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 / 清秋子

　　火車磨磨蹭蹭，耗盡了人最後的一點耐力。快要到天津的時候，老宮把劉同學叫到一邊，嘀咕了一陣兒。然後兩人就告訴我和薛同學，他們建議，不到北京去了，北京此時正是人疊人的時候，去了，能不能見到毛主席，還是個未知數。天津大家都沒去過，正好玩玩，完了可以直奔上海，再下蘇杭。
　　我和薛同學心裡都好大的不樂意，眼看北京在望，千載難逢的見毛主席的機會就在眼前，為什麼要功虧一簣？但宮、劉兩人堅持，不能再忍受車上的惡濁了，要下車。我們四人，只開了一張介紹信，若散夥的話，我和薛同學單憑學生證，在北京能否住下，還是個問題。無奈，我們只好同意。
　　其實這裡邊有貓膩。他們二位，前不久進過京，見過毛主席，再去見一次的動力不大，到天津、去上海卻是嘗新鮮。那時我們雖然小，但心裡都明白，這大串聯，是過了這村，沒這個店。不逛，以後怕逛不成了。
　　
　　到了天津，是一大早，空氣中有濃重的煤煙味兒。舉目一看，不愧是北方重鎮，氣象就是不同。在站前的串聯接待站領到一紙住宿單，問好了路，就坐上了公車。天津在我們看來，也算是十里洋場了，租界式的舊大樓還在，有異國風味。在車上，只覺得車怎麼老是拐啊拐的，沒有直路。後來去買了天津交通圖看，才知道，天津的路網確實像個蜘蛛網，亂七八糟。而且圖上也解釋了路之所以亂的原因，原來是各帝國主義勢力當年亂占地盤，占了一塊兒就修路，結果路的走向五花八門，在天津，乾脆就不能論東南西北。
　　我們住的，照舊是邊緣地帶，小學校。天津人給人印象很熱情，小學校的一個女老師負責我們的飲食起居，關照得無微不至，好像我們都是她家的人。
　　在天津，要去的地方很快確定下來。一個是勸業場，著名的大商場，名字好像是前清那時候取的，很吸引人。我們幾乎是一下火車，就聽說了。老宮極感興趣，一個小時內要叨念十遍勸業場，好像現在的人神往曼哈頓。其次就是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去那裡看大字報。此外還有一項任務——吃“狗不理”。
　　在天津的感覺不錯。我們新中國的少年，不能想象外國是啥樣子，看看天津，就感覺有那種味道。
　　天大、南大，一個地方去了一天，校園裡大字報真是“海了”，內幕消息又多，我們各拿一個筆記本抄錄摘要。勸業場也去了，開了眼界。“狗不理”沒去成，據說人多，革命人也是喜歡吃好的。但是街邊就有買包子的，人說味道也差不多少。吃了，果真是香，滿口流油。那年頭，能一口吃這麼多油，罕見得很！
　　在曲里拐彎的天津鬧市轉悠，竟有個意外發現：新華書店第二天一早，要賣毛主席像章。那時候，毛主席像章很金貴，不多，我們只看見極少數學生戴着。小小的，有7-8毫米直徑，比鈕扣大不了多少。鋁製品，鍍成黃的，圓圈裡一個毛主席側面浮雕頭像，背景上是紅色琺瑯漆。
　　這機遇，太難得了。戴上它，比戴上紅衛兵袖標還要神氣，好比現在的人開着奔馳600。我們看見書店門口的告示時，已經是下午5點多，書店已關了門，但長隊已經排起來了。大家一商量，決定徹夜排隊，不能讓人生留遺憾。
　　我們也不傻，沒有硬拼，而是分了兩個組。一組回去休息，半夜來；一組半夜回去，早上來。劉同學和薛同學先回去了，睡一會兒，半夜再來替我和老宮。老宮是個“話癆”，特能白話。站在隊伍里，天南地北、天文地理，無所不知，能把“衛嘴子”也侃暈。跟他排隊，不寂寞。一晃兒，半夜就到了，那兩位一來，我們就趕緊去等公交車。
　　到了車站，見有隻一個人在等。等了好久，不見車來。那人就跟我們搭話：“看來是沒車了吧？你們到哪兒啊？”我們一說，他說：“正好，我也去那個方向，一塊兒走吧。”
