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文 / 清秋子

　　那個一點兒也不覺得寒冷的冬季，在我的內心永遠留存。我們是野百合，無人照料了，可是青春仍在蓬蓬勃勃地生長。那時我們最愛朗誦的一句詩詞，是“憶往昔崢嶸歲月稠”。不過那只是少年矯情。到如今，倒是可以這麼說了，但是我從那稠稠的記憶中打撈出來的，究竟是些什麼呢？
　　革命的年代裡，表面上看，幾乎沒有男女私情，可是朦朧愛意卻在我心中萌生。我喜歡高三的那位傅同學，她親切、熱情、開朗。那時女生的打扮，只在頸部以上與男子不同，衣服無論是黃是藍，都是制服。冬天時，女孩子願意圍各色的毛圍巾，北方話也叫“圍脖兒”，顯示出女性的嫵媚來。毛絨絨的，襯着臉蛋兒。傅同學圍的是一條火紅的圍巾，她每次從寒冷的室外走進教室，都使我心裡一跳。傅同學也很喜歡我，不過我知道，那不過是一個大女孩喜歡小弟弟的意思，但這已足夠。她願意支使我去幹事，總是笑眯眯地喊：“小傢伙，去跑一趟！”我“噯”一聲，樂不得地從命。我渴望每天都聽到“小傢伙”三個字，為此，有時就故意坐在她的視線以內。
　　那時二總部有個資料發放點，設在吉林藝術學院，離我們學校有三站地的樣子。我們“紅旗”戰鬥隊負責收集資料的，就是傅同學，每隔兩三天，就要去一趟。即使大雪紛飛也照去，大家都勸她不必，她不在乎，說：“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了解外面的形勢。”
　　傅同學是圓臉，顴骨處微微發紅，人豐滿，我那時小，還想不到什麼別的。晚上我要是回家住，就常在洗腳時發呆，想起那張可愛的臉來。
　　高三的同學對我們都很好。我們剛並過去的時候，幾乎每個人看到，都驚訝連聲：“哎，你們怎麼這麼小？”
　　有一位高三的張姓同學，出身工農，極憨厚。他擅刻蠟版，每天夜裡都要刻到很晚，具有焦裕祿的精神。他對我很照顧，吃飯時常為我墊飯票。我是走讀生，不能買飯票，因那時是計劃經濟，只有糧食關係轉到學校的，總務科才賣給飯票，就算是革命起來，這規矩也沒打破，因為誰也變不出糧食來。但高年級同學總有辦法，計劃經濟也不可能那麼精確，有時可以“吃空額”什麼的，幫助我弄點飯票出來。
　　我晚上在戰鬥隊呆晚了，在教室里住，拼兩張課桌當床。老張就替我去借棉被、褥子，還把他的棉大衣給我蓋，並且感嘆：“哎呀，你們這些小孩兒。”好象我吃了多大苦的樣子。
　　還有一位，姓什麼我忘了，喜歡穿中式棉衣，也就是今之唐裝。模樣有點兒像電影《青春之歌》裡的余永澤。有點兒酸酸的文才，看着像三家村學究，實際老於世故。他毛筆字寫得好，經常受命書寫大字報，寫完，要欣賞自己的字跡良久。
　　他和老張，都是搭鋪在教室睡，鋪位就安放在教室的角落裡，用兩張書桌疊起來略擋一擋。這個“老余”，生活上略邋塌，有時臭襪子就甩在床上。一天，他悟到不大對：“哎呀，這女生天天來，進來看到不好啊！”於是用白紙寫了個字條，上書“男生寢室，女生勿入”，貼在了他床頭的書桌上。
　　教室就是戰鬥隊的辦公室，女生們每天都要來工作和聊天。這日，傅同學又跑來聊天。老余不在，傅和老張他們幾個聊形勢，興致勃勃的，臉都有點兒紅了。我在一旁聽着，心裡越發的生出喜愛來。忽然，傅同學一掉頭，看見了紙條，愣了一愣，臉上的興奮還來不及消失。幾秒鐘後，才勃然大怒：“這誰幹的？是老余吧？流氓，這個流氓！”她漲紅了臉，一把撕下紙條，扯得粉碎。
　　大家散去後很久，老余從外面回來，看見紙條沒了，有些驚訝：“嗯，怎麼沒啦？”老張笑了，說：“小傅給扯了。”老余抹了抹凍出的鼻涕，嘿嘿了兩聲：“她扯的呀？扯就扯吧。我也沒什麼別的意思啊。”
　　那是些很奇異的歲月，我們也是一些很奇異的學生。在那幢外觀略帶蘇聯風格的教學樓里，我們把1966給送走了。下一年，會怎麼樣？我們的革命，什麼時候成功？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家、妓女、賭徒、偽警察、黃世仁，在我們尚未出生時，就在我們的國家裡消滅了，在今後的新紀元里，還將消滅所有隱蔽的資產階級。那樣完全嶄新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呢？站在冬天光禿禿的操場上，我有時會這樣冥想。
