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批評領導

　　黨內的民主具體表現之一是能不能對主要領導、對一把手提意見。紅四軍"七大"是民主的，到會代表有代表性，無論是選舉還是通過決議，都採取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毛澤東堅決地否定了"七大"後，黨內民主就一直沒有解決好。晉察冀邊區也發生過一次：
　　１９４４年９月晉察冀邊區曾召開過一次高級幹部會議，某些同志受延安"審幹"運動的影響，在會上對邊區的主要領導人聶榮臻進行了不適當的批評，使他的威信受了影響。…… 我們離開延出發前，劉少奇曾對我們說，邊區高幹會在聶不在場的情況下對他進行批評是不好的。（頁３４４—３４５）
　　缺席批評是不好，但聶是一方最高領導，如果他在場，誰又敢批評他？應當說，既然是在高幹會上公開提出的，即使本人不在場，也不能說是"不好"，而之所以說不好，說明此時黨內民主已經發生嚴重偏差。"紅軍時代的民主生活是活躍的。黨內暢所欲言，互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有話就說，開誠相見。……但紅軍初期的民主生活，也存在着非組織觀念和極端民主化的問題。非組織的觀點表現在，一是非組織的批評，一是少數不服從多數。"（《側記》頁１１０）非組織的批評最終墮落為陰謀，少數不服從多數只能歸結為專制。"古田會議"突出地反對了前者，實際上支持了後者，以至於對最高領導人的批評就被視為"不好"。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的三大作風之一，黨章也白紙黑字地保障黨員的批評權利。古大存是七大候補中委，１９４７年東北局曾發給他一份通知："頃接中央給各地電報指示：每一個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均有單獨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隨時反映情況陳述意見的義務和權利，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給中央或中央主席的電報各中央分局前委必須照傳。"（７）古大存把這一通知視為護身符，但陶鑄主政廣東後，毫不猶豫地把他打成反黨分子，而古根本就無法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陳述自己的意見。他曾給李富春寫過一封信解釋一些問題，１９６２年在從化會議上發言表示"不清楚我怎樣成為反黨集團"，這些極為正常的行為都被陶鑄認為是翻案的罪證。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６日，陶鑄在廣東千人大會上強迫古大存"保證永不翻案"，否則就成立專案組加重處罰。（８）類似的事很多，歷次運動，有無數人因為給領導提意見被整得家破人亡。所以無論黨章和文件有什麼規定，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對高級領導人即使不是批評而只是表達一下自己的意見，就很難會有好下場。

　　　　　　　　　　　　　　１0　　信

　　共產革命者是沒有獨立於黨的個人利益和思想的。表現形態之一是日記、書信之類也是一種政治材料，毛澤東１９２９年給林彪的信後來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成為革命可以成功的論證；１９６６年給江青的信則是林彪後來折戟沉沙的伏筆。另一方面，從"胡風反黨集團"到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的主要罪證，都是因為他們寫的信。
　　彭德懷當然是個悲劇人物，他可以抱怨毛澤東的酷虐和黨內鬥爭的無情，但他不會對毛把他的一封信當作罪證而不理解，因為此前一年，蕭克也因一封寫給他的信而陷於厄運。
　　從１９５１年中央軍委提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的口號之後，軍隊告別游擊傳統、向蘇聯學習，１９５５年，軍委成立了與總參謀部平行的訓練總監部，１９５７年蕭克任訓總部長。但頑強的經驗主義總是對游擊隊傳統情有獨鍾，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獨創和偉大也必然要與學習蘇聯發生衝突。１９５３年１２月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已經提出要防止學習中出現的偏差；１９５６年，訓總副部長張宗遜帶工作組到南京軍事學院調查，認為學院在學習蘇軍的過程中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適用於我軍的東西也學了進來。當時還有"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的說法。次年２月，彭德懷到南京軍事學院檢查工作，也指出軍事學院存在着教條主義："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教學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頁４４２）

