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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學生的文革記憶 文 / 清秋子(十一)
送交者: 水蠻子 2006年10月14日23:47:2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第五十章 文 / 清秋子 


  9月的北京,漸漸地讓人感到了愉快。“玫瑰香”葡萄上市了,又大又甜,有一股甜酒的香味。這類水果,在北京以外的公民,是永遠也享用不到的。在那個計劃經濟的時代,北京的商品永遠很豐富,與外地的窮鄉僻壤比,儼然是兩個國度。北京人的驕傲,大概就發端於此。到了今天,北京有的、外地也都有了,但北京人的傲慢卻依然如舊。
  我那時把北京的著名景點普及了一遍,故宮、十三陵、長城……到處都留下“吉林省實驗中學革命造反大軍某某某”的塗鴉。除了逛景之外,到大學看大字報也是一大樂趣。那時的信息發布,也有虛假新聞,而且造假的水平不是一般,其浪漫程度,可以證明我民族一點兒也不亞於法蘭西。下面,我就摘幾段當年一位南京土橋鎮少年的日記,看看他從大字報上看來了一些什麼東西——
  
  1967.2.6
  我在街上看到一個消息:說美軍從境外挖地道越境,被解放軍消滅了,一共殲滅了一個騎兵師。還說據清華大學透露,我國的宇宙飛船最近要上天了,我晚上看到一個亮的東西在天空中慢慢地飛過去。
  
  1967.2.7
  我在街上看到幾個消息:一,越南政變,胡志明被捕,由武元甲接管政權。二,朝鮮政變,金日成被捕,由國防部接管政權。三,羅瑞親第二次自殺。四,朱德被揪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五,陶鑄服毒自殺。六,中央文革小組搬到上海。七,上海張春橋任上海市第一書記。八,劉少奇兒子裡通外國,被揪出來。這些消息是在街上的大字報看到的,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1967.2.10
  我在街上看到一個好消息,我國成功地發射了十三顆人造衛星,一月十四日我國還成功地發射了一顆宇宙飛船。
  
  看這樣的文字,很有快感。具有如此的創造力的民族,卻至今還沒有出一個魔幻文學大師馬爾克斯,是太不可思議了。
  我有個表舅,在北京大學念書,他就是我那兩個小姨的哥哥。我到北大去看大字報,也去看過他。他是一個很奇特的逍遙派。人家逍遙,都呆在家裡,不來學校。他卻呆在學校,哪一派也不參加,每天研究組裝半導體收音機,混日子。我去過他們宿舍,很一般。他對我講:“最討厭‘老佛爺’聶元梓了,獨裁,容不得人。”
  天涼後,從長春傳來的消息還是不錯的。軍方介入的力度越來越大,儘管做起事情來還是心有餘悸。9月10日,省軍區政委蘇俊祿代表軍區黨委和駐長部隊黨委,對部隊介入地方文革後壓制東方紅公社的錯誤,進行了檢查。算是給了公社派很大的一個面子,以換取公社方面的配合。
  就在同日,長春公社、東方紅公社、紅革會、二總部共同簽定《關于堅決執行中央“九·五”命令的若干措施的協議》。這算是最後的“國共協定”。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中國,文字的力量從來就是最微弱的力量。在此後的一個星期里,仍是槍聲不斷,有傷有亡。也許雙方都知道今後不大可能再讓打了,今日不打,更待何時?於是形勢驟然又緊張起來。
  災難的一天,是又一個“9、18”。這一天,在長春火車站一帶對射了好幾天的兩派武裝力量,在機車廠醫院的小白樓發生激戰。戰鬥整整打了一夜。雙方動用了迫擊炮、步話機等裝備。紅二方面的攻勢很兇猛,長春公社長鐵分社奮力抗擊,所幸撤離及時,傷亡還不太大。小白樓藥房和堆在樓外的鐵路枕木中彈失火,火光沖天。交戰過程中,醫院1、2、3號樓與站前三輪車社、物資管理所、鐵路售票處、站前飯店等公用設施,還有數十間民房先後燃起大火;據一份資料記載,一夜之間,共炸毀、燒毀建築物面積11300多平方米,損失價值約100多萬元。死二十八人,傷近百人。成為文革時期長春規模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次武鬥事件。
  禍不單行。就在同一天,長春市處處烽火,亂兵四出。這一天,兩派在朝鮮族中學和四中發生武鬥,據說我校造大也派了人前去助戰。戰果是,五名學生死、多人傷,朝中學生宿舍全部被燒毀。這一天,晚11點半,長春市玻璃拉管廠發生嚴重火災,燒毀廠房600多平方米,設備全毀。起火原因不明。這一天,駐紮在五商店和長春飯店的兩派武鬥隊槍炮互射,燒毀了長春飯店的糧食倉庫、檔案室、財會室和三樓獨身宿舍。這一天,長春市百貨二商店六樓也突然起火。大火燒了三個小時。將樓內存放的服裝、高級呢絨、毛料等物品全部燒毀,損失近100萬元。
  其中最為令人喪膽的,是“站前旅社”一戰。一位名叫王瑞的先生,曾有數行文字描寫過當年的那一幕——
  
