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 捷 :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 |
| 送交者: 鄧復辟 2006年11月04日10:20:1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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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 張 捷
環球視野編者按：張捷同志對蘇聯問題的研究很有造詣，特別是對蘇聯和俄羅斯文學領域的研究更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本刊已發表過他的幾篇文章，深受讀者的好評。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於，他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振興、發展與失敗的歷史及許多重大政治事件，能夠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堅持階級鬥爭觀點，堅持階級分析方法，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不隨風搖擺，不隨波逐流。這樣旗幟鮮明而又十分嚴謹的學術風格及其研究成果，必然會得到讀者的歡迎與共鳴。 本期首發的《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張捷同志近期又一力作。文章以翔實的資料(特別是近幾年俄羅斯書刊、報紙新披露出來的大量歷史資料)、生動地描述，深刻地辨析蘇共二十大以來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尖銳對立與鬥爭。讀起來，猶如把一個電閃雷鳴般的歷史場景再次展現在我們面前。 文章以大量事實，揭露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給蘇聯、東歐各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並揭示出深刻的教訓。正如文中所描述的：蘇共二十大召開以來的五十年裡，整個世界發生了驚心動魄的變化。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在政治地圖上消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分裂，走向了低潮。如今世界上呈現出的是一種帝國主義國家橫行霸道、剝削和欺壓別國人民的景象。時光似乎倒轉了，歷史似乎走了回頭路。這一切都發端於蘇共二十大，確切地說，發端於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五十年來無數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 這篇文章共有4萬多字。分為五個方面的專題：一、秘密報告是如何出籠的；二、秘密報告講了些什麼；三、赫魯曉夫為什麼要做秘密報告；四、秘密報告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和後果；五、如何看待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以及應該吸取哪些教訓。本刊將分4期發表。 歡迎讀者瀏覽。 ………………………………………………………………………………………………………
在蘇共二十大全部議程結束後舉行的秘密會議上，當時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做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後來人們把這個報告稱之為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一事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使這次代表大會具有特殊意義，並成為蘇共歷史上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個報告是赫魯曉夫等少數幾個人炮製的，其出台的內幕一直鮮為人知，最近十餘年被掩蓋着的事實真相才陸續揭開。五十年來，在如何評價這個報告的問題上一直存在着爭論。蘇聯的劇變和國際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促使許多人開始重新認識它所起的歷史作用。今年俄羅斯報刊為紀念蘇共二十大五十周年發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談到了關於秘密報告的一些新情況和新看法。本文將根據近年來看到的材料，對秘密報告作初步的評述。現在分以下五個方面來講。
