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文 / 清秋子　

　　這時再來回望7月末，已恍然如隔世。武漢正鬧得凶的那幾天，那位江青，也沒閒着。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團時說：“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議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就不能放下!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個革命組織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叫作‘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我們堅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堅決反對武鬥，這是第一條。……但是還有第二條，不能天真爛漫。當他們不放下武器，拿着槍支、長矛、大刀對着你們，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你們要吃虧的……”這段話，有記錄在案。第二天，上海《文匯報》就登載過。日後，成了她的一大罪狀。我當時看江青的各種講話稿，就覺得她講話不大過腦子，什麼東西都敢胡講。作為中央領導，這樣的煽動語言也敢講，惟恐天下不亂。好像這些“拿着槍支、長矛、大刀”的人，不是自己的人民，殺了白殺，砍了白砍。
　　再回頭看看《紅旗》雜誌1967年的第12期社論，也就是“八一”社論，諸位就會知道，中央文革為什麼要慌。這個臭名昭著的社論，題目叫做《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裡面的要害，是這樣一句話：“我們必須進一步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里去。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這個社論，就是在當時，也是抗不起推敲的。誰是“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準備如何把他們“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里去”？王力諸人不過就是弄倒了一個陳再道，便以為天下再無對手，口氣之大，大過了天。
　　這社論究竟是怎麼炮製出來的，也是一段公案。據說林彪為了排除異己，是最先有過這個提法的。“7、20”之後，他的兒子林立果在《空軍報》也以“紅尖兵”為名，發表過“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以示響應。毛主席一發怒，副統帥馬上閉口，裝聾做啞，沒他什麼事兒。
　　要搪災的是中央文革。
　　儘管《紅旗》第13期8月17日才剛剛出版，陳伯達為了亡羊而補牢，19日又發了個第14期社論《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試圖遮醜。但12期的責任，畢竟還是要是追究的。為什麼追到了王力、關鋒頭上？一種說法是，關鋒說：“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7月27日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信里就有這個口號。”這封信是由陳伯達起草，王力負責修改的。王力就馬上推責任，說：“信是伯達老起草的。”但這位伯達老記性並不差，他說：“我原稿里沒有那句話。”原稿當眾就給找出來了，王力一看，傻了眼，那原稿上只有一句含糊的提法：“武漢地區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們”如何如何，正是王力自己在上面加了“黨內、軍內”。於是王力自然就跑不了啦！
　　還有一種說法是， 陳伯達是負責全國宣傳的，追究到他那裡時，他慌了神兒，趕緊推責任，說：“《紅旗》‘八一’社論是林傑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然後，馬上就有人提供了有關材料，說早在 1967年1月《解放軍報》發表的“宣傳要點”中，便已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說法。在這個“宣傳要點”清樣上親筆簽字的是胡痴，另外還用鉛字排印着“王力、關鋒、唐平鑄”。當時的王力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關鋒負責《解放軍報》。這下，就把這兩人完全扣死。
