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了中國人在日本的命運--為張麗玲喝彩 |
送交者: papercrane 2006年11月09日09:06:2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記錄了中國人在日本的命運--為張麗玲喝彩 張麗玲,曾經用攝像機記錄了中國人在日本的命運,讓所有中國人為之感動。而當我們了解了她的留學、工作經歷之後,更不禁為她喝彩。 21歲時,正值出國熱,我決定放棄已從事5年的演藝生涯,到日本學習。和所有留學生一樣,站在零的起點,開始另一種生活。 進大倉商社 讀語言學校,考大學、讀碩士,同時打工。留學生的生活,別人經歷的我都經歷了。到日本將近六年時,我從舞台導演專業碩士畢業,雖然學的是藝術類專業,但我決定畢業後進商社,到一個新領域去發展。因為日本的經濟奇蹟對我太有誘惑力了。沒到過日本的人很難想像日本經濟有多發達,我一直對日本經濟戰後的飛速發展有濃厚興趣,也特別關注那些有古老傳統的大商社。 最終我選擇了大倉商社。經過考核、面試,\\\"你是外國人,但比一般的日本人更優秀,所以我們要你。\\\"主管人說。1995年4月我如願以償了。 大倉有130多年的歷史,曾在日本經濟中起到過主宰作用是日本第一家把商社開到國外的公司,也是日本第一家把啤酒賣到民間的商社。我的工作就是在啤酒釀造課,負責好幾家大啤酒公司的原料供應,而且主要是用英文工作!我在國內學的英文這麼多年後就乘下ABC了,別人5分鐘就能做好的報表,我得用三個小時! 我直接去找給我面試的專務--日本公司里等級森嚴,有問題時,課長、部長、專務,要一級級向上反映,越級在日本公司里是一種難以想像的行為。而且大倉實行軍事化管理,職員對上司要絕對服從,沒有人敢問:為什麼讓我做這個?你問了別人反而把你當怪物。但我顧不得這些,直接去問專務:你們招我來是為了發揮我的才能,為商社作貢獻。為什麼不讓我去中國貿易課,那裡才能發揮我的優勢?專務回答:我們在兩三年內不指望你能有什麼大發展,作什麼貢獻,讓你呆在哪裡就呆在哪裡好了。真讓我目登口呆! 打退堂鼓嗎?不行。我是個喜歡挑戰自己的人,不會碰到難事就退縮。怎麼做呢?惡補英文吧。每天一下班就去補習班學英文,回到家還要讀上一陣子。上下班的路上也不能浪費,英文書本時刻拿在手裡。真緊張,真苦啊!臉上都急出了疱。但很快我的英文水平就上來了,進課三個月後,工作得心應手了。 工作再不會給很大壓力。但是沒了挑戰性的要作反而讓我感到乏味。就這樣,踏上日本第一天就產生的念頭--真實記錄留學生生活,又一天天縈繞在心頭。 差點兒被開除 1995年12月我開始做紀錄片拍攝的籌備工作,1996年3月正式開拍,1999年6月結束。3年多的時間裡,接觸了300多人,跟蹤拍攝66人,共拍了1000盤素材帶。 片子在國內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是我沒曾想過的。我只是要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但日本的公司是不允許有第二職業的,--雖然這並不是為了賺錢,反而讓我投進了自己所有的錢,並舉債數十萬美金。剛開始我都是每天下班後偷偷出去拍,夜裡干到一兩點,第二天惴惴不安地去上班。到了公司,先察言觀色:噢,今天大概不會\\\"開\\\"我好好干吧。兢兢業業,一點不敢出錯。然後下了班再去拍片子。當時就一個念頭:只要你不開除我,我就會好好干分內的工作,但如果讓我放棄拍片子,那我寧可失掉這份工作,當時對拍片子就像吸毒上了癮一樣。有人說我瘋了,有人說我變態,但我都聽不進去。我認定了有意義的事,就絕不退縮。 最後是我的片子感動了他們。拍到一年半的時候,大倉的專務看了我們的片子。他召集了公司後有的部長,指着片子中的李仲生說:\\\"這個人長了一張能讓戰爭平息的臉,他告訴我們,亞洲需要的不是金錢,而是精神和靈魂。