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zt
作者：陳寒鳴

無政府主義舊譯亦作“安那其主義”，這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潮，盛行於19世紀後半期的歐洲。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的施蒂納爾、法國的蒲魯東和俄國的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蒲魯東在其所著的《什麼是財產》一書中首先提出“無政府主義”概念；施蒂納爾和蒲魯東提出了無政府主義的主要原則；巴枯寧使無政府主義成為一種政治思潮；克魯泡特金主張所謂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把無政府主義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綜結起來 看，無政府主義的基本主張是：反對一切權力與權威，否認一切國家政權與社會組織形式，主張絕對的個人自由，要求建立無命令、無權利、無服從與無制裁的“無政府”社會。至於如何使之得到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們各有其說。

20世紀初葉，中國知識者開始了解接觸到無政府主義，經過在國內介紹和在國外中國留學生中的傳播，無政府主義逐漸在中國形成獨立政治派別。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無政府主義獲得擴散性發展，蔚然成潮。1927年“4·12”反革命政變以後，無政府主義隊伍嚴重分化，逐步形成無政府主義者同國民黨反對派合流的局面，這使中國的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和政治派別破產了。當然，在這以後的中國也還存在着無政府主義思想，並發生着一定影響。

從本文考察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着重注意二點：一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和中國第一代共產主義者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到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1）可以說，無政府主義思潮成為不少先進分子從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思想過渡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二是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實現由空想到科學轉變的過程中，幾乎隨時都可看到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與無政府主義的擁護者之間的爭論、鬥爭，這種論爭對於社會主義在中國實現由空想到科學的轉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都是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一、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中國

無政府主義所以能在一度時期深深吸引中國先進知識者，在中國學說思想界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廣泛影響，有其歷史必然性。從理論及其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來看，無政府主義本是瀕臨破產的小生產者發出的絕望號叫，是小資產階級失常心理狀態的表現。而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占優勢的國家，勞動力和勞動條件（土地）相結合的小家庭農業是地主經濟存在的條件，成為封建統治的廣闊基礎；與性別、生理特徵相適應的男耕女織則又鞏固了這種小生產者的生產方式。但進入近代以來，小生產者的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商品傾銷、經濟侵略，近代工業的興起，加上沉重的封建剝削，這一切使小生產者再也無法維持其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而日趨破產。這為無政府主義的傳入並為中國知識者、中國民眾所接受，以至產生影響、發揮作用提供了社會基礎。《衡報》在談到山東等地打家劫舍的綠林時說：“生機窘迫，則攜取槍炮向富室索金，以為天地之財產非一人所得私有，故搶劫之事視為應然。既不畏官，復不畏死，夫此等思想既具有自然。使知識稍啟，即可成為一共產無政府之社會。”（2）此外，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已使人們對清廷絕望，而滿清君主專制主義的酷虐統治適刺激着人們傾向於無政府主義，正如馬敘倫在《二十世紀之新主義》一文中說：“專制政治癒甚者，則所製造無政府黨愈眾，此比例百不爽一。”（3）換言之，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與極端專制，為無政府主義傳入中國並漸成思潮提供了政治環境。

早在19世紀80年代，中國就已出現了有關國外無政府主義思想和活動的報道、介紹，輸入者主要是中國政府的駐外使臣、洋務官員。他們主要是以覽異獵奇的心態來看待無政府主義的，而對無政府主義並無多少實質性了解。直到20世紀開始，無政府主義才作為一種以改造社會為目的的社會思潮進入中國。目前見到的最早使用“無政府主義”一詞的文章，是梁啓超撰於1901年、刊載在《清議報》上的《難乎為民上者》。從那時至1907年，對無政府主義的介紹迅速增多，其特點有三：一是反專制，如1902年馬君武在其所譯介紹無政府主義歷史的《俄羅斯大風潮》一書之序言中所說：“人間最可恐者，莫如野蠻時代之所謂賢君英主也”，“無政府黨人者，各國政府之最大公敵也。”甚者更揚言要以暴力手段“殺盡專制者”，如馬敘倫在《二十世紀之新的主義》中即說：“無政府主義暗殺的目的是刺殺政界有特權之人，以圖破敗現今之政界，謀天真之自由。”二是慕自由。如張繼在《無政府黨之精神》中提倡絕對自由，稱：“人宜自治而不肯被治於人”，“人貴為主，他人來主我者何為？”並將無政府主義倡導的游離於社會之外、自生自滅式的絕對自由觀同中國傳統師法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張等量齊觀。三是求平等。馬敘倫說“無政府主義獨能均貧富貴賤，老稚男女一熔之”；張繼則稱“絕對平等”是“構成無政府主義之元素”，認為人心久望絕對平等，“遇有區別等差之事，莫不忌憎之”，並說：“掃盡社會上階級等差之道，以廢滅私有財產最為上策。”

