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茅于軾的反毛與楊天石的捧蔣
作者: 環球
日期: 2006-10-23 21:29

評茅于軾的反毛與楊天石的捧蔣

鐘關平

自從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中國大地上泛濫以來，攻擊革命領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為歷史反動人物翻案、讚美和鼓吹資本主義，似乎成為某些勢力出名出采的一種“時髦”，一種“時尚”，那些抱定剝削階級世界觀的人們趨之若鶩，爭先恐後。茅于軾的反毛與楊天石的捧蔣就是這股思潮中孳生出的兩束毒草。

毛澤東思想是“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嗎？

毛澤東和蔣介石是中國現代史中兩大著名人物。這兩大歷史人物，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英明領袖，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毛澤東同志。在他的帶領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改天換地，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翻身解放，站起來了。另一個是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獨夫民賊，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在他篡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權以後，中國走了一段投降帝國主義、出賣祖國和人民利益、使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惡性膨脹的反動、黑暗之路。對於20世紀中國這樣兩個著名的歷史人物，如何評價，應當說，早已蓋棺定論了。然而，卻不斷有人來翻這個歷史舊案。這種翻案活動，如果是發生在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資產階級那裡，倒也不足為奇，因為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決定的。他們吹捧蔣介石、攻擊毛澤東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然而，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翻案活動發生在我們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機構內部，有的還是共產黨員，這就不是一般的問題了。
最近，茅于軾先生發表了《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是什麼？》的文章（2006-09-06 15:44:41新浪財經），在這篇文章中，他惡毒攻擊毛澤東同志與毛澤東思想。說什麼：毛澤東思想“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為了論證他的這一重大“發現”，他振振有辭地發了一通議論。主要有以下五點。
一是否定與污衊毛澤東時代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說什麼：“改革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是一個窮人國，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中產階級。不是人不想發財，而是怕當了富人挨批挨斗，並且殃及子孫。那時候把富人和他們的子子孫孫都看成是階級敵人。雖然富人沒有了，富人的子女還在，他們繼承了富人‘剝削’的罪名，替他們的父輩受過，不允許上大學、參軍、入黨，更談不上出國，要找個對象結婚都難。”茅先生的這段話涉及三個重要問題。第一，他反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中產階級”，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第二，他污衊“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中產階級”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窮人國”。第三，對我們黨的階級政策和國家政治制度肆意歪曲與攻擊。誰都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於剝削階級的基本政策，除了“剝奪剝奪者”，還實行“給出路”的政策，使剝削階級分子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有成分論，並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在我們黨、軍隊和政府機關里，包括一些擔負黨、軍隊和國家高級領導職務的領導人中，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也並不是個別的。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至於所謂“繼承了富人‘剝削’的罪名，替他們的父輩受過”，更是無稽之談。具有諷刺意味是，被茅先生和許多自由化“精英”們攻擊、控訴的所謂毛澤東時代虐待的許多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弟，恰恰正是在那個時代上的大學，成了今天的著名知識分子。對於這樣的事實，茅先生又作何解釋呢？當然，如果剝削階級出身的子女，“繼承”他們父輩的剝削階級立場，站在勞動人民的對立面，那就另當別論了。
二是為剝削階級“剝削有理”張目。他說：現在“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總人數不算少，但是在十三億人口中大約只占5%。他們生活寬裕，意識形態接近西方，比較有獨立的想法，希望社會安定平穩，個人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所謂資產階級，顧名思義，就是占有生產資料，剝削工人的剩餘勞動價值的階級。按這個定義，它應當包括外國來華經商辦廠的資本家，包括港澳台的資本家，包括海外華僑回國經商辦廠的資本家，以及國內的私營企業主。茅先生說他們是資產階級，是可以認同的。問題在於，茅先生把資產階級視為“名正言順”，“接近西方”，有“獨立的想法”，“希望社會安定平穩”的力量，這就需要畫問號了：茅先生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說話？是在為誰說話？目的何在？
