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是當代中國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標誌着歷時十年、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浩劫從此結束，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隔離審查”，22日，《人民日報》進行了公開報道。在這十餘天的時間裡，“四人幫”垮台的消息是如何迅速傳遍全國的？“小道消息”在人民大眾中又是如何悄然傳播的？人們得知喜訊初則震驚，既又懷疑，隨後便是驚喜，這種得到重大喜訊唯恐不確的急迫心情，又是怎樣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心理和黨心、民心所向的？莽東鴻同志的文章，對這些情況進行了詳細介紹。

　　引子

　　1976年10月6日晚 8時至8時30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及毛遠新，被以華國鋒、葉劍英為首的黨中央“隔離審查”。中央為穩定局勢，在此後的半個月內，逐步實施向黨的高層內部傳達"四人幫"垮台的消息，同時禁止傳媒公開報道有關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傳遍全國。消息傳到哪裡，哪裡的人們開始都是震驚、懷疑，隨後便是驚喜。

　　1.傳達:由高層至基層，由黨內至黨外

　　10月6日晚10時許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分別通過華國鋒等人召集的緊急會議，及此後汪東興的電話，得知“四人幫”被捕，一致表示贊同逮捕“四人幫”的行動。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一連串“打招呼”會議，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同時個別告知一些老幹部，如李先念約鄧穎超談話；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開駐京的黨政軍高幹會議。據廖漢生回憶，當晚及8日下午5時至9日凌晨2時，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濟南、武漢三個軍區的負責同志開會，其中有上海的馬天水、周純麟，江蘇的彭沖、許家屯，山東的白如冰，湖北的趙辛初、趙修，南京軍區的丁盛、廖漢生，濟南軍區的曾思玉，武漢軍區的楊得志、王平等。華國鋒神情莊重地宣布:王、張、江、姚陰謀篡黨奪權，黨中央對“四人幫”採取了堅決措施，將他們隔離審查，除去了隱患。會場頓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8日，中央向黨內高級領導幹部發出“打招呼”的15號文件——《中央關於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紀念堂、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及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並下達了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文件；還發出兩條指示: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通知，廣播電台停播《按既定方針辦》等兩首歌。

　　9日，中央決定，從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單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報社，及全國各地黨政軍領導幹部中，分批傳達中央15號文件。

　　18日，中共中央發出16號文件:《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要求將文件發至縣團級，傳達到全體黨員群眾。文件還說，有關這個反黨集團的材料，“中央將繼續印發”。(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後發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罪證》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後，16號文件陸續傳達至黨外群眾。至此，事隔12天以後，基層廣大黨員和全國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

　　2.10月7日至21日間，中央對新聞報道的處置

　　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後，華國鋒、葉劍英立即召見了吳忠、耿飈。
　　
　　葉劍英對吳忠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嚴密控制新聞媒介。中央已經決定由耿飈同志接管宣傳口，你從衛戍區選調一批精幹、可靠的幹部，隨耿飈同志到廣播電台。”

　　華國鋒對耿飈說:“究竟怎麼搞法，如何控制住電台、電視台，來不及細想，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內部已發生了變化，但外面不要讓人看出來。”葉劍英說:“要注意兩條:一、要防止內部混亂；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發生異常情況，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

　　晚10時，幾乎與政治局玉泉山會議召開的同時，在衛戍區副司令員及警備一師副師長的陪同下，耿飈持華國鋒手令赴中央廣播事業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廣播電台和電視台。華國鋒知悉後，高興地對吳忠說:“最關鍵的問題解決了。”此後，遲浩田三人小組進駐了人民日報社。

　　怎樣進行宣傳報道，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

　　接管電台以後，耿飈下達指示:“主要掌握兩點: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關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二是凡節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針辦’的，一律刪去，還要撤換一些不妥的節目。”

　　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管宣傳的副台長楊正泉後來回憶說:“這段時間的宣傳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過急，主要是穩定局勢，爭取群眾。我們的宣傳報道中是虛虛實實。例如，對於過去與‘四人幫’聯繫密切的一些單位和人，在沒有弄清以前採取迴避的辦法，暫不宣傳，但又偶爾提到某單位和人的名字；對上海等地的來稿則嚴格掌握，慎重處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對‘四人幫’插手的戲劇、電影、歌曲等文藝作品，原則上停播，但又要有計劃、有選擇地播放一點兒。這一階段宣傳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強的，我們必須嚴格遵守宣傳紀律，聽從中央的安排和指揮。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夠做到恰如其分，我覺得卻又十分困難。”

　　從10日開始，《人民日報》發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毛澤東語錄。

　　從14日開始，出現“誓同一切背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鬥爭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其中不指名地寫道:“撕下他們披在身上的畫皮，戳穿他們的猙獰面目和鬼蜮行徑。”

　　中央宣傳內容及方針的變化，使地方傳媒感到迷惑。河北日報社的夜班人員，從種種跡象中察覺到氣氛顯然有了變化:“接收的新華社稿件，突然間由過去每天四五萬字減少到萬兒八千字，這是為什麼？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幾位‘人物’，怎麼持續幾天不見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們聽慣了的‘時尚’語言，開始改調了，這是為什麼？人們苦苦思索，悄悄議論，越看越明顯了，但是誰也不敢說出第一句這是因為什麼。”