這個報告的題目上面已經提到過，叫做《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過去不少人認為批判個人崇拜問題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首次提出的，這不符合歷史事實。為了講清這個問題，需要從斯大林逝世後說起。 斯大林逝世後第三天，馬林科夫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並主持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成為主要領導人。貝利亞被任命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務部部長，莫洛托夫被任命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長。在領導集團內部形成了以這三人為首的三個派系。當時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成員的赫魯曉夫因羽翼未豐，在一段時間內處於搖擺於各個派系之間的狀態。從當時蘇聯國內情況來說，斯大林在世時實行的某些政策確實需要進行一些調整，某些做法需要改變，過去犯的錯誤需要糾正。蘇聯新的領導集團的多數成員認識到這一點，同時覺得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需要立即採取行動。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禮上的講話，雖然如同歷史學家茹科夫所說的那樣，像是在斯大林靈前宣誓[1] ，但是在舉行葬禮後的第二天，即1953年3月10日，他就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說，蘇聯社會的許多不正常現象是由個人崇拜造成的，提出“必須停止實行個人崇拜的政策”。[2] 態度改變之迅速，出乎一般人的想像。這大概是首次提出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在1953年3月19日以後，蘇聯報刊實際上不再提斯大林的名字。這與十來天前的一片沉痛的哀悼聲和熱情歌頌聲形成強烈反差。馬林科夫提議在1953年4月召開一次中央全會討論個人崇拜問題，並作了講話的準備和起草了全會的決議。他準備的發言稿開頭這樣說：“同志們，受蘇共中央主席團委託，我認為有必要講一下一個對進一步鞏固和團結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來說具有巨大意義的重要的根本問題。我指的是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的問題，應當直截了當地說，這樣的理解在我們這裡得到廣泛流傳，結果對個人崇拜進行着有害的宣傳。用不着證明，這種崇拜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它本身無非是社會革命黨人的觀點。”[3] 後來因為這個提議沒有得到領導集團內多數人的支持，中央全會沒有開成。上述事實說明，馬林科夫是反對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貝利亞也不甘落後，他提出各種具體建議並開始採取各種行動。他提議頒布大赦令，為“醫生案件”平反，釋放一批黨政高級官員和各界著名人士（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熱姆丘任娜），提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儘管貝利亞提出的某些建議是合理的，他的某些行動有其積極意義，但是不難看出他意在推卸自己對過去的錯誤應負的責任，達到籠絡人心和鞏固自己的地位的目的。他的行動引起了領導集團其他成員的猜疑。當時領導集團內部的明爭暗鬥主要發生在馬林科夫與貝利亞之間。而與貝利亞在一些問題上發生正面衝突的赫魯曉夫支持馬林科夫，他與和其他領導成員進行密談，指出貝利亞的野心和把他留在領導集團內的危險性，說服他們對貝利亞採取行動。6月26日在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會議上逮捕了貝利亞。7月2日至7日中央全會討論貝利亞的問題，馬林科夫作了報告並作了總結，赫魯曉夫等人都發了言。全會決定撤銷貝利亞的中央委員職務並將其開除出黨。1953年12月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判處其死刑並立即執行。 值得注意的是，馬林科夫在上述中央七月全會上做總結時，又談到了反對個人崇拜問題，他認為問題不僅在於進行個人崇拜的宣傳，而且在於直接違背了集體領導的原則，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誤。他說，“我們應當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並把這個問題寫進全會決議。