三是鼓吹資本主義制度。說什麼：“如果實行代議制政治，他們（指資產階級）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堅力量。”所謂代議制，就是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實行的一種議會制。茅先生的這個主張，就是明白無誤地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所謂形成“中堅力量”，就是讓資產階級上台，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在這個問題上，茅先生與賀衛方們在西山會議上提出的“憲政模式”是完全一致的。
四是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他胡說什麼：毛澤東思想“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如果說，茅先生所指的“和諧社會”是他所主張的“代議制”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話，那麼，毛澤東思想的確是它的“對立面”，也的確“非常有破壞力”。因為，只有“破壞”了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建立起來。
茅先生說：“在今天的政治中”，“拿人數來講”，“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所以“資產階級的聲音還很難成為主流。”他的這些話與他主張“實行代議制”的話結合起來看，言外之意就是，要使資產階級思想成為“主流”，成為“中堅”，就要否定與取消《憲法》規定的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與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然而，這只能說是茅先生的一廂情願而已。因為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在億萬人民群眾心目中的“主流”位置，是茅先生和他的同夥們所無法抹去的。
五是在國際問題上，說什麼“現在的窮國國內紛爭不斷，政治多變，而且往往演化成為國際衝突。”這段話顯然是別有用心的。一方面，他把戰爭和衝突的責任歸罪於“窮國”，歸罪於第三世界國家；另一方面，他又試圖掩蓋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與干涉政策，否定與抹殺某些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本性是戰爭的總根源，是“紛爭不斷”和“國際衝突”的主要原因。遠的不說，近幾年發生在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巴以的戰爭，哪個不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戰爭政策造成的？茅先生還夢囈般的胡說：“窮國變富，將徹底改變國際政治”，“戰爭和恐怖主義將退出舞台”，“更有全世界的和諧、社會的進步和每個人能夠平安地享受人生”。人們要問茅先生，離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干涉的鬥爭，離開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離開社會主義道路，哪個“窮國”能變“富國”？而那些“富國”列強們，哪個不是靠戰爭（包括無硝煙的戰爭）掠奪、剝削它國發達起來的？茅先生的這套“理論”，無疑是在為帝國主義塗脂抹粉！
茅先生的這篇文章，用“窮人”和“富人”的概念，抹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區別，模糊階級界限；用“窮人國”與“富人國”的概念，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區別，淡化兩條道路的鬥爭；用“窮國”與“富國”的概念，掩蓋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為，淡化帝國主義的本質。茅先生的這套春秋筆法在市場經濟的燈紅酒綠、珠光寶氣中雖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它是欺騙不了用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武裝起來的廣大人民群眾的。
茅先生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這是他長期以來形成的固有思想和階級偏見而致。記得2005年11月10日《中華工商時報》有一篇題為《茅于軾的嘴和章子怡的腿》的文章（作者：王京韜）介紹：一次，“茅于軾以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兼職教授的身份對學生作報告，其中提到‘抵制日貨是很愚蠢的辦法’，‘我們活在世上到底為什麼？其實我的答案很簡單，就是為了享受人生。’”一個滿腦子“享受人生”的人，必定是奉行“有奶就是娘”的人生哲學。在這樣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驅使下，充當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吹鼓手的茅先生，自然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

蔣介石有“大功”嗎？

無獨有偶，近日，《百年潮》雜誌原主編、《炎黃春秋》雜誌現顧問，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號稱歷史學家的楊天石先生發表的一篇談話，竭力吹捧蔣介石，也屬於這類翻案文章。
《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8月出版的第20期，刊出一篇《楊天石：看清蔣介石》（作者：陳東）的文章。這篇文章在全國許多報刊上轉發，影響很廣。
文章稱楊天石先生“長期研究蔣介石而廣為人知”，說“楊天石可能是國內目前能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之一。”蔣介石的哪些“真面目”被楊先生“看清”了呢？楊先生又是通過什麼史料“看清”了蔣介石的“真面目”呢？請看該文介紹：