　　而且我看見，1967年1月初早上的太陽，在薄霧裡，無比的紅，無比的紅。

第十七章 文 / 清秋子

　　1967是1966的延續，中間是斷不開的。有了1967，前面的一切，都好像只是個序曲。現在，城市每天一早，就像一口沸騰的鍋。一多半的人，在這一天裡的任務，就是蠢動。這局面，終於使某些人如願以償了。這樣的城市，上下五千年，都不會再有了。革命中的城市，那是連續演奏的激情交響曲呀。
　　那時候，每個單位、每個學校，幾乎都有高音大喇叭，有自己的廣播站，聲音能覆蓋到自己的勢力範圍。從早上六點鐘起，遠遠近近的播報聲就響了起來，有的因為有高樓反射，還帶有很特別的回音。那時的廣播員，雖然也沒吃什麼好東西，底氣卻足得不得了，聲音之高亢，現代人無法想象。早六點，一個響遏行雲的男聲或女聲，就會準時在一段音樂之後，提醒整個世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還教導我們……”，然後， “我們是——吉林省長春市某某單位革命造反大軍廣播站，現在開始播音，現在開始播音。革命的同志們，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首先播送我造反大軍對時局的嚴正聲明……”諸如此類，可以想象。
　　一個城市，幾千個廣播站錯落分布，其嘈雜的混響，常常使我想起，大概這就是時代的腳步聲吧。它使人永遠熱血沸騰。當這種聲音後來終於基本消失了之後，我真的還不習慣。我覺得，一個城市怎麼可以這麼安靜。在這種安靜當中生活，哪裡還會有什麼激情？
　　聽覺上的效果是這樣熱烈，視覺上，在那個年代也是萬花齊放。不說大字報，只說斯大林大街地面上刷寫的標語，從來就沒斷過。舊的剛剛模糊一點兒，新的又刷上了。這種地面標語，不用紙，是用墨汁或白灰水直接在地上寫的。每隔幾米，就是一條橫貫馬路的標語，一句口號，後面是幾個大大的驚嘆號，落款是造反組織名稱。
　　我們戰鬥隊的塗同學，美術字寫得好，我們有一次冒着寒冷晚上出去，從斯大林大街南端我校門口，一直寫到北端的火車站。十里長街，我們整整寫了一夜，走了一夜，不覺東方之既白，也不覺得累。那是一個漢字最為張揚的時代，它從來沒有被人這麼酣暢淋漓地書寫過。
　　那也是個文藝復興時代，老百姓從來沒看見過如此之多的街頭宣傳畫。真正的畫家，大部分都掃廁所去了，業餘畫家成批地冒出來。為了複製的方便，那時的群眾組織宣傳畫，多為版畫。畫面上，主角是工農兵，有很粗的胳膊與拳頭，拿着長矛一樣的巨大蘸水鋼筆或大掃帚，怒指老鼠一樣委瑣的反黨分子。或者是，高舉着光芒四射的《毛選》。這類畫，以粗大的線條勾線，套紅色，氣勢奪人。在今天的商業廣告上，還有人拿這類畫做噱頭。工農兵，個個如梁山好漢。工人一般都是濃眉大演，鼻梁挺直，農民一般都處理成頭白扎毛巾的河北農村小媳婦。
　　那個時代，人們的閱讀也呈現空前狂熱。雖然雜誌很少，報紙只有四個版，且用的是大號字，但這並不說明信息貧乏。真正的信息來源是革命組織印發的材料。這些東西，是花了一定本錢的，一般不賣，只是在各組織間交流。大概分幾類，比方反黨分子罪行錄、反黨言論集、中央首長接見紅衛兵講話。這種東西讀多了，老百姓也泛政治化了，都學到了些官本位思想和宮廷鬥爭術。至今我們民族的很多人，還不能平和友善地對待意見相反者，就是那時的流毒。
　　在如此的全民蠢動中，1967註定了它要駭世驚俗。一過了元旦，上海的革命同志們，就給全國人民送上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禮包。這個風花雪月之城，在文革中首次執了全國的牛耳，此後，又在近10年的時光中一直把風頭出盡。

第十八章 文 / 清秋子