  當年,由當地駐軍支持的造反組織紅革會、二總部一派,占據長春站前廣場的鐵路局大廈,以樓堅兵器利之優勢,與對立面據守廣場另一側建築物的造反組織長春公社一派,展開你死我活的猛烈戰鬥,雙方機槍互相狂射多日不分勝負。紅革會、二總部一派的決定性勝利,是從長春地質學院調來訓練有素的女民兵炮手某某,她將“全民皆兵”的和平時期練就的一整套精湛迫擊炮實戰射擊技術,施展於這場史無前例的人民戰爭中。結果此派戰將以日本建築的鋼筋水泥大廈為炮台,將多日攻克不下的對立面一派據守的歐洲哥特式旅館大樓從頂層到底層,一陣暴風驟雨式的炮彈轟擊,七零八落地打成了廢墟。
  
  這一天戰況的激烈,還有前述姜東平先生的一段回憶,也可佐證——
  
  1967年9月18日,這一天是中華民族的“國恥日”,長春車站的槍炮聲卻沖淡了人們的記憶。
  槍炮聲在上午達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見到2.5公里之外的車站上空濃煙滾滾,鋪天蓋地。“紅二”派開始圍攻“站前旅社”的“東方紅公社”據點。這是兩派武鬥以來最大的一次“戰鬥”,持續三天,兩派武鬥人員以站前的幾處主要建築為中心,動用手槍、步槍、衝鋒鎗、輕重機槍,“六○”炮、“八二” 迫擊炮、野戰平射炮、手榴彈、炸藥包、燃燒彈、火焰噴射器等武器,殺傷力極大,因此傷亡慘重,損失巨大。據一份長春“文革” 大事記記載,某派組織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駐地上,發射了350發炮彈和47萬發子彈,“站前旅社”這個歷史上有名的“悅來客棧”化為一堆瓦礫,從此在長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戰中死亡,當地居民有200餘人受傷。
  其後不久,當我來到站前時,橫亙東西的長白路東側幾乎看不到完整的建築,觸目是一片斷壁殘垣。一根水泥電線杆的上方挨了一炮,只有裸露的鋼筋相連,仍然倔強地豎立着。空氣里瀰漫着硝磺和焦煙的氣味,一些當地住戶在瓦礫堆里撿拾破爛兒,尋找舊物。人聲嘈雜,滿目淒涼。人們從四面八方不斷擁來,爭睹戰場遺址,眼神里透着棲惶。
  這一天,兩派的廣播站不斷地播送配着哀樂的訃告,並反覆播放着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歌曲“告別”,那熟悉的旋律,肅殺的氣氛,使我終生難忘,刻骨銘心。在一處斷壁上,貼着一首悼念“死難烈士”的詩,我把它偷偷地抄了下來。這是寫給一位叫王XX的女性的:“火海昂首立英雄,壯士雖死志未終。牆外桃花牆內血,映得萬片秋葉紅。”詩歌的作者或許是同她一起經過了這三天劫難的倖存者,或許是她的親朋好友,無論是誰,都要承受這一瞬間的生離死別,蒙受永久的傷痛。九月深秋,正是楓葉紅透的日子,北國春城的荒郊野陌,不幸又多了幾處墳塋。
  