　　儘管一些地方自發舉行了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活動，但報紙、電台均不予報道。

　　21日晚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發了新華社報道的北京遊行盛況:“廣大遊行群眾熱烈歡呼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憤怒聲討‘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報》以套紅標題《首都一百五十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偉大勝利》，刊登新華社21日夜報道的北京群眾的慶祝活動。從此，全國傳媒才開始公開報道“四人幫”垮台的消息。

　　3.10月7日至10日間，“小道消息”在北京的傳播

　　儘管嚴密封鎖消息，但從10月6日晚間逮捕“四人幫”以後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漢等大城市迅速傳播開來。

　　多數人得知消息時的心態:開始是驚疑，而後是狂喜。當然，在當時那種氛圍里，人們間這種信息的傳遞，是極其謹慎的，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湖南新寧縣有一人到消息閉塞的廣西資源縣探親，說了“四人幫”倒台的消息，結果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悅心情的表達，也大多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漸變得大膽起來。

　　讓我們看看，6日晚間至10日期間，“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傳播情況:

　　6日，首先是“近水樓台”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內的人員，在晚10時電台被接管以後，一傳十，十傳百，迅速知道了。駐中南海的記者杜修賢也是較早獲悉的一個:“半夜，床頭的電話震碎了我的苦夢:‘江青抓起來了，還有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騙你！’”

　　當晚，從唐山返京的于光遠，從妻子孟蘇處聽到消息，不敢隨便相信。他約了黎澍，黎澍又約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確認消息是可靠的。于光遠回到家已是午夜12時，他打電話給國務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馮蘭瑞夫婦，要他們馬上到他那裡去。于光遠見到他倆就說:“五個人都抓起來了。”接着，他講了一些他聽到的事情經過。李昌夫婦回到家後，興奮得許久沒睡。

　　7日，因“告江青狀”從4月起就被停職反省的新華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時刻，分別得知消息。早晨，李琴聽到王海容的聲音:“那四個人抓了！”電話隨即掛斷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個人”是誰。穆青的妻子周蘿接到一個不知姓名女人的電話:“祝賀你們了！”晚上，友人劉回年悄悄走進朱穆之的家:“那四個人都被抓了！”

　　6時，在友誼醫院住院的姚依林，是從匆匆趕來報信的女兒口中得知的，興奮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趕到陳雲家報喜去了。

　　7點多鐘，住在萬壽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鑄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羅榮桓之妻)打來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那四個人昨晚被抓起來了！”在她明白那“四個人”就是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之後，興奮得手直發抖:“謝天謝地，謝謝你告訴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電話，趕緊把消息告訴給女兒、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掃室內衛生，友人李又蘭打電話告訴她:夜裡零點“四人幫”都被抓了起來。董感到:“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頭深深地呼了兩口氣，身體上下立刻都暢通了，天吶，真舒服，真開心啊！猶如27年前上海解放，頓時一切都明亮了。”

　　鄧小平也是在這天得知消息的。鄧小平的親家、鄧榕的公公賀彪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告訴正在單位工作的兒子賀平，並要他立即去通知鄧家。鄧榕回憶:“賀平騎着自行車，飛也似的回到寬街。他一進屋，就連聲說:‘快來！快來！’全家人一看他滿頭大汗、興奮不已的樣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發生。”

　　鄧小平夫婦和鄧林、鄧楠、鄧榕，是在緊閉房門的廁所里，又是特意放開自來水的狀態下，聽賀平“傳達”的。鄧榕記述:“父親耳朵不好，流水聲又太大，經常因為沒聽清而再問一句，‘四人幫’被粉碎了！這是真的嗎？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震驚，疑惑，緊張，狂喜，一時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全都湧上心頭。父親十分激動，他手中拿着的煙頭輕微地顫動着。”他們就在這間廁所里，在嘩嘩作響的流水聲中，問着，說着，議論着，輕聲地歡呼着……

　　7日下午，從“文革”開始不久就靠邊站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李莊，當時正在看書，電話鈴響了，對方未通姓名，只說了一句話:“你不是還有半瓶茅台嗎？喝了吧！”李莊再也無心讀書，挨到下班，一溜煙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飲而盡。李莊回憶說:“電話是一位穿軍裝的老戰友打來的，這是我們兩人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避禍定的一種隱語，表示‘四人幫’覆滅了。”

　　8日，消息傳到駐北京部隊。軍官們自發舉行了半公開的小型慶祝活動，招待所的酒銷售一空。

　　茅盾是8日從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工作的兒子韋韜那裡聽說的。韋韜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動物園附近等班車，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親是軍隊高幹。她悄悄地對韋韜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四人幫’被抓起來了！”“你說什麼？”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萬確，都抓起來了，是在前天夜裡。”“消息真的可靠嗎？”“絕對可靠，是我爸爸親口說的。毛遠新也被抓起來了！”韋韜回到家就把這個“特大喜訊”告訴了家人:“‘四人幫’已經抓起來了！他們完蛋了！”

