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魯迅與死亡

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學第二屆

“大學人文節”暨“魯迅新文化周”講演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魯迅紀念館講了一回大先生。要說的話，都說窮了。今天是海嬰先生的公子周令飛拉我再講一回，不敢推卻。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個題目，叫做“魯迅與死亡”。

這是個黑暗的話題。我們紀念海嬰的父親、令飛的祖父，可以取這樣黑暗的話題麼？我想來想去，在中國，沒有人像他那樣公布內心的黑暗，而且最擅於書寫一團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說出的意思假如不得體，還請大家，尤其請海嬰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難做人、做人難：除了血緣，魯迅幾乎不是你們的家人。他的聲譽，還有一代一代像我這樣的外人，永遠拿“魯迅”這個名字打攪你們全家。我這裡忽然想到海嬰先生書中提到的一件舊事，說是當年國難當頭，有人責難周作人先生為什麼不肯離開北京，他說，我要撫養一家人，並指着老太太說：“這是魯迅的母親呀！”聽那說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親。

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讀了，卻發笑，而且認真想了想：我倒是願意揣想海嬰的叔叔並沒惡意：當人家以“國事”威脅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 “魯迅的母親”——與國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多麼重要，重要得已經在中國成為一個大符號，而撫養這符號的母親，的確可以是他辯稱留京的理由之一。

昨天有幸與海嬰父子交談，又聽了令飛的講演，這才清楚周家後人幾十年來的難處——魯迅的骨血，親子孫，如今對魯迅的後事沒有一點過問的權力，周豫才不再是周家人，一談魯迅，等於談國事，海嬰的父親，令飛的祖父，早就被霸占，被百分之百地“國有化”了。
扯遠了。請海嬰父子原諒。現在我來說我的話題：“魯迅與死亡”——死亡，不是家事，不是國事，是我們都要遭遇的事。

（一）

魯迅先生病重那年，寫了一篇隨筆，叫做《死》。過了一個多月，他真的去世了。這篇質樸的隨筆擱在今古所有談論死亡的文學中，也是絕品，而其中遺囑的最後兩句，真不愧為堂堂魯迅，拿去和世界上種種著名的墓誌銘與臨終之言比比看，可謂獨領風騷。這兩句話，我們早知道的，就是：

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

我的問題是：我們果然知道魯迅先生什麼意思？為什麼說這兩句話麼？當然，要是拿教科書去解釋，拿魯迅的時代去核對，拿世俗的道德觀去譴責，幾句話就可以解釋——同時消解——這兩句話。我現在不想、也不能來給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這遺言要是給但丁讀到，伏爾泰讀到，拜倫讀到，尼采讀到，裴多菲讀到，薩特讀到，甚至給主張寬恕而終於離家出走的托爾斯泰讀到，都會拿魯迅沒辦法；我們的曹孟德、李太白、蘇軾、李贄之流要是讀到了，也會無可奈何，擊節讚賞。總之，但凡果真看破人類，看透死亡的人，都會拿這兩句話沒辦法。為什麼呢？這是不該追究、不容辯說、不可就事論事的話。我知道，這兩句話是許多討厭的“好人”們討厭魯迅、非難魯迅的證據和話柄——為什麼不寬容呀，為什麼主張怨恨呀，為什麼心胸狹窄，不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聽到這類意思，心裡就想：

好吧，你們去怨恨去。

西洋基督教的所謂“寬恕”，固然催人警醒，中國有人居然說是“一個都不寬恕”，又是一種警醒。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懷疑論者的老前輩，那位法國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兩句和魯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卻可以彼此映照的話——“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 而正宗歐洲人蒙田先生臨終，到底屈服了他所懷疑的宗教，請來教士，做彌撒，還留下兩句可敬可憐的老實話：

我的腦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蓋不聽話。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將近三百年前的歐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國人；一個說：“我的膝蓋不聽話”，一個說：“我一個都不寬恕”，這不是很有意思嗎？只是蒙田這話是在他死床上說的呢，還是像魯迅那樣事先寫好在那裡，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讀到魯迅這兩句話，他的腦袋會怎樣想。

在魯迅虛構的小說中，許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則寫到許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說，世上太多了，中國當代新文學的時髦之一，就是動轍將主角置於死地。可是談論死亡，則在現代中國，我不知道還有誰寫得比魯迅先生更好看、更雋永、更耐讀——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類，而一旦寫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盡俗套：或嬌飾，或誇張，或濫情，極容易流入淺薄，以至輕佻。誠然，寫他人的死，容易感動自己，甚而為他人所感動，其實就文章論，再是難寫不過，因為心態畢露，更因為追記死者，是對於寫作的嚴厲的考驗。你與死者怎樣情深誼長，你怎樣有名位，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便會漏自己的底——小範圍看，譬如我們文藝圈內幾十年來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幾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讀不下去，讀下去，也不能怎樣感動，頂多是得知一點死者不死便難以知道的故實，與死者，與文章的美，並不相干。