他為了說明個人崇拜背離馬克思主義關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理解，引用了馬克思1877年寫給法國政治活動家威爾芙姆•布洛斯的信中以下的一段話：“我‘不生氣’，恩格斯也一樣。我們兩人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舉一個例子就可證明：由於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不予答覆，偶爾答覆，也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擯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後來拉薩爾所作所為恰恰相反。）”[4] 這段話後來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裡也引用了。馬林科夫還就有人在全會上的發言中涉及到了斯大林的繼承人問題表態說：“任何個人都不敢、不能、不應該和不願意扮演繼承人的角色。作為偉大的斯大林的繼承人的，是黨的領導人的緊密團結的集體……”[5] 儘管如此，馬林科夫的主張並未取得多數人毫無保留的支持，會上提出暫時不把批判個人崇拜這件事公之於眾，因此在關於召開全會的公報里對此隻字未提。 但是馬林科夫繼續堅持反對個人崇拜的主張。1953年7月，他組織人起草了一個蘇共中央關於紀念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五十周年的決議，對黨的歷史作了完全不同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說明，其中斯大林的名字只提了三次，在最後部分提出了“根除”唯心主義的個人崇拜的要求。此決議未能通過，但以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的名義於7月下旬全文發表。接着《真理報》又先後發表了蘇共中央書記波斯彼洛夫的《蘇聯共產黨五十年》一文，其中基本上重複了上述決議草案的內容，有的刊物發表了一些批判個人崇拜的文章。但是在馬林科夫作為主要領導人的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批判個人崇拜的運動沒有大規模開展起來。 上面提到過，在斯大林逝世後的最初幾個月裡，作為中央書記處的書記之一的赫魯曉夫沒有完全站在某一派一邊，甚至表面上也對貝利亞採取友好態度。他在中央七月全會的發言中對他的這種“策略”作了生動的描述。他說：“有的同志說：怎麼會這樣，馬林科夫不是常常跟貝利亞挽手而行，他們倆也許在議論我。也許會對另一些人說，赫魯曉夫也跟他這樣。這完全正確。散過步，我也散過步。莫洛托夫有一次甚至說：你們一起走來走去，在討論什麼問題。我回答說：都是扯談，他說各種下流話，聽得叫人討厭。我認為到適當時候，這種散步會給我們帶來好處，而且也是需要的。星期四我們三人——馬林科夫、我和貝利亞——同乘一輛車，雖然我們知道他是一個陰謀家，他對我進行陰謀活動，反對馬林科夫和其他同志，而主要是反對馬林科夫。分手時他握了我的手，我也以‘熱情的’握手作答。我想，你這個下流傢伙，這是最後一次握手，明天兩點鐘，我們就要擠對你。我們不是握你的手，而是要你夾起尾巴。同志們，對這種奸詐之徒只能這樣做。如果我們早一點說他是壞蛋，我相信，他會收拾我們。”[6] 在政治上進行攤牌的前夕，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居然能做到如此“冷靜”，真是難能可貴。這也說明，要制服“奸詐之徒”就要比“奸詐之徒”更奸詐。與此同時，赫魯曉夫為了加強對中央書記處的控制，對下屬機構進行了整頓和改組，把自己的人安排到關鍵崗位上，積極開展活動，更多地干涉黨務以外的工作，因此他在領導集團內的地位有所增強。在1953年9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作了《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的報告。就在這一次全會上，他被批准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根據速記記錄，赫魯曉夫是在9月7日晚6時的會議上這樣被批准為第一書記的： 馬林科夫：同志們，全會議程到此結束，但是中央主席團有一個建議。 同志們，中央主席團建議批准赫魯曉夫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需要對此事作說明嗎？ 喊聲：不需要。 馬林科夫：好，不需要。那麼進行表決。贊成批准赫魯曉夫同志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請舉手。請放下。有反對的嗎？ 喊聲：沒有。 馬林科夫：那麼全會到此結束。現在宣布散會。[7] 根據卡岡諾維奇的回憶，選舉赫魯曉夫為中央第一書記的問題是馬林科夫在中央全會中間休息時突然提出來的，未經任何醞釀和討論。事後卡岡諾維奇問馬林科夫這是誰的主意，馬林科夫回答說，全會開幕前布爾加寧要他在全會上提出選舉赫魯曉夫為中央第一書記的建議，並以要挾的口氣說，如果馬林科夫不同意，那麼他布爾加寧就自己來提。