愧地下來。
  椅子底下,算是上等鋪位了。我們搶到一個,兩人一組,換班睡。鋪上報紙,管他春夏與秋冬,這一宿,也就熬過去了。
  第二天白天,車在山海關附近拉起了老牛破車,速度慢得跟人走差不多。一路上不斷地停小站,有人上,有人下。我們搶到了一個座位,大家輪流坐。差不多三十個小時過去了,車上空氣污濁,大家已極其疲憊。薛同學開始暈車,座位就理所當然他坐,其他人犧牲一下。劉同學照顧他,我和老宮擠到車廂接頭處呆着,空氣清新一些。老宮就說:“早不暈車,晚不暈車,偏偏這個時候暈車。”我聽了,大驚:“難道……你說他暈車是假的?”老宮嘿嘿了兩下。我說:“不能,決不可能,他不是那樣的人。”老宮就說:“你不信,就算了。人心隔肚皮。”我不說話了,心裡有東西被猛地轟毀,薛同學是少有的老實人,我不懷疑,而且我不相信有那麼卑劣的人,反而是老宮居然產生這樣的懷疑,才使我感到人心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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