1907年，中國留日學生劉師培、張繼、何震等人受日本無政府黨影響，發起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聲明其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主義為止，乃以無政府主義為目的者也。”他們出版《天義報》（1901年6月1日創刊，出至第11號被日本政府禁止），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主張。與此同時，在法國巴黎，李石曾、吳稚暉、褚民宜等接受張靜江資助編輯出版《新世紀》周刊（共出121期，至1910年5月停刊）、《新世紀雜刊》，又發行《新世紀叢刊》等小冊子，其內容都以介紹巴枯寧、蒲魯東、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學說和各國無政府黨活動為主。 這些對無政府主義傾注了大量心血進行宣傳、介紹的旅日與旅法知識分子，多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有比較緊密的關係，這就使無政府主義對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產生了一定影響。（4）

1912——1917年間，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國內獲得廣泛傳播。此前，國內對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黨活動還只是一些片斷性的介紹，其影響主要在海外部分留學生中，並且，當時人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推翻清廷問題上，故而無政府主義並未發生多少實質性的影響。而到這期間情況發生了變化：清廷被推翻了，中華民國成立了，但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卻不是理想的社會格局，國家的政治仍在一天天敗壞，整個社會仍處在混亂不堪的境地之中。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謀求中國的出路，改造黑暗的社會，痛苦地尋求着新的目標，於是，“欲救其弊，必從根本上實行社會革命，破除一切強權”（5）的無政府主義就逐漸在國內產生比較廣泛地影響。

1912年5月，劉師復（1884——1915，原名紹彬、恩復，又改名師復，廣東香山縣即今中山市人）蔑視劉師培投靠清廷、人格卑微，又有鑑於“張繼既作議員，認為一紙憲法就可以使共和制度得到保障。吳稚暉亦不時周旋於國民黨間，既與政黨日益接近，即與社會黨無政府黨日漸疏離”，（6）遂基於其唯無政府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認知，決意以振興無政府主義思潮為己任，在廣州創立“晦鳴學社”。這是中國內地第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組織，參加者多是師復的親屬和好友。大家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互相協助，過着大鍋飯式的“共產主義”生活，並積極展開宣傳無政府主義活動，翻印法國出版的《新世紀叢刊》，從《新世紀》周刊中選擇名作輯為《無政府粹言》、《無政府主義名著叢刊》，印行《軍人之寶箋》（選錄“反軍備主義”的名著）、《無政府主義》（介紹國外無政府主義名人），又創辦晦鳴學社的機關刊物《晦鳴錄》（該刊印行二期後，被廣東封建官僚龍濟光封禁，不得不遷往澳門，改名為《民聲》，出版了第三、第四期，又遭袁世凱慫恿葡人干涉而被禁，轉遷至上海，到1916年共出二十九期）。同時，劉師復又與彼岸、紀彭發起組織了“心社”，規定十二條社約：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僕役、不坐人力車轎、不婚姻、不稱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入政黨、不做海陸軍人、不奉宗教，完全履行者為社員，部分履行者為贊成人。社約中包含着反對封建傳統的精神，也有以禁欲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企圖。師復徹底奉行社約直至去世，據說其“生病很重的時候，醫生屢勸先生食肉，先生以死自矣，終不破戒”，（7）這就給世人留下了一個虔誠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形象。