　　軍事學院與訓練總監部沒有接受彭、張的批評，訓總以蕭克為代表。１９５８年２月，彭起草的一篇講話稿中，有正規化、現代化這兩個口號沒有聯繫政治內容、曾經引起一些認識上的偏差的說法，蕭看後給彭寫信，為正規化與現代化辯護。這封信就成了他向彭進攻的"罪證"，被說成"挑刺挑到國防部"。由此導致全軍範圍內的反"教條主義"的鬥爭，並上升為"路線鬥爭"。鬥爭以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４日中央批轉總政治部《關於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訓總被撤銷、蕭克等人被撤職而告結束。
　　蕭給彭的信距離彭給毛的信不到一年。因信惹禍外，鬥爭的方式也大同小異，軍委擴大會議上：
　　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蔡鐵根在會上說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即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連轟帶扭，趕出會場，關押起來。後開除軍籍。下放常州。……這是我入黨以來在黨的會議上曾未見過的事，既感到震驚，也感到痛心。（頁４５２—４５３）
　　這一章在單獨發表時還有"而且發生在一千幾百位我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的痛切之語。（９）一年後，也是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成了反黨集團的頭目。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少將，因吳法憲誣諂彭殺害紅一軍團的人起為彭辯護，當場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成員之一。
　　兩次會議唯一的不同是彭德懷代替了蕭克，林彪代替了彭德懷。蕭當然感慨系之："反教條主義也開了自遵義會議後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壞頭。１９５８年軍委擴大後僅一年，主持批鬥我的彭德懷元帥，又成了１９５９年軍委擴大會議的主要對象，……歷史有着驚人的相似，就像我好意給彭總信，卻成了'反黨'的把柄一樣；不到一年，彭總好意上書毛主席，也被說成是'下戰書'。過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樣的手段整譚政同志。"（頁４５７）鬥爭的邏輯一旦形成，整人的機器一經發動就不會停下來，林彪也就必然地與蕭克、彭德懷有同樣的下場。
　　彭德懷在被罷官以後，體會到因"信"獲罪的荒唐。一方面，他曾囑託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蕭道歉："１９５８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啊！"（頁４５７）另一方面１９６２年給毛寫"八萬言書"時特意聲明："這次，也許有人對我懷疑，為什么正在我國面臨暫時困難的時刻，再次給黨的領導同志去信，是否意味着'攻擊黨的領導同志'和'反黨陰謀'呢？對這個問題，我着重聲明：我沒有以上那種目的。"（１０）彭德懷算是從廬山吸取教訓了，但毛澤東也記得廬山的戰術。"八萬言書"寄出後３個月，主要針對彭德懷的中央審查委員會和彭德懷專案組成立。彭再次因信獲罪。

　　　　　　　　　　　　 １1　　輪迴

　　１９５８年彭德懷主持批判蕭克等人的"教條主義"時，張宗遜是他手下的大將。彭當時曾說過"訓總開四級幹部會反對張宗遜，你們反張宗遜就是反我。"（頁４４８）因此在一長串的因果輪迴之中，張是一個起點。
　 １９５７年年底，張調總參任專職副總長。次年２月，中央要求反對生產建設中的右傾保守和貪污浪費，訓總召集四級幹部會議："當時，大家對張宗遜的意見比較大，過去，他對學習蘇聯叫得最響，提出了什麼'不走樣地學'、'先學後用'、'高學低用'、'死學活用'、'不願學蘇聯的滾開'等不切實際的口號；而現在他又把學習蘇聯說成是教條主義，說學習蘇聯'學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軍事學院幾年來的教學是教條，危險的是繼續學下去'，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引起訓總許多同志的不滿。"（頁４４７）蕭的介紹符合事實，張本人在回憶錄中也說，他開始也強調學習蘇聯經驗的意義，"並提出在開始學習的時候，要堅持不走樣地學；要把蘇聯顧問教的東西，原原本本地學到手，即使當時用不上也不要緊；要堅持先學後用、高學低用、死學活用等等。"（１１）至於後來跳到另一個極端，張說是１９５６年，中央號召學習延安整風時毛澤東的一些著作，以克服學習蘇聯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他轉而認為我們在學習蘇軍經驗時，未能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現了教條主義傾向，"因為初步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和教訓，我在訓練總監部的一些內部會議上，提出'存有教條主義，應該反對教條主義'。但是部里有的領導同志和一些部門的負責人不同意我的觀點，誤認為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否定幾年來訓練工作方面的成績，並主張應繼續強調全面學習蘇聯經驗，應該提出注意的倒是反對保守主義，反對經驗主義。"（１２）這就是張與蕭、李達等人的分歧。


