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文 / 清秋子

　　大約2月中旬的時候，傅同學找到我，說：“小傢伙，你不是朗誦得挺好的嗎？咱們紅旗戰鬥隊在省教育學院設了一個廣播站，缺一個男播音，你去吧。”
　　說完，她又告訴我地址，讓我自己去。高三的張同學和一位女播音員已經在那裡工作好幾天了。
　　省教育學院在“四分局”。這個地方，既有公安分局，也有郵政分局，所以這一片，就叫了這麼個名兒。教育學院一面臨着斯大林大街，是個輿論宣傳的好陣地。而另一面，與東北人大緊鄰，又很幽靜。如今教育都沒有了，教育學院也沒什麼用了，只有個把留守人員。我們紅旗戰鬥隊就在三樓兩間房裡，設立了一個很簡單的廣播站。我去的時候，老張正在值機，見到我來了，很高興，說：“就缺你呢！”
　　他還是那樣，披着個棉衣，一副焦裕祿的憨厚勁兒，忙着給我倒熱水。那個女播音員，我也見到了，是高二的一個孫姓女生，貌美，苗條，但是很冷，話不多。廣播站一間是播音室兼辦公室，另一間是孫同學晚上住的地方。因為每天播音要到較晚，孫同學自己回校不方便，社會上形勢正緊張，估計警察也顧不上治安了，因此專門給她安排了住處。教育學院還有一個很小的食堂，孫同學的一日三餐和我的晚飯就從那裡打出來吃。我的工作時間是下午到晚上，上午孫同學值班，晚上我們共同工作。因為晚上高音喇叭傳播得遠，所以主要播音時間是在晚上。
　　廣播站其實很簡單，就一個電子管擴音機，倆話筒，教育學院的樓頂上，有三個大喇叭。老張交代了我如何開機，又叮囑每過一段時間要關機休息，以防電子管過熱被燒壞。
　　廣播站的生活富於激情。我曾經出去試驗過，走出一公里遠，都可以清清楚楚聽到我們的聲音，覆蓋斯大林大街的這一段，沒有問題。每天我下午去，孫同學就把工作交給我，她去藝術學院取材料。我可以念念稿件，也可以轉播中央台和吉林台的廣播。真正出活兒是在晚上，那時候晚上沒電視，人們沒事情干，附近的居民即使關着窗戶，在家中也能聽清我們的廣播，引導輿論是沒有問題的。晚上吃完飯，大約6點鐘，開機，看着電子管那奇妙的顏色慢慢亮起來，用手彈彈話筒，有聲音了，就可以播音。
　　下面就是我和孫同學一般比較典型的開頭語——
　　
　　（男）：吉林省實驗中學革命造反大軍紅旗廣播站。
　　（女）：吉林省實驗中學革命造反大軍紅旗廣播站。
　　（男）：現在開始廣播。
　　（女）：現在開始廣播。
　　（男）：革命方知北京近，
　　（女）：造反倍覺毛主席親！
　　（男）：革命的同志們，
　　（女）：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
　　（男）：我們下面播出的是——
　　（女）：吉林省實驗中學革命造反大軍對長春公社一小撮分裂主義者無恥行徑的憤怒聲討！
　　
　　諸如此類。孫同學的聲音非常清亮，我的聲音則比較渾厚，搭配得相得益彰。外人決聽不出來是一個大姐姐和一個小孩兒的組合。
　　傅同學、張同學有時會來看看我們，聊聊天。傅同學還笑嘻嘻地說：“小傢伙，還習慣吧？你聲音真不錯，老遠就能聽到。”
　　老張說：“長春公社最近挺猖狂，你們要密切注意動態。有緊急情況也可以自己寫寫稿件，但是要注意口徑，和二總部的提法要一致。”
　　紅旗戰鬥隊還有一個劉姓的高二男生，是軍乾子弟，人很酷，不大說話。平時老是穿件披着黃呢軍大衣，非常挺拔。他是美男子，還留了一點小鬍子，鶴立雞群的樣子。我多年以後看《安娜-卡列琳娜》，覺得當年的劉同學簡直就是沃倫斯基的中國版。我們省實驗的這位沃倫斯基可能很悠閒，有時會從學校到廣播站來坐坐。他和孫同學是同班，有時聊上兩句。但來的次數也不多。