2006年3月3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原件，楊天石和他的同事專程赴美查閱了這些“歷史資料”。楊天石認為：“蔣的日記有比較高的真實性。”因為，蔣的日記不是“為了寫給別人看的”，“要讓你知道我的偉大的”那種，而是“主要是寫給自己用、自己看的。”並說：“蔣寫日記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進行自我道德修養，……他想做‘中華民國的模範’。……第二個目的是總結他本人治黨、治軍、治國的經驗。”所以楊先生的結論是：“從總體看，蔣的日記有比較高的真實性，因此也有比較高的史料價值。這項資料不可不用，如果不用的話，對研究中國近代史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當《人物周刊》問他以什麼標準來評價蔣介石，他的研究又“有那些突破”時，楊先生是這樣回答的：“對蔣我只能說三句話：第一，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很複雜的人。第三，這個人有功有過。”接下來楊先生藉由胡繩主編，經胡喬木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中曾經說過的“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這句話，開始“突破”：“在我看來，他有大功，也有大過(罪)。我覺得蔣一輩子有兩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時間裡，領導北伐戰爭，打敗了三個軍閥軍團，結束了北洋軍閥在中國17年的統治。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蔣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日，並且取得了勝利。兩大過(罪)是什麼？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黨剿共。共產黨員和蘇區人民被殺害了26萬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內戰，這是一次反共的內戰，是違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願望的不得人心的內戰。”
不難看出，楊先生為了表達出自己的真實思想，而又“真人不露相”，的確在用詞造句上和引證上動了一番腦筋的。他評價蔣介石的三句話，第一、二句，不涉及實質性的問題。關鍵是第三句的“有功有過”中的“功”和他進一步指出的“兩大功”。
蔣介石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對他的一生怎樣評價才是正確的？以往的詞海、詞典、黨史、國史、政治教科書和黨的決議，對蔣的評價大體一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政治學詞典》是這樣評價的：“出生於鹽商家庭。早年在上海當流氓，搞投機買賣，當過交易所的經紀人。後來投機革命，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在北伐戰爭中竊取了軍權黨權。1927年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革命群眾，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民黨政權，從此一貫實行獨裁、內戰和賣國三位一體的方針。‘9.18’事變後，堅持不抵抗政策。對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先後發動五次圍剿，還不斷製造新軍閥混戰。抗日戰爭期間，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發動過三次反共高潮。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又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在他當權期間，奉行買辦的法西斯主義，實行殘暴的特務統治。1946年，他悍然撕毀‘停戰協定’，推翻‘政協決議’，召開偽國民大會，制定偽憲法，自任偽總統。1949年，南京國民政府覆滅，蔣率殘部逃到台灣，1975年4月在台北病死。”（該書第 625~626頁）毛主席對蔣介石的評價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中國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蔣介石在挑動內戰》）
楊先生要“突破”，要給蔣介石翻案，自然就得給蔣介石評功擺好。他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北伐戰爭，一個是抗日戰爭。
關於北伐戰爭，最早是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的。1926年2月中國共產黨以革命戰爭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的政治主張，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5月初，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以葉挺為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擔任北伐軍先遣隊，向湖南挺進。到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戰爭才正式開始。在北伐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組織並發動了廣大工農命群眾予以積極的支持與配合。1927年春，漢口、九江工人驅逐英帝國主義者，收回兩地的英租界；上海工人舉行了3次武裝起義，占領了上海。以湖南為中心的全國農民運動也迅速地發展起來。革命勢力迅速在黃河、長江流域發展起來。事實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和發動廣大革命群眾支持，僅靠7、8萬人參戰的國民革命軍去攻打總數有35萬之眾的三大軍閥部隊，並取得平定五個省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楊先生把這個“大功”記在蔣介石頭上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伐取得重大勝利，北洋軍閥面臨總崩潰的危機時刻，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在中國的利益加緊對中國革命的干涉，他們一面以武力相威嚇，一面分化革命陣營，尋找新的代理人。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正和帝國主義相勾結，準備背叛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內，由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對國民黨右派採取妥協退讓政策，放棄了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並在緊要關頭交出了工農武裝。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在上海和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使已經發展到6萬多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只剩下1萬多黨員。由於蔣介石的叛變，革命統一戰線被破壞了，打倒軍閥列強的北伐戰爭宣告失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絲毫的改變。中華民族仍處於苦難之中。我們要問楊先生，這些是不是事實？如果承認是事實，那麼蔣介石何功之有？