劉師復於1914年7月在上海發起成立“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旨在促進分散於全國各地的無政府主義個人及團體間的聯合，“精神上皆聯為一體，實際上皆一致進行”。為此目的，他在《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宣言書》、《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中比較系統地表述了他的無政府主義綱領和思想主張，提出無政府的要義是反對強權，滅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個“無地主、無資本家，無首領、夫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隊、無監獄、無警房、無裁判所、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原則的理想社會。在這個組織的影響下，1914年起，廣州的石心組織了“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江蘇常熟的蔣愛真組織了“無政府共產主義傳播社”、南京的楊志道組織了“無政府主義討論會”，北京的實社、南京的群社等無政府主義團體也紛紛成立。1911年還出現了一個鼓吹無宗教、無家庭、無政府“三無主義”的中國社會黨，領導人是江亢虎。不過，其所宣揚的是一種改良的無政府主義，其所謂改良是一種折衷的在政府允許範圍內活動的改良，故其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無政府主義政黨，並沒有真正系統宣傳過無政府主義思想。而且，中國社會黨的主張存在着許多自相矛盾之處，這導致其在1912年召開“中國社會黨大會”時的分裂。一些主張無政府主義的黨員另行組織起以“純粹社會主義”為宗旨的“社會黨”，然發起僅一月即被袁世凱所禁止。“社會黨”被解散後，於1913年7月又以“良心社”的名義出版過兩期《良心》雜誌，宣傳無政府主義。至於“中國社會黨”則在 1913年夏間被袁世凱借內亂之名強令解散。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明年，由於獨秀聘赴北京大學任教，該刊遷至北京，改名《新青年》，成為同人刊物。以此為標誌，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過程中最具影響力的新文化運動勃然興起。具有徹底反封建之民主啟蒙精神的新文化運動，極大地強化了中國知識群體的政治意識和愛國熱情；民元以來形成的軍閥割據局面，既使政治上難以形成高度統一，復使思想多元化傾向更為明顯。這就為各種新思想的傳播、新思潮的出現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及其後列寧領導下的蘇聯政府毅然廢除沙俄時代與清廷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及其對中國革命表示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使開始注重以蘇俄為榜樣的中國人看到了社會主義的曙光。這樣，除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外，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均在中國熱了起來。無政府主義本就是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學說流傳過，又有一定理論傳播和社會實踐基礎，此時自然乘機發展興盛起來。據初步統計，“五四”前後全國各地出現的無政府主義團體不少於50個，其中有具體活動記載並有社章社約的團體22個，存在時間比較久、成員比較多，影響比較大的是實社、進化社、奮鬥社、互助社和民鍾社（進化社乃由北京的實社、南京的群社、山西的平社及原民聲社合併而成）等。出版的刊物或介紹、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小冊子80餘種，就其中的刊物而言，據《五四期刊介紹》一書所述，影響較大的有《實社自由錄》、《工人寶鑑》、《進化》、《奮鬥》、《民鍾》、《學匯》、《互助》、《工余》等。無政府主義者活動的蹤跡不僅遍布北京、廣州、上海、南京、天津、杭州、長沙、重慶等大中城市，連比較偏僻的山西聞喜縣也出現了無政府組織——平社。而且，不再是僅僅停留在一般性宣傳無政府主義，也不再是僅僅根據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張展開社會實踐活動，而且，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還形成了理論色彩極其濃郁的派別，如朱謙之（1899——1972）從探討宇宙本原入手，由懷疑現實走向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建構起所謂“真情哲學”，就是頗具代表性的一例。（8）