　　和孫同學在一起工作，有一種非常幸福的感覺。畢竟是美女，雖然需要仰視。不過，我那時既沒賊心也沒賊膽，連個賊細胞都沒有，就是覺得愜意。孫同學是個文靜的女孩子，圍着一條淺藍色的毛圍巾，很優雅。她話不多，心很細，到食堂打飯總是她自己去，順便替我打來。她說：“我跟大師傅都熟了，我去，能多打點兒。”在細微處對我的這種照顧，讓人很溫暖。
　　2月23日這天，我在廣播站晚上準備收班，只聽得附近人大一帶，廣播站和宣傳車聲音特別嘈雜，好像出了什麼事。
　　不一會兒，傅同學跑了來，急匆匆地說：“不好了，教大主義兵和公安聯總在圍攻人大‘八舍’，紅二的人被困在裡面了。咱們造大已經去了不少人支援了。你們趕快寫稿，趕快聲援！小傢伙，你今晚就別回去了。”
　　說完她又趕去人大八舍，加入聲援隊伍。臨走前，又叮囑：“你們也要小心，他們那幫傢伙，什麼都幹得出來。把門一定要鎖好，有事趕緊往學校打電話。”教育學院看門的老職工也是紅二派的，他說：“你放心，你一走，我就把門鎖上，沒人進得來。”
　　我們連忙開機，然後不斷呼喊高亢的口號，強烈聲討教大主義兵和公安聯總，聲援戰友。
　　“青山不老，二總部不倒！紅色造反者是壓不垮的！”
　　“強烈抗議公安聯總的法西斯暴行！”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公安聯總一小撮倒行逆施必然滅亡！”
　　清脆的口號聲迴蕩在凜冽寒風中，為四分局動盪的夜晚增添了無比悲壯的氣氛。
　　深夜，喧囂聲漸漸弱下去了，人大八舍那邊，我們的戰友是否守住了大樓，損失如何，都不得而知。我把嗓子都喊啞了。
　　到了半夜兩點，估計不會再有什麼事了，我們也不敢出去打聽，就關了機，準備休息。
　　播音室里沒有床，只有一張長椅可以棲身，孫同學去她的屋子裡拿了大衣、被子，幫我鋪上，又擔心地說：“會不會冷啊？”
　　我說：“沒事。”
　　孫同學又說：“可能要不舒服，你將就一下吧。”
　　我說：“行。”
　　她又說：“你明早什麼時候起來都行，明早不播音了。那……我過去睡了，你也趕緊睡吧。”
　　晚上，外面寂靜得幾乎沒有任何聲音。教育學院晚上不燒暖氣，室內冰冷冰冷。我聞到被子上有香味兒，難以入眠。這個夜晚，很幸福。

第二十二章 文 / 清秋子

　　第二天上午，紅旗戰鬥隊來了不少人，通報了一下情況。昨晚，是忠於二總部的人大“紅造大”和東方紅公社發生衝突，公安聯總派了一支驃悍的隊伍砸了人大八舍。我方損失慘重，不少人受了傷，還有被俘虜過去的。大家講到動情處，悲憤填膺。我堂堂造反派被老保這麼欺負，放在以前怎麼能想象？都是長春公社搞分裂惹的禍。傅同學對公安聯總尤為咬牙切齒：“這幫混蛋，不得好死！”
　　大家又交流了一些目前形式和我們的任務。二總部最近忙於斗趙林、罷趙林的官。趙林已是死老虎了，再斗人們也沒什麼激情了。而長春公社最近的活動卻非常吸引人眼球。因為軍區對群眾組織表了態，公社的人就到省軍區門口靜坐示威，喊出的口號是：“軍區有鬼！”那年頭崇尚“懷疑一切”，誰最激進，誰就更能抓人眼球。一時“軍區有鬼”竟成了長春市民的流行語。軍區方面的發言人是副司令員賀吉祥，結果，他成了首當其衝的人物。長春公社的大喇叭點名要他出來辯論。
　　就在前幾天，公社派還發動全市大遊行，要揪“紅二”的黑後台。當年跟二總部結下梁子的保皇派群眾，此時一哄而起，南關區、二道河子區又成了二總部不能插足的地方。