  上面王先生的記述,與我的記憶略有不同。據我當時在北京看到的公社小報,是這樣說的。紅二調集大批兵力匯集在火車站,欲剿滅長春市公社長鐵分社武裝力量。在進行了幾天的抵抗之後,長鐵分社力不能支,奮勇突圍。結果,紅二發現長鐵分局大樓對面的“站前旅社”里竟然有東方紅公社的人,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就用炮火予以封鎖。東方紅有一批高層人物在裡面開會,被困在裡面,基本沒有太大抵抗能力,傷亡慘重,眼看要陷於滅頂之災。長鐵分社見勢不妙,連忙施以援手。派出精幹人員,利用大樓後面的射擊死角,為東方紅人員開闢了一條通道,救出了一批人。但還是有不少東方紅人員葬身火海。
  我父親於第二天,也去了站前廣場,看了一眼那一堆廢墟。
  此役非常慘烈。東方紅公社原本很強悍,又慣於搞宣傳,但這次的戰後報道,卻充滿了傷感。上面姜先生所引的那首悼詩,當年我也看到過好多類似的,哽咽之聲,仿佛可聞。
  消息傳得很快,公社派在北京掀起大規模輿論宣傳,主題是“又是一個9、18”,一派哀兵模樣。北京的造反派也很憤怒。時光要是倒退一個半月,他們足可以叫“紅二鬼子”下地獄。但時勢易也,再不可能有王力這樣的欽差大臣來為他們撐腰了。紅二的名聲在北京,本來就臭,現在不過是更臭一點。紅二並不在乎。這一場痛擊,確實把公社派打得喪膽。此後,他們嘴上雖硬,但卻不敢再打硬仗了。長春的武鬥,在軍隊的強力干預下,逐漸走向沉寂。