再來看楊先生送給蔣介石的第二個“大功”——抗日戰爭。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戰”的歷史，楊先生是想否定的。楊先生在談話中舉出兩個例子。一個是“9.18”事變，蔣介石並沒有要張學良不抵抗。他說：“以前史學界都這麼講，日本1931年9月18日進攻瀋陽北大營時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東北全丟了，……我看了日記以後發現，這個‘不抵抗主義’……時間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蔣介石率兵北伐，打張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濟南，不讓蔣北伐，蔣的日記裡邊清清楚楚地寫了七個字，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事實果真是這樣嗎？否！有資料記載，早在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的《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中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據第七旅參謀長趙鎮藩回憶說：在“9.18”事變前，“張學良轉來蔣介石來電（8月16日），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與民族利益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趙鎮藩：《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6輯）另外，馮玉祥也說過：“9.18”發生，“張請示過蔣介石，蔣對張學良說：‘這話是我說的，但你不許對別人說’。當時全國輿論，因為張學良說的不抵抗主義，大家都攻擊張學良，但張學良有苦說不出來。”（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第26頁）。可見這個“不抵抗”的對策是蔣介石定的，不能加到張學良頭上。再看“9.18”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態度和表現，也有助於我們分析問題。第一，蔣幻想和平解決。他提出：“盡力避免戰爭”，“希望和平解決”。第二，蔣迷信國聯來解決。他說：“我們更應相信國際有公約，人類有公道，我們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第三，蔣提出先要安內。蔣介石說：“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此外，陳布雷的日記和時任蔣介石的外交部長顧維浚的回憶錄，也都有與上述史料相同的記載。（見團結出版社，楊樹標著：《蔣介石傳》，264~265頁）
楊先生為了證明他的“突破”有理有據，還列舉了其他一些例子，其中有：1、“我們以前對國民黨的抗戰，通常講八個字，叫‘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盧溝橋的抗日戰爭展覽，……在原來寫那八個字的地方，換了新的八個字，叫‘正面戰場，繼續作戰’”“說明我們過去的看法有片面性”。筆者認為，這個例子幫不了楊先生的忙。“正面戰場，繼續作戰”並不說明蔣沒有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再說，“正面戰場，繼續作戰”，也不是針對蔣介石一個人，而是泛指國民黨軍隊中那些堅持抗戰的部隊。2、“1937年的廬山談話會，蔣介石發表講話，說‘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人人都有守土抗戰之責’。這是蔣在作全面抗戰的號召”。歷史事實是，這個“7.17”談話，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迫於全國人民的呼聲和壓力不得已而為之，儘管如此，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立即表示歡迎，給予積極的肯定與回應。但這件事本身並不能說明蔣介石就有什麼“大功”。特別是在“談話”之後，“蔣在對內政策上沒有提出任何改進措施，沒有宣布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沒有改革舊的政府機構，沒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對中國共產黨仍不允許公開活動。”（見《毛澤東傳》1893~1949，456頁）3、“開羅會議肯定台灣、東北這些被日本占領的土地都要歸還中國，蔣是有功的。”這個“功”也歸於蔣，甚是荒唐可笑的。4、楊天石認為：蔣有“治國的理念，……外交上，他採取的是溫和的軟弱的路線，有時候，甚至是妥協路線。蔣介石也希望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他不是乾脆利落地宣布廢除，而是要和列強慢慢談；列強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們都知道，一直到抗戰後期，英美才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廢除了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楊先生不會是在這裡打諢吧？對這樣的渾話，筆者只能用欲蓋彌彰、越塗越黑這八個字來評價了。5、楊先生說：蔣介石“對內，他本想推行一條改良主義的路線，主張勞資合作，階級調和’。譬如，蔣多次提出，要‘二五減租’，就是說，農民向地主交租，可以從原來的租額中減去25%。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為蔣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持。只有後來到了台灣，台灣的地主跟蔣介石他們沒有那麼深的聯繫，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台灣的經濟起飛與此大有關係。”顯然，楊先生是在盡心盡力地給蔣介石梳妝打扮，穿上件新衣服，然而，楊先生加到蔣介石身上的這件新衣服，不過是“皇帝的新衣”而已。