　　談起形勢，大家憂心忡忡，都盼望中央早日發話支持我們奪了權的造反派。但是當時的媒體很有意思，自造反派起事，到文革終結，報紙、廣播上始終沒出現過 “造反派”這三個字。提到群眾組織，只說是“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可是這個光輝帽子，是誰都可以戴的。我們只有堅信自己是正確的。
　　中午，傅同學見我嗓子啞了，親切地拍拍我肩膀，說：“小傢伙，你就回家歇兩天吧。”
　　下午，我離開教育學院，走路回家去。天正下着小雪，很溫暖。四分局一帶，本來就很幽靜，下雪天，更沒有什麼人。雜亂的世界在雪中忽然變得純潔了。銀白的、無聲的世界，很美好。我走在路上，心曠神怡。忽然想起了文革前的一些日子，也是這樣寧靜而美好。記得66年的元旦，我到市體育館去看乒乓球賽，在那種公共場所的感覺很溫馨。那時乒乓球是國球，讓咱們中國人揚眉吐氣過的。一場普通的乒乓球賽，都要憑票才能看到。開賽前，體育館的大喇叭放着《扎紅頭繩》的樂曲，高音胡琴拉得如醉如痴。那種和平的時光，是很讓人留戀的。
　　我在雪地里慢慢的走着，帶着對過去的一點兒懷念，沉浸在激情宣泄過後的愜意里，用手去接那一片片細碎的雪花……
　　
　　就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有的朋友勸我：還寫那些事情幹什麼，現在，還能有人看麼？是啊，那是一場民族的悲劇，早已被時間掩埋掉了。當年作惡的人，和當年受害的人，都不願再提及了。可是，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這一段歷史，是可以埋葬得掉的麼？我們是可以裝作不再記得了麼？不能！我們成長的路，在那麼早的時候，就被打斷了，從此開始了人生黑夜中可悲的探索。我們當中的數學尖子，語文尖子、外語尖子，在三年的混亂過去之後，已經變成了一些平庸之極的孩子。他們已經註定了，今後沒法給這個社會有什麼貢獻了。其結果也確實如此，一生中，我們這一代人的絕大多數，只是苟苟且且地活，謀碗飯吃。永遠也趕不上所謂“時代的步伐”了。
　　我們曾是20世紀第一代未經戰火的孩子，我們中的有些人，名字就叫做“和平”。我們的童年，也確實是日日夜夜沐浴着和平的風。類似“當我們盪起雙槳”這樣優美的日子，那時在我們看來是天經地義。
　　可是，時光老人很殘酷。它只在1966把我們捧上了天，然後就不斷以各種理由宣布我們這一代已經過時了、廢掉了，在後來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是過了時的人。
　　從1966開始的那動盪十年，我們的祖國已經把它給繞過去了，可是我們卻繞不過去。它就像山一樣，壓在我們心裡，壓在我們清夜不寧的夢中。
　　隔了無數的塵埃回過頭去，我永遠會記得，那個在雪中步行回家的少年，他跟現在的少年們一樣，心中同樣充滿對美好世界的渴望。

　　
第二十三章 文 / 清秋子

　　在托翁小說《安娜-卡列琳娜》的扉頁上，有這樣一句話：“申冤在我，我必報應。”估計這是上帝他老人家的口吻。二總部當時還真是有上帝在眷顧，沒過三天，“公安聯總”就遭了報應。軍區方面不能容忍聯總如此挑戰權威，遂將“2、23”事件定為武裝鎮壓學生的反革命事件。事件一上綱，聯總立刻土崩瓦解，為首的人被抓起來了。