\\\"並對我說:\\\"你不用上班了,工資、獎金照發。做完片子再回來。\\\"原來感動是可以超越國界的。 做了總裁 拍攝紀錄片的同時,國內委託我辦理中央電視台在日本衛星落地的工作。這是一件無論對中國人還是日本碩己苡幸庖宓氖隆V醒氳縭猶ㄒ矣行龐⒂惺盜Φ鈉笠島獻鰨揖駝業攪舜蟛稚躺綰透皇康縭猶ǎ仕竊覆輝敢飭擲醋穌餳隆S謔薔陀辛舜蟾簧躺緄牡?/p> 1998年3月30日股東們急電通失知我:立即回日本,從4月1日起做大富商社的總裁、董事長時,我正在國內做片子的剪輯工作。我非常驚訝:我只是個牽線人,而且從沒做過經營,連收支平衡表都不會看,對數字一竅不通。 他們首先糾正我這種錯誤的概念:經營者不是整天跟數字打交道的,經營是一門藝術;我們考查你的工作經歷和工作能力,認為你能勝任,公司需要由你這樣的拼命三郎來管理。凶們說,主要是你自己想不想做,你有沒有信心做?我認真想了想,說,我想做,我有信心能做好。 於是從4月1日我走馬上任,立即馬不停蹄地幹起來。6月1日試驗放送,7月1日正試向日本全國放送。這期間我除了每天工作到深夜兩三點,還得不斷地跟某些對我不信任、對我的工作橫加干涉的股東交涉,而且我手下的職員也戴有色眼鏡看我,他們覺得怎麼能把商社交給一個女孩子管理。說文雅點兒是\\\"交涉\\\",通俗點兒說就是吵啊、打啊,不斷鬥爭。工作起來人稱我\\\"玩命三郎\\\",其實跟人較起勁來我同樣是\\\"玩命三郎\\\"。我說,如果你們信任我,就放手讓我干,不然就別讓我干。在爭取到的有限權限內,我把每一件事力爭做到最好,干給你們看! 因禍得福 衛星電視順利地放送了,跟股東和職員的關係也逐漸磨合好了,一切剛剛步入正軌。可還沒等我喘口氣,1998年8月21日,大倉突然倒閉。 大倉擁有大富商社90%的股份。母公司倒閉後,通常會引發子公司的連鎖倒閉。那我時真有點兒懵了,就好比一個剛剛出生,還沒學會走路,就失去了爹媽。我不能看着我的公司剛起步就倒下,我也得對我的職員負責。 管裁人和裁判所,我原來都沒聽說過,這時決定着每一個子公司的生死存亡,我必須拿出有力的證據,來說服他們,讓他們相信我這個公司是有生存能力的,限你在某一時間內找到新的股東,把大倉的股份買走。 日本文化對女人總有一種不信任感,女人做事要比男人碰到更多的阻力,但我已無路可退。我單槍匹馬找新股東,一次我去見一個大公司的社長,他聽說來求見的是一個30歲的女人,就不見。他說,一個30歲的女人能決定什麼。我就找了富士電視台的局長,局長陪我去了,但他一句話也沒說,是我拿出所有的真誠和希望來說服和打動那個社長。 碰了很多釘子後,我倒是因禍得福,五家日本有代表性的公司:索尼、京瓷、富士電視台、電通等成為大定的新股東。這樣,我們公司擁有最強大的陣容、最一流的管理和極其雄厚的實力。與松下幸之助齊名、素有日本\\\"經濟之聖\\\"的稻盛和先生是京瓷的創始人,為了支持公司的事業破例出任公司董事會的董事,直接參與公司管理,在我這個董事長之下,這在日本是很少見的、很引人注目的。每次開董事會的時候,各大報紙都非常觀注,我們的股東或股東代表,都是日本當今極有影響力的企業家,而我和他們一起討論公司的經營運作,從中也學到了許多寶貴經驗。 我不相信什麼樣的人地適合做什麼樣的工作,我現在接觸折很多人原來都不是做經營的,但現在他們做得很優秀。有些能力只要你具備了,做什麼都行。周末我去學會計、去學管理課,玩命地啃數字。後來我發現,我現在學的東西其實我不是一直在做嗎?索尼公司的人對我說:\\\"你是有經營天分的人。今年我第一次參加京瓷公司第36屆國際經營會議,是36屆中惟一的女性,也是歷年中最年輕的。 在目前日本173個頻道里我們783CH,是最優良的頻道,今年4月又創辦了《大富》報,這份報紙是免費為我們頻道的客戶提供服務的,這種做法在日本所有頻道中也是惟一的。 我今後的目標?把公司經營得更好,讓日本更多的人看到來自中國的衛星節目,等規模做大了,還可以做別的。在沒做出來之前,我不想多說。我只是做自己喜歡的。 個人檔案 張麗玲 32歲,杭州人 現任日本大富商社社長 16歲時離家到北京做影視演員; 1989,21歲時赴日本留學; 1995年舞台導演專業碩士畢業; 1995年4月進入日本大倉商社工作,同年12月開始籌拍《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擔任總製片和導演,不久前該片在北京電視台連續播放,引起了極大轟動。