　　那人，看樣子是個大學生，面相很正直，但又拿着一包花生，吃個不停，見出真性情。一路走，我們一路聊，知道了他是南開的學生，造反派。這可是天涯遇知己，我們立刻親近了不少。那大學生頗有胸懷，一路上，分析了天下大勢，鼓勵我們要堅定，說來日天下，必是造反派的。談到保皇派的種種笨拙伎倆，我們甚有同感，各個舉了些例子，開懷大笑。
　　夜幕下的天津衛，街道寬闊，安安靜靜。我們走了好遠，只聽得沙沙腳步在街道上傳來迴響。很遠的路，一邊聊着，很快也就走完了，那人先到了地方，和我們道了別。
　　第二天一早，又早早爬起來，趕到新華書店，加入隊伍。8點鐘，開門，我們終於“請”到了珍貴的毛主席像章，立馬別在胸前，昂首闊步。路上，就有人看，眼光里甚至還有敬畏。還有的學生乾脆走上來問：“你們是北京的？這像章是發的？”
　　所謂“風光八面”，莫過於此。

第十二章 文 / 清秋子

　　在我後來研究文革史的時候發現，那一年的10月，是文革比較關鍵性的一個轉折點。10月9日起，中央開了一個漫長的會，陳伯達、林彪發了言，公然撒潑，說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革中的“兩條路線鬥爭”說，就是從那時發端的。因為陳老夫子講話中引用了《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份最高宣言便隨着紅衛兵的油印資料傳遍全國。由此，“資產階級司令部”一說也風靡全國。發懵了很久的中國老百姓，終於嗅出了這場不亦樂乎的文化大革命，最終是要幹什麼。
　　在朝堂之外，中央文革幾個傢伙，也是在這個月，悄悄完成了“換馬”的過程。原先為他們充當馬仔的老紅衛兵，也就是北京的部分中學紅衛兵，因為打打殺殺鬧得太不像話，且逐漸趨於保守，要保老爹老媽，被中央文革一腳踢開。兩下就算是翻了臉。新的馬仔，是以清華大學蒯大富為首的首都紅衛兵“三司”，以及他所代表的全國“造反派”。蒯也是當年紅透半邊天的人物，對中央文革要幹什麼，心領神會，不斷在北京街頭大字報中透露 “打倒劉、鄧”的消息。
　　11月份達到高潮的大串聯，讓我們這樣的懵懂小子們開了竅，原來，我們就是“天降大任於斯”的那個“斯”。
　　在大連、在天津，我們都看到了造反派節節緊逼，保皇派潰不成軍的景象。是啊，從49年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咱們中國，雖然叫個“社會主義”，又天下太平，但現在看來，問題大了，簡直就是紅皮白蘿蔔。保皇派們既要標榜革命，又要為“十七年”做總體上的辯護，怎麼能不漏洞百出？
　　在天津完成了串聯任務，我們四個又發生了激烈爭論。老宮忽然心生歸意，製造了種種理由，要馬上回去。我和薛同學再爭也沒有用。後來我才悟出來，一個人要是做出無可理喻的事來，那必是有拿不到檯面上的理由。老宮這小子，在文革前，就狂戀我班一個MM，是師長的女兒。而那一頭兒好像不是很熱，搞得老宮神魂顛倒。紅衛兵起，那MM參加的是前衛隊，這就更讓老宮坐立不安。這次匆匆打馬回府，我想，肯定是與師長千金有關。老宮膀大腰圓，是個大老爺們兒，卻也是一肚子婦人心腸。中國人中，幹不成大事的，都是這一路。
　　就這樣，萬年不遇的大串聯，我們又恰逢其時，卻只跑了金甌一小角，等於剛出東北幾百公里，便草草收場了。從那時起，我就堅信一個道理，出門在外，絕對不可三人以上同行。中國人，凡三個人以上的，就要鬧到沒水喝。
　　我們回到長春後，全國的大串聯不久也就收了場。這大串聯，固然起到了大忽悠的作用——正式的叫法是“發動群眾”，但經濟負擔也甚是了得，兩千多萬學生天天在那麼流動，國務院那邊可能是有點兒撐不住了。中央文革也發現了其中的弊端：學生都離開學校了，學校的運動立刻冷冷清清，當權派們獲得了意外的喘息之機。於是，上面先是提倡步行大串聯，減輕一下鐵路負擔，後來乾脆就號召回校鬧革命了。