這時期各派進步人士幾乎都程度不同地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如晚年孫中山闡述的國家學說中就有明顯的克魯泡特金互助論的印跡，在其所著《心理建設》中說：“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9]。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現代新儒學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先生對克魯泡特金十分欣賞，稱“克魯泡特金從一切鳥獸蟲豸見其許多互助的事實，證明互助在動物生活上的重要，指出他們都有互助的本能。從這種本能才有社會，後來社會不過成於這個上邊，所謂倫理道德也就是由這‘社會的本能’而來的。”（10）即使是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人物也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時，全國各地52位黨員中，不同程度地受到過無政府主義影響的有22人之多。鑑於這樣的事實，有學者甚至認為：當時中國“越是先進的知識分子，接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比例就越大。”（11）“五四”前後，無政府主義在中國蔚然成潮，但在其興盛發展的同進時，已經顯露出衰敗的跡象。一方面，無政府主義者日益暴露其本身難以彌縫的學術理論上的矛盾，如區聲白、黃凌霜既提倡“社會的無政府主義”主張，又倡導所謂個人的自由契約化思想等等；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者內部由思想上的爭論而導致組織派別上的分化 ，如朱謙之為代表的無政府個人主義派即與黃凌霜等為代表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派爭吵得不可開交。這樣一些情形，逐漸使一些先進知識者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轉而逐漸對之產生厭棄之情。 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日益廣泛地傳播開來，越來越多的先進者了解、接受馬克思主義，並開始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由此而有了1921年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共產黨的成立。這使無政府主義者預感到了自己學說的失敗，並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大肆攻擊，引發了1920——1922年間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的大論戰。論戰的結果是更多進步的革命青年擺脫了無政府主義影響，步入馬克思主義陣營。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者隊伍在不斷壯大，而無政府主義從此黃花不再，無可奈何地走着下坡路：“安那其主義傳入中國，很有許多年頭了，……但是，近年來卻漸漸沉寂下去。”“你我在中國干社會運動，所組織的曇花一現的團體，怎麼到而今剩留寥寥如晨星？”“從現在的形勢上觀察起來，好象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將勞動者結合在一塊。”（12）這是無政府主義思潮必然的命運，因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早已表明，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才能真正肩負起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實現民族解放和獨立、人民自由和平等的歷史重任，只有社會主義才是既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又合乎中國現實的具體國情的發展道路。舍此別無他途，無政府主義又何以能救國救民？

二、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基本內容與特質

在長期形成發展過程中，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除了有宣傳介紹國外無政府主義理論和無政府黨活動的一面外，還逐漸地有了些頗具特質的思想內容。茲着重從下列三方面略予評介。

（一）辛亥革命前在國外形成的天義派和新世紀派，以及辛亥革命後在國內形成的民聲派，都對傳揚無政府主義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特點。譬如，新世紀派在宣傳自己的無政府主義主張時，常常以“社會主義”者自居，這表明明們並沒有能夠認識到無政府主義觀念與社會主義思想的本質區別。天義派雖然在兩者之間作了“有政府”與“無政府”的區分，卻在宣傳其主張時對無政府主義沒有統一的言辭界定。而以劉師復為首的民聲派則試圖通過能反映“自己根本主張”的明確定名來增強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力量，他們把社會主義分為“共產社會主義”與“集產社會主義”兩大派別，宣稱“無政府黨的主張者為共產主義”，說： “吾人慾表揭一正確之定名以號召天下，莫若名之曰‘無政府主義’（簡稱則曰無政府主義），從事此主義者曰‘無政府共產黨’（簡稱曰無政府黨）。”（13）這種對共產主義的理解當然是膚淺的、空想的，而狗尾續貂地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掛聯起來更是錯誤的，但在中國，明確將“無政府共產主義”確定為“根本主張”的統一表達方法還是自民聲派開始的。又如，由於形成的社會時代背景不同，天義派與新世紀派儘管也批評與拒絕資本主義制度，但其主要提倡反專制、反強權，現實的着重點在於推翻清廷統治。而民聲派則認為：“無政府主義既然以排斥強權為根本，強權之為害於社會最顯而最大者即為資本制度，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之”，（14）故其宣稱：無政府黨“以推翻政府及資本制度為目的，凡從事於此目的者，即為無政府黨，而不必再問其他。”（15）與天義派、新世紀派相比，民聲派對資本制度的否定更為急切，不是要“避免資本制度”，而是要“去除資本制度”，故其能自覺採用工團主義手段反對資本制度，如謂：“無政府其目的，工團主義其手段；明兩者之不可須臾離也。”“各行各業之勞動者皆當獨立一團體，名曰某業工團或工會……資本制度之死敵，將由此工團操之矣。”“工團之宗旨，當以革命的工團主義為骨髓，而不可含絲毫之政治意味。”（16）