好了，在蔣介石的問題上，楊先生說的夠多了，我們還是聽一聽毛澤東同志的見解吧。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針對蔣介石的真反共假抗戰和“先安內，後攘外”的反動政策，提出尖銳地批評：“在中國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強大的民族敵人，而且存在着強大的實際上幫助民族敵人的國內反動勢力，在中國有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一條是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一條是不但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說來它是在實際上幫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戰爭的。”“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和對內積極摧殘人民的反動政策，招致了戰爭的挫折，大部國土的淪陷，財政經濟的危機，人民的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團結的破壞。這種反動政策妨礙了動員和統一一切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進行有效的戰爭，妨礙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但是，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的運動並沒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政府的雙重壓迫之下曲折地發展着。兩條路線：國民黨政府壓迫中國人民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和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團結起來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很久以來，就明顯地在中國存在着。這就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的講演中再次指出：“國民黨怎麼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這個黨過去打過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內戰。在抗日戰爭中間，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發動過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準備發展成為全國範圍的內戰，僅僅由於我黨的正確政策和全國人民的反對，才沒有實現。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大家知道，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傢伙。……同志們，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給人民。至於蔣介石呢，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現在這塊絆腳石卻要出來壟斷勝利果實，要使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仍然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不許有絲毫的改變。這樣就發生了鬥爭。同志們，這是一場很嚴重的鬥爭。”（《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話，鏗鏘有力，字字珠璣，對蔣介石的反動嘴臉揭露得入木三分。楊先生為蔣介石翻案的那些雕蟲小技，在毛澤東思想面前，是多麼不堪已一擊啊！

反毛與捧蔣是一股新自由主義的反動思潮

茅于軾的反毛與楊天石的捧蔣，並不是孤立的單個人行為，而是一股思潮的反映。這股思潮，過去叫資產階級自由化，近幾年這個“品種”改良了，叫新自由主義。當年的“翻案風”、“抹黑風”也變種為歷史虛無主義了。對這股反動思潮，雖然不是我國的主流，但我們千萬不可小覷。列寧一手創建的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是那麼強大，那麼堅不可摧，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聯成一片，簡直就是紅色海洋了，結果，千里之堤毀於一隙，釀成一場無可挽回的災難。在“十月革命”勝利的前夕，列寧就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勝利以後是不是會出現暫時的反動時期、暫時的反革命勝利時期，這不是沒有可能的，所以我們勝利後一定要挖上‘三道戰壕’來防止這種可能。”（《列寧全集》第10卷第307頁）毛主席從西柏坡進京時，也說：我們是進京趕考。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列寧和毛澤東都認識到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以後，如果不堅持“不斷革命”、“繼續革命”，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蘇東國家的劇變，不幸被無產階級的領袖們言中了。
從幾年前開始，美國這個帝國主義世界的當家人，把“和平演變”、顛覆社會主義國家，以“顏色革命”的新形式到處推銷，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自然是他們推銷這一政策的重點。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內外那些敵對勢力，帝國主義的走狗，以及我們共產黨隊伍中的變節分子，就不大安分了，他們以為時機來了，可以呼風喚雨了。西山會議出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叫囂，就是一種象徵，但也決不是僅此而已。近幾年來，怪現象越來越多了，搞新自由主義的這些“精英”們，越來越放肆了，簡直到了明火執仗的程度。
剛剛出版的《炎黃春秋》2006年第10期的一些文章，就充斥着這樣一些東西。筆者在這裡略舉兩篇。