  
第五十一章 文 / 清秋子 


  在北京親戚家住久了,人家有點煩,臉色一天天地不好看。就在長春“9、18”硝煙未散的時候,我的表舅母忽然問我媽:“長春武鬥有那麼嚴重嗎?你們這樣躲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兒呢?”這等於是在下逐客令。人在難中,需要的不過就是一個擋風雨的屋檐,連這一點兒,如今都難辦到。在天子腳下安逸慣了的人,怎知道外省的水深火熱?我母親感到非常憤怒。長春炮火連天,親戚還在攆人,人心怎麼會冷酷至於此?當天,她就去找了當年的大學同學,第二天,我們全家就搬到北京鋼鐵學院去了。
  鋼院的這個阿姨,當初怎麼會是一個人,怎麼會有單獨的房子容納我們一家,我都記憶不清了。反正我們只求有個住的地方,吃飯不麻煩主人。鋼院在西直門外通中關村的大道上,那時還沒有所謂的白頤路。西直門外的“學院路”不寬,但林木蓊翳。鋼院是個小型學校,畢竟是不是風口浪尖,沒有亂糟糟的樣子。一進門就是一尊巨大的漢白玉毛主席塑像,大衣披拂,右臂高舉,給人們帶來希望。教學樓是仿蘇聯式的,莊重、安詳。
  鋼院也有“天”、“地”兩派,大喇叭一天響到晚。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是國慶前後了。天氣涼爽,校樹青青,人的心情也開朗了不少。自從“王八七”倒台,天派也稍稍振作,宣傳做得很起勁。鋼院的天派叫“革命造反公社”,我們剛搬去時還萎靡不振,後來越來越牛,大喇叭一天天顯出“真理在我手”的氣魄來。
  說到底北京的大學,當時有著名的五大學生領袖,即地派的“清華井岡山”蒯大富、“地院東方紅”的王大賓、“北師大井岡山”的譚厚蘭,天派“北航紅旗”的韓愛晶和北大“新北大公社”的聶元梓。老聶不是學生了,但領導的是學生,所以也算一個。
  前三個,赫赫有名,鬥志堅定,一般人還是服的。老聶,比較臭,人稱“老佛爺”,取她是女性且霸道這一特點。韓愛晶名聲也不錯,比較理智,但在和地院王大賓搶着批鬥彭老總這一點上,也是心黑手辣的主兒。
  在文革結束後,審判四人幫的時候,蒯大司令在法庭上亮過相,是證人之一。我看電視的時候,不知怎的,有過深深的失望感。一個當年威震華夏的造反人物,竟然全無豪俠氣,不過就是一個戴深度眼睛的書生,眼睛還驚惶地眨個不停,好像他本人就是四人幫一樣。昔日的蒯大司令,一個勁兒地往江青身上推責任,說什麼: “就是她,就是她……”年輕的觀眾,可能不會覺得怎樣,我這過來人看了,只覺得可笑。難道文革爆發時,蒯大司令是在讀幼兒園嗎?好漢做事,就應好漢當,眼下江青阿姨又能替你分擔什麼呢?我看鏡頭中的江青,既困惑又蔑視,冷冷看了司令幾眼。也許她心裡在想:當年的隊伍中,怎麼會混進來這麼個傢伙?
  “五大領袖”在北京,雖然不敢搞武鬥,卻也盤踞校園很長時間,拒不執行“大聯合”的指示。以至於北京的高校比外地多熱鬧了大半年。
  我們到鋼院後,長春傳來的消息,漸漸地令人欣慰了。“9、18”轟倒了一座樓,省軍區和部隊不能坐視了,同時也驚動了周總理。20日,省軍區和駐長部隊發出《關於立即制止武鬥的三點意見》,口氣比以前嚴厲得多。一是20日18時以前雙方必須停火,任何一萬不准主動進攻;二是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准截車和抓人;三是由軍方邀請各方面負責人於19時進行座談封存和上交武器問題。這個文件出台的背景,是因為“9、18”的餘波未消。20日當天,兩派又在長春鐵路分局大樓武鬥。在武鬥中,車站貨物處發生大火,燒毀庫房3000多平方米,及各種物資100多種共260噸。還燒毀兩車皮待卸的貨物,損失近千萬元。