　　人要倒，康生總是習慣地要拿出“證據”。於是這一次，他連夜翻查了王力的檔案。王力原名王光賓，1939年入黨，介紹人是谷牧。後來王力曾在東北軍的一個團做統戰工作，黨組織負責人又是谷牧。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務。於是康生有數了：合上檔案，就把王力定為了“國民黨特務”。主席後來向他徵詢意見時，他也就如此這般地匯報了。
　　康生這次的下手之狠與慌張，還在於他本人與王、關都曾有過密切的關係。早在40年代，康生曾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書記，王、關那時都是他的下屬。60年代初期中蘇論戰，王力與康生又是同僚，共赴莫斯科談判，一塊兒起草文件。王力被任命為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的時候，主管中聯部的中央書記處書記恰是康生。這種淵源，如何得了！所以，殺王力，殺關鋒，是一定要殺到底的。否則，不足以證明自己清白。
　　這種極端主義的投機家，日常所說的話，都是冠冕堂皇。然而“大業”尚未成功，風浪一來，卻先殺開了自己人。他們焉能不敗？不敗的話，還有什麼天理？
　　王力的倒台，還比別人多了一層因素，就是那個著名的“八、七講話”。這又是另一段公案了。7月25日，就在周總理離京赴武漢解圍的時候，外事口一些院校的造反派不顧周總理的多次批評，組成千人“揪陳大軍”，到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聲稱：“不把‘三反分子’陳毅交出，決不收兵”。謝富治22日從武漢返京後，還和戚本禹等人一塊兒去慰問了這幫造反派。那一段時間，外交部一帶，晝夜喧囂，不絕於耳，外交人員被吵得昏頭漲腦。
　　8月7日晚，在武漢受傷的王力拖着傷腿“召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聽取匯報。造反派代表提出：“我們認為，陳毅是外事口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據其三反言行，屬於敵我矛盾；我們的口號是：誓與陳毅血戰到底！有關對陳毅問題的看法，我們多次與總理談過，但現在外交部運動阻力仍很大。”
　　王力馬上插話，說：“外交部運動阻力大？（輕蔑地）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外交就這麼難？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有人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
　　造反派又說，現在外交部的“三反分子”沒有真正打倒，業務工作還是由原來的班子抓。
　　王力突然就激動了，估計也是沒過腦子，就問道：“你們1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總理不是講過‘老、中、青’三結合嗎？為什麼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結合？”
　　造反派回答道：“有人批評外交部奪權過頭，說業務大權是中央的……”
　　注意，到這裡，講話原文的記錄是——王力（異常激動地）：“這話不對！革命和業務不能分開嘛！我看你們現在沒有真正掌握實權，有點實權才有威風。現外交部還是原班人馬，原封未動。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來的‘長’，誰站出來革命、誰合適就誰干。對那些不革命的、不擁護主席革命路線的，不管他什麼級別、什麼資歷,什麼‘長’,統統打倒！”
　　數十年後，來看這段記錄，狂傲之徒的嘴臉仍躍然紙上 。軍隊剛剛給他搞亂，又來插足外交。一國之中，又有什麼比這兩樣更大呢？王力，不是沒過腦子吧？就在我寫本文的時候，有人還轉發過來一篇為王力辯護的文章。裡面把王力寫成了徇徇大儒，溫文爾雅。寫他當年的栽倒，簡直是岳飛就義風波亭，冤枉透頂了。諸位，這可能嗎？
　　王力的腳，實在是，伸過界了。
　　他的“八、七講話”，在外交部立馬就掀起了滔天大浪。

第四十七章 文 / 清秋子　

　　王力因為他的“八、七講話”，贏得了一個雅號，叫“王八七”。最後，搞到連毛澤東都知道了。