　　1967年的元旦假期剛過，1月4日那天，勢力還不算特別強大的上海市造反派，突然奪了上海《文匯報》的權。中國大地上的火山就此爆發。“奪權”，在當時是個時髦的詞兒，指的是非正常的權力接管。《文匯報》是上海市委的機關報，是個左右輿論的地方。上海造反派把它奪了過去，上海市委就發不出聲音來了。這是“打蛇打七寸”之舉，狠毒到了家。奪權的過程充滿了戲劇性，當時上海保皇派勢力很大，名曰“赤衛隊”，以產業工人為主。但這些工人大哥們未免太文明，反映太遲鈍，沒能擋住造反派的這一手。我在後來的有關文獻中得知，《文匯報》淪陷第二天，也就是1月5日，張春橋、姚文元就從北京趕到上海，當起了造反派幕後的總壇主。接下來，上海原有的行政秩序，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辟里啪拉地倒了一片，看得全國人民目瞪口呆。5日，《解放日報》也被奪權。6日，全市各造反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批鬥了市委、市人委的負責人陳丕顯、曹荻秋諸人。會後，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政權正式易手。8日，造反派建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發表《告上海人民書》和一個《緊急通告》，宣布奪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權。消息傳到北京，毛主席馬上作了一個評價，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意思是表示支持。8日當天，主席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組執筆，為中央和國務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號召全國都來學上海的造反經驗。9日，《人民日報》登出了上海臨時政府的《告上海人民書》，又加了《編者按》，傳達了毛主席的意見。22日，《人民日報》又發社論，把上海奪權事件定名為“一月風暴”，說此舉是“今年展開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一個偉大開端”，號召“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裡，自下而上地奪權”。
　　共和國政權史上最奇特的一幕，就這麼上演了。
　　至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呱呱問世，這等於是一個新政權。張春橋是鼓吹取消貨幣流通起家的，念念不忘的是建造烏托邦，估計上海公社這個名稱，多半出於他的主意。不料，毛主席對此不買帳，遲遲不予承認。弄得張、姚心裡發毛。後來才弄清，原來毛主席認為新政權叫“人民公社”不好，如果叫“公社”，那麼中央政權將來叫什麼？難道叫中國人民總公社不成？連國家形態也不要了？這樣的話，在外交上也將會很不方便。因此，老人家認為“叫革命委員會好”。毛主席的這個思路，在其後不久就流傳了出來，我當時看了，認為很有一定幽默感。2月23日，上海公社改稱為“革命委員會”。這次轟動全國的大奪權，後來又被上海造反派自稱為“一月革命”，私心裡怕是想沾沾列寧“十月革命”的光。
　　這個“一月革命”，是文革發展史上的一個關節點。造反派撲騰了半年多，大部分時間是在與勢力強大的“老保”廝殺，不過是求生存，繼而想爭個老大罷了。上海的這一聲轟天炮響，給全國的造反派送來了“奪權主義”的春風，所有的造反派，一眼就看明白了，原來歷史走向是這麼一個路數。
　　《告上海人民書》在媒體發表時，氣勢無比磅礴，落款竟然有七、八十個各行業的造反組織的名稱，大有“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陣勢。那個年頭，造反組織的名稱，是怎麼大怎麼叫。有叫“聯合兵團”的，有叫“司令部”的，有叫“總指揮部”的，有叫“縱隊”的，有叫“聯絡總站”的，在街頭大喇叭下收聽的人們，簡直都要聽呆了。我那時小，看到中央第一次在媒體公開承認造反派，心中只是狂喜。不知當年那些有野心的大學生、機關幹部該是怎樣的徹夜難眠呢。