　　訓總召開四級幹部會時，蕭向總參謀長黃克誠提出要張到會聽取意見。張與會後感到自己是坐在被告席上挨批，被加上"保守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反蘇"、"右派"等帽子，蕭也承認："張宗遜回來後，大家無形中把矛頭指向了他"，作了"言辭比較激烈"的批評。（頁４４７）
　　晚年寫回憶錄時，雙方的態度都緩和了下來，蕭說："現在回過頭來看，對他有意見轉達一下也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把他請回來；請回來後，又不是和風細雨地提意見，不利於解決黨的不同意見。"（頁４４７—４４８）張則說："由於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以來，黨內實際上滋長着一種過激的情緒，常常把一些工作上的爭論，提高到路線鬥爭的高度看待，於是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有的同志把教條主義傾向也上升到'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來批判，而且把教條主義與正規化等同起來。因為我剛剛在叫四級幹部會上挨過批，軍委擴大會議上某些同志的發言，雖然偏激，但卻與我的觀點基本一致。我也作了一次發言，主要闡明如何正確學習外國經驗的問題。"（１３）
　　張宗遜挨蕭克批，蕭克挨彭德懷批，彭德懷挨賀龍、羅瑞卿批，賀龍、羅瑞卿後來也挨林彪批，林彪也沒有好下場，他們都屬於不能決定自己和對方命運的人。
　　訓總四級幹部會議是根據毛澤東反右傾保守的號召，會議期間卻又傳來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應照搬蘇聯經驗的講話精神，於是四級幹部會議還未開完，總政治部就派工作組來宣布："訓總開四級幹部會，是向党進攻的會，因為反對張宗遜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黨反中央。"（頁４４８）正在批判張宗遜的蕭克等人反過來成了被批判者。"訓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先是批判我的經驗主義，接着又批判蕭克同志的教條主義，許多同志跟着表了態，甚至說了過頭話，互相傷了感情。後來撤銷訓總，編為三個部歸我管，由於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細，不少同志心情不夠舒暢，成為後來特別是'文革'中折騰的原因之一。"（１４）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是毛以辯證法的化身自居，手裡抓着兩張牌，可以隨心所欲地打擊一批人。反保守主義、反教條主義，都是毛倡導的，但一經運用到具體工作中，立場和理解不同的執行者們就會各執一辭，相互攻擊。向蘇聯學習原來是毛說的："蘇聯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學習"，"一定要把蘇聯的經驗學到手。"（頁４４０）張宗遜在這方面遲緩了一點，就成了保守主義；蕭克等人堅持了這一點，就成了教條主義。所以，毛的指示本身就決定了執行者們只能前仆後繼，一個接一個地下台。
　　第二，"文革"時的天下大亂，除紅衛兵領旨造反外，黨內、軍隊幾十年集聚起來的無數矛盾也是一個亂因。也許毛正是注意到這些問題，想以"文革"來一攬子解決。可惜張宗遜沒有具體交代。