古文的祭悼的經典，不去說了。近百年來凡哀悼與紀念的篇章，具有文學的大價值，值得一再一再誦讀者，我願武斷地說，幾乎全在魯迅名下。

莫非這是魯迅的命？我平日閒讀魯迅的文章，不免發現應時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憊、略顯潦草的篇幅，可是寫到死亡，魯迅便即文思泉湧，大見筆力，大顯骨子，這不單是說人格的力量，更是駕馭文學的力量。我每讀他的哀悼文章，欣賞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質樸、他的語氣的“平”——《紀念劉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給我們的意識形態濫用至今，單就文章論，卻是一路寫着，激昂上去了，平下來，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來。到了紀念柔石他們，語調蒼老，無以復加。聽說柔石身中十彈，魯迅只用了四個字：“原來如此”。而明明是在紀念，卻說是“為了忘卻”，以文筆論，何其高明，以身世論，卻是平白的老實話——我這裡也來補一句實話：近時讀到一種史料，方才知道柔石他們是究竟怎樣被告密而喪命的，一讀之下，我立即想到魯迅。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他會說不出話。

（二）

但我今天要說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說的，實在是魯迅與死亡的關係。魯迅的角角落落，被幾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約都講過了，我不曉得這個題目是否有人早就說起過，如果有，便算我無知——直白地講，這題目，就是魯迅的生前與身後，許多位與他親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於非命、死得好慘，用文雅的說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擬定一份魯迅身邊的死亡名單，算了算，大致15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確，敬請專家指正：

魯迅的父親（不到40歲，死於病）
范愛農（30多歲，死於溺水）
陶元慶（30歲上下，死於急病）
陳師曾（41歲，死於急病）
劉和珍（20歲出頭，死於鎮壓）
韋素園（30多歲，死於肺癆）
肖紅（30多歲，死於肺癆）
柔石（30歲，死於死刑）
瞿秋白（38歲，死於死刑）
楊杏佛（50歲上下，死於謀殺）
郁達夫（50歲上下，死於謀殺）
許壽裳（65歲，死於謀殺）
陳儀（60歲上下，死於死刑）
鄭振鐸（不到60歲，死於空難）
周作人（80多歲，死於迫害）

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魯迅的命？誰在算這命？如果說太迷信，我們或者可以改稱為無情的象徵，那麼，環繞魯迅周圍的死亡象徵什麼？為什麼是象徵？

我沒有答案。以我對歷史的茫然無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歷史人物，有幾位的命運，是會使他周圍的若干人，因為他，或者不因為他，而死於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澤東，還有畢加索。大家知道，毛潤之的親屬，六位死於革命，包括長子，後來，還應該加上他的夫人。畢加索，則死前說過一句大不祥的話，他說：“我的死將如海難，周圍的小船為之沉沒。”結果，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殺，一位兒子以車禍自殺，第四位情人死於瘋人院，最後一位夫人在畢加索大型回顧展開幕前夜，舉槍自殺。

我們考察亂世，或者相信傳統所謂“命凶”之類迷信，便發現總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斷承受親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畫友持續為父母與三個兄弟操辦喪事，直到他孤零零一個人活。不用說，在戰爭年代，在某種職業如軍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頻頻承受他人與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黃埔軍人，親身參加抗戰與內戰，目擊太多死亡，從不談起戰爭；我在紐約認識一位猶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幾十位家人，全部死於納粹集中營——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類似的個案多不多？倘若在亂世，是否也能找出幾位有過類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懷疑今天所講，能不能成為一個話題？

現成的答案不能說服我。譬如當時的統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慘遭殺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魯迅與他周圍的死者，並直覺其中還有未被說出的真實——或 “非真實”——我讀書太少，非要申說追究，我們需要統計與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許不少人周圍都有一份死亡名單吧？譬如，將範圍縮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沒有類似的例？就我所知，陳獨秀的兩位公子死於死刑，郭沫若的長子文革中被迫跳樓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適之、劉半農、林語堂、錢玄同、馬幼魚、沈兼士、孫伏園、徐志摹、謝冰心、陳西瀅……在這長串名單中，我很想知道，他們中有沒有哪位像魯迅先生那樣，持續得知同學、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現在我們來詳細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說死因：15人中，魯迅的父親、陶元慶、陳師曾、韋素園、蕭紅這五位，因病夭折，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見，或許可以從這份名單中剔除，而其餘十位，則個個屬於非正常死亡：
范愛農的溺死，據魯迅揣測，是自殺。劉和珍，典型的死於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槍斃，其死罪，當時屬於“謀亂”，正面的說法是光榮就義，中性的說法，是死於政治鬥爭。