馬林科夫覺察到這不是布爾加寧一個人的意見，就同意了。[8] 蘇共中央第一書記這個重要職位及其人選就是這樣產生的。 赫魯曉夫當上第一書記後，政治形勢和蘇共領導集團內部的力量對比發生了一些變化，爭奪最高領導權的鬥爭開始主要在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之間進行。應當指出，赫魯曉夫在斯大林逝世後也與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一樣反對個人崇拜，這可從下面的一件事看出來。1953年3月19日的《文學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作家的神聖職責》的社論，其中說道：“蘇聯文學面臨的最迫切、最重要、最崇高的任務，就是為我們當代人，為子孫後代塑造出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最偉大的天才——不朽的斯大林的宏偉而豐滿的形象。”赫魯曉夫看到後大發雷霆，要求撤銷總編西蒙諾夫的職務。所以西蒙諾夫說，這時赫魯曉夫大概已想要過一段時間給斯大林下結論，已在考慮他三年後在二十大講的那些事情。[9] 但是在他當上第一書記時，馬林科夫早已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並正在積極進行，他覺得不便與他的競爭對手唱一個調子，因此在一段時間內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積極干預內政和外交事務、掌握更大的權力上。在大約兩年的時間裡，他沒有提出進一步批判個人崇拜問題，相反，重新對斯大林作了某種肯定。1954年2月4日，蘇斯洛夫取得赫魯曉夫同意，指示全國主要報刊在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際發表社論，指出斯大林是列寧的事業的偉大繼承者，並且緊密聯繫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活動說明斯大林所起的作用。根據某些論者分析，赫魯曉夫在1954年提出為“列寧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主要是為了打擊此案件主要策劃者馬林科夫。關於這個案件下面還要說到。 1955年2月赫魯曉夫終於迫使馬林科夫辭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同年7月的中央全會上，又在關於對南斯拉夫的政策的爭論中擊敗了莫洛托夫，從而鞏固了自己作為主要領導人的地位。在這之後，他對斯大林的真實態度才暴露出來，開始把批判斯大林的問題提上了日程。卡岡諾維奇在195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上的發言中這樣談到赫魯曉夫的變化：“1955年10月，在黨代會前四個月，赫魯曉夫提出了關於斯大林問題的議案。赫魯曉夫本人在黨代會前五個月還在發言和談話中稱列寧和斯大林是保證我們取得勝利的偉大領導人，說是他們保證了我們的勝利。這是代表大會前五個月的事！”[10] 卡岡諾維奇提起這件事，顯然意在嘲笑赫魯曉夫的變化之迅速。 1955年11月5日，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了紀念斯大林誕辰的問題。赫魯曉夫提議不再像往常那樣開紀念會，只在報刊上發表紀念文章。他的提議遭到了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的反對，卻得到布爾加寧和米高揚等人的支持，結果獲得通過。 12月31日，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赫魯曉夫提出了與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規模鎮壓行動有關的問題，從會議記錄來看，當時未經充分討論就決定成立以蘇共中央書記波斯彼洛夫為首的委員會，專門研究審查有關大規模鎮壓行動的材料，該委員會的成員除波斯彼洛夫外，還有阿里斯托夫、什維爾尼克、魯堅科、謝羅夫等人。 1956年1月21日和1月23日赫魯曉夫和其他領導人先後出席了參加墾荒的先進青年大會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例會。他們在休息室里討論了一些迫切問題，如：是否可以在向二十大做的總結報告中利用波斯彼洛夫的委員會將要提供的材料，是否把大規模鎮壓的情況向大會報告。當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赫魯曉夫在回憶錄里對此作了追述，不過他把爭論的時間說成是在二十大開幕之後了。[11] 2月1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再次提出要不要向代表大會報告三十年代鎮壓行動的情況問題。當時傳訊了曾擔任特別重要案件偵查員的羅多斯。赫魯曉夫在羅多斯講述時不斷插話說：“有過錯的是職位更高的人。一些形同罪犯的分子被吸收來做這些事。