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性關係、食物需求與私有制的起源

胡其柱

關於私有制的起源，流行多年的解釋認為,剩餘食物導致了私有財產。實際上，這個解釋並不怎麼合理。剩餘食物只是私有財產出現的一個前提，沒有其他因素的推動，剩餘食物不存在轉化為私有財產的必然性。這中間需要有個中介或者說促發因素。解釋私有制的起源，關鍵就是要分析其中的促發因素。只有弄清這一點，才能明白私有制的產生，才能明白私有制的意義所在。筆者認為，私有制的起源與史前社會的兩性關係和食物需求有重要關係。

一
一種社會現象的生成，背後都有促成力量，或自然界，或人類本能，或人類意識。在遠古社會，人類思維比較簡單，自然界的力量和人類本能應該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作為起源於遠古時代的一種社會現象，私有制的出現大概也離不開這兩個因素。遵循此原則，筆者覺得探討私有制的起源問題，應該聯繫人類最主要的本能——兩性關係和食物需求來考慮。

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已經表明，史前社會是一個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的社會。北京大學陳鐵梅教授對中國新時期時代32處墓地的人骨鑑定進行了統計，得到的男女性比整體值為1.75。知原先生對人骨鑑定超過50例的26處新石器時代墓地進行統計，得到的男女性比平均值為1.82。[1]另外，姜濤先生也曾根據有關資料做過一個關於史前時代20個考古遺址的性比統計，其中性比高於3的有3個，高於2的有4個，高於1的有11個，只有青浦崧澤與華陰橫陣的性比低於1，為0.7。最後的平均性比為1.85。[2]三組性別比例統計數字分別為1.75，1.82和1.85，平均在1.8左右，基本相近。這些數據已足以說明，史前時期男子的數量要遠遠超過女子，大約2名男子才可以對應1名女子。

在這裡，男女比例為什麼失調暫不討論，本文關心的是嚴重的性比失調會給人類的群體生活帶來什麼影響。對於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以往關注得很少。趙宇共先生曾敏銳地提起過，但沒有展開來論述。其實，這是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它直接決定着男女兩性的結合方式。

從人類本能角度講，性慾隨着身體的成熟而自然出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發泄。如果性比平衡，男女會很容易找到發泄對象，群體生活就不會在兩性關係問題上出岔子。問題是在史前社會，男性比女性多得多，相對於男子的發泄慾念，“供”明顯得少於“求”。這種狀況決定了男子性慾發泄必然會受到一定限制。尤其當兩名或多名男子共同面對一名女子時，衝突就會不可避免，而衝突的形式往往就是暴力搏鬥。經過博斗，勝利者可以得到與異性交合的機會，而失敗者則被殺死或忍氣吞聲。這個推斷可從考古資料中找到佐證。

一些學者在對南非古猿進行了研究後，發現大多數古猿的頭骨和顱骨殘片，無一例外地都有暴力打擊的痕跡，或者在正面，或者在側面，或者用棍子，或者用石頭。他們認為南方古猿用棍子和石塊不僅是為了獵取動物，而且也用於內訌。[3]（116）如果說古猿還不足以代表遠古人類中的殘酷鬥爭，那北京猿人的情況或許可以作進一步的證明。北京猿人被從周口店挖掘出來以後，人類學家發現，猿人的頭骨上面有一些圓凹、深切的傷痕，不是自然性壓傷，而是人為的打擊。對於遠古人類中存在的這種互毆現象，有人認為是飢餓所迫，有人認為是出於宗教信仰，有人認為是為了搶奪女人、財物。筆者更傾向於謝苗諾夫的解釋，即遠古人類的毆鬥可能有多種因素起作用，但大部分與男子的慾念發泄有關。

不過在食物缺乏的遠古社會，男子互毆不會導致對女子的獨占。他們參與互毆的目的更多是為了暫時的生理需要，而不是長期保持與個別女子的性接觸並限制其與別人結合。一方面，生存條件不允許他長期霸占某個女子，因為若想長期與某個女子保持性關係，就必須給予她相當的“好處”，就當時的情況，“好處”只能是食物。但在遠古社會，這種付出相當困難。另一方面，女子與氏族圖騰聯繫密切，在遠古人類眼中帶有“神”的光環，所以在生活中處於“尊貴地位”。女子不受男子支配，可以自由選擇喜歡的男子。任何男子都沒有理由，也沒有膽量要求某個女子與他長期保持性關係而不理睬其他人。這兩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原始社會的兩性結合既有暴力爭奪的因素，又保持着一定自由選擇的色彩。

