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新文化運動新論》

人在世上有幸、有不幸，有遇、有不遇。人的幸與不幸和遇與不遇，在天道之莫測。事在世上同樣有幸、有不幸，有遇、有不遇。事的幸與不幸和遇與不遇，在人理之無憑。天道高遠，何敢置喙。人理淺近，姑妄論之。比如，提起中國文化上的厄運，無不以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為罪魁禍首。殊不知所焚者大致限於民間的書籍，藏於朝廷府庫者直到西楚霸王縱火焚燒阿房宮時方才化為灰燼，而項羽焚書之罪卻少有人言及之。又如，清代之纂修四庫全書，贊其保留古代文獻之功者眾，數其刪禁焚毀書籍之罪者少。再如，近代之所謂新文化運動，僅聞其如何有功於文化之普及，有功於文化之革新，其導致中國文化傳統面臨中斷之過卻從未聽人說起。其實，其功勞究竟如何，尚有待商榷，其罪過之難逃，卻無可質疑。

所謂有功於文化之普及，無非是說文言艱難，白話簡易，故用白話取代文言能收普及文化之效。文言之艱難在今日有甚於白話，此為無可爭議的事實。然而，在認識到文言艱難的同時，也應當認識到文言本不如今日這麼難。文言在今日之所以會難到令人望而卻步的地步，是因為一般人根本不曾接受過文言的訓練，而之所以會根本不曾受過文言的訓練，正是因為文言在遭到新文化運動的反對和否決之後，白話業已取代文言成為當今唯一合法的通用文體。

柞里子曾見過一些老一輩的人物，雖然活到白話文盛行的時代，其接受教育的年頭卻不巧恰在白話取代文言之前。因從未受過白話文寫作的訓練，竟然只會寫文言而不會寫白話，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寫檢討時，不得不清人捉刀，將其用文言寫成的底稿改成白話。如今來美國留學者，大都能大致聽懂英文，但如果不是來自廣東，大都於廣東話一竅不通；如果不是來自上海，也大都於上海話一竅不通。廣東話和上海話無論如何難，畢竟是中國方言，絕無難於英文之理，之所以會好象比英文還難，也是在於訓練的有無。以上兩例說明：語法與詞法的難與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訓練與否，而並非根源於表達方式本身的性質。

撇開文言與白話孰難孰易的爭議不談，即使承認白話的確較文言為易，也並不能由此而直接得出用白話取代文言就一定會有利於普及文化的結論。同文言一樣，白話也有遣詞造句的講究，寫白話文並不等於如實記錄口頭所說那麼簡單。有不少人不明此理，因而一輩子寫不出一篇文從字順的白話。一般來說，從識字到能寫一篇勉強達意的白話文，至少需要六、七個學年的正規訓練。如果經過同樣時期的訓練，也不難寫出一篇勉強達意的文言，只是寫出一篇精彩的文言可能要難於寫出一篇精彩的白話而已。換言之，推廣白話文可能只是更有利於靠賣文為生的作家，並不見得更有利於一般民眾，因而不見得同普及文化有多少關係。

其實，文化之普及與否，關鍵在經濟狀況而不在文字語言的表達方式。即使所使用的語言和文字沒有任何區別，凡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文化的普及程度也一定會高於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這是因為凡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都可以拿得出更多的錢來辦學校，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更高的教育。接受教育的人越多，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文化自然更普及，文字本身的難易實無與焉。簡言之，關鍵仍在訓練之有無，訓練之多寡。

所謂新文化運動有功於文化之革新，其說大致有二。第一，白話文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創新。第二，用白話取代文言使中國文化能適應現代化的社會需要。以為白話文為新文化運動的創舉，以為陳獨秀、胡適之、周樹人之流為白話文的第一代宗師，以為在新文化運動前中國不存在白話文，以為在陳獨秀、胡適之、周樹人之流之前中國不曾有人會寫白話文，純屬誤解。更早的不說，宋朝的話本小說就是白話之作，元人的小說《水滸傳》，清人的小說《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也都是白話之作。不信的話，不妨讀一讀下面這一段摘自《儒林外史》的文字：

來到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着，散着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着章，口裡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凶神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什麼？”一個嘴巴打將去。眾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

《儒林外史》成書於1750年以前，不僅早於所謂新文化運動二百五十年，而且其文風之“白”，也絕不在被捧為白話宗師者的作品之下。

所謂適應現代化社會之需要，無非是以為撰寫科學和翻譯外文非白話不可。這種認識也同樣是不折不扣的誤解。早在兩千五百年前，用先秦古文寫成的《墨子》中就有探討自然科學和數學的篇章。成書於漢代的數學名著《九章算術》也是用古文寫成的。此外，最早把圓周率推算到現代水平的祖沖之，發明“楊輝三角”的楊輝，其數學論文和專著也都是用文言寫就的。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文言流行的時代，中國的科技水平一直穩居世界的上游，到了白話風行的時代，中國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有所提高，卻反而是下降了。柞里子並不認為白話的風行同科技水平的相對下降之間存在任何必然的聯繫，只是想指出文言並不阻礙科技的發展，科技不待於白話的產生而後方能生存和進步。

以為只有白話才能勝任翻譯外文，更為無稽之談。林紓的翻譯作品都是文言，至今被翻譯界奉為標準的“信、達、雅”，正是由文言翻譯家嚴復提出的。嚴復有關西方生物學、哲學和經濟學的譯作如《天演論》、《慕勒名學》、《原富》等既是科學無須白話的明證，也是翻譯無須白話的明證。柞里子曾試比較過用文言和白話兩種方法翻譯外文。據柞里子的經驗，用文言翻譯遠比用白話翻譯容易，其原因在於中文文言的語法遠較中文白話的語法接近西方語言如英、法、德、意等文的語法。

綜上所述，可見新文化運動的功績云云，即使不說是子虛烏有，至少是誇大不實之詞。至於新文化運動促使中國文化面臨中斷之過，卻無可質疑。何以見得？其說如下：自從白話取代文言成為唯一合法的通用文體以來，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者，除非以古典文獻為專業，大都於文言為文盲。即使是以古典文獻為專業者，也大都需要依靠老一輩學者予以標點方才能勉強讀懂文言原文的著作。詩詞歌賦駢散等等文學作品基本上是不能翻譯的，於是中國的傳統文學就一概失傳。中國歷史悠久，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等的文獻，數量浩瀚如煙如海，勢必不能將其全部，甚至不可能將其百分之一逐一標點以遺後學，或逐一翻譯成白話以享廣大讀者。於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其他領域也就同傳統文學一樣失傳。

有人以為失傳了並不稀罕，並舉古埃及、古巴比侖、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一一成為死文化為例，以為傳統文化的失傳是文化進步的必然結果。凡是作如是想者，大概都不曾認識到古埃及、古巴比侖、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之所以失傳，是因為古埃及、古巴比侖、古希臘、古羅馬各民族均基本被消滅。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民族死亡，其文化之失傳勢在不免。中華民族好端端健在，為何要自置傳統文化於死地？

也有人以為既有現代文化存在，失去傳統文化並沒有什麼關係。其實不然。柞里子見過不少自視為中國精英的年輕人，因為無能力閱讀文言原文，不得不仰仗新文化運動以來或缺乏生機、或充滿歪曲、或生搬硬套某種理論的白話新作去了解中國的過去，結果大都以為中國的傳統或惡齪腐朽、或低級平庸、或空洞無物、或一團漆黑。於是一頭拜倒在西方文化腳下，以為天底下只有基督教文化才是值得景仰和追隨的高等人的文化。長此以往，中國民族雖不雲亡，又將與既亡何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