　　紅二趁勢而起，大造輿論，過了沒兩天，又在市中心人民廣場召開盛大集會，聲討聯總反革命暴行，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我們參加了，聯總的頭頭被軍人押到主席台前，列成一排，帽徽領章全被撕掉，一個個彪形大漢捆的跟龍蝦似的。
　　世界上什麼事情最幸福？就是看到跟你過不去的人，在你面前痛苦地毀滅最幸福。二總部人員群情沸騰，高呼口號“血債要用血來還”、“公安聯總罪該萬死”等等。公安聯總遭此一擊，萬劫不復。此後不久公安系統被軍管，儘管後來東方紅公社“賊勢復熾”，但聯總卻沒能再度復甦。
　　這一拳打得公社派暈頭轉向。二總部在造聲勢時，胡亂編了些中央來電、瀋陽軍區來電之類，把這場鎮壓搞得很有來頭。其後幾天，是公社派的黑色日子，工大造大、教大主義兵不得不屈服於形勢，由頭頭帶隊，在自由大路舉行“向長春市人民請罪”大遊行。大勢已去，其情狀也甚為可憫，一副“昏慘慘黃泉路近”的樣子。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是紅二掌權後的太平盛世，社會上的活動不多了，提倡所謂“複課鬧革命”。紅旗廣播站隨之撤銷，我們都回了學校。
　　在學校，造大的人員以原來的班級為單位，組織學習，無非是學批判劉少奇主席的材料。當時報紙上很長時間沒有公開點名，只說是黨內那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而在紅衛兵材料上早就點了名。
　　我在前面曾經提到一個于姓同學，就是對農村的廁所有獨到見解那個，他其實是造大的元老，不過不大跟我們在一起，而是依附在另一個高中戰鬥組裡。現在，他也和我們在一起了。
　　於同學造反資格非常老，不大買老宮的賬，又口無遮攔。一次他說，高二的“沃倫斯基”，一直想勾搭廣播站的孫同學。老宮有一天見沃倫斯基在場，就提起了這事。沃倫斯基大怒：“說我勾搭孫同學？誰說的？”老宮說：“於某。”沃倫斯基一轉身，黃呢軍大衣隨着掄了個圈，發現了於同學就在不遠處，立即走過去，陰陰地問道：“你說我勾搭孫同學？”於同學支支吾吾，沃倫斯基便把大衣一扔：“兔崽子，我擂你！”於同學見不好，撒鴨子就跑，邊跑邊喊：“我說的又怎麼樣？事實勝於雄辯！”說完，一溜煙不見了。
　　那時，同學之間談戀愛，總給人不大正經的印象。沃倫斯基倒是個花花公子的外形，可為人處世還是非常嚴謹的，孫同學當然就更受人尊重。因此這場“沃倫斯基事件”也就從此打住了，沒人再提。
　　在後來的歲月里，我很少再見到孫同學了，但她的那種安靜之美，令我永不能忘。
　　我們繼續學習材料。於同學看不慣老宮的飛揚跋扈，就拉攏人，要成立以自己為首的“核心小組”，取代老宮早先的領袖地位。事情有步驟地在進行，我因為對老宮耽誤了我去北京見毛主席的機會，至今耿耿於懷，就加入了於某的陣營。陸續加入的還有幾個人。見時機成熟了，於同學就在一次會上莊嚴地宣布，以他為首的 “核心小組”正式成立了，負責指導紅旗戰鬥隊初一分隊的革命工作。大家要一切行動聽指揮。

第二十四章 文 / 清秋子

　　於同學口若懸河，又擅長搞人際關係，是個當小頭頭的料。“奪權”成功後，志得意滿。然而，他低估了老宮的能量。老宮雖然失勢、但也僅是臉上掛起一絲冷笑，並未驚慌失措，暗地裡立刻展開了反擊。他的手法，一是取得紅旗戰鬥隊頭面人物的支持，發了話，不贊同於同學搞的小圈子。二是逐一做對方陣營的瓦解工作。某日，他找到我，展開了攻心戰術，先是重溫了一番往日友誼，又指出於同學現在實際已眾叛親離，只剩我一個沒表態了。老宮說：“識實務者為俊傑。你想想看吧。”我不作聲，思想鬥爭得十分厲害。老宮又緊逼一步：“我知道你不願意賣主，但於某馬上就要完蛋了，你為什麼要當他的殉葬品。我也不要求你反戈一擊，你不表態支持他，就行了。”我躊躇良久，只好同意。這是生平第一次我領略到了，當叛徒，有時也是出於無奈啊。