　　　　　　　　　　　　　１２　 戰史和文藝

　　信之外，還有戰史。廬山會議上，賀龍批彭激烈，是兩個得以參加政治局常會的政治局委員之一（另一個是彭真）。１９６２年，賀龍到湖南，省委負責人向他報告廣東省軍區副司令員吳自立主持搞"平江革命鬥爭史"，賀向中央報告。６月２２日，中央批轉賀龍《關於吳自立反黨問題的報告》。報告中說，最近兩年來，彭、周、吳自立又相繼進行反黨活動，是國內外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８月３０日，中央批轉中南局關於吳自立反黨活動的請示報告和關於吳自立反黨活動問題的決定，撤銷吳自立的職務，責成周小舟交代其反黨活動；平江縣委檢討並接受教訓，彭德懷在湘譚、平江的影響及其放過毒的地方，應當教育、消毒。在９月底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中央決定成立兩個專門委員會，分別審查彭德懷和黃克誠。
　　彭是"平江起義"的領導人，"平江革命鬥爭史"自然少不了這一章。彭既被打倒，這一段歷史也就不能再提。當賀龍報告這一翻案活動時，他不會想到，僅僅４年之後，同樣有人誣陷他借"紅二方面軍軍史編寫委員會"進行反革命政變的聯絡。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每個山頭都有代表人物，像彭德懷之於紅三軍團、賀龍之於第二方面軍。代表人一倒，山頭也就要被徹底剷平。黨內、軍內鬥爭之所以熱鬧，原因之一在於各個山頭都倔強崢嶸。




　　戰史之外，還有文藝作品。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責電影《燎原》為劉少奇樹碑立傳。３個月後的８月２７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由吳自立編劇的電影《怒潮》是為彭德懷樹碑立傳；再３個月後的１２月１１日，《湖北日報》發表文章認為《洪湖赤衛隊》是為賀龍樹碑立傳，並揭發說：王任重親自組織為這個劇所狂熱吹捧的ＸＸ（即賀龍）專場演出，大陰謀家、大野心家ＸＸ 觀看之後，興高采烈，再三叮囑一定要拍一個彩色故事片。
　　把這些人都清理完了，戰史與文藝就只有以毛澤東一個人為中心了。

　　　　　　　　　　　 １３　湘南、蕭克與黃克誠

　　湘南在革命史上是一個重要地區。這裡較早受到廣東革命形勢的感染，設在衡陽的湖南省立第三師範有一些激進老師，培養了一批革命學生。１９２８年初，朱德、陳毅在宜章發動起義，湘南各地積極響應。黨史軍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蕭克、黃克誠、胡少海、王平、曾志、李韶九等都是湘南人。
　　蕭與黃克誠都是在湘南起義中走上井岡山的，但此後沒有什麼淵源。１９４９年４月，蕭調任第四野戰軍參謀度時，黃已由四野的兵團政委調任天津市委書記。蕭的批評者張宗遜與黃克誠一樣是紅三軍團的，長征路上，張與黃分任紅四師師長和政委；４０年代後期，張是彭德懷指揮西北戰場的副手，１９５２年９月彭德懷回京主持軍委工作，而張則於同年１０月由第一野戰軍副司令調任副總參謀長，他們長期合作。
　　所以，當蕭不同意彭德懷１９５７年在軍事學院的調查報告時，"黃克誠認為報告對軍事學院的評價是適當的，不贊同人我的意見。我堅持認為，應當肯定學院的成績是主要的。"（頁４４３）
　　那年秋天，彭德懷主持軍委開會討論關於我的錯誤的決定，我心裡是不服的，發言時就說"基本上同意"，這下又遭到反駁。他們說："你說的基本是多少？百分之五十，還是百分之六十？"黃克誠嚴厲地說："他不服，再開個會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謂開會是什麼意思，不外是加強火力再斗一場而已。（頁４５５）
　　"開會"的滋味蕭克嘗到了；１９５９年８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黃克誠也嘗到了。
　　彭、黃在反教條主義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不是很明確的，但反教條主義的結果加強了彭的地位是肯定的：要"再開個會研究一下"的黃克誠接替挨批的粟裕任總參謀長；彭在西北戰場的助手之一、說"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的"甘泗淇此前已是總政治部副主任；彭在朝鮮戰場的助手之一洪學智此前也已是總後勤部部長。在劉伯承、葉劍英、粟裕、蕭克、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等一批高級將領導下去之後，彭德懷基本上掌握了三總部。相對於彭的功勞，這當然不算為過，但毛豈能容忍？也許這是一年要把他們再搞下去的原因之一。