　　《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張光年也是在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來報喜，連說‘三個公的一個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這樣‘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當晚，史會同志來報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說，以為我已知曉。”

　　82歲的葉聖陶只在日記上略略寫道:“臨睡時聽到可驚消息，今暫不記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興興去莫斯科餐廳會餐。她發現，今天排隊的人比往常多幾倍，而且都面帶一種神秘的笑容。兩個身着半舊軍服的年輕人大聲說:“今天這個日子裡，不多喝兩杯，對得起誰呢？”又說:“這事使人太高興了！”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傳開，人們半公開地議論，市場上白酒的銷售量突然猛增。許多人去買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還敲打螃蟹:“看你還橫行霸道不！”

　　嚴寄洲回憶:我聽說後，心想，“不對，是不是‘釣魚’？對，‘釣魚’，一定是‘釣魚’！”

　　“我害怕，我確實被整怕了，生怕再三進宮四進宮。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報’，‘憋’得我就一個人到院子裡轉。平時倒頭就睡，那幾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來，出什麼事情。能看得出來，有人知道，興奮得要命，但誰都緊閉着嘴不說。在公開宣布前七八天，院子裡來了個賣小百貨的，推車上裝着手紙、肥皂什麼的。他大聲喊:快來呀，三公一母，全抓起來。我正在院子裡轉，他敢講？我一下愣住，他怎麼知道？他都知道了，這一定是真的。那時在飯館裡，誰也不認識，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從來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連幾天睡不着覺。不過，這回是太高興了。”

　　4.消息迅速傳播到全國

　　武漢。

　　10月8日，黃昏時分，周而復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闖進來，迫不及待地說:“‘四人幫’給抓起來了！”又說:“中央昨天找到少數省市委負責同志到北京，開了‘打招呼’會議，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書記也去了。葉劍英在會上宣布，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已經給抓了起來，沒打一槍，沒費一彈，就把反革命‘四人幫’粉碎了……”她接着說，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開了緊急會議，廳局長一級幹部參加，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好消息。周說:“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周而復回憶:“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漢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馬路上，我看到一條從未見過的大標語: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幫’！標語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佇立注視，有的一望而過，帶着懷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時任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的馬識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傳。有人還據此寫了一份材料《馬識途同志從北京回來講破“四人幫”的情況》，廣為傳播，後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傳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復又傳回成都。

　　福州。華東地區血液病會議正在福州舉行，忽然會議室外邊的馬路上人聲鼎沸，聲浪由遠而近，越來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來是遊行隊伍通過。在得知是慶祝“四人幫”被捕以後，與會專家個個興奮得跳起來，會議也不開了，大家自動加入遊行隊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燈火通明，鞭炮聲震耳欲聾，如同狂歡節一樣。

　　上海。這裡多敘述一下上海的情況。

　　7日到京開會的馬天水，對逮捕“四人幫”事持有異議，由於會議紀律，不能將“四人幫”被捕事，電話告知上海。

　　當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處貼出了標語:“打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已被捕了！”警察把標語撕了，對圍觀群眾說:“這都是謠言，快走開，不許亂說！”

　　14日，中央“打招呼”會議的精神開始傳達到上海一般群眾。

　　從15日開始，上海群眾自發地連日舉行遊行集會，絡繹不絕。數以萬計的群眾擁進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質問上海市委為什麼不傳達中央關於上海是“四人幫”基地的指示。

　　老報人徐鑄成回憶，就在“四人幫”在上海的同夥準備發動“巴黎公社式”暴動的緊急關頭，各機關、各團體乃至各里弄的婦孺老幼，一齊出去上街遊行，敲鑼打鼓，“打倒萬惡的‘四人幫’”、“清算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的滔天罪行”等口號，響徹雲霄。

　　農村。在北京延慶縣插隊落戶的季思聰回憶說:“這一天，老黨員宋長有來知青點串門。不記得是怎麼開始的，他談起了剛聽完的只傳達到黨員的中央文件，一臉嚴肅地說:‘中央又揪出四個人來。’他用的那個‘又’字我記得很清楚，大概他覺得和‘劉鄧陶’、‘彭羅陸楊’、‘王關戚’、‘楊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在他點出的第一個名字竟是江青以後，“我腦子刷地一亮，除了震驚之外，我感到了這次可不是個‘又’的問題了——這回可是要翻天了”！

　　在另一個農村的大隊部，廣西知青錢文軍和幾個幹部閒聊。公社廣播站的崔會友闖進來，說:“北京抓住了四條大混子，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來了！華主席厲害，真厲害！能得很啊！”“真的？”幾個人齊聲問道。接着，喝酒慶賀。錢文軍回憶:“酒壯人膽，接下去就成了訴苦會，全是那年餓死人的故事，崔會友更是哭成淚人一個。弄不清喝到幾點，幾個人全在大隊部睡了。”

　　當然也有聞訊後懷疑是“右派政變”之類的，甚至有議論要“舉行武裝起義”、“上山打游擊”的。

　　上海、武漢、成都、吉林等地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