　　過了幾天，紅旗戰鬥隊的老張，召集我們開會，說是要解決內部問題。於同學懵然不知他的陣營已經潰散，躊躇滿志的步入會場。宣布開會後，老宮首先發難，歷數於同學若干非組織活動的陰謀與錯誤，口氣嚴厲。於同學拍了一下桌子，說：“笑話！”就要起來反駁，老張板着臉說：“你等會兒再說。”那傾向，已經很明顯。然後，劉同學、張同學、塗同學、薛同學紛紛表態，支持老宮意見。只有我低頭不語。於同學觀察情勢，心裡已明白大半，木然許久。待眾人說完，他漲紅臉，站起來，嘴唇抖着，說：“我，我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請同志們給我一個改正的機會。所謂‘核心小組’從今天起宣布解散。但，有一點要申明，我生是造大的人，死是造大的鬼，忠於造大的心……不會變……”說着，忍不住抽咽一聲，跑出教室去了。此後，就不大見他到學校來了。
　　老宮排除了異己，臉上又恢復了蔑視一切的笑容，他不在乎什麼核心小組這樣的名義，還是繼續當大家的精神領袖。
　　1967年的3月，是文革初期難得的平靜日子。紅二掌了權，像模像樣地坐起了天下，分別成立了教育、工交、財貿系統的小“紅革會”，要準備料理一百萬長春市民的吃喝拉撒睡了。其間學校活動也僅僅是開一些走過場的批判會，批一批本校的死老虎當權派。
　　當時全國各省基本都由一派造反派奪了權，然後向毛主席發了致敬電。致敬電的電文，堪稱一絕。歷史上大概只有屈原能把漢語詞彙使用到那麼燦爛的程度。大概的風格，就像現在網絡上流行的什麼“我們對您的景仰猶如滔滔江河……”之類。發致敬電，目的就是期待早日被承認“合法”。但中央的表態極為謹慎，只有上海、黑龍江、貴州等少數省市獲得認可，成立了欽定的“革命委員會”。在那些地方，奪了權的造反派也就有了不可搖撼的合法身份，堅挺不墜。有個把更激進的小派別跳出來挑戰，馬上就會被滅掉，如上海的大專院校“紅革會”。
　　《人民日報》在每一個省革委會成立時，都要發表一篇社論以示慶賀，內容八股就不用提了，關鍵是標題妙筆生花。比如《東北的新曙光》、《西南的春雷》等等。後來哈爾濱出了一種香煙，牌子就叫“新曙光”，作為紀念。這種欽定，其光環效應無可抗拒。二總部在鎮壓“公安聯總“時，就因為欽定的造反派哈軍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的一輛宣傳車，在長春街頭反覆播放支持鎮壓的聲明，因此收到了“傳檄而定”的效果。在上海，王洪文先生的“工總司”，也是輕而易舉就把昔日戰友“紅革會”給滅掉了。
　　但是，絕大多數省份的奪權造反派卻陷入了無限期的等待。
　　我們紅二派，沒有等來《人民日報》的欽定社論《紅日高照長白山》什麼的，而是於4月12日出乎意料地聽到廣播說，《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要愛護一切革命小將》。這個社論，明顯指責了對持有不同意見的群眾組織所做的鎮壓。
　　我們目瞪口呆，公社派一片歡呼。近一個月來，公社派等於無形中解散了，而現在，“春暖花開，面朝大海”，他們一下子從各個角落裡冒了出來。

第二十五章 文 / 清秋子