　　我們回到長春，發現造反派的地位，跟我們走的時候已經完全不同了。走的時候，二總部及其所屬的小組織，還是個少數派的姿態，而現在，已有問鼎天下的架勢了。
　　1966的年冬天，長春市的誓師大會、遊行、廣播車特別多，動不動紅旗招展、大喇叭義正詞嚴。
　　這裡要說說“吉林師大”，這個學校的保皇派是罕見的頑固和狡詐。“破四舊”一起，他們把校名也給改了，嫌“師大”低人一等，改成了“毛澤東主義教育大學”，他們自己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這若連起來念，一口氣喘不上來，得噎死，於是長春人就叫他們是“教大主義兵”，聽着，跟個邪教似的。這教大主義兵是長春保皇派中的精英。大字報寫得漂亮，傳單也漂亮，油印材料上的手刻的小楷，讓人愛不釋手。其他學校的保皇派，則是“景升父子皆豚犬”，不值一提了。
　　當時的形勢是，國家元首一旦受到衝擊，其治下的整個文官系統，自然就岌岌可危。在吉林省，怒潮終於沖向了省委。這個教大主義兵，在學校是死保師大黨委書記黃彥平的，辯護大字報寫得振振有詞。這一次他們殺向社會，採取了一個奇特的政治策略，就是，一方面猛攻省委，一方面仍然死保黃書記。他們猛攻省委，贏得了不少喝彩，弄得我們也很吃驚，因為這幫小子的火力，不輸於任何造反派。
　　當然，他們也自有天敵，那就是師大的“造反大軍”。這師大造大也不是善類，個個能說能寫。後來有一天，師大造大忽然向全市人民揭露，教大主義兵有人竟敢宣稱：“黃彥平書記是我們心中的黃太陽！”這一下，全市大嘩。這還了得！保皇派的尾巴終於被揪住了。我估計這個話，也是師大造大的那幫鬼才炮製的小說家言。但是，教大主義兵竟一時百口莫辯，因為這和他們的一貫政治態度太吻和了。
　　從此，教大主義兵名聲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第十三章 文 / 清秋子

　　我們一行四人回到長春後，長春已是嚴冬。鐵血戰鬥隊的小屋子沒有暖氣，不能呆了。老宮就想了個辦法，乾脆解散，我們都併到一個高三的戰鬥隊裡去。高三的這個小組織，叫“紅旗戰鬥隊”，占了三樓原來他們的教室做辦公室。人員堪稱全校的精華。我們平常就跟他們跑，打打雜，聽聽他們聊天，眼界一下開闊了。
　　那時的高中生，比現在的這些80後不知成熟多少倍，個個以天下為己任。每天，刻臘版、印資料、到外校去交換資料、研究形勢、參加集會，忙得比干正事還要忙。戰鬥隊屋子裡，用桌子隔開了幾個單間，牆角堆着大批判材料和紙張。我喜歡這種成熟、嚴謹的氣氛，天天都泡在學校。天晚了，就住下，用課桌搭個床，蓋個大衣就睡。東北人過去睡的早，晚間9點就算是深夜，可是文革一來，我們校不到12點沒人睡覺。走廊里總是鬧轟轟的。
　　晚上，常有高中同學聚在一起聊天。
　　有一天，一個友鄰戰鬥隊的高中男生來串門，提起了蘇聯。他說，蘇聯在50年代末剛剛開始變“修”時，《共青團真理報》上也曾發表過讀者來信，對人民喪失革命意志、追求物質享受表示憤慨，還提出了應該繼續保持艱苦的作風。來信獲得不少支持者，如果當時形成潮流，蘇聯就不至於轉向了。可惜，蘇共的頭頭不支持這種傾向，反對的聲音逐漸也就沒了。他說完，在座的女生，都感嘆不已，不勝惋惜，好象蘇聯變修是一件一不小心的事。