　　毛澤東要求，革命委員會的組成要“三結合”，一是群眾代表，二是軍隊代表，三是願意改正錯誤的、沒有大問題的革命幹部代表。這“三結合”，頭兩條好辦，最難辦的是第三條。那年頭的高級幹部，哪裡還有“革命”的，通通倒光了。為了三結合，就得扶起幾個來。這，就為後來完全失控的局勢埋下了伏筆。這裡先暫且不表。
　　中央表態如此明確，再頑固的保皇派，也已看清了大勢。上海的百萬“赤衛隊”，頃刻間就做鳥獸散。各地保皇派也是心頭一片哀鳴。
　　唯有長春的鐵杆保皇派教大主義兵，劍走偏鋒，在上海事件後不久，竄進了省委，挨個屋子收繳大印，宣布奪權。機關造反派甚為憤怒，宣布奪權為非法，全面抵制。其後，二總部於1月18日正式奪權，機關造反派裡應外合，宣布奪權成功。
　　2月份，以二總部為主體，聯合機關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成立了全省的總造反組織“紅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之後，為尊重二總部“首義”之功，“紅革會”始終與“二總部”並稱，簡稱為“紅二”。不過，聽着有點兒江湖氣。
　　我們那時是二總部的元老人員，對“紅革會”之稱，甚不滿意。因為在上海，也有一個“紅革會”，是大專院校紅衛兵的聯合組織。我們認為，我們省造反派的總組織，怎麼能跟上海的一個學生組織同名呢？氣派太不足。這個上海紅革會，後來出了大問題，他們竟然在“一月革命”後不久，反起了張春橋。貼張的大字報，還把張、姚扣為人質十幾個小時。只是最終敵不過張、姚的力量，旋即，被定為“反革命組織”，垮掉了，可惜了一世清名。我們吉林省的造反總組織，跟這樣一個倒霉的造反組織同名，中央能對我們有好印象嗎？然而我們的不滿，當時是無人理會的。二總部，也就是“紅二”，那時已逐漸開始了官僚化，大量機關幹部進入“紅二”的中樞，帶來了一些不易察覺的變化。
　　不過，總的來說，1、2月份是我們凱歌行進的月份。天天都有擁護“紅二”的大遊行。尤其市公安局“紅色造反團”支持二總部的遊行，場面至為壯觀。那時警察的服裝跟解放軍差不多，隊伍是一色的草綠，人人都帶白手套、紅袖標，威風凜凜。看熱鬧的群眾忍不住歡呼鼓掌，都說，紅二這江山坐定了！教大主義兵早已是臭不可聞，居然改名為“毛澤東主義教育大學紅色造反團”，真是要“咸與造反”了。然而他們畢竟氣數已盡，不足為慮了。

　　

第十九章 文 / 清秋子

　　從1月初到2月初，是我們造反派喜上眉梢的日子，那時我們“省實驗造大”戰士的臉上，無不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種幸福的樣子，不是今天的人所能有的，只有《朝鮮畫報》上現在也許還能找得着。你想，我們不過才是十來歲的毛孩子，一年前還懵懵懂懂地坐在教室演數學題，背俄文單詞，哪知道革命是個什麼滋味兒？老前輩們奮鬥了20多年才打下了江山，我們只奮鬥了半年多，居然就把革命鬧成功了。
　　在歷史的新紀元里，我們就是“開國功臣”啊，一輩子得享受着“老紅軍”的尊崇。再過三、四十年，我們的兒子、孫子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聽我們講那過去的事情時，我們可有的說了。
　　至於講什麼，怎麼講，我們都沒細想，反正還早，到時候就講怎麼給老師寫順口溜大字報、往校長頭上倒墨汁、一宿工夫把斯大林大街寫滿“省實驗造大”的大標語什麼的，就行。哈哈，小子們，你爺爺可是個人類社會最先進的左派，是消滅資產階級的急先鋒。看不出來吧？