　　“八、七講話”一石入水，激浪千重。外事口造反派立刻掀起揪陳毅的狂潮，動不動召開萬人批判大會。在大小八次批判會上，周總理不是親臨會場“陪斗”，就是安排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等予以保護，令陳老總幾次脫險。總理平素是個隱忍的人，但在“保陳”這個問題上，卻表現出了罕見的執拗，以至因過度勞累，引起心臟病發作。
　　早在7月23日那一天，周總理剛剛在釣魚臺研究完武漢的事情，就帶上從上海來的楊成武，直奔人民大會堂去救陳毅。陳毅見到楊成武，一喜，知道他是從毛主席那裡來的，就拉住他問：“有什麼消息？”楊代總長說：“有。毛主席說，陳毅是個好同志。”陳毅兩眼放光，站起身就是一聲吼：“同學們，現在讓我們共同學習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整個會場一片啞然，陳毅把胸一挺，朗聲道：“請同學們打開毛主席語錄第271頁，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陳毅是個好同志。’” 台上台下有帶了語錄本的，馬上就拿出來核實，只見最後一頁，是270頁！造反派立刻大嘩：“造謠！”陳毅指指身旁的代總長：“楊成武同志傳達，有周總理證明，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陳毅是個好同志。”這段文革中著名的軼聞，就發生在那個時候。
　　8月16日，造反派對陳毅發動總攻，採取了奪權實際步驟，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奪了外交部黨委的大權。又封閉了所有副部長辦公室，責令姬鵬飛、喬冠華等白天在地下室寫檢討，至晚8時才放出向造反派“匯報”
　　掌權的滋味確實是威風。造反派雖然名份尚未定，但已在開始行使“外交部部長”和“副部長”的職權。短短幾天內，幾十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名義簽署的電報飛往駐各國的我外交機構,其中，電文上還寫有“打倒劉、鄧、陳（毅）”的口號，令我國駐外使館“貫徹執行”。
　　如果僅止於此，倒也罷了。但瘋狂了的人，必然會將瘋狂進行到底。8月22日晚，外事口造反派聯合北京的部分高校造反派，在抗議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鎮壓“港九暴動”的示威活動中，一把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釀成建國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涉外事件。這件事，我方完全理虧，無法對國際上解釋，導致對外關係降至冰點。數年後，還令毛澤東耿耿於懷。
　　8月23日凌晨，英國駐華代辦處大火被撲滅後兩個多鐘頭，周恩來立即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頭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他們宣布了幾條指示。最關鍵的一條是說，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黨中央、國務院。
　　造反派頭頭知道他們自己踩了雷，但仍不大服，公開頂撞總理，打斷總理的講話，還有人把王力的“八、七講話”拿出來為自己辯護。自此，“八、七講話”引起了周總理的注意。
　　8月25日凌晨1點，在釣魚臺五號樓，楊成武將周總理的一個講話紀錄交給他本人過目。上面有周總理對16個省和自治區文革運動的看法及處理意見，內容也涉及外交部奪權及“八、七講話”。周總理審閱無誤後，請楊代總長按此向主席匯報，並叮囑楊不必多言，一切“聽主席指示”。楊成武趕到上海，向毛主席逐條做了匯報。主席聽完，未予置評。老人家思考了一夜，仔細看了那篇“王八七”講話，批了五個字：“大、大、大毒草”！第二天（26日）把最後決定告訴了楊：他同意對王力、關鋒等人進行斷然處理。
　　中國的這條大船，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徹底地掉了一個頭。
　　毛主席在武漢時，親眼看見局勢靡爛不可收拾，兩派相殺，國無寧日，跟他本人對文革的設想已相去很遠了。數年後，他自己也承認：“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在從武漢撤離的過程中，他曾兩次提到當初對文革部署的設想——“一年發動，二年鞏固，三年掃尾”。但如果這樣亂下去，中國恐怕真的就成了“三百諸侯國”，收不了場了。於是，他不再堅持浪漫，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興奮，說“要給左派發槍”。他明白，現在的形勢必須收。要收，就只能依靠目前唯一的一支有效、聽命且強大的力量——解放軍。所以解放軍，不能再被瓦解了。今後，要倚重解放軍，解散兩大派。中央文革，就讓它淡出好了。林彪在武漢事件中的作為，當然很有些可疑，也許是“想要打鬼，藉助鍾馗”。而且在事件中，林對軍隊的調動，海、空、總後諸位猛將穿梭武漢，也可能引起了毛澤東的一些警覺。但現在還是要看看再說。日後發生的“9、13”事件，考究起來，不過是一個總的結局，而禍端，大概就肇始在這“7、20”期間了。