　　而後，又談起了我國。大家頓時興奮起來，都無限豪邁。一位傅姓的高三女生說：“我老是想，咱們多幸運啊，生在毛澤東時代。”那男生說：“是啊，往後，再過幾十年，咱們面對子孫後代，是可以說一聲的——我親身參加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輩子，值啊。他們後來的人，不知得怎麼羨慕我們。”
　　胖胖的傅同學神態聖潔，樣子顯得非常好看，她說：“國際共運，有什麼呀，一個巴黎公社，一個十月革命。還有，就是文化大革命了。這一次，就讓咱們給趕上了。”
　　她的思緒，感染了在場所有的人。在簡陋雜亂的教室里，燈下坐着一圈人，披着大衣、棉襖，個個心潮澎湃。
　　我在成人以後想，那樣小的孩子們，怎麼就會想到子孫後代？快40年過去了，我現在的同事們，基本都是子孫後代一輩的了。我天天面對他們，也沒有什麼豪邁感，只覺得自己像個蠢驢。
　　可那時候，我們覺得自己是古往今來最聰明的一代。說中國的命運繫於一身，誇大了點兒，但起碼吉林省的前途命運，就在我們肩上。
　　二總部當時正如日方升。我們學校造大，有派到二總部去工作的聯絡員。他每隔一段時間，會回來給大家報告一下形勢。這個人，口齒清楚、思維縝密，給我們報告說：“二總部已經獲得省直機關造反派、公安系統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支持。運動已在全社會鋪開，如今誰造反最徹底，誰才是革命派。我們二總部的造反精神，獲得了老百姓肯定，省委已經招架不住。”聯絡員同時也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他又說，“遺憾的是，在寬城區、二道河子這些平民區，我們獲得的支持極低，幾乎是空白。這兩個地方，底層老百姓居多，啥也不懂，還有報恩思想，擁護省委。我們的宣傳車一到那兒，就被砸。流氓分子趁機侮辱我們車上的女同志，那兩個地方，你們也知道，流氓多。所以下一步，要加大宣傳攻勢，一定要拿下這兩個區來。”
　　聯絡員的話，振奮人心。可惜，我們二總部到後來，始終也沒拿下那兩個區來。長春市的底層老百姓，一直與我們為敵到最後。
　　在校內，我們加強了對前衛隊的攻勢。這些老保皇派，到了該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了。我們經常在教學樓里製造事端，抓住他們言行上的不慎，一大幫人前去問罪。他們有個戰鬥隊，膽大包天，居然敢寫大字報為劉主席辯護。雖然那時在社會上還沒公開喊打倒，但大家心知肚也明。這麼公開的叫板，等於前衛隊自己對自己判了死刑。我們衝進他們的戰鬥隊，揪住他們質問，一窩蜂把他們推出來，然後在門上貼上“革命造反”四個大字。這教室，就算我們造大的了。
　　前衛隊的人，也真是君子，居然也跑出來幹什麼革命。他們對這“造反”二字最為敏感，我們一貼，他們就好像這屋子被玷污了似的，也就放棄了。我們就這麼，輿論上臭他們，陣地上蠶食他們，他們居然組織不起一點兒像樣的抵抗來。看來，逆潮流而動的人，真是有萬般的無奈啊。

第十四章 文 / 清秋子

　　那時候，各組織之間，也有“跳槽”的，叫做“殺回馬槍”。倒戈的時候，要用大字報寫一張《殺回馬槍宣言》，聲明與原組織決裂，加入新組織。造反派目前正在得勢，我校前衛隊天天都有叛變的，如項羽被困垓下一般。
　　我們班在前衛隊的一伙人，通過私人關係，也傳過話來，說要與我們對話，看看有沒有“合作”的可能性。我們當然高興，老宮組織了一下，兩邊在我們戰鬥隊舉行了會談。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們雖然死期將至，但思想仍頑固不化。仗着自己原來是班級的精英分子，優越感不減當年，對我們這些原來班上的灰色邊緣分子，一百個瞧不起。談着談着，兩下里就爭論開了。他們裡邊一位女將，漲紅了臉，未曾發育完備的胸脯一鼓一鼓，竟拍了一下桌子：“哼，我們前衛隊，不說百分之百正確，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正確！”