　　這年的4月1日，各媒體同時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是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篇長文，無疑是一聲號炮，向劉少奇主席公然開火了。雖然還是沒點名，但兩頂大帽子甩出來，傻瓜才看不出來，一頂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一頂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從這一天起，《人民日報》，發了不知道多少萬字，都是老調重談。後來還專門開闢了《七億人民都是批判家》的專欄，發老百姓寫的批判稿。“赫魯曉夫”這位前蘇共領導人的名字，成了中國媒體上知名度最高的一個人名。
　　《清宮秘史》不過是解放初的一部黑白電影，說的是光緒、真妃及慈禧事。1967年曾內部放映過，供批判用，劇情比較緊湊，觀眾中居然有為光緒找不到真妃而着急的，下意識地拍起了巴掌。這部電影，劉主席大概是隨口說過一個好，現在也給翻騰出來，要定大罪了。
　　劉主席曾著有一本書，叫《論共產黨的修養》，此時也成了靶子，報紙上標準的稱呼是“黑修養”。其實裡面不過引用了幾句孔孟語錄，講的也不過是如何修身。因為“修養”這詞當時人們不大用，又與“修正主義”一詞共有一個“修”字，所以現在，就只好任由愚民們胡批亂批了。
　　少奇同志是我黨資深的革命家，在他當國家主席時，我有幸是他老人家治下的一位小公民。劉主席治國有方，當年常開“最高國務會議”，參加的人不多，從報紙上的照片看，氣號召回校鬧革命了。
　　我們回到長春，發現造反派的地位，跟我們走的時候已經完全不同了。走的時候，二總部及其所屬的小組織，還是個少數派的姿態，而現在，已有問鼎天下的架勢了。
　　1966的年冬天，長春市的誓師大會、遊行、廣播車特別多，動不動紅旗招展、大喇叭義正詞嚴。
　　這裡要說說“吉林師大”，這個學校的保皇派是罕見的頑固和狡詐。“破四舊”一起，他們把校名也給改了，嫌“師大”低人一等，改成了“毛澤東主義教育大學”，他們自己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這若連起來念，一口氣喘不上來，得噎死，於是長春人就叫他們是“教大主義兵”，聽着，跟個邪教似的。這教大主義兵是長春保皇派中的精英。大字報寫得漂亮，傳單也漂亮，油印材料上的手刻的小楷，讓人愛不釋手。其他學校的保皇派，則是“景升父子皆豚犬”，不值一提了。
　　當時的形勢是，國家元首一旦受到衝擊，其治下的整個文官系統，自然就岌岌可危。在吉林省，怒潮終於沖向了省委。這個教大主義兵，在學校是死保師大黨委書記黃彥平的，辯護大字報寫得振振有詞。這一次他們殺向社會，採取了一個奇特的政治策略，就是，一方面猛攻省委，一方面仍然死保黃書記。他們猛攻省委，贏得了不少喝彩，弄得我們也很吃驚，因為這幫小子的火力，不輸於任何造反派。
　　當然，他們也自有天敵，那就是師大的“造反大軍”。這師大造大也不是善類，個個能說能寫。後來有一天，師大造大忽然向全市人民揭露，教大主義兵有人竟敢宣稱：“黃彥平書記是我們心中的黃太陽！”這一下，全市大嘩。這還了得！保皇派的尾巴終於被揪住了。我估計這個話，也是師大造大的那幫鬼才炮製的小說家言。但是，教大主義兵竟一時百口莫辯，因為這和他們的一貫政治態度太吻和了。
　　從此，教大主義兵名聲一落千丈，成了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