有過錯的是上面的人。斯大林有過錯。”阿里斯托夫問他“有沒有勇氣說真話”。別的人你一言我一語地發表自己的看法。莫洛托夫提出“應當承認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米高揚刺了他一句：“莫洛托夫同志，當時你是支持的！”卡岡諾維奇激動地說：“不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決定問題。不能這樣提出問題！……許多事情可以重新考慮，但是斯大林有三十年的時間居於領導地位。”莫洛托夫接着說：“在報告裡不能不說斯大林是列寧的事業的偉大繼承者。”布爾加寧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見，認為“報告裡可以不說斯大林是繼承者，不誇大他個人的作用”。伏羅希洛夫對黨應當知道全部真相這一點表示同意，但是他說：“斯大林有沒有他的一份過錯？有的。骯髒的東西很多，您說得對，赫魯曉夫同志。在這方面有斯大林的一份。我們不能避而不談。但是應當好好考慮一下，以免把孩子連同髒水一起潑出去。”莫洛托夫贊同伏羅希洛夫的說法，說道：“應當恢復事實真相。但是要知道在斯大林領導下社會主義取得了勝利這一點也是真的。有過做得不對的地方，做過丟臉的事——這也是事實。應當權衡一切。因此在代表大會前未必來得及這樣做。”赫魯曉夫在做總結時說：“斯大林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但是用野蠻的方法做這件事。他消滅了黨。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把人身上所有神聖的東西都抹掉了。隨心所欲地處置一切。”他同意暫不向代表大會報告，不過提出不要給斯大林以過高的地位，應清理一下各種宣傳畫和書籍，多宣傳馬克思和列寧，加強對個人崇拜的批判。[12] 2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又一次開會，這是決定是否向代表大會做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報告的一次關鍵性會議。會議聽取了波斯彼洛夫為首的委員會的報告。報告中說“1935年到1940年是我國對蘇聯公民進行大規模鎮壓的年代”，在這期間“根據從事反蘇活動罪逮捕了一百九十二萬零六百三十五人，其中六十八萬八千五百零三人被處決”。[13] 這給與會者以很大震動。赫魯曉夫乘機再次提出向代表大會報告大清洗的事，他說：“斯大林當不了領袖這一點可看得很清楚了。如果他把所有人都消滅了，那還是什麼領袖？應當勇敢些，講真話……原因是個人崇拜，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中。”[14] 從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來看，他當時想在總結報告中增加反對個人崇拜的內容。他提醒持不同意見的人說，在討論總結報告時，每個領導成員“有權在代表大會上發表自己個人的觀點，即使這觀點與總結報告不一致”。[15] 言下之意，不管大家同意不同意，他都將在大會上講個人崇拜問題。這實際上是一種要挾。這時有人提出在大會上另做一個報告的問題。原來持不同意見的人被迫同意了，但他們提出時間緊迫，來不及做充分準備，最好把這個報告放到召開下一次代表大會時來做。赫魯曉夫反對這個意見，他說：“到二十一大就晚了，即使我們能活到那個時候和不讓我們提前作出回答的話。因此最好現在就做第二個報告。”[16] 儘管最後大家都同意做一個專門講個人崇拜的報告，但是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上分歧很大，會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等人為斯大林辯護。莫洛托夫說：“三十年來我們在斯大林領導下生活，進行了工業化，斯大林逝世後我們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黨。”卡岡諾維奇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見，主張“採取冷靜的態度，不把這三十年抹掉”。伏羅希洛夫則說：“那時有敵人。斯大林在對敵鬥爭中變得兇狠了。不過在他身上還有許多符合人性的東西。”他主張採取謹慎態度。米高揚認為斯大林在1934年前表現得很英勇，而後來幹了許多可怕的事，篡了權。布爾加寧提出應把斯大林的作用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二個階段他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把黨的功績歸於斯大林。馬林科夫不同意把斯大林的活動分為兩個階段，不做“一般講斯大林的報告”，而把一切與個人崇拜聯繫起來。他還說，“無論與敵人進行什麼樣的鬥爭，都無法解釋為什麼要大批殺害幹部”。別爾烏辛主張在報告裡不講好的一面，只講他如何篡權，消滅了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殺害幹部等。薩布羅夫要求對代表大會講明一切。