  9月22日,中央決定:長春、吉林、四平駐軍和各派群眾組織立即選派代表,連同阮泊生、蘭干亭等領導幹部一起赴京聽取中央指示,協商擁軍愛民、制止武鬥恢復生產等問題。這一召見,意味着上帝之手在進行干預了。當時,周總理在處理各省武鬥有個模式,就是把有關代表請到北京,開會說服,要求停火併繳槍。總理手裡也有一個“路線圖”,先哪個省,後哪個省,是有打算的。長春的“9、18”顯然震動很大,促使中央提前介入,要解決東三省的問題了。而且這裡面有一個徵兆,預示着將來吉林省的政治格局,不知當年的公社派頭頭看出來沒有。這阮泊生、蘭干亭,是紅二方面推舉的幹部,準備將來納入革委會的,這次奉召進京有他們,實乃大有深意。
  當天,敬愛的周總理針對長春武鬥發出三點指示:一、立即停止武鬥,封存上交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恢復生產、交通和社會秩序,各組織都要在以上方面做出模範;二、到京代表一定按中央指示精神帶着無產階級黨性來,不要帶着小資產階級派性來;三、各群眾組織在代表協商期間,任何一方不得挑起武鬥,破壞生產和交通,凡是違反者必須追究責任。代表到京主要是達成協議,不是吵架。
  這個思路很明確,就是總理要來出面調解了。一方是世界偉人,一方是烏合之眾,現在的人很難設想,總理當年怎麼會把那些混混兒當成什麼人物?可是在文革中,總理不知跟多少二十幾歲的司令、總司令打過交道,回回都是苦口婆心。
  中央一動,地方就有了指望。22日當天,長春衛戍司令部發出《關於立即停火和封存、收交武器的規定》。在高壓態勢下,紅二自知已經踏到了底線上,不敢再過分了,公社也知道動武占不了便宜,又沒處申冤,也不想打了。25日,已經組成好的長春市赴京代表團,發出了緊急倡議,要求兩派群眾立即全面無條件停火;立即就地封存武器、彈藥、裝備和物資,由長春衛戍區司令部收繳。這算是兩派高層第一次有了點兒理性的聲音。長春駐軍首長趁熱打鐵,於9月27日召集長春公社、東方紅公社、紅革會、二總部的代表開會,研究上交武器,慶祝國慶節和釋放雙方被抓人員等問題。
  9月28日,曙光普照吉林大地,人們終於見到了和平的希望。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東北三省赴京代表。周恩來總理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通過大批判促進大聯合、鬥批改,實現革命的三結合。毛主席指示:“大聯合中要告訴同志們四個字:‘鬥私批修’。”。周總理還說,中央要求吉林問題在年底前能夠解決。
  9月28日,媒體發布了一個重要消息,說,毛主席最近視察了華北、中南、華東三大局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毛主席在上海時,對上海工人階級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的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主席的這一指示,立即風靡全國。“大聯合”馬上就成了民心所向。
  儘管在這期間,長春小規模的武鬥仍然有,不斷有軍民傷亡。但歷史的輪子終究是擋不住了。過了國慶節,大家都心平氣和,在長春,長春公社、東方紅公社、二總部與長春衛戍司令部,經過協商達成《上交武器,恢復交通、恢復社會秩序的協議》。10月7日,長春市兩派四大群眾組織以及長春衛戍司令部的代表在北京達成協議,簽定《關於擁軍愛民、制止武鬥、恢復生產的協議書》。
  這是“板門店”的最後簽字,吉林人民,終於有救了。


