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約翰·亨特·博伊爾《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

臨時政府成立的宣言是由湯爾和宣讀的。湯是留學日本的醫生，內定為教育部總長。這個宣言有兩個方面很突出：首先是內容清楚地顯示了新政府對國民黨極端蔑視，其次是文體證明其作者為十足的儒生。該宣言[**]強調說：“國民黨竊據政柄”，以致“災害洊臻”；該黨“欺罔民眾……稅斂苛毒……倒行逆施，不顧社稷之將覆，猶且不早悔悟。”至於說到同日本的戰爭，那首先是國民黨對日本採取敵對態度，國民黨“夫既自知流朽，何以輕動干戈，業已備戰十年，何以脆弱至此”，所以就“百戰百敗”了。又說“（國民）黨人方且標榜清廉……實則輦金外國，化名存儲，已成公開秘密。日倡禮義廉恥，而魑魅魍魎白晝橫行，盤踞要津，盪無法紀”。由於國民黨政府“猶復不負責任遁逃，不能收拾”，所以就“喪其國都”了。[23]

文告還在另外兩個問題上做文章。第一個論點是中日同種：戰爭之真正可悲乃在於“同種相噬”。第二個是反共：國民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與共產黨達成協議，其結果是“拾共產黨唾餘為黨權高於一切之邪說”，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意見。

從此以後，臨時政府一再反覆宣講它十二月十四日文告所表明的這些論點。它把這些論點和“王道”哲學結合起來，其目的是為大搞控制社會的活動提供理論基礎。儒家哲學中的王道是衡量國君的統治是否賢明的一個崇高標準。它認為；要是一個國君由於受禮教的陶冶，能夠本着仁義道德來進行統治，那他就是一個模範的賢君。君主通過樹立完美德行的典範來證明他是受命於天的，從而使他的臣民必須忠誠並確保社會的協調。但在一九三八年，王道卻被臨時政府用來作為一種解毒良方，以對付現代中國（實際或假定）流行的許多毒素。總之，王克敏和他的同夥所謂的王道強調：國民應恭順地把統治者在道德方面的教誨銘記在心，並以王道作為武器防止受西方唯物主義、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感染，因為這些“主義”都是以國民會積極主動地去改造原有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為前提的。

最重要的是打算用王道來反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約瑟夫·利文森在談到日本在滿洲國搞“清朝復辟”時寫道：“之所以提出‘王道’顯然是為了反對‘三民主義’……日本人和滿洲國分子都硬說三民主義是西方的思想。”[24]在華北“提出”王道顯然也是為了同一目的；這就使某些人責難日本企圖使華北“滿洲化”的論點得到了證實。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臨時政府是怎樣復活了清朝的政治體制（例如，恢復“道”），並且任用了好些清朝的遺老；但是，強調王道這一點卻是它企圖復辟清朝的最明顯的證據。[††]

“王道”不僅僅只是中國和日本少數幾個守舊派想要實現的東西。在華北全境灌輸“王道”思想很快就成了臨時政府的一項主要工作。這項大規模的工作主要由教育部和新民會這兩個機構負責。新民會是在臨時政府成立之後沒幾天就成立了的。它基本上是喜多將軍構想出來的一個組織，因為他對臨時政府那些既老朽又不受尊敬的頭目們是否能夠掀起一場（特別是在青年中）熱烈擁護王道的運動深感懷疑。喜多也主張採用新的名稱，並建議說：“王道”一詞聽起來太古老了，為了便於向公眾宣傳，應該把它改稱為“新民主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喜多將軍認為“新民”一詞聽起來比較現代化，對青年有吸引力，所以主張使用它，可是這個詞卻是采自最能體現儒家學說的《大學》一書。[25]

新民會是一個有多種政治目的的組織，主要用以壟斷政治思想，動員民眾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支持政府，並從總的方面傳播日本的宣傳和日本文化。它是以滿洲國的協和會為藍本的。它並不是一個鬆弛地聯繫着幾百萬個會員的群眾組織，而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機構。通過歷史悠久的儒家保甲制度和類似奧威爾複合體的分支機構，來保證嚴格的紀律和秩序得到實現。[‡‡]

設立了新民會中央訓練所來培訓從事會務工作的骨幹。又設立了主要培訓政府工作人員的新民學院。這個學院的第一期畢業生先到日本遊歷了一番之後，再回國擔任各種官職（主要在教育部）；毫無疑問，有許多畢業生被分配到各個新民模範學校去工作。童子軍改名為新民少年團。還建立了防治疾病的新民醫院。在娛樂方面，人們可以收聽國家辦的新民合唱團在新民廣播電台里演唱的新民歌，或者可以到政府經營的許多新民茶館去喝茶。這個政權的機關報《新民報》則是正確的理論和時事評論的唯一來源。