　　
第四十八章 文 / 清秋子　

　　“王八七”的倒台，對全國保守派來說，是天遂人願。一個月前，他還頻頻登台，橫掃千軍如卷席，把保守派氣得吐血；今日成了階下囚，保守派又怎能輕易放過他？滿街的批王大標語，往往不是憤怒聲討，而是充滿了嘲罵。昨日的“中央首長”，今天成了標語上的“王八……七”、“小爬蟲”，書寫人的幸災樂禍之情，溢於言表。王力本來就長得有些特點，漫畫上的樣子就更是不堪了。
　　我覺得從文革起，中國的民眾，就特別渴望看到有人倒台，這也不儘是因為心術壞了，而是某人倒台前的風光無限，和倒台後的萬人唾罵，構成了看客人生中的一種無比快意。
　　現在，該輪到激進派們尷尬了。好在王、關、戚的倒台，並沒有在公開媒體上公布，不像陳再道那樣是公開點了名的。所以，激進派們雖然也貼標語、歡呼，但極力把此事縮小為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枝節。兩派仍然在斗，激進派在輿論上仍占上風，北京造反派聲援各地激進派的口徑一如既往。可是，有一點，一般人看不出來，就是，未來勝敗，形勢已易。
　　我估計，各地兩派的決策人物，此時肯定都仔細分析過形勢。保守派一方，多為“擁軍派”，前一個月還背着“軍內一小撮的走卒”之惡名，毛主席批示“還我長城”一出，立刻摘帽，成了真理的擁有者。他們想不到絕處還能逢生。先前的暮氣，一掃而空，準備與激進派大戰三百回合了。我在北京街頭，再見到紅二、成都“紅成”和廣西“聯指”賣小報的駐京人員，都已是神閒氣定，不再委瑣了。
　　而激進派功虧一簣，苦在心裡。眼見得全國大勝在即，卻猛古丁折了主子，希望頓然渺茫。此時的中央文革，再也不發表“支一派，打一派”的言論了，而是各打五十大板，一派高調擁軍，激進派們怎能不暗自叫苦。再研究一下“7、20”陳再道的倒台，沒逮捕，也沒進監獄，僅僅是公開撤職，懸擱了起來。而倒陳的得力人物王八七先生，則一栽到底，政治上徹底見了閻王。那麼這“7、20”，該怎麼來計算勝負？激進派大多是以“反軍”為道義號召的，如今釜底抽薪，再不能揪解放軍首長了，今後還能以什麼理念來做大旗？
　　在長春，不等王、關、戚倒，形勢就有了微妙變化。8月16日，首都和各地的公社盟友還在氣勢洶洶地敦促賀吉祥投降—— 他們看準了吉林就是第二個武漢，準備再做一回時代英雄。可是17日，就有一道金牌下來，堵死了他們的路。這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對吉林省軍區和駐長部隊《給長春市廣大革命群眾的公開信》加了批示，號召長春市兩大派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促進三結合。
　　這時，已是在毛主席追查“八一”社論之後，而且他在武漢時期有一個思路，後來在上海公開講了出來，那就是：“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這個理念雖然還沒有見諸媒體，但顯然已在開始貫徹。這就是“8、17”批示的背景。在這個批示中，雖然紅二被排在了兩個公社的後面，但已決無成為第二個“百匪”的危險性。紅二對此求之不得。公社方面則奮鬥了好幾個月，不過才是兩大派之一，獨大無望，還要服從“大聯合”。這無疑是一瓢冷水澆下。
　　自這一天后，首都三司及其一夥救世英雄，自知“摘桃”沒戲，都先後蔫撤了。公社只有硬挺。
　　這以後，吉林省軍區和駐長部隊開始着手促成兩大派停火。實事求是的講，他們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有武漢的前車之鑑，軍方對兩派的態度，也是能一碗水端平的。假如沒有軍隊的努力，長春的武鬥，還不知要延續到幾時。
　　只是“8、17”批示之後，武鬥的輪子一時還剎不住。且紅二氣焰復振，要殺殺對方出氣。據記載，8月23日，師大兩派在校內爆發武鬥，打死武裝保護 305所器材庫的解放軍士兵一人。25日，長春鐵路兩派爆發武鬥。省軍區的武鬥監督小組做了工作，兩派才停了火，但槍聲仍然不斷，好多鐵路職工不能正常上班，造成長春市第二次鐵路中斷。27日，公社派占領南關浴池和南關大橋，以之做為武鬥據點，實行戒嚴。開槍打死、打傷乘車路過的解放軍戰士各一人。28 日，吉林農大和省體校的紅二派開赴吉林市的尖山子，拯救救被吉林市“八·三一”（親長春公社派）抓走的二總部人員，發生了兩次大規模武鬥。雙方開槍射擊，共打死六人，傷十七人；打死生產隊馬四匹，豬一頭。31日，兩派在長春電業局大樓發生武鬥，使用了半自動步槍和輕、重機槍等武器。共死三人，傷五人。9月 2日，紅二以市人委大樓為據點，公社以市醫院大樓為據點，展開激烈槍戰。