　　笑話！百分之百正確怎麼可能會鬧到眾叛親離？老宮看看收編無望，就說：“那就算了，讓歷史來證明吧，看是你們後悔，還是我們後悔？”
　　大勢我們看得很清楚，後悔的，決不可能是我們。
　　那時節，也是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耳濡目染，並不是木頭腦袋。信息的傳播，有兩個載體，大字報和油印材料。那時經常有“北京來電”，有如今日的“CNN”，都是聞所未聞的消息，令人一驚一乍。
　　中央首長在北京的講話，第二、三天我們就能看到記錄稿。不僅如此，而且還看到了一些很稀奇的東西。我記憶比較深的，一個是瞿秋白寫的《多餘的話》，真是好文采。當時是當批叛徒的反面教材印出來的，卻讓我領教了大文豪的才華。還有一個是《毛澤東自述》，弄不清真假，但看樣子是真的。裡面的內容，我牢牢記住了兩個細節。一件是他老人家說，年輕的時候他們朋友相聚，決不談論女人。一件是某日數書生聚談，主人忽然與傭人談起買肉的事來，從此毛澤東再不與之交往。
　　我們當時最愛看的首長講話，是外交部長陳毅的。陳老總心直口快，對紅衛兵小將的亂來，常有質問和譏諷。但我們看了並不覺得怎樣，只覺得他可親。
　　我們最尊重的一位中央首長，是周總理。他在我們心目中，幾乎是傳奇人物。有高年級同學講，1956年“匈牙利事件”，布達佩斯亂成一團，到處都是叛匪。赫魯曉夫慌了神兒，向中國同志求助，周總理就飛了過去，乘車坦克車進入動亂的布市市區，了解一番情況。周總理在文革中的講話，一般也是循循善誘的。
　　而江青不同。我們都看過江青對樣板戲的意見，零零碎碎，看不出系統來。而且對劇組人員多有苛刻與挖苦，像什麼舞台一定要“出綠”，李鐵梅的紅棉襖上要打上綠補丁才行；什麼《紅色娘子軍》的舞台背景上，怎麼出現了綠草地，海南都是紅土地，那裡會有綠草？等等，就差沒破口大罵“蠢豬”了。受了她的影響，在我沒到過海南之前，還一直以為海南是寸草不長的地方。那時我們對江青，暗地裡是有一些嘀咕的。
　　那時候，樣板戲還沒拍成電影，誰也看不到，且還不算流行。我們那時，卻能看到一些30年代的電影劇本，也是當反面教材印的。我記得有《麗人行》。
　　1966年的12月，在文革當中也算個多事之秋。北京中學的“老紅衛兵”跟江青鬧翻之後，一直在搗亂。後來成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依然是狂，和首都“三司”互相砸來砸去。鬧到後來，竟然六次去衝擊公安部，連“打倒江青”、“油煎江青”的口號都喊出來了。他們的行動，在大字報專欄上，天天有報道。
　　25日那天，北京清華的蒯大富率領五千小兒郎，從海甸硬走到天安門，舉行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從此，“打倒劉少奇”的標語貼遍全國。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是由張春橋授意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正當其時，吉林省委書記趙林，又被南開大學“8、18”紅衛兵的專案組查出，他是個叛徒。這個南開“8、18”，就是在天津跟我和老宮一塊兒走過夜路的那小子，他們的組織。所謂叛徒，是指“61人叛徒集團冤案”，牽扯到了劉少奇主席。要不是南開“8、18”這麼胡搞，劉主席後來不會死得那麼慘。後來我看史料才知道，南開學生“抓叛徒”，是康生授意的。