新民會承擔的任務是如此包羅萬象，它的分會和職員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幾乎可以代替臨時政府成為華北的統治機構了。一位頗有學識的觀察家對這個組織的無孔不入的性質作了如下的敘述：

幾乎沒有一項政府的活動沒有新民會的份兒；在北方的每一個省、每一個被日軍占領的大城市、每一個縣都設有新民會的分會。為了慶祝紀念日、慶祝大城市被日軍攻陷、反共周等等而舉行一的群眾集會和遊行統統由新民會主辦。它向各級學校發布命令，強迫他們參加此類慶祝會；它訓練城鄉的青少年，組織尊孔、崇敬祖先、譴責國民黨等等的集會。它掌管一個完整的實驗縣；組織合作社，照管災區救濟工作，向農民發放貸款和種子，指導收割和農具的使用，向鄉村提供醫療服務，教所有的人學日語，送學生去日本留學，自辦一所學校，編寫教科書，草擬並分發各種宣傳品，自辦一家廣播電台，派出流動電影放映車，鼓勵戲劇演出，進行新聞檢查，舉行考試，召開家長會議，開設免費的茶館，進行不可勝數的調查，普查戶口，提倡中國藝術，控制勞工，管理公眾的娛樂活動。它甚至還進口豬來做飼養試驗。它舉辦巡迴圖書館，對學生作文發給獎品。它大事吹噓模範村。它的種種活動簡直是沒完沒了的，它的活動能量也是無窮無盡的。從天津到太原府，從濟南到保定，旅行者到處都可以看到以陰陽為標誌的新民會會旗。[26]

如上所述，新民會的御用哲學新民主義是用來抵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西方思想的殘渣”——的影響的。[27]新民主義強調儒家的德行，強調重禮、敬上、孝順和好學。雖然這些新的“主義”從未被系統地（更不用說合乎邏輯地）加以發揮過，但它們卻都有一個可以說是共同的命題，即：只有日本‘能夠使中國得救，並實現土肥原將軍所謂的“東方文化的復興”。[28]

繆斌是新民會的主要理論家和第一任會長。他原是國民黨的革命家，一向對日本極為崇拜，他自己的哲學思想對這個組織起了影響。繆早就認為，中日兩國之所以對現代世界作出的反應大不相同，其原因乃在於日本有武士道精神。繆還認為武士道精神淵源於儒家傳統，只有學習日本的尚武精神，中國才能象日本那樣生氣勃勃而不再是死氣沉沉。[29]這個新哲學思想還把佛教視作中日兩國共同遺產的一部分並給以同等的尊崇，這就進一步證明了它的折衷主義手法。例如，一方面準備在山東設立一所教授儒學的大學，同時又準備在山西開辦一所教授佛學的大學。[30]

要是說“復興東方文化”的奢望並未能象預期的那樣使華北的廣大居民改而信奉儒教的話，那末新民會的巨大努力至少可能已經使很大一部分居民在效忠什麼的問題上搞得稀里糊塗了，而新民會所提倡的朝拜孔廟和學習《大學》等事，按設想本來可能對一些人（主要是年歲較大的人們）是會有一些意義的；至於對廣大的學生來說，那就很難設想他們對於以下這類事情會有多大的勁頭；具有明顯宣傳性質的作文競賽和演講競賽（《為什麼我們要打倒蔣介石政府》，《中日如何親善》，等等）；（“按照北平教育局的命令”）首先強調學習日本歷史而不是中國歷史；大量採用日本批準的教科書並把日語作為必修課；課程中包括例如《易經》這樣玄奧的教材，或者用倫理學（“修身”）來代替公民課。公民課由於強調了對國家的責任和中國民族主義而遭到懷疑，因為民族主義只會妨礙中國人投身於中日合作，而中日合作正是一九三八年在華北紛紛成立的各種“教科書改編委員會”的最終目的。[31]

曾在華北派遣軍服役的山崎重三郎中佐指出過新民會存在的一些缺點。他把新民會說成是一項“旨在建設新華北的思想運動”。他寫道，新民會雖以滿洲國的協和會為藍本，但它卻“沒有抓住華北人民的心理，而他們的文化程度遠比滿洲國人民為高。”他坦白地承認，新民會是失敗的，因為它“太官僚化了，而且它的日本味道也太濃了。”他說，結果新民會“變成了一群在思想上打了敗仗的人的組織，面對着共產黨的宣傳攻勢，他們簡直束手無策。”[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