另三位死於謀殺：揚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說了，郁達夫的死也著名，不說了；少被說起的是許壽裳老先生，他於1946年赴台灣大學任教，因計劃寫作魯迅傳，為當局所忌，於1948年遭遇暗殺。我在紐約讀到一份相關資料，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殺者砍破頭顱。15位死者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與魯迅有直接牽連者。

陳儀則身為國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灣省省長，直接負責二二八鎮壓，後調任浙江省省長，1949年對國民黨政權喪失信心，意圖勸湯恩伯轉變，事泄，以謀反罪被槍斃。山東畫報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專文述及，並附死刑照片，只見陳儀身體胖大，西裝革履，若無其事，沒有捆綁或手銬，相關記述中也說他臨刑鎮定，被特許獨自清理文件，交代後事。

最後兩位，鄭振鐸遭遇空難，亦屬死於非命，周作人的死，則應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壽則多辱”，被紅衛兵折磨而死。

再說這些死者與魯迅的關係：

15位死者中，兩位是魯迅的血親，即父親與二弟。童年喪父對魯迅畢生的影響，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喪父或喪母，或喪雙親。手邊沒有資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適、高爾基、托爾斯泰、海明威，羅蘭·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魯迅當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革的發生，必有大感慨。

范愛農，魯迅早年的同學與摯友，魯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詩。以我的偏見，《范愛農》一文，妙不可言，純就文學價值論，尤甚於他紀念劉和珍與柔石的文字。

陳師曾，畫家，陳寅恪的哥哥，與魯迅是留日同學，回國後同在教育部任職。魯迅一生多有畫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陳師曾，日後出版《北平箋譜》，還寫到陳師曾對於美術的貢獻。陳是齊白石最早的識賞者，將他的畫攜去日本展覽銷售，被齊白石視為恩人。

陶元慶，魯迅小說集的封面設計者，魯迅最為傳神的兩件肖像，我以為一是司徒喬先生畫的遺像，一幅，便是陶元慶的木炭筆肖像。陶君死後，魯迅自出三百大洋為之購置墳墓，情誼非同一般。

劉和珍的死，因魯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慘案的其他亡靈顯得次要——這是文學的詭譎，也是死者與生者的關係的詭譎，下面還會說到。不過近年有文論說劉和珍是魯迅的暗戀者，我以為是好事之論，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魯迅痛悼的理由。

韋素園、蕭紅是魯迅著名的忘年交。對前者的死，魯迅紀念專文中出現少見的哀惋。後者的死，魯迅不知道，以他晚歲與二蕭近於親昵的交往，可知對蕭紅的識賞與歡喜。

柔石與瞿秋白之死於魯迅刺激之深，不必說了。歷來，魯迅與瞿秋白關係被塗了太濃的革命油漆，瞿秋白臨刑前的《多餘的話》，才是他，也是共產運動史真正重要的文獻。在另一面，則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畢竟有限，與魯迅不配的，而魯迅寂寞，要朋友。這兩位江南人半夜談革命，和當時職業革命家是兩類人格、兩種談法、兩個層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們究竟談了什麼，又是怎樣談——我所注意的是，魯迅與他這位“知己者”都不曾夢到身後雙雙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圍，並雙雙擁有闊氣的墳墓，一在南，一在北，結果八寶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間被砸毀——兩座墓的命運，也可窺見兩位“知己”的真關係。

楊杏佛的死不見於魯迅專文，或者如他所說，平輩死亡總不如晚輩的死那麼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殺徑赴悼唁的細節，反倒比楊杏佛的死更著名。

以上死者死於魯迅生前。以下幾位，則死在魯迅身後，為什麼也要說呢？因為他們與魯迅生前的關係，以及在魯迅死後的結局，同樣構成環繞魯迅的死亡圖景。

郁達夫，是“創造社”中唯一一位與魯迅熟膩無間，不存介蒂的人。又是15人中唯一一位死於外國侵略者之手，結局之凶，猶甚於魯迅生前所目擊的朋友的死亡。

許壽裳與魯迅的終生情誼，超越老同學關係。在古代，是要樹碑立傳的，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傳。魯迅死，多少人以守護魯迅為終生職志，忠厚耿介如許壽裳，是唯一為此喪命的人。

鄭振鐸與魯迅的友誼比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於空難，畢竟可惜。

值得一說的是陳儀。假如我沒記錯，他是魯迅留日同學中在國民政府任職最高者。魯迅與他什麼關係呢？在日本，許壽裳、陳儀兩兄弟是和魯迅極要好的同學。魯迅晚年生氣時，常會說：“我去找陳儀當營混子去！”若交誼不深，他斷然不會講這種話。魯迅通信集不見兩人的書信，以陳儀准國民黨官方身份而不見於魯迅研究資料，並不奇怪。如有學者熟悉此人，我極願請教，有他在，魯迅交友錄才能比較地非政治化，對於認識民國年間人物關係的真相，多有助益。