　　在長春，“一月風暴”也是摧枯拉朽。我前面說過，臨時工那時也瞎造反，他們那伙亂七八糟的閒雜人員、還有盲流、以及流氓，成立了什麼“吉林省工人造反大軍”、“長春市群眾自發造反大軍”，簡直是糟蹋”造反大軍”的好名聲。其實都是“偽軍”。還有一個，更是歹毒，就是“吉林省體校革命造反大軍”。這個學校不知道是怎麼搞的，看名稱，這應該是我們的兄弟部隊，但它卻是死硬到底的保皇派。當時吉林省有個副省長叫張文海，是主管體育的，為人爽直，在體育系統有不少人保他。去年11月，二總部在體育館鬥爭張文海，體校造大就跑到會場大砸了一通。後來簡直成了張的御林軍，有他們在，誰也動不了這位張省長了。他們在大街上，公然貼標語，說“張文海就是毛主席的好幹部”。他們私下裡，更有人說“張文海就是我們的父親”。體育棒子的頭腦簡單，可見一斑。
　　體校造大也是二總部心頭的一根刺。在“1、18奪權”的前4天，為了給奪權掃清障礙，二總部在公安“色團”的支持下，發動好幾千人圍住了省體校。大喇叭敦促投降，猛念毛澤東的舊作《敦促杜聿明投降書》，一時南嶺公園那邊鬧翻了天。體校造大固守大樓，我們這邊也派出了體育棒子——師大造大體育系的學生，塊頭兒不亞於他們。公安“色團”組成第二線包圍圈。這次最引人注目的，是駐長部隊也出動了人員，前來壓陣。
　　當天全市的二總部支持者，都在關注着南嶺公園那邊的事態。當晚，我在學校，天黑後，傅同學狂喜地從外面奔進來，說：”打下來了，打下來了！”原來是體校的據點被我攻下，大家一片歡呼。過了一會兒，有我們的聯絡員從現場趕回來報喜，他氣喘吁吁地說：“那體校造大太可惡，那都是些什麼人，搞體育的，都是流氓！拿磚頭往下砸，砸着了非死不可。”大家就叫他喝水，慢慢說。他又說：“公安造反團和部隊都來了，他們還死頑抗。眼看天黑要不好攻，咱們這邊就開始衝鋒。那體校造大就一層一層的往上退，還有藏到天花板上去的。咱們這邊師大體育系的也很厲害，不怕死，硬沖，拽下來一個就揍，拽下來一個就揍，打得他們嗷嗷叫！然後公安就上來給他們戴手扣子。公安和部隊根本沒動手，就解決了。”
　　當天，順便又把什麼“工人造大”和“自發造大”也一勺燴了，頭頭兒全部當成“現行反革命”予以逮捕。
　　就在那幾天，又冒出來個“全國榮復轉退軍人紅旗軍吉林總部”，聽着就跟威虎山的隊伍似的，也是假造反、真要福利的主兒。二總部照樣拿下，交公安，一律反革命待遇，收監。
　　二總部，誰敢惹！？
　　到1月底，基本天下大定。《吉林日報》、《長春日報》早就易手多日，差不多成了二總部的機關報了。
　　坐天下是什麼滋味兒？只有一句粗話來形容才最妥貼，那就是“牛逼閃閃”。那幾天，我校前衛隊解散了，省實驗也是一統天下了。我們造大的人，確實是鼻孔朝天地走路。月底，大連市的大專院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宣傳隊來我校友情演出。在大連，我們去串聯的時候就知道，凡是保皇派都叫“思想兵”，凡是造反派都叫 “主義兵”。所以這支演出隊是我們的友軍。禮堂里，洋溢着革命勝利後的高漲氣氛。大連高校宣傳隊的老大哥老大姐們演出的紅衛兵歌舞，好像黑人土風舞，揚胳膊踢腿兒，剛勁異常，看得全場愕然。一舞罷了，還得有人端着盆上台去灑水，不然滿天是灰，全場的人都會心地大笑。
　　列寧說：“革命是人民群眾盛大的節日。”千真萬確。
　　然而，我們的二總部，我們的紅革會，就跟現在連戰先生的國民黨似的，命途多舛。這樣的好日子，一共過了沒有10天。就在2月初紅革會成立的同時，一件不祥的事情發生了。

第二十章 文 / 清秋子

　　2月初，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傳來，二總部在大專院校的幾支骨幹力量——地質學院兵團、工大造大、光機學院“8、15”、人民大學“紅野（紅旗野戰軍）”，陸續宣布退出二總部。
　　這都是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十分驃悍，為二總部的崛起立過大功。我們簡直驚呆了，有什麼話不可以在內部說呢，非要採取這種激烈手段？他們殺出去後，立刻成立了一個新組織，叫做“長春人民公社籌委會”。
　　這幾個組織另拉山頭的具體原因，我已經記不得了。總的來說，這是一批造反派里湧現出的激進派，對二總部在奪權過程中的某種妥協與不徹底表示不滿，或者是因為權力分配不公而鬧意氣。那個時候造反派的脾氣也真是火爆，說干就干，連個協調的餘地都沒有。