　　從記錄來看，每過兩、三天就有一仗。規模雖不能和四川比，但子彈不長眼，恐怖氣氛一點兒不差。市民都陷入惶恐之中。我後來看過一篇關於那時的回憶，說槍聲一響，街道立刻不見人影。居民除外採購食物，要冒生命危險。因此，心情都極其鬱悶。
　　這段時間，在軍隊的撮合下，兩派也開始了談判。有了些前所未有的跡象。8月25日，軍區和駐長部隊召開愛民大會。兩大派組織都應邀參加大會，會後舉行了遊行。這是幾個月來，兩大宿敵頭一次坐到一個板凳上。31日，長春公杜、東方紅公社、紅革會、二總部、長春衛戍區司令部五方代表協商簽定了《關於制止武鬥，恢復生產的協議》。規定兩派於9月2日中午12時起無條件全面停火；嚴禁打、砸、搶、抄、抓，嚴禁攔路劫車。
　　這樣看起來，好像有了點兒曙光，但實際上還是在打打談談，協議的效力很微弱。就在規定停火的當天，仍然有激戰，且是在五商店附近的鬧市區。
　　9月5日，長春公社、紅二、長春衛戍區司令部等三方代表第二次達成《關於制止武鬥，恢復生產的協議》。協議規定：所有群眾組織的武器一律於10日12時以前無條件地全部上交；任何組織，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藉口搶奪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不准再自製武鬥工具；不准再進行武鬥。
　　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在這一天，中央下了一道重要命令，後稱“九、五命令”，是關于禁止搶奪武器的。武鬥中，各地解放軍武器庫連連遭搶，軍方受武漢事件教訓的束縛，不敢動武，守衛戰士又要盡職，往往白白犧牲。在主席調整了思路後，一系列強行制止武鬥的舉措出台了。“九、五命令”是經毛主席批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全稱為《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文件用了“命令”這個提法，本來就異乎尋常，裡面的內容，又十分強硬。要害是說：“任何群眾組織和任何人，不管是屬於哪一派，不許以任何藉口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搶奪軍火倉庫、軍用倉庫和國防企業中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攔截火車、汽車、船舶上裝載的武器彈藥；不許外部人員進駐人民解放軍的指揮機關。……今後如有違反此命令者，當以違犯國法論罪。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地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講清道理，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可對空鳴槍警告，令其撤回。在勸阻和警告無效時，可宣布這種搶奪是反革命行為，並採取措施對其少數的壞頭頭和肇事兇手予以逮捕法辦。遇到這些人拒捕和抵抗時，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在海防、邊防、沿海島嶼和國防、機要重地值勤的戰士遇有人奪槍時，有權自衛反擊。”
　　這實際是下了開槍令。而且裡面關於“不管是屬於哪一派”的說法，也大有深意。中央已經不在乎你什麼“左派”不“左派”了，可以說格殺無論。
　　這個命令，對激進派是致命的。“左派”、“無產階級革命派”都不是免死牌了。不許搶槍，彈藥就不濟，彈藥不濟，就再也打不下去。保守派則一般比較歡迎，因為可以制止住激進派的強大攻勢。而且軍方一般與保守派淵源很深，有軍隊在，保守派即使缺乏彈藥，也不會被消滅。
　　命令一下，軍隊方面軍心大振，各地武器庫戰士早就憋得亂叫，如今可以開打，即視來搶槍的人為敵人。望見有造反派來，立刻架起機槍，靠進一步就要宰羊，再無什麼顧忌。各地造反派，當時一般都吃透了“命令”精神，見好就收。在廣西，有“4、22”的一股小隊伍不聽邪，仍然去搶。進了軍隊伏擊圈後，被一頓槍林彈雨掃過，悉數“盡忠”，以後再無人敢去充當“義和團”。

　　
第四十九章 文 / 清秋子　　