他對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三人提出批評，認為他們的立場不對，說斯大林不是犯錯誤的問題，而是犯罪的問題。阿里斯托夫也對上述三人提出批評，他相信向代表大會講明真相不會使黨喪失威信。最後赫魯曉夫作了總結髮言，他說：“我們大家都曾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過，但這並不能束縛我們。既然事實擺出來了，就〔需要〕加以說明，否則〔就會變得〕好像我們是為他的行為辯護。不〔應該〕害怕。〔但是應該〕不當庸人，不津津有味地談論這些。要徹底揭示個人的作用。”[17] 赫魯曉夫提議由波斯彼洛夫擔任報告人，主席團多數人認為這個報告最好由赫魯曉夫來做，赫魯曉夫同意了。在這次會議上，還決定把列寧的“政治遺囑”和給斯大林的絕交信分發給代表大會代表。 2月13日，在代表大會開幕前一天蘇共中央主席團再次開會，決定把在秘密會議上做關於個人崇拜的報告的建議提交中央全會批准。在緊接着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根據會議記錄，赫魯曉夫先談到總結報告，他說：“主席團審議了這個報告並且表示同意。中央委員們認為怎麼樣？這報告不是代表主席團的，而是代表中央委員會的。怎麼樣，全會要不要聽取這個報告？”這時會場上有人喊道：“同意！明天再聽！”於是總結報告就這樣“批准”了。赫魯曉夫接着說，“主席團經過多次交換意見，認為有必要代表中央委員會在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做關於個人崇拜的報告。主席團會議決定此報告由我這個第一書記來做。不會有人反對吧？”他看到沒有人表示反對，便宣布全會結束。[18] 這次五分鐘的會議解決了上述兩個大問題，這種做法與1953年9月批准赫魯曉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做法如出一轍。 2月14日，蘇共二十大開幕。這時代表們手中已拿着發給他們的列寧的“政治遺囑”和他給斯大林的絕交信。在蘇共中央主席團不久前審議和批準的總結報告裡，本來有“黨的十九大後不久，死神從我們隊伍里奪走了列寧的偉大繼承者斯大林，三十年來，黨在他的領導下貫徹實行了列寧的遺訓”這樣一句話，而赫魯曉夫宣讀時把這句話去掉了。可是報告卻增加了批判個人崇拜的內容，其中說道：“中央堅決反對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個人崇拜，它把某一個活動家變成創造奇蹟的英雄，同時貶低黨和人民群眾的作用，導致他們的創造積極性的降低。個人崇拜的流行，降低了黨的集體領導的作用，有時造成我們工作上的嚴重失誤。”[19] 但是沒有點斯大林的名。大會通過的關於總結報告的決議中也提到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 在進行大會討論時，有七位代表在發言中談到了這個問題。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說得很簡短，具有表態性，他們這樣做，像莫洛托夫後來說的那樣，是因為擔心出現分裂而表明他們沒有不同意見。馬林科夫和蘇斯洛夫主要從加強集體領導的角度談反對個人崇拜。女歷史學家潘克拉托娃則從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說起，講了個人崇拜對歷史科學的消極影響。達吉斯坦代表達尼亞洛夫只簡單地提了一下。發言最激烈的是米高揚。他說，“大約二十年來，我們實際上沒有集體領導，被馬克思和列寧先後譴責過的個人崇拜盛行一時，當然這不能不給黨內的狀況和黨的活動產生極其消極的影響”。[20] 只有他一個人點了斯大林的名，說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關於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趨勢的論述“未必對我們有所幫助，未必是正確的”。大概他在發表這樣的高論時忘記了三年多前在十九大的發言中說過的話，當時他稱斯大林的這本書是“天才著作”，說它“以天才的光芒照亮了已經走過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道路以及通往輪廓日益清晰的共產主義未來的道路”，“在世界歷史和我國歷史的現階段中，不深刻領會斯大林同志給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提供的關於社會發展的法則和道路的新學說，要生活、建設和鬥爭是不能想像的”。[21] 米高揚還號召歷史學家重新闡述斯大林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談到的許多事實和事件。[22] 他的發言遭到部分代表和客人的反對，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員甚至遞條子表示抗議。然而總的說來，大會是按照原定議程進行的，其他問題的討論都比較正常。