（二）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是基於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背景來了解無政府主義的，故其有選擇地接受、吸納西方無政府主義理論，並形成發展起他們自己的思想主張。如其都具“倡公去私”的情懷。天義派的劉師培說：“一人之私利與眾人之公利不能背馳”，要能“推己及人，擴私為公。”（17）新世紀派的李石曾提出： “平尊卑也、均貧富也，一言以畢之，使大眾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18]褚民誼表述得更明朗：“吾輩所抱之主義，為至公無私”，是“義廣理全至公無私之社會主義也。”（19）民聲派的劉師復謂：“自私自利不顧公益，亦今世最普遍之不道德行為也。”區聲白也宣稱：“家庭廢，私心滅，人人均可專心一對敵，以盡力於社會也。”（20）這種“倡公去私”的情懷，使得“共產”思想在他們對美好社會的構劃中占有了突出地位。又如，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充溢着對 “道德人情”的美好嚮往，故其憎厭現實社會中的利益相爭，對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情有獨鍾，試圖以互助手段達到道德治世的目的。他們指出：“利爭之社會昏天黑地”，“世界之所以終不能免為慘殺世界者，以競爭時多，而互助時少也。”而“互助是道德的基石”，“要使人類的道德向前發展，互助乃是不可從的原動力。互爭乃是毫無益處的。就在今日的社會中，亦能見到互助的範圍越加擴大，人類最高的進化越加有把握”。又認為：“中國儒家謂之仁，歐人康德謂之博愛，若魯巴金（即克魯泡特金）則謂之互助扶助之感情”，其說不一，實質相同。他們基於“人類有恢復平等之天性”的認識，認為“像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信條，是過去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已代替他了”，故以互助為手段道德治世，“對於進化的前途，非常樂觀。”（21）從這兩例中不難看出，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基本思想是與中國思想文化傳統息息相通的，這使之具有了中國特色，而同西方無政府主義有一定區別。

（三）一方面，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有從道德人文主義精神出發而闡發的勞動觀念，如《墨子·尚賢下》謂：“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死”，“有力者疾以助人”。《呂氏春秋·愛類》說：“《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愛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即使對體力勞動有所輕視的儒家，在其《禮記·禮運篇》中也有“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之說。另一方面，雖然說法不盡相同，但西方無政府主義者多很尊重勞動，如施締納爾提出“每個人均需要的東西，在其籌措和生產過程中，每個人也應參與其間”，（22）巴枯寧甚至只承認那些依靠自己勞動生活的人才能夠享有政治權利，認為“自由——這首先是人依靠科學和合理勞動的幫助從外部自然世界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能力。”（23）受這些中、外思想資源的深刻影響，並將之有機結合為一體，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推崇勞動，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地首次喊出：“勞動者，神聖也”的口號。他們認為“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賦工作之良能”，“人之有力而不能用，猶人之有口而不欲不言也”，“工作為人生之應當”、“人人皆當從事於勞動”。（24）他們把不勞而獲視為不平等、不道德的行徑，提出“農產或工業品所得之利，皆勞力之所致，即應為勞動家所享受。今其利乃盡歸於資本家，而勞動家則為其得牛馬，故謂之（資本家）掠奪他人勞力所獲之結果”，“資本家之道德最為腐敗，進網市利、退傭疇，不耕而食、坐收其稅”，勞動家“不想把自己勞動者的結果盡歸資本家的私囊，乃至平等至公道的舉動。”（25）他們主張“無男無女，人人各視其力之所能，從事於勞動，勞動所得之結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產），勞動者自由取用之，而無所限之”，指出 “人人各擇一業，合之而成一協助之社會。凡所工作，皆供全社會之生活，人與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數人之犧牲。愈勤勞則生產愈豐，而社會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之幸福愈大”，提出其所“主張勞動的原則，就是‘各盡所能，’”，所“主張分配的原則，就是‘各取所需’”，而“因勞力勞心之分，生治人治於人之差別，則於人類平等之旨大相背馳”，“人人作工固屬平等，然同一作工，而有難易苦樂之不同”，故其提倡“均力主義”，“即以一人而兼從藝之謂也”，“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權力相等，義務相均。”（26）