  
第五十二章 文 / 清秋子 

 
  進了10月份,周總理的“路線圖”可以說是順風順水,除了四川部分地區以外,各地造反派都還聽命,激烈廝殺是全面停頓下來了。吉林省的赴京代表團一直就住在北京,有如人質,戰火不歇,就別想走。10月份以後,還是陸續有小型槍戰,9日,長春市11中兩派在本校大樓武鬥,大樓失火。 16日,白求恩醫科大學兩派群在基礎教學樓爆發激烈槍戰。周總理聽說了,也沒發很大的火,只是說:“雙方應按照你們研究的協議處理”。到11月1日,有記載的最後一場較激烈的武鬥,是長春機車廠的兩派槍戰,打死四人、打傷十二人。
  與此同時,另一條光明的線也在延伸。10月12日,長春市兩派四個組織和部隊等五方赴京代表達成《關於退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複課鬧革命”的補充協議》。第一次提出:在外單位的人員應及時撤回本單位。 10月30日,長春市兩派赴京代表團,共同作出《關於徹底上交武器裝備和軍用物資的規定》。《規定》指出,上交武器如遇阻撓或反抗時,吉林省軍區和駐長部隊可協助強行收繳。這已經是在做善後處理了。
  長春的槍聲終於消歇下去,我們在北京的浪跡也可結束了。這年的國慶,是新中國成立18周年。我的祖國,才不過過了17年的安定日子,老百姓就遭此一劫。我於半生中常常在想,這是為什麼?“草蛇灰跡,伏線千里。”也許,這是註定了的。當時,無論是毛澤東本人,還是中央文革,都不贊成武鬥,因為它和批劉沒有關係。可是為什麼武鬥卻成了文革頭三年最重要的內容?是因為當時的政出多門?是因為中國人太好內鬥?是因為49年後,戰時的意識形態沒有及時的轉換為和平時期的意識形態,結果培養出了一批好鬥分子?
  從1967年4月至10月,半年多時間裡,中國陷入全面內戰,財產損失幾何,人命玩完了多少,至今無人做總的統計。兩大派猖獗之時,“九地黃流亂注”,兩邊都信奉着同一“主義”,都操着同樣的政治語言,卻要拼殺個你死我活。這在人類歷史上,可稱奇觀。
  回首當年,若不是武漢“百萬雄師”奇峰突起,以非常手段顯示了他們不願破壞17年舊秩序的決心,從而驚動了毛澤東,迫使他改變思路,那麼武鬥的狂流還不知何日方休?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王、關、戚那幾個奸賊,在國際共運中也是極為罕見的極端分子。對意識形態的痴迷使他們喪失人性,國中幾天不出亂子,他們就坐不住。由他們煽動起來的派性,頂着冠冕堂皇的名義,如江河浩蕩,奔突萬里。惟有武漢的120萬“百萬雄師”,敢於站出來說“不”,生生的讓狂怒的江河改了道!這種意志,決不是一兩個將軍就能鼓動起來的。它同樣也是我們民族的一條“千里伏線”——人心,都是思安定的啊。
  “百萬雄師”固然倒下了,換來的卻是全民的和平。就具體的個人來講,如果把時限劃到文革之後,那麼,最終的結局是很富戲劇性的。據我了解,文革結束後,“百萬雄師”主要頭頭全部平反昭雪,活着之中的有兩個,還做了省廳局級的高官。而“三鋼三新”的頭頭,大部在文革的後半期就開始受到整肅,多半也坐了很長時間的牢,此後再無前途。所以有人說,最終的勝利者,是“百萬雄師”。
  災難告一段落,母親帶我們於11月初回到長春。那年頭,從東北進京的火車人滿為患,從北京回東北的火車卻冷冷清清。離開首都的滋味,不大好受。即便在小孩心裡,北京也是很有份量的。北京有消暑的瓶裝酸梅湯,長春沒有;有鬆軟噴香的水果麵包,長春沒有;有紙碗裝的“北冰洋”冰琪凌,長春沒有。離開北京時,季節還不過深秋模樣,回到長春,立刻是千里雪國。
  出了火車站,見到的,是一派劫後景象。大喇叭還有,小報還有,人們卻明顯疲憊了。兩派各說各的,已不大攻擊對方了,人員也都收攏回了本單位。兩派人員,可以在一個大院、一座樓內相安無事了。槍聲不大聽得到,偶爾響一下,也是很遙遠、很沉悶的那種。
  冬季的人們,不搞武裝鬥爭了,總要找些事情來做。那一年,是偉大領袖誕辰74周年,眼看誕辰日將到,民間掀起了一股像章熱。究竟是緣何興起的,不可考。在我印象中,解放軍總政治部在林彪授意下,給每個官兵發了一套毛澤東像章,此事對民間影響不小。軍隊像章的具體形狀是,一個裝飾繁瑣的五角星,中間是毛主席側面像;另一個是長條形徽章,上寫“為人民服務”。佩戴的時候,星在上,條在下,金光燦燦,無人不羨慕。自此後,製造像章熱就一浪高過一浪。當時二總部也有像章,每個戰士一個,是紅色的五角星。我到學校去,領到了一個,很珍愛。長春公社的305所“五四兵團”也出了一種像章,完全模仿解放軍的那套,很氣派。他們計劃為全體公社社員每人做一套。我的表叔,經過武鬥,安然無恙,風流倜儻又甚於往日,仍是在兵團里說了算。我跟他交情好,去他那裡玩時,就要了一套。戴上後,再到學校去玩,見到學校里公社派的同學,他們都驚訝萬分,說:“我們都還沒拿到呢,你怎麼有一套?”
  父親單位那時不上班,沒有事做,他就在家中做有機玻璃像章,做得玲瓏剔透。做了半個多月,就放棄不做了,因為社會上凡是能做像章的工廠、單位都在做,直徑越來越大,花樣越來越翻新,手工製作跟不上潮流了。
  雪漫北國,樹上的葉子已經全掉光了,長春在冬日陽光下,清新、靜謐。到處的人們,都在安享和平。