　　我在北京成了“逍遙派”。雖然還關注兩派鬥爭，但狂熱之心已經沒有了。當身處吉林省時，覺得紅二的對錯，對於我來說，至關重要。待走出來一看，全國各處皆是紛爭，是是非非哪裡能說得清楚。就像若干年後，我曾驚訝地發現，朝鮮人民也稱他們有“全世界唯一的太陽”，我這才醒悟：這世界上，不僅沒有“唯一”，是否是“太陽”也未可知哩。還是一笑了之吧。
　　母親怕我們遭遇不測，帶我們兄弟三個逃到了京城。她的思維方式，在當時是很典型的。據我所看到的資料，武漢“百萬雄師”在某個時期，就曾有明確的軍令，說：大學生是祖國未來，遇到“鋼派”的大學生，不要往死里打；如果對方是工人什麼的，才可以可往死里打。我們哥兒三個，都是祖國的未來，我們那時跑到了北京。只是，很遺憾，我們躲過了武鬥的炮火，卻都沒能成為祖國的未來。我和小弟，都不能算有什麼成就，目前基本上成了祖國的累贅。大弟倒是功成名就，但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是“美利堅國”的未來了。
　　我在北京，不能深切體會到危城中的同胞是怎樣度過那幾個月的。爸爸一個人在長春，捱過了那個驚恐之秋。他是個物理學家，對於“人文”的事情，感覺不是很細膩，他的來信，只是寫着“（供銷）合作社賣的菜很少，白天晚上都是槍聲”。
　　我們的祖國，從1949年到今天，都是和平時期，查閱67年那個時候的正式報紙，也沒反映出有什麼硝煙氣，但我們的人民，卻實實在在經歷了一場戰爭。
　　在這裡，我要引用一位名叫“姜東平”的人寫的回憶片段，當年，他也是一個長春少年。他家住的地方，離我家不是很遠，從文中表述的來看，應該就是在四分局——
　　
　　學校失去了安全感，危險即來自於內部的兩派對立，又來自於社會上更強大的造反派組織。有一天，吉林工業大學“革命造反大軍”的兩輛汽車開進了校園，搶走了學校所有的細糧（註：即大米、白面）。為了避開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我由住校轉為“走讀”。儘管每天堅持正常到校，但學校已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教師無書可教，學生無書可讀。而在社會上，兩派組織已經開始到部隊搶劫槍支和武器彈藥。街頭槍聲驟起，特別是在兩派組織犬牙交錯的地帶，已不斷地發生小規模的槍戰。
　　在學校通知無限期放假那天，我像往常一樣，穿過植被茂密的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回家。走到12中附近的時候，見一片正在抽穗的玉米地頭，新起了一座墳墓。一位中年婦女趴在上面，她的半張臉貼在濕潤的黃土上，兩肩在抽動，淚水不斷地從眼眶裡流淌下來。墳墓四周圍滿了她的親屬和看熱鬧的人們。
　　我在人們的議論中得知，她的14歲的兒子，不幸被流彈擊中殞命。
　　這天晚上，槍聲響了一夜，隔着玻璃窗，能夠看到曳光彈划過夜空的亮光。早上，母親把我喚醒，並叫我看窗戶上的玻璃。只見最上層的玻璃被子彈打穿了一個橢圓形的洞孔，子彈是從西南方向斜射進來的，半自動步槍的彈頭已嵌入東面的牆上，露出帶有“來複線”的尾部。不久後的一天傍晚，我和幾位鄰居在院子裡閒談，一顆流彈飛來，打在一位轉業軍人的肩膀上，經手術取出的槍彈是發射於美式衝鋒鎗，這種槍的射程只有百米開外，顯然是從附近的建築物上打來的。
　　母親感到十分恐懼和憂慮，這段日子父親已經不能回家，聽說父親單位的造反派制定了抄家計劃，我們家也被列入了名單之內。
　　母親患有肝炎，巨大的精神壓力和家務負擔使她幾乎難以支撐。為了避開這段危險的日子，母親將我弟弟送到（黑龍江省）五常縣的姥姥家。這樣，只有我和母親兩人在家艱難度日，我的懷裡整天揣着一把一尺多長的鋼銼，心裡想，如果家裡被抄，我就和那些人拼命。
　　那時副食品和蔬菜供應奇缺，到了白天，我和母親就到各個副食和蔬菜點上去搶購醬油和蔬菜。有一天，母親去桂林路買菜，正遇上兩派的槍戰，眼看着有人被擊中倒地。母親跑回來時仍然心神不定，嘴裡不住地念叨着：那個人死了，眼睛都沒閉上啊！
　　這年8月初，坦克學校“公社派”組織的坦克車，沿着斯大林大街由南向北駛過。趁着夜幕，“紅二”派在市圖書館的樓頂向坦克射擊，結果，坦克車開了一炮，打掉了樓頂一角。由於市圖書館離我們住的居民樓只有一牆之隔，為了躲開槍戰，左鄰右舍都蜷縮在走廊里呆了半夜。母親終於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精神恍惚，犯了抽瘋病，嚴重的肝炎越犯越頻，身體徹底垮掉了。1972年母親去世時，只有45歲。
　　
　　以上這段資料，是我在此次寫作期間偶然查到的。平白無華的敘述，讓人體會到老百姓的無助與悲哀。我們的祖國，當時非常強盛，所有的外敵，都不敢輕易來挑釁。我們是自己在殺自己。如果是抵禦外侮，人們不會這樣恐懼和憂傷。在本該太平的年代，卻可能在某個早上死於“無義戰”，怎麼能不讓人感到生如螻蟻呢？