三、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歷史作用

置諸於中國思想文化近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場景之下，從近代以來中國人對理想社會的追求角度來考察無政府主義思潮，儘管它最終以衰敗破滅而告終結，但其仍有一定的歷史作用。這至少有下列諸端可以一論：

其一，與20世紀上半葉中國民主革命落拓起伏的進程相適應，無政府主義思潮旋迴起伏，影響着其時革命志士的思想和行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的民主革命起了推動作用。1901——1911年間，天義派和新世紀派在介紹、宣傳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同時，批判封建倫理道德，否定君主專制統治，這在海外中國留學生和華僑中起到了思想啟蒙作用。他們中的大多數還積極參加同盟會的革命活動，親身投入或努力配合着反清鬥爭。他們又反對帝國主義強權，並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些弊端如貧富對立、勞逸不均、議會虛偽、富人專權等進行了揭露，這既表達了工農為主體的廣大民眾對帝國主義及其他反動統治者剝削和壓迫的不滿，也有利於人們正確、全面地了解和認識資本主義。當然，他們提倡並從事的暗殺活動也給革命派造成了一些不利影響。1911——1917年間，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由海外轉向國內。他們繼續反政府、反強權，提倡自由和互助諸說，批判封建綱常，譴責北洋軍閥的黑暗作用，啟迪着人們的思想覺悟，呼應了已經開始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但此時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反袁鬥爭中保持中立，中國社會黨首領江亢虎甚至還設法進行勸阻，這顯然是錯誤的。1917——1927年間，總體說來，無政府主義者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如繼續揭露中國現實社會的黑暗，抨擊舊制度和舊文化，加入反帝反封建鬥爭行列展開其社團組織活動，這些都對推動中國民主革命進程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1920年開始，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已露本象，呈衰敗之跡，此後更日趨反動，直至破產。

其二，辛亥革命前，無政府主義者對資產階級革命派幫助最大。他們撰著《中國民約精義》，又利用西方無政府主義反對權威，鼓倡平等、自由互助的思想武器寫成《三綱革命說》，指責封建綱常禮教是“阻礙進化，有甚於洪水猛獸者”，“為不平等不公道之護法也”，造成了人的奴隸服從性。這不僅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反封建思想桴鼓相應，而且對形成有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民主理論起了積極作用。同資產階級及革命派一樣，無政府主義者也堅決主張推翻滿清政府，甚至其所提倡和從事的推翻清廷的手段如暗殺等也為革命派所接受，當時即有革命派人士讚嘆：“往者，吳越一彈，徐錫麟一擊，風雨為泣，鬼神為號……有甚於萍鄉之舉義。” （27）至於人脈上，無政府主義者更與資產階級革命派有着水乳交融般的聯繫：張繼和吳稚暉於1905年參加同盟會、劉師培於1907年參加同盟會；張靜江早在1904年即與孫中山先生相識，並曾承諾只要中山先生需要，打個電報即會資助其所需錢款；曾任國民常北平臨時政治分會主席的李石曾，本是《新世紀》創辦者，新世紀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又，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創刊之初，廖仲愷先生曾連續發表文章，在主要宣傳、闡述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學說的同時，也表達了一些他自己的思想主張，有研究者認為：“從這一時期廖仲愷先生發表的其他七篇譯文來看，他的興趣更偏重於無政府主義一些。”（28）至於章太炎與劉師培之間，儘管後來出現了複雜微妙的情況，但開始時章太炎約請劉師培到日本東京，並將他介紹加入同盟會的；劉師培、張繼發起舉辦“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初期，章太炎也曾邀赴會發表批評國家的演說；章太炎“中國一切典章制度，總是近於社會主義”（29）之說，則與劉師培《論共產制易行於中國》一文中關於共產制在中國古已有之的觀點不謀而合。凡此種種，既反映出無政府主義思潮在近代中國確有很大的影響，又表明右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和無政府主義者曾在一定時期內求同存異，並肩作戰，共同展開反帝反封建、推翻滿清政府、改造中國社會的鬥爭。