這15位死者，除了至親，分別是魯迅的老友、摯友、良友、晚生。而其中被鎮壓，被槍斃，被謀殺的暴死者，竟多達7位，這種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經歷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創痛。而與魯迅有涉，死於死刑的人數其實還可加上4位：譬如與魯迅緣分較淺、同柔石一起被難的殷夫、馮鏗，譬如他從未謀面，卻將死牢裡寫成的遺作輾轉託付給魯迅的方志敏。論到五四戰友，我們不該忘記死於絞刑的李大釗。

另有一位青年攝影家沙飛，與魯迅交誼甚淺，卻為我們留下魯迅最後歲月的珍貴照片，說來離奇。他也死於死刑：三十年代末，沙飛赴延安參加革命，解放前夕因病中的瘋狂在醫院親手槍殺一位日本軍醫，破壞了戰後中日關係，不得已，被我軍就地處決。我手邊有他女兒贈送的《沙飛影集》，開首即是他拍攝魯迅參觀木刻展並與左翼青年笑談的著名照片，結尾，是沙飛當年在河北就刑地點的照片，附當年戰友與死刑執行者的詳細回憶。

（三）

至此，以上分析的結論是什麼？沒有結論。我不做魯迅研究，只是喜歡說起他。去年我說“他好看、他好玩”，雖是恭恭敬敬心裡話，畢竟語出偏鋒，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調子忽然暗下來，什麼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說：“不知生，焉知死。”那麼，魯迅的命題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從以上這份死亡名單和魯迅先生關於死亡的態度，我們來看看他的死亡觀。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意義，早有教科書不容質疑的定論在——我討厭一切定論，我歡喜的是魯迅這個人。我常想，我們活在教科書中活得太久了，而魯迅先生死在教科書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總是被我們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與教科書分離，討還我作為讀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將這私人性還給魯迅，使他如任何單一的生命那樣，無辜一些。

什麼叫做無辜？我願想象魯迅在某一個下午忽然聞知又一位良友的死：這便是一個人格外無辜的一刻。魯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沒有理由像專事死亡事業的人那樣，隨時準備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兇險，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順序中，並不事先知道誰會死，怎樣死法，誰是下一位。今天海嬰先生健在，他當年便是一位小小的無辜者：從他出生到七歲，他完全不知道樓下父親房間裡傳來什麼凶信：他兩歲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槍斃；他五歲那年，瞿秋白在樓下廂房裡躲藏過，不久也給拉出去槍斃；許壽裳更是周家的常客，結果腦袋給砍得裂開來……。

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魯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為安定的十年，平心而論，那也是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相對穩定的十年，而其間魯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難。這些周家的家事，後來都成為著名的歷史，但我們要分清楚：教科書不等於歷史。
沒有人能夠還原歷史，但我要自己閱讀它：以下陳述與教科書多有重合，我來一路試着分分開。

譬如，為什麼這些鬼魂與魯迅老是有關係？依照教科書的解釋，是他活在危險的年代。是的，魯迅時代的世道兇險，今日青年極難想象，而那時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擾動國家，以至文人的危險，猶甚於今天的武人。但教科書不會說：危險與危險者從來是雙向的：魯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軍閥、國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別視為危險。當時與魯迅往來如瞿秋白、柔石、陳庚、馮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話，不存貶義，便是標準的亡命之徒。

所以魯迅自己就是個危險者。教科書告訴我們：魯迅生前長期被國民政府列為通緝犯，被各種思想與勢力視為危險。但教科書訓條從來是單向的，大家不要忘記：直到今天，魯迅仍然是個危險的人物。我們只要看看追隨魯迅的青年：胡風、馮雪峰、蕭軍、川島、聶甘弩……雖然沒有被槍殺，但個個恨恨而死，不得好活，魯迅要能活轉來寫寫他們，他必須為學生們的這種活法與死因，尋找別的說法。

這些魯迅後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說的意思仍然不是這些。

魯迅的早歲、中年與晚期，分別歷經清政府、軍閥執政府與國民政府。實在說，他不是這三路政權的天敵：他是晚清官費的海歸派，是民國初年的教育部官員，後來走開單幹，靠近左翼，一如胡適的歸屬右翼——魯迅的書被國民黨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胡適的書被新中國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不論怎麼說，這兩位五四人物終究不過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從最高道德看，則魯迅之為魯迅，乃因他天生是個異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異端。異端，是順逆兩面、左右兩派，甚至在自己的陣營中也不討好，並不肯討好的人。史料證明：魯迅與左翼，胡適與右翼，均持續發生深刻的矛盾。而魯迅較之於胡適，尤為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