儘管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裡作為“創新”提出了“三和”（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和平競賽”）的理論，但是錯誤觀點尚未形成完整的綱領，如果不是這個秘密報告，暫時還不會掀起那麼大的波濤。 在代表大會開幕時，赫魯曉夫手中還只有以波斯彼洛夫為首的委員會提供的關於三十年代大清洗的調查報告。他對這份報告不滿意，於是臨時設法加以修改和充實。根據當時擔任蘇共中央書記和《真理報》總編的謝皮洛夫回憶，在代表大會開幕後的第二天，即2月15日，他發了言後回到座位上，赫魯曉夫走到他跟前對他說：“我和這些人（指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什麼也幹不了，而我還是想揭露個人崇拜問題。您能幫忙嗎？”謝皮洛夫點了點頭。於是他們離開會場來到老廣場蘇共中央大樓，赫魯曉夫要謝皮洛夫留下，讓他對報告進行加工和補充，並給他以便宜行事的全權。謝皮洛夫整整寫了兩天半，寫完後交給了赫魯曉夫。據他說，後來在聽赫魯曉夫宣讀報告時發現其中有整段整段他添加的話。整個報告究竟是誰最後定稿的，他不知道。[23] 根據俄羅斯現代史檔案館副館長普羅祖緬希科夫的說法，報告的“坯子”是上述波斯彼洛夫的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參與加工的有中央委員會的書記阿里斯托夫和謝皮洛夫。此外還從老布爾什維克斯涅戈夫準備的發言稿中汲取了一部分。最後，赫魯曉夫在做報告時脫離稿子，“即興”講了一些話。[24] 而《平反：事情的經過（文件匯編）》一書的編者之一阿爾季佐夫在一次談話中說，2月13日中央全會決定增加報告的起草人員。2月18日由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簽署的報告第一稿提交給了赫魯曉夫。2月19日赫魯曉夫口授了一些內容。他的話以及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報告成為後來在秘密會議上宣讀的報告的基礎。不過他並不否認謝皮洛夫參與了這項工作。[25] 儘管各種說法的細節有所不同，但是報告是在代表大會開幕後少數人作了大量補充和修改、未按照程序進行討論就拿到代表大會上去的這一點，則是相同的。 蘇共第二十大代表大會原訂的全部議程於2月24日結束，這一天晚上代表們已投票選舉了新的中央機關——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而赫魯曉夫卻安排在這之後做他的秘密報告。根據某些論者分析，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擔心他的報告如安排在投票前可能會遭到代表們的反對而影響選舉結果。秘密會議不是像過去傳說的那樣在2月24日午夜舉行，而是在2月25日上午。當時採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代表們都憑特別入場券入場。應邀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的外國兄弟黨代表團的成員大多被拒之門外。可是卻邀請了一些不是代表的老布爾什維克到會。大會由蘇共中央主席團而不是由代表大會主席團主持，這就使人有理由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代表大會的繼續還是另一次會議。赫魯曉夫站在講台上滔滔不絕地講了四五個小時。參加過這次大會的雅科夫列夫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大廳里死一般地寂靜。既聽不到座椅發出的嘎吱聲，也聽不到咳嗽聲和竊竊私語聲。誰也不看誰——也許是由於發生的事太突然了，也許是由於驚慌和恐懼，這種感覺似乎將永遠留在蘇維埃人心中……赫魯曉夫列舉一個又一個事實，一個比一個可怕。人們離開會場時都低着腦袋。震動極其巨大。我個人也感到壓抑，不知道相信誰才好……內心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感覺，覺得赫魯曉夫講的是實情，但是我感到害怕，竭力不去這樣想。”[26] 據說赫魯曉夫做報告時甚至有人當場暈了過去。報告結束後，沒有按照議事規程組織討論，根本沒有讓代表們發表意見，而是宣讀了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只有十幾行字的關於報告的簡短決議，就匆匆宣布散會。這次會議的組織者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既不全部錄音，也不安排速記員做詳細記錄，這又是與歷來的做法相悖的。 有的俄羅斯論者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歷史學家巴爾蘇科夫早在1996年就在認真研究赫魯曉夫回憶錄的全部錄音和解密的檔案材料的基礎上首次確認了這樣的事實：蘇共中央主席團作出向代表大會作關於個人崇拜的報告的決定和向中央全會宣布這一決定時，當時準備好的只是波斯彼洛夫起草的調查報告。後來在秘密會議上所作報告的許多內容是赫魯曉夫等人在大會期間通過緊張的“地下”活動加上去的。