第五十三章 文 / 清秋子  

 
  冬天的城市,肅穆而冷清。這裡那裡,有時仍爆發出其不意的槍戰。人們不大出門,又沒有事情干,城市人也開始“貓冬”。回到長春一個多星期,我聽到附近一個紅二派的大喇叭忽然放起悲壯的音樂,然後就激昂地悼念起一個“烈士”來。原來是11月14日晚,紅二的五十中造大趁夜襲擊醫大公社派的一個物資供應處,結果一個“常委”不幸中流彈犧牲。大喇叭喊得很壯烈,但人們已無多大興趣,因為一個共識已基本形成,那就是:武鬥死人,並不光彩。兩年後,我在下鄉插隊的地方聽二中一個學生說,那個五十中英勇犧牲的烈士某人,“純粹是個流氓無賴”。
  學校去了兩次,我就不想去了。大家已經完全無事,不知道一天天是怎麼打發的。學校的整個一樓,所有的窗戶完全被砌死,是前幾個月防偷襲搞的。昔日寬大的玻璃窗,如今是一方一方刺目的紅磚,透出戰後的淒涼。
  我開始了漫長的戶內生活。那時我大舅二舅的女兒,一個大表姐,一個二表姐,都趁着這個冬天,到長春來玩了一次。她們當年21歲左右,都是1964年下鄉的“老知青”。那時候,出身不好的高中畢業生,大學不予錄取,落榜後,成了社會青年,毫無出路。兩個表姐要強,政府一動員下鄉,就積極地報了名。我的二表姐,是去的西雙版納生產建設兵團。批準的時候晚了一點,為了趕上隊伍,是從重慶坐飛機去的昆明,成為我國知青史上唯一乘坐飛機去下鄉的青年。大表姐則在川北大巴山的萬源下鄉插隊。文革開始後,知青工作陷於癱瘓,她們都短暫地回城呆了一個時期。大表姐在長春住的時間略長一點兒。她年輕的時候,能吃苦,對上山下鄉事業非常虔誠。在城裡呆着,一想到山裡的農民,就覺得是一種罪過。住了一個月左右,聽說四川的武鬥基本平息了,就匆匆趕回去,然後下鄉去了。她在我家時,從不荒廢時間,每天都看書學習,補充知識。
  那時我家裡的文科讀物並不多,她都找了出來,認真看,認真做筆記。記得她對一本叫做《斯大林時代的人》的書非常感興趣,看的時候,很激動。這本書寫的是蘇聯開鑿“伏爾加-頓”運河的情況,文體相當於報告文學,作者是鮑-波列伏依。在50年代的中國,這是個大名鼎鼎的蘇聯作家,有一本小說《真正的人》風靡了一代中國青年。
  在表姐的感染下,我也開始了自發的讀書之旅。這一無心之舉,成了我日後精神自救的萌芽。
  我先把《斯大林時代的人》看了一遍,果然不凡。應該承認,蘇聯作家是有才氣的,即使是歌功頌德之作,也寫得盪氣迴腸。勞動的神聖,建設的美,都被渲染得無與倫比。我在小學時代,就對蘇聯兒童文學愛不釋手。此次閱讀,是我在有了成人意識以後,第一次讀蘇聯的東西。不管實際上“斯大林時代”是個什麼樣子,書中洋溢的激情與向善,給了我極深的印象。我放下書,聯想不已。想到的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
  我那時固然一腦子造反思想,但書中描繪的和平建設景象,還是使我觸動不小。我認為,那就是經典的社會主義。人,都應該文明、友善、勤勞、正直。一種懷疑,在我頭腦中悄悄產生了:我覺得目前革命的後果,是使人們離這個理想境界越來越遠了。
  此後,我又讀了家中的藏書,有高爾基的小說《無用人的一生》(夏衍譯)、馬克-吐溫的小說《鍍金時代》、18世紀英國作家亨利-菲爾丁的小說《約瑟-安德魯傳》。高爾基的那部,寫得很陰暗,看了令人絕望;後兩部,卻看得我笑得肚子痛。這幾本書,是我走向“人文主義”的啟蒙讀本,也是我後來命運的預兆。在如今這個“鍍金時代”里,看起來,我果然就要以無比狼狽的姿態,過完我這“無用人的一生”了。
  1967年,本是在“萬牛奔騰”中開始的,經過一夏一秋的血腥,到了年底,社會忽然安寧得像雪後的原野。長春市警備區一直在忙着催促兩派上繳武器彈藥,基本把流散於民間的槍支都收光了。
  毛主席關於“工人階級內部”的指示發表之後,等於取消了造反派組織存在的合法性,大家也就泄了氣,不指望把新的“國共鬥爭”進行到底了。我去305所找表叔的時候,偶然遇到了我在305所子弟校的語文老師,女的,姓曹,那一年三十出頭吧,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見了我,聊了一會兒,不知怎麼就談起了兩大派,聽說我是“紅二”的,她就憤憤然道:“要我說,長春公社就是百分之百正確!當然,現在不能這麼說了,不過,我看就是百分之百正確!”看到她的那種虔誠,我無言以對。
  到新年除夕前,有兩件事,給吉林人民增添了喜氣,一是12月28日,“紅革會吉林省公安廳聯合接管委員會”發表公告:決定撤銷將“體校造大”定為反革命組織的《通令》,撤銷將“吉林省革命工人造反大軍”、“長春市革命群眾自發造反大軍”定為被反動分子控制的群眾組織的《通告》,並給這三個組織平反。年初把人家痛打了一頓,現在不計前嫌了。二是12月30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接見在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解放軍幹部、各地黨政幹部、群眾組織等三方面的代表。吉林省兩派組織的代表和軍隊代表亦蒙接見。這就是對吉林問題的解決,表示了最高的認可,看來,紅日高照長白山的日子,為期不遠了。


