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葉知秋，為兼聽則明起見咱先恭錄一段最高指示：

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於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地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漢奸。一切革命的階級對於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斗膽活學活用改幾個字：

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好孬]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孬]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孬]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於[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地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孬]分子，不包括漢奸。一切[好]的階級對於[孬]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

==

民主與愛情的六個共同點

作者：林來梵

毛澤東在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中，曾明快地指出，“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此後新中國的憲政，基本上就是在這種思想下建構起來的，其間，中國近代以來的民主主義價值取向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可以說，新中國立憲主義的最初歷程，基本上就是民主主義競克了自由主義，或者說是壓倒了自由主義的歷程，而其間特別值得深思的是對人權的價值沒有予以足夠的認知，甚至曾予以集體性的漠視和踐踏，十年的文革動亂，就是其登峰造極的局面。時至今日，將立憲主義單純地理解為一種訴求民主政治理想的觀念，在我國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學術思想中仍根深蒂固存在。

其實，把憲政單純理解為民主，可以追溯到近代。記得2003 年全國上演了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該劇就藉助了劇中的梁啓超對袁世凱說出了“憲法就是‘限法’”這一句台詞，而這其實是有些根據的。在清末君主立憲時期，國人喊的最響的口號就是“立憲法、開國會”，想的是通過國會這樣一種制度性的裝置，去限制代表着國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君權，這也正是梁任公等人在此後的一段時期里處心積慮的思案。而國人當年把“立憲法”與“開國會”並列為立憲主義的兩個重要項目，實際上就初露了偏向於將憲政理解為民主政治的端倪。梁氏當年的思想，也正因為如此而陷入了苦悶之中，因為他在彼時所謂“民智未開”的中國，自然無法尋找到民主政治的承當者，為此才有了“新民說”。這一段讓人扼腕長嘆的歷史說明，如果我們把清末君主立憲看成是我國立憲主義的起點，那麼可以說，這個起點就已經偏在於追求民主主義的方向之中了。

然而，在確立和理解憲法價值體系的核心目標的時候，我們則必須冷靜地看到：民主雖然是現代人類價值體系中的一種重要價值，也是立憲主義中的一種價值目標，但傳統立憲主義追求的終極目的卻是保障人權，而有關民主的權利與制度的設置，則在一定層面上帶有為之服務的工具性。雖然西方的立憲主義在進入了現代憲法時期之後，其民主主義的方面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不過，從總的情形來看，較之於具有深厚傳統的人權保障這個憲法價值的目標而言，民主仍然被戒備，而且其爭議性也較大。

人權的價值當然也有一些爭議，但民主自近代以來就在西方反覆受到許多持重的有識之士的戒備。之所以如此，這是有一定理由的。孟浪地說，民主其實和善男信女之間的愛情一樣，二者至少具有以下六個共同點：

①民主和愛情一樣，都非常美好，但也正因如此，便有人可以反過來冒用它們美好的名義實施強制，並進行自我行為的正當化；

② 都可能含有理性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傾向於訴諸人類的感情機制。廣場民主、街頭民主等大眾民主，乃至民主程序中的投票行為、議會裡的意思表達，均可能是“感情用事”。當年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大獨裁者都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而且他們本來就是煽情的高手。類似於今日台灣立法院中互擲飯盒的爭鬥，誠所謂“蔬菜與肉塊齊飛，湯水共長衣一色”，其實也是一種訴諸感情的謀略；

③ 都從追求實現自我個體的價值開始，可能走向自我個體性的喪失，從而最終導致被特定的對象所操縱、所支配；

④ 基於以上原因，其自身都存在被人忽視的風險。人世間為情所困的事例不勝枚舉，而就民主而言，密爾也曾有過憂患，托克維爾則揭示出它可能導致“多數者的暴政”。中國的十年文革，其實恰恰印證了這個道理。

⑤ 民主和愛情都需要複雜的條件。魯迅在小說《傷逝》中嘗言：人必須首先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實施民主的前提條件則更加複雜。即使是基於傳統民主制度的局限，當代西方正探索從“多數決民主”走向“協商民主”，但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哈貝馬斯等人所設計的“理想話語情境”所需要的條件和程序則被認為是相當苛刻的。而倘若再將民主加以高度理想化，那麼在邏輯上就必然無法迴避界定人民的概念以及解決人民民主參政能力的課題。

⑥ 都可能被寄託了浪漫的熱望，但其實際的運作過程和結局則都很現實。作為當代國際上民主問題研究領域的權威，薩托利（G. Sartori）發覺現代民主仍然是“被統治的民主”，而達爾（Robert A. Dahl）也只能將民主定義為“多重少數人的統治”。

以上六點，但凡心智成熟的人均可理解。西方人民主體驗多了，很早就有所反思，惟國人自近代以降，仰慕德先生和賽先生久矣，其情之烈，幾近痴戀，自然很難看到這些。這就實在有待於我們今人的慎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