一篇是李銳的《開放言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在作者後面特別註明“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原常務副部長”（這一次還沒有把“原毛澤東秘書”列上），這樣標明作者身份，想必是藉以提高文章的影響力和分量吧。世人皆知，李銳反毛是出了名的，一貫的。這篇文章一如既往。儘管該文觀點沒有多少新意，無非是重複放毒而已。但，為了說明問題，筆者還是摘錄幾段，作為“奇文共欣賞”吧！
“毛澤東對來訪的黃炎培說過：‘我們找到了一條新路，就是民主。’……可是，1949年革命勝利之後，……我們走入了一條同這種追求和聲明相悖的道路，走入了一個誤區：以各種政治運動‘興無滅資’，快速建立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空想社會主義；從而貶斥資本，貶斥知識，大整知識分子；搞階級鬥爭，搞個人崇拜，搞‘馬克思加秦始皇’；於是一次次運動，最後從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一直運動到崩潰的邊沿。這個誤區……當然也同毛澤東個人的獨斷專行有關，他從馬克思那裡只取了四個字‘階級鬥爭’。但馬克思主義並不完全是這個樣子，《共產黨宣言》還有其他語言，例如“自由人的聯合體”等。”“回顧歷史可以看出，我們必須弄清楚三個問題……第一是人類進步的歷史，包括我們中國，到底依靠什麼?……科學……民主……法治……市場經濟。這四項屬於全人類，也屬於中國歷史發展進步的基本規律……。第二要搞清楚的是主義和理論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也好、列寧主義也好，毛澤東思想也好，鄧小平理論也好，這些理論……到底應該占什麼地位?上個世紀出的問題，1949年以來出的問題，好多同它們分不開，現在還寫入憲法……。第三個問題，黨的問題要搞清楚。……過去毛澤東講過：‘我就是無法無天’。……我親耳聽毛澤東講的，“個人崇拜是要一點的”。但在西方，個人崇拜(personal cult)與邪教是一個詞。……黨也要講民主和法治，不能搞專制，黨要歸憲法管。……從東方到西方各國，從革命與改良，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作歷史發展的對比；認為民主、共和、憲政、信仰與思想自由、人文精神、市場經濟、人權觀念等，是構成現代文明的幾大基石和標誌。……《綜合哲學隨筆》的作者不贊成把哲學只搞成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以及唯物辯證法那樣強調鬥爭，……從古今中外的眾多歷史事實看，不能說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我們的黨政權力太大，沒有強有力的監督所致。因此有人叫我們權貴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還有待大改革。”筆者曾經寫過批判李銳奇談怪論的文章，上述謬論基本都涉及到了，筆者不想再費筆墨，只說兩句話：過去，李銳被開除黨籍20年，看來沒有冤枉他；現在也應該開除他的黨籍，因為他已經徹底背叛了共產黨，不配再作共產黨員！
另一篇是《李慎之二三事》，作者陳樂民。李慎之是何許人物？是號稱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李慎之死了三年多了，至今還陰魂不散。作者在這篇4000多字的文章里，充滿激情地歷數這位反黨、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的“領軍人物”的“功勞”與“貢獻”。文章特別推崇李慎之的《風雨蒼黃五十年》這篇所謂“暮年壓卷之作”，什麼“獨具風格”，“振聾發聵”，“反映大眾的心聲”，“為民主吶喊”；什麼為“憂國、憂民、憂天下的情懷所感動。”筆者曾經拜讀過《風雨蒼黃五十年》。他都說了些什麼呢？他說：“到一九七六年為止，共和國幾近二十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後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癒，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五十年間民族的大恥辱、大災難”。“大恥辱、大災難的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五十年“歷史剩下的只是謊言。”“我還是‘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願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此外，李慎之在給何家棟的一封信中寫道：“幾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較量應該可以得出結論：共產主義是現代化過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義則是主流，而且是全人類近乎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見何家棟：《未了的心願——懷念慎之》）早在80年代中期，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的李慎之就對茅于軾、許良英說：“所謂現代化就是美國化。”（見茅于軾、許良英的回憶文章）（以上均引自《懷念慎之》一書）
像《開放言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李慎之二三事》這樣明目張胆的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文章，完全是一股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思潮的產物。這些文章，給人一個強烈感覺是：它們不過是幾個“搬運工”從西方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陳舊物品倉庫”中“販來的”幾件劣質舊貨，在國人面前招搖過市，到處兜售而已。恕筆者直言，如果把這種文章看成代表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先進思想”、“正確認識”，如果全國的新聞媒體、報刊雜誌，都來造“二李”（李慎之、李銳）和楊天石們這樣的輿論，筆者敢斷言，我們離亡黨亡國不會太遠了！（完稿於2006年10月12日）
（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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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茅于軾的反毛與楊天石的捧蔣 - 環球 [22271字節]〖點擊:5〗2006-10-23 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