　　下面，我還要引用一位當年只有19歲的女士近年來所寫的回憶。她那時是長春師範學院的大一學生，親歷了武鬥的炮火和“戰友”的陣亡。那種樸素的敘述，同樣是讓我久久不能釋懷——
　　
　　一直到8月20日，那天我和大妹妹去她的學校，聽說二總部開追悼會，犧牲的戰友有一個是長師的，我大吃一驚，一問正是我造大的同學。我覺得我不能再待在家裡了，我要回學校。
　　媽媽上班，爸爸不常在家，我回校了。
　　武鬥不斷升級，67年9月15日，上午10點多我和芬去食堂，剛過宿舍樓，就聽見槍聲大作， 是坦校造大的的坦克來了，高射擊槍橫掃過來，我和芬緊緊靠在樓角，看到教學樓里有同學跑出來，其中有坦校的戰友。他們拿槍沖了上去。這是我親歷的最激烈的戰鬥。
　　突然聽到一聲巨大的爆炸聲，一會兒就看到有幾個同學背着一名傷員從前面下來。槍聲停了，坦克癱了。我和芬趕緊跑過去，受傷的是坦校的一名戰友，叫董尚才。他的左肩衣服上有個洞，上有不多的血漬。他昏迷不醒，臉色灰黃，身子癱軟，褲子被尿濕了一片，我們意識到他的傷很重，當時大家都忙亂的說：快，快，送醫院去。那是一輛軍用吉普車，我已記不得它是怎麼來的，大家慌亂的把他抬上車，到醫院去了。那輛坦克就停在教學樓前的馬路上，槍聲再也沒有響起。那天，天氣非常好。“天高雲淡”，太陽暖暖的照在我們身上，而我們的心裡卻陣陣的發寒。
　　11點多，有人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董尚才同志犧牲了。他受的是貫穿傷，高射擊槍的子彈從他的左肩斜斜的射進身體，從後腰穿出。血都流在了他的胸腔和腹腔里。聽到這個消息，大家的心如刀絞的一般：剛剛還生龍活虎，轉眼間陰陽兩世，很多人的淚水不由自主的流下來，女同學更是痛哭失聲。尚才的女朋友下午才到，聽到這個消息哭得死去活來，我們不知怎樣解勸，只好陪着哭。短短的一個月，我經歷了兩次痛失戰友的生離死別。
　　中午，大家都沒吃午飯。回到教學樓，我們發現停電了，再一查，是變壓器被高射擊槍打穿了，變壓器油漏了一地。不知是誰找來一位老電工搶修，他說，修不上啊，變壓器油特別貴，剛解放都是進口的，偷變壓器油犯死罪，你們武鬥，破壞了多少東西呀，說着說着老人流下淚來。
　　
　　我作為過來人，很真珍視上面的這些民間資料。它們所承載的，是一種快要消散在歷史深處的悲哀。讀這樣的文字，我所感受到的，遠比讀那些“人文主義”不着邊際的賣弄文字來得真切。我想，我們的人民，是有思想的。是他們，忠實地記錄了歷史。讀這樣的文字，忍不住要掉淚。我不能不想起一句古已有之的俗語—— “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也許，有人會說這是懦弱，是農民意識。但是老百姓的所求，不就是一個平安麼？你能指責他們胸無大志麼？那些曾經“胸懷大志”、跟着跑、跟着捨命的人們，又收穫些了什麼呢？他們今安在，可瞑目？是否能有一抔堂堂正正的黃土，每年掩上他們的荒冢？
　　我承認，我是屬於荒廢了的一代、落伍了的一代。嚴格的來說，我連最基本的教育都沒受過。但是，我總覺得，公理，跟這個是沒關的。不見得我的所有的念頭，都是過時的。
　　年輕的精英們和不年輕的既得利益者們，近些年來，把50、60年代嘲笑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不能忘記，那些年代也曾給予了我不少正確的薰陶。我至今記得文革到來之前，在窗明几淨的教室里我在中學課本上學到的一段課文。我不管寫這文章的老作家是如何地落伍了，我只是認為，對於我這種坎坎坷坷活到了今天的人，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謂“真理”的話，那麼，就是老作家說的下面的這段話——
　　
　　親愛的朋友們，當你坐上早晨第一列電車走向工廠的時候，當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時候，當你喝完一杯豆漿，提着書包走向學校的時候，當你安安靜靜坐到辦公桌前計劃這一天工作的時候，當你向孩子嘴裡塞着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悠閒散步的時候，朋友，你是否意識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許很驚訝地看我：“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從朝鮮歸來的人，會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請你們意識到這是一種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