其三，儘管無政府主義者並不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但他們確是中國較早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批人物，他們還曾善意地介紹過列寧，並且，他們依據自己的理解把馬列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引進中國。這方面的歷史作用是很大的，其影響不容低估。不僅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程度不同地受到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而且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許多先進知識者正是經過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這一中介環節，而由民主主義者、愛國主義者轉變成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的。譬如，中國最早接受並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五四”運動前後曾受到克魯泡特金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影響，他說：

我們試翻Kropotdin的《互助論》（MutualAjd），必可曉得“由人類以至禽獸都有他的生存權，依協合與友誼的精神構成社會本身的法則”的道理。我們在生物學上尋出來許多證據。自蟲鳥牲畜乃至人類，都是依互助而進化，是由個人主義向協合與平等的方面走的一個長路程。……人類應當相愛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進化。

他認為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與馬克思的“階級競爭”說“仿佛相反”，而其實則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補充，“這最後的階級部分，是改造社會組織的手段；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類精神的信條。我們主張心物兩用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30）再如，毛澤東曾自述其“五四”時期讀過一些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與無政府主義者朱謙之“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坦承“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31）青年毛澤東在其所作《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稱馬克思為激烈派、克魯泡特金為溫和派，讚賞後者的互助論，說克氏“一派人的思想，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的一周，聯合人類作一家。”（32）他在1918——1919年間，還對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深刻影響的“新村運動”、“工讀互助運動”給予積極支持，曾擬就過一份有關建設“新村”的計劃書，並把其中的“學生之工作”一章公開發表問世。（33）又如，1919年，周恩來在天津組織覺悟社，受無政府主義影響，決定廢姓，用抽號碼的辦法重新確定自己的名字，他抽到5號，遂取名伍豪。瞿秋白在1918年看了許多書刊，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他後來說自己曾“是一個近乎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 （34）惲代英1913年開始即已信仰無政府主義，1917年發起組織互助社，社名即出自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謂：“吾自信無政府主義”[35]。直到 1920年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其文章中仍有無政府主義的痕跡。吳玉章早年參加過資產階級革命黨組織的暗殺活動，且來又推崇、介紹過克魯泡特金的互助思想。彭湃加入過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組織持“建設者同盟”，寫過讚揚克魯泡特金互助論的文章。陳延年不僅譯介過巴枯寧的文章，而且還提議把分散全國各地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民聲社實錄》、《人群》、《實社自由錄》、《太平》合併為《進化》月刊，並親任主編。如此等等，難以盡舉。

其四，無政府主義者不僅在中國首次明確張揚“勞動為人生之天職”的思想，喊出“勞動者神聖”的口號，還在1921年“五一”勞動節時與馬克思主義者及其他進步人士一道，在廣州共同發動各行業工人罷工，示威遊行，當時永漢路上掛着兩大畫像：一是馬克思，一是克魯泡特金。他們在開始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時，就把勞工作為改造社會的力量，作了大量工人運動的啟蒙工作，故其成為中國最早倡議組織工會者。其所謂工會雖具工團主義性質，但對中國工人集體意識、團結合作能力的形成和增強發揮了積極作用。此外，無政府主義者的許多思想對於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頗有影響，如其認識到中國革命應“以運動農工為本位”，“吾黨之要務即設立工黨於各所是也”，（36）但又注意到“各行業雖間有工會，然絕無社會的及政治的思想，故欲激發之使能抵抗資本家，頗非易事”，（37）這就須“竭誠獻議於中國一般之勞動家者，不外六字：‘結團體，求知識’”，“必須使一般勞動者能自覺悟，由真理判斷雙方之利害而可。”（38）為此，他們提倡興“工學”，即為工人補習教育：“所謂工人補習教育者，書報與設夜校”，教其識字，“以其能直接閱淺近之書報為目的”。（39）“五四”尤其“六三”以後，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者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深入工礦企業辦夜校，致力於平民教育，並進而在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顯然是受其啟發。總之，不僅自 1907年無政府社會團體出現，到1919年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崛起之前，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促進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他們在這過程中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做法，對於後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也有着間接性的示範作用。

綜上所述，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儘管終未免破滅之命運，但其在中國思想文化近現代化過程中，在中國人民探尋真理、追求理想社會的目標的過程中，還是發揮了多方面的積極作用的。完全無視這一點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絕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