  
第五十四章 文 / 清秋子 

 
  這是難忘的1968年。在廣播裡聽“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元旦社論,又是那種凱歌行進的調子,讓人覺得,如果不生在這個時代,那真要遺恨萬年。
  這一年,在歐洲,反資本主義體制的學生與工人運動大潮滾滾,左翼知識分子出盡了風頭。據說這個狂飆運動,是受到了中國紅衛兵運動的啟發。而在中國,情況卻正好相反,群眾運動走向了沉寂。這一年,在中國文明史上應說是空前絕後。不是它起了什麼了不得的作用,而是億萬人民在這一年裡基本什麼也沒幹。
  1968,是空前絕後悠閒的一年。我至今還記得那種吃了上頓不愁下頓、過了今天不愁明天的生活。人類其實完全可以這樣與世無爭。那一年,人們在等待,可是該來的東西遲遲沒來。於是生活變得無比舒緩。
  自1967年8月份開始,中央就開始了曾停頓了幾個月的欽定“革命委員會”的步伐。8月12日,就在武鬥比較激烈的時刻,忽然宣布批准了青海省革委會成立的消息,《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青海高原的凱歌》。這給了各省兩大派一個信息,那就是:只要聽中央的話,麵包總會有的。
  在長春,兩大派的頭頭都是識時務者,在1月份,用很快的速度實現了“大聯合”。紅二的頭頭知道,吃掉長春公社是沒有希望了,今後的格局,無非是在原來紅二掌權的模式里,再吸納幾個公社派頭頭,成為“聯合政府”。公社派的頭頭也看清楚了,他們理想中的藍圖(打倒軍區首腦,成立公社模式的革委會),因“王八七”的倒台成為幻影,只能屈就現實,在未來革委會裡撈幾把交椅。於是雙方拋棄前嫌,坐到一條板凳上了。到此為止,無論是文是武,可以說,長春的內戰都已經平息了。總數大約為七十餘萬之眾的兩派成員,白忙活了一場。
  和解的速度非常快,效果也來得快。1月21日,兩大派在北京達成《吉林省長春市兩大派四個革命群眾組織關於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協議》。24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就對這個協議作了首肯的批示。25日,兩大派決定成立“吉林省長春市革命大聯合委員會”。主要任務是促進基層單位按系統、行業、班級的大聯合;籌建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為吉林省長春市在最短時間內建立革命委員會創造條件。這個“大聯委”,威力並不大,但它起到了臨時議會的作用。25、26日,軍隊牽頭,兩派各出了七、八萬人,開會慶祝。
  過了春節,春風就降臨了。3月 6日,吉林省革命委員會和長春市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30萬人在地質宮廣場集會慶祝。通過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和《告全市人民書》,會後舉行盛大遊行。《人民日報》發了社論《紅日高照長白山》。3月10日,去年被長春公社查封了的《長春日報》復刊,成為市革委會的機關報。
  一年多的無政府狀態,終告結束。但秩序還遠遠不能恢復。機關幹部、知識分子下一步幹什麼?大學生、中學生又該幹什麼?尚沒有答案。兩派尚未解散,目標一片茫然。毛主席在這一段時間裡,又沉默了好長時間。
  學校里,仍然呆着不少人,他們也不是干混,一到晚上就看內部電影。我去看過一次。我們校有自己的放映機和放映員,大家擠在一個大教室里看。放片子事先不通知,全靠口口相傳。來看的,都是造大的人。
  所謂“內部電影”,就是“十七年電影”,那時公開不能再演了,我們就從省電影公司借,每天晚上兩部。雖然是禁片,但其實都是革命電影。我去的那天晚上,看的第一部名字忘記了,就是插曲叫《革命人永遠是年輕》的那部;另一部是《年輕的一代》。前一部,沒記住情節,只記住了歌兒。後來知道,那插曲是劫夫作的曲。歌曲流行的年代比較早,我們在小學時沒學過。第一次聽,再配合電影情節,令人心潮激盪,幾欲泣下。無怪乎現在的白髮老頭和老太都愛唱,“永遠是年輕” 那是不可能了,但那種情懷忘不了。《年輕的一代》就更有來頭了,是上海徐景賢寫的本子。徐某人,上海四人幫黨羽實際上的總頭頭也,後來“十月春雷”炸響後,還妄想策劃武裝叛亂與割據的罪魁之一也。不過,在文革前寫電影劇本時,還什麼也不是。電影中的主人公,由上影演員楊再葆飾演,寫一個腿有內傷的地質隊員堅持要回到西部山區去工作的故事,在他的感染下,一男一女兩個待業青年也毅然赴西部當知青。故事寫得感人,人物有水晶般的心靈。那種革命加浪漫的氣氛,令人神往。
  那時候,我不知道,某些文藝作品裡說的事兒,是不能作數的。你要是信了,照着做了,結果就是扯蛋。那兩個意氣風發的小傢伙,穿着准軍裝,風風火火上了西去的列車。可是這革命抒情詩,到此就結束了。後來如何?不說了。我們誰也想不到,後來如何,就要由我們這一代以青春為代價來體驗了。
  我後來當了整整七年的知青,也學了一點兒匪氣。寫到這兒,忍不住要說一句,後來如何?後來,真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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