　　就在同一時期，全國各地已經奪了權的造反派當中，幾乎都分裂出去了一小批激進派，而後，兄弟鬩於牆，勢同水火，全不顧往日的友情。對於這兩派，當時沒有命名，區別就在於一個是執了政的，一個是在野的；一個較保守，一個較激進；一個有軍區支持，一個是跟軍區過不去的。為了敘述方便，以下在需要的時候，我就以“保守派”和“激進派”來稱呼。
　　我們二總部是以敢打敢拼起家的，沒想到眨眼之間成了“保守派”。事情確乎有些幽默。
　　當時我們這些中學造反派非常惶惑，內部爭個不休，有堅決要保住光榮革命傳統、決不叛變的；有認為“地、工、光、野”才是真正不妥協的造反派的。為了制止人心浮動，我們造大總勤務部分別到二總部和我們的近鄰工大造大去了解了一下情況。經過分析，最後決定，留在二總部，不當石達開。總勤務部召集全體戰鬥員開了會，解釋了決策經過。
　　那時的人們思想比較獨立，總勤務部決定了的，不等於就是真理。我們紅旗戰鬥隊裡，對總勤務部的決定表示懷疑的，大有人在。為了謹慎，一個高三的孟姓同學帶領我們幾個小同學，跑去了工大造大和二總部的中堅——師大造大，分別摸底。在師大造大的外聯部，我們受到熱情接待。我們直言不諱地說明來意，就是說，叛變還是不叛變？這是個問題。人家也沒對我們的猶豫不滿，而是振振有詞地細說是非，說得我們心服口服。而一牆之隔的工大造大，那天負責接待的人心不在焉，提出的理論極其缺乏說服性。兩下對比，誰能成大事，是太清楚了。回來後，我們紅旗戰鬥隊就做了決定：跟定“紅二”，絕不變心！可是我們恰恰錯了，我們把個案，當成了主流。兩派在鬥爭藝術上的高下，不久就見了分曉，這是後話。
　　這個偽“長春公社”剛剛拉杆子的時候，處境很尷尬。二總部如日中天，深得民心，他們這麼幹，顯見的是氣量狹窄，如水泊梁山上的王倫，所以根本拉不走什麼組織，中學生沒有一個造反組織跟班他們走的。在2月初，長春公社召開的籌備會成立大會上，送去賀信賀電的，竟有不少是單位里垮了台的的保皇派組織。臭名昭著的教大主義兵也對他們表示歡迎。
　　對此，二總部極盡嘲笑。當時我們這一派還是虎虎有生氣，人才也多。吉林藝術學院造大的學生，創作了一首《反對分裂歌》。歌詞開頭一句是：“地、工、光、野一小撮，分裂主義者……”旋律很滑稽，就像今日老鼠愛大米，因而馬上流行開了，全城婦孺都會哼哼。其殺傷力無與倫比，長春公社幾乎陷入過街老鼠的地步。在當時，二總部誰也不看好這個怪胎長春公社能有什麼出息。但是我們忽略了，它的出現，給某些人提供了天賜良機。
　　二總部獨坐天下，逼散了各校、各單位的保皇派。這些背時的人們並沒有全部都歸順二總部。長春公社一出，給了他們一個繼續與二總部為敵、並且能出一口惡氣的機會。從這方面說，長春公社可以說不愁“兵源”的問題。後來，果然也就急速地膨脹起來了。
　　那時提倡軍隊“三支兩軍”。這個術語，主要是說軍隊要支持地方革命派。上面有林副主席的命令，軍隊只能硬着頭皮介入。在絕大多數省份，軍區都表態支持了已經奪了權的造反派。而中央文革那幾個文人，卻另有“小九九”，他們揣着心思要搞亂軍隊，所以幾個分量稍輕一點兒的小嘍囉，比如王力、關鋒、戚本禹，暗地裡都很支持分裂出去的激進派，鼓動他們給軍隊找麻煩。這一點，是長春公社極端狂熱的心理支撐點，是他們的尚方寶劍。
　　長春公社成立後，教大主義兵欣喜若狂，不僅公開支持，還於其後不久成立了一個雜湊“東方紅公社”。這個東方紅公社，能文能武，態度死硬，跟二總部不共戴天。裡面的骨幹之一，是公安系統的老保“公安聯總”。那“聯總”也甚是厲害，袖標特別大，上面大大地寫着“聯總”兩個字，猶如憲兵。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是規律，跟原則沒關，畢竟是利益決定一切。一開始幾天，長春公社還挺珍惜羽毛，痛斥保皇派教大主義兵不要高興過早，這裡面沒有什麼稻草可撈。可是到2月下旬，兩家終於合流，捐棄前嫌。後來始終是既相互獨立，又統一步調，對我“紅二”形成夾攻，步步緊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