　　大叛徒趙林，自然是一下子就垮了。省委書記垮了，省委、還有當時的政府——省人民委員會，也基本亂了套。從裡邊“反”出來的科、處長一時還真不少。

第十五章 文 / 清秋子

　　那個年代，中國的社會運作有兩條奇特的線。一條是惟恐天下不亂。如果說民國時是軍閥亂天下，那文革就是文人亂天下。康生、江青、陳伯達，都是文化人，講起話來一張口就是一個多小時，如江河直泄，停不了。他們點了誰的名兒，就等於讓誰死；他們點到哪裡哪裡亂。他們所用的語言，多是判斷句，比如，“某某某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隱藏的國民黨特務”、“某某某那個人可是壞得很哪”、“某某地方至今還是資產階級在專無產階級的政”，等等。文革從發動那天起，他們就是這麼在忽悠，先把小孩忽悠起來鬧，又把大人也忽悠起來，一浪接一浪的，直到全中國雞飛狗走。
　　另一條線，就是基本的生產始終在維持，工廠並沒有熄火。“停產”在那時候是個挺大的罪名。報紙上動不動要提醒一下工人農民要“抓革命，促生產”。尤其對農民，較為嚴苛，絕對不允許隨便進城亂鬧。我後來想，這條線的存在，肯定是出於對經濟崩潰的後怕。60年代初，我們的經濟莫名其妙陷入了紊亂，要嘛沒嘛，日用品全是劣質品。肥皂跟泥塊兒一個樣，現代人准不知道是什麼東東。我們小學用的聯練習本，紙張就像黑臉麻子。那年頭經濟上的狼狽，可不是一個“糧食供應限量”就能概括的。但是文革就沒這麼慘，雖然中央文革一直想發動工人，但它也不敢讓工人也像我們孩子一樣，全體下崗去幹革命。所以，物質匱乏的問題，在文革初期，並不嚴重。寫大字報的紙張始終充足，也不缺吃，不少穿。
　　那時的中國，就像全盛時期的古希臘，一部分人慷慨激昂的玩政治，一部分人埋頭苦幹促生產。
　　發動工人的事，一開始很難。我們校高年級的同學，對此很頭疼。一次，我聽到一位資深的造大成員說：“現在的工人，最????保守，有了老婆孩子，他還能幹什麼革命？就想着咋過小日子，房前屋後種點菜。讓他造反？不是對驢彈琴？”1949年以後的工人，地位比較高。那時候，穿一件工作服上街，不僅不丟人，還很光榮，不像現在的民工委委瑣瑣。“誰給咱砸段鎖鏈？誰把咱救出火坑？”工人們還常念叨呢，所以你讓他動，他就是不動。
　　到1966年末，工人才終於動起來了。工人階級一動，可不得了。產業工人上街，氣勢很壯，遊行隊伍無邊無際，個個都是莽漢。不過，工人革命，也帶出來不少渣滓。比如，臨時工也成立造反大軍，要求轉正；過去支援農業下鄉落戶的，現在要求戶口回城。還有的組織天天纏住省委，要福利、要錢、要漲工資。這倒也不怪，有了老婆孩子的革命者，革命的動機確實不大一樣。
　　這股潮流一動，中央文革頂不住了。他們也知道，這樣一來，不是要把國家給分光了麼？於是江青等人出來講話，反對“經濟主義”。我們吉林省，應聲而動，由公安局出面，取締了臨時工造反大軍。
　　二總部是要坐天下的，對此時局早有對策。吉林省的工人不大爭氣，造反造的不成氣候，但機關幹部還比較上路。二總部馬上與省直機關造反組織聯手，大致穩住了工人起來以後的亂象。此後，二總部系統的工人組織，就一直比較守紀律，只有遊行時候跑出來，雄糾糾氣昂昂地一番。
　　雖然如此，畢竟錢是發了不少出去，社會上的物資明顯緊張起來。有時候供銷合作社四五天沒有肉賣。一來肉，買肉的隊伍就排到大街上。東北的天冷，肉放得住。有的人家一買就買一扇兒“豬肉拌子”，扛回家，掛在窗戶外，慢慢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