總之，史前社會中男多女少的狀況對群體生活具有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就是男子之間的大量互毆。後來各種部落禁忌的出現有多種原因，防止本部落男子為爭奪女子互毆應該即是其中之一。

二、
在母系社會之前，部落男子固然會為爭奪女人發生衝突，但衝突僅限於男子之間，不會給女子帶來嚴重影響。到了母系社會末期，食物缺乏改變了相近部落之間的生存關係，同時也間接地使看似無序而又遵循特定邏輯的兩性結合方式受到了挑戰。

母系氏族末期，隨着人口增加，食物消費量越來越大，食物源成了威脅人類生存的首要問題。為了活下去，一些人找到野果和獵物豐富的地方後開始定居，並拒絕其他人來分享，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建立“排他性的公有產權”[4]（103）。由是各群體和部落之間圍繞食物源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搏鬥。從此，部落內部矛盾下降，部落之間的衝突凸顯。部落戰爭給予了男子充分表現自己、提高自身地位的機會，同時也造成了女子地位的急劇衰落。這種衰落不僅表現在領導和管理方面，更表現在被當作掠奪對象而成為戰利品上。

對興高采烈的勝利者來說，俘虜來的女子與本部落的女子是不同的。本部落的女子與圖騰有神秘聯繫，會得到本部落男子尊重；而掠來的女子是其他部落的，與本部落圖騰無關，所以在勝利者心目中不具備“神”的光環，處理起來也就不會心慈手軟。一開始，她們會被當作祭品來供奉神靈。後來，勝利者的觀念慢慢轉變，將俘來的女子留下來，作為新的“性”財產加以分配以緩解群體內男多女少所導致的性張力。

不過，搶來的女子畢竟是有限的，平均分配不現實。這種“供需”不平衡同樣會導致某種程度的衝突。而此衝突又不具備部落內部兩性張力自我化解的客觀條件，故有可能會引起內訌。為了防止內訌和自耗，部落制定了特殊規範，和平地分配掠奪來的“性”財產。借用經濟學的說法，就是建立一種全體部落男子都認同的關於女子的“個人私有產權”。可以說，這是男子對女子“性占有”的開始，也是父系社會起源所邁出的第一步。[5]

男子對女子“性占有”的出現，部分地化解了部落內部的性張力，同時也導致了既有食物分配模式的鬆動。因為“性占有”不同於財產占有，它意味着對女子身體的占有，對女子生命的占有，而要想長期保持對女子身體和生命的占有，就必須供應適當的食物。可是按照慣例，部落食物平均分配，占有女人的男子只能分得一個人的食物，根本解決不了自己女人的飢餓問題。於是新兩性關係與原有食物分配模式之間出現了矛盾。這個矛盾有幾種解決辦法：一是男子放棄對女子的占有，任其自生自滅；二是改變原有的食物分配模式，酌量照顧占有女子的男子；三是兩方面都不改變，由性占有者通過非正式的手段獲取更多的食物。男子不會輕易放棄對女子的獨占，大家也很難同意為了個別或者少數的性占有者改變食物分配模式，所以，前兩種方法都有一定的難度，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種，它既維持了兩者的同時存在，又化解了兩者的矛盾衝突。而且進入農業時代後，人們由山林轉移到平原，大型野獸很少見和農業耕作不必集體協作等因素也為個體生活提供了可能。

由於人員流失會導致部落力量削弱，最初離開集體的人肯定會受到懲罰。不過，嚴厲的懲罰能阻止個體的背叛，卻無法制止分離的趨勢。當定居在平原上的人們不再流離失所，不再疲於奔命地去追逐野獸和採集果子時，其精力變得充沛，追逐性慾的傾向變得更為強烈。與採集和狩獵階段相比，他們的性慾會高漲很多。於是，最先對外部落女子的占有會逐漸蔓延，直到對本部落女子也產生了強行控制占有的念頭。當這種現象成為一種趨勢時，懲罰所能起到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嚴峻的形勢使得傳統只能向現實妥協，即改變原來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的社會模式，允許成員可以在不離開集體的情況下進行個體生產，產品除了交給集體一部分外剩下的歸個人所有。由此，個體食物開始出現。