[27] 顯然，他認為這種做法是極不正常的。他把秘密報告的補充和加工稱為“地下”活動，不免有點誇張，不過這個報告由少數幾個人拼湊成後未按照規定進行討論和批准就拿到大會上宣讀這一點，則是確鑿無疑的。著名理論家科索拉波夫也在十年前指出，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的報告“是由一小撮人炮製的，是未經集體同意擅自拿到代表大會上去的”，“他的行為實質上是一種反黨行為”，因此“嚴格地說，後來大聲稱道的‘二十大路線’或‘二十大精神’在黨內沒有取得合法地位”。[28] 2001年他又指出，赫魯曉夫在新的中央機關已經選出後代表中央委員會做秘密報告，那麼人們就要問：赫魯曉夫代表的是哪個中央？他還說，在大會最後的議程結束後，代表們的受權也告結束，他們通過的決議就失去合法性。[29] 代表大會閉幕後，對這份匆忙拼湊而成的報告進行了加工，以供向各級黨組織傳達之用。這個文本在給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的領導人傳閱過程中被泄漏，譯成英文刊登在1956年6月4日美國《紐約時報》上。西方有關部門又將其返譯為俄文廣為散發。在傳播過程中版本不斷增加。1956年在蘇共中央機關擔任領導職務的蘇霍傑耶夫說，這個報告最後共有十一個版本。[30] 在蘇聯國內到1989年才公開發表，刊登在《蘇共中央通報》第3期上。據聽過這個報告的人說，它與赫魯曉夫當年在台上講的不完全符合。有人指出，其中“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笑聲”、“全場一片憤怒聲”、“全場活躍”等字樣是加工的人加上去的，因為當時全場自始至終一片沉默。由於上面所說的原因，現在已無法知道當年赫魯曉夫講的確切內容。現在只能以1989年公開發表的本子為根據。
[1] Ю.茹科夫：《斯大林：權力的秘密》，2005年，第618頁。 [2] 見1989年10月27日《真理報》。 [3] 轉引自Ю.茹科夫的《斯大林：權力的秘密》一書，2005年，第639～640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1972年，第288～289頁。 [5] 見《蘇共中央通報》1991年第2期第195～197頁。 [6] 《蘇共中央通報》1991年第1期第 158 頁。 [7] 轉引自Ю.茹科夫的《斯大林：權力的秘密》一書，2005年，第679頁。 [8] 見Л.卡岡諾維奇的《備忘錄》一書，1997年，第503頁。 [9] 見К.西蒙諾夫的《我這一代人眼裡的斯大林》一書，中文版，1989年，第268頁。 [10] 《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中文版（上冊），1997年，第87頁。 [11] 見《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92～293頁。 [12] 見《平反：事情的經過（文件匯編）》，第1卷，2000年，第308～309頁。 [13] 見《平反：事情的經過（文件匯編）》，第1卷，2000年，第317頁。 [14] 見《平反：事情的經過（文件匯編）》，第1卷，2000年，第349頁。 [15]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93～294頁。 [16]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94頁。 [17] 見《平反：事情的經過（文件匯編）》，第1卷，2000年，第349～350頁。 [18] 見Ю.阿克秀京的《赫魯曉夫的“解凍”和蘇聯1953～1964年的社會情緒》一書，2004年，第163～164頁。 [19]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上冊，1956年，第102頁。 [20]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上冊，1956年，第302頁。 [21] 《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中文版，1955年，第495，497頁。 [22] 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上冊，1956年，第325頁 [23] 見Д.謝皮洛夫的談話，《星火畫報》1996年第2期第66頁。 [24] 見2006年2月20日《莫斯科共青團員報》。 [25] 見2001年2月27日《勞動報》。 [26] 《論據與事實報》2000年第47期。 [27] 見1996年2月21日《文學報》。 [28] 見1996年2月15日《俄羅斯真理報》。 [29] 見《請斯大林同志講話》，增訂版，2002年，第489～490頁。 [30] 見《星火畫報》2006年第7期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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