　　　　　　　　　　　 １４　 運動的轉化

　　以"群眾運動"為名而發動群眾搞運動是毛澤東政治策略中中心，但每次運動都難以達到其預期目標。除了這些運動本身的荒唐外，是不是還有其他原因？
　　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因為潛在的目的是批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而為許多老幹部抵制。此時蕭克是軍政大學校長。
　　由於我們大致上看出江青、王洪文這些人的險惡用心，因此在批孔這個問題上了抵制態度。我們着重批林，批孔只批孔子思想中一些消極的東西，像"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等等，不批他對中國文化有積極作用的東西。在批林中，我們則把軍政大學一些消極現象和林彪聯繫起來批。也批評了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總之集中批林，不着重批孔，更不批"周公"。（頁５２４）
　　在當時的情況下，既不能頂，也不能完全照辦。我們兩人商量，決定謹慎的辦法處理。我們以校黨委的名義作出決定：學員到各軍兵種去，只參加會議或看大字報，並作了３條口頭規定：不發言，不表態，不向上反映問題。（頁５２３）
　　抵制的條件蕭克都具備。一是軍政大學的政委唐亮與他意見一致，兩人配合默契；二是上有周恩來、葉劍英的支持。所以儘管江青、王洪文都對軍政大學有批示，他們都壓下了他們的批示，也沒有照他們的批示去辦，還把一個響應王洪文等的號召貼周恩來大字報的學員開除了。有了這些經驗，１９７６年批鄧時，"就像上一年搞批林批孔一樣，不明着反對，但也不積極行動，我們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學習和批判。"（頁５２９）




　　到７０年代中斯，無休無止的運動已經惹得天怨人怒。類似肖克式的做法很多，尤其是在軍隊。１９７５年"批鄧"時王平是武漢軍區的政委，"我們按'兩報一刊'的口徑搞批判，但不發揮，不創新，不搞上掛下聯。我在軍區宣布，軍隊不准介入地方的運動，也不准許地方到軍隊來串連。'四人幫'插手的那個軍提出上街遊行，我不同意，他們也不敢去。這個軍上報了一份'批鄧經驗'，軍區政治部的一位領導提出轉發，我告訴政治部'送來就收，不予轉發'。"（１５）如此等等，運動實際開展不起來。
　　毛澤東善於以運動帶動一切，運動一個接一個，敵人越搞越多。令後人難以理解。以毛的精明，也許他意識到達些不得人心的運動到了下面就會層層打折直至面目全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層各級都在淡化、轉化上面的政策。要改造黨和國家，一次運動是做不到的，只有不斷補課、不斷地搞運動才行，而且每次都要"進行到底"，要"落實到基層"、"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毛式的運動的另一個特徵是經常規定整人的比例。土改時的劃地主、鎮反時處決反革命、三反五反時的"打老虎、反右時的定右派等等，都明確下達指標，這恐怕也是為了防止下面走過場。
　　下面的轉化本來是減輕運動的危害，但由此激發了毛不斷搞下去的決心，如此循環反覆，運動何時怎麼能了？

　　　　　　　　　　　　　 １６　從寬與從嚴

　　１９８０年，蕭克終於可以不用擔心地給中央寫信了：
　　過去搞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有個口頭語：'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而'嚴'是在'矯必須過正'的錯誤原則指導下的'嚴'，就必然是不顧事實上綱上線。政治上、思想上一拔高，所謂'組織處理從寬'就是十足的虛偽。（頁４５９）
　　毛澤東早已有"從寬"一說，但黨內鬥爭卻從來都是殘酷無情的。之所以如此，因為有了"從嚴"：既然你是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處理起來又怎麼能"從寬"？
　　但具體到蕭克等人，如果就他們的罪名來說，處理也確是從寬的。當時彭德懷說他"一貫堅持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面貌。"（頁４５３）最後定性為"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進攻"，不要"黨的領導、民主制度、群眾路線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則"（頁４５２）
　　這當然罪大惡極，假如是一個知識分子普通老百姓"反黨反領導"、"企圖改變人民軍隊面貌"，恐怕有十個腦袋也早給砍下來了。但蕭被撤銷在國防部和訓總的職務後，還是到農墾部任副部長，還是老百姓既不可望更不可及的高官。所以說"從寬"也不全是虛偽的，毛對他是給了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