當然這個改變不會輕易實現，其過程必定充滿了衝突與抗爭，失敗與挫折。但不管怎樣，當歷史發展的方向開啟之後，就再也沒有人能夠佇立其間，螳臂擋車。

在中國，簡單的個體財產在三、五千年前的考古遺址中有所體現。陝西臨潼姜寨聚落就是一例。考古學家發現，姜寨聚落有許許多多的獨立房屋，有大的也有小的，小的面積在15-20平方米之間，裡面有火塘，有日常必需的用具，有盛滿糧食朽灰和海螺的陶罐等等。很明顯，屋內擺設體現出來的消費模式已不是共同圍着篝火的集體消費了。過了一千多年後，這種個體消費進一步得到發展。在鄭州大河林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多間套房，每間都有一個庫房，裡面擺着炊煮器和飲食器，說明居住者的消費與大集體基本上隔離了開來，具有很大的獨立性。故可以推測，由兩性關係格局變動所引起的個體食物消費模式至此已初步確立。

三
父系社會初期，較為固定的兩性關係促使男子努力尋求大量食物，來養活自己的女人。不過，此時男子對食物的占有還僅存在於意識層面，部落內也不存在關於食物占有的明確“規範”，私有食物不過是個人短暫一生中的點綴。父子觀念和財產傳承觀念的產生使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從此以後，不但個人占有的範圍由食物擴及所有財物，個人占有的形式也逐漸趨於制度化，最終成為後世規範完備的產權制度。

父子觀念產生於何時，一直是個不得而知的謎。不過根據血緣確認需要以較為固定的兩性關係為前提的原則來推斷，應該是父系社會比較成熟後，男子才有可能慢慢總結出嬰兒出生的規律。這個規律讓男子看到了自己與嬰兒之間的緊密聯繫，父子觀念由此產生。後來男子將靈魂意識與父子觀念糅合起來，又形成了人類社會所特有的靈魂不死觀念。他們覺得嬰兒是自己血肉的再造，也是自己靈魂的繼續，當自己的軀體因年老消失時，靈魂並不散去，而是在嬰兒的身體中再生。只要血肉永傳，靈魂就會不死。

靈魂觀念整個地改變了兩性結合的目的和意義。從此以後，兩性愉悅開始讓位於父子聯屬，男女關係開始從屬於父子聯繫。男子的目光不再一如既往地全部投入在女性身上，而是從更為長遠的角度來關注自己的“骨肉”。伴隨着關注目標的變換，男子追求和積累食物的心態也發生了轉折。食物的意義具有了新的以往不可想象的生命意義。既然靈魂可以不死，食物就可以永傳。食物可以永傳，也就意味着它具有了流動性，獲得了生命力。到這裡，個體財產的意義由最初的維持生命，更明確地說是維持兩性共同生活的需要，轉成了占有和承傳。對照遠古中國的神話歷史，權力交替由堯舜禹時代的“禪讓制”過渡到夏商周時代的“子繼父業”，恐怕即是此種觀念轉換的一個側面體現。

為了這層虛無縹緲卻又實實在在的父子聯繫，父親傾出所有為子女贏取儘可能多的財物。正是在這裡，父親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即儘可能地占有更多的財物，到死時親手交給自己的兒子。久而久之，這種做法不斷蔓延，就成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社會慣習。更為重要的是，為了保持財產能夠順利傳承，部落集體制定了明確的規範加以保障。此即財產繼承制度的最初形成。

總而言之，根據考古資料和理論推測，可以說兩性關係和食物需求在私有制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男子為了保持對女子的“性占有”，不得不本能地去積累保存食物，最初的私有財產由此出現。後來父子觀念促發傳承觀念，男子為了給子孫後代積累大量財物，追逐食物和其他財產的欲望變得越來越強烈，並逐漸形成了保證財產順利傳承的財產繼承制度。財產傳承刺激了私有財產量的擴大，同時也給予了私有財產更為充足的持續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