環球時報記者於青/“在連續3年每年有3萬人自殺的日本,有這樣一位中國人頑強地含淚活着。”這是11月3日日本富士電視台播放的電視紀錄片《含淚活着》片首的一句話,在這部歷時10年拍攝的兩個小時的紀錄片裡,講述了一位中國父親為了給女兒掙學費在日本打工15年的動人故事。 在日本電視節目的黃金時間播放中國人拍攝的、關於中國人經歷的嚴肅題材紀錄片,這對於擅作娛樂節目的富士電視台來說非常罕見,該台製片人橫山隆晴說:“這部紀錄片表現的精神氣質和感人情節,據我所知,在日本電視界製作的紀錄片中,還沒有與之比肩的作品。” 1989年,上海,35歲的丁尚彪面臨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偶然在街頭買了一份日語學校的招生簡章:首付入學費和半年學費共4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萬元)。丁尚彪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連初中學歷都沒有,他決定赴日留學,改變自己沒有文化的人生。為湊足學費,他到處借錢。當年6月,他揮淚告別妻子女兒,隻身來到日本。 丁尚彪報名的日語學校名叫“飛鳥學院·阿寒校”,位於日本北海道的阿寒町布伏內地區,過去是一所中學。這一帶曾經是煤礦,1970年煤礦關閉後經濟蕭條,建立吸引中國學生的日語學校成為當地刺激經濟的舉措。看着眼前偏僻簡陋的學校,丁尚彪啞然無語。他本來打算邊學習、邊打工還債,可這一帶連便利店都沒有,到哪裡去打工,怎麼還債? 丁尚彪選擇了離開阿寒町,前往東京打工。但是入國管理局(相當於中國的出入境管理局)認為他擅自離開阿寒町,沒有批准他延長居留的申請,丁尚彪成了非法居留者,打黑工的生活從此開始了。 欠債還清後,丁尚彪依然沒有回上海,繼續留在東京打工。他調整了自己的生活目標,不再考慮改變自己沒有文化的人生,他把希望寄托在女兒身上──送女兒去國外一流大學留學,為她留學掙學費,成為丁尚彪新的人生目標。 1996年春天,中國留學生張麗玲認識了丁尚彪,那時他已經在日本生活了7年。《含淚活着》從此開始了跟蹤拍攝。作為非法居留者,丁尚彪生活在隨時可能被發現、被追究法律責任的恐懼中。但他仍然每天打3份工,乘坐最後一班地鐵回家。回家之後的固定程序是做飯(包括第二天的早飯和午飯)、吃飯、洗澡,睡覺都是在後半夜。 丁尚彪住在東京豐島區一個破舊木板樓的二層。做飯、吃飯、睡覺、洗澡、如廁,都在這不到10平方米的空間內。洗澡設施是丁尚彪特製的:一個澡盆大小的塑料袋,“花灑”就是洗碗用的熱水噴頭。洗澡時,人必須站在塑料袋裡,水才不會流到地上。洗完澡,再把塑料袋拎起來,從洗碗的下水口把水倒出去。牆上掛着一幅照片,是女兒小學四年級時候照的。回家後看女兒的照片,是丁尚彪最幸福的時刻。 1997年2月,上海,攝製組把在東京拍攝的丁尚彪生活打工場景的錄像播放給他的妻子和女兒看,時隔8年看到久別的親人,母女二人失聲痛哭。當年夏天,女兒收到紐約州立大學的入學通知書。前往美國途中需要在日本轉機,可以停留24小時,女兒決定去看望父親。 從機場出來,女兒坐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車,到了與父親約好的日暮里車站。雖然8年沒有見面,但女兒還是一眼看到在站台上等候的父親。父親為掩飾激動的心情,故意找一些輕鬆的話題,說女兒長了雙眼皮,還說她應該減肥了…… 父親帶女兒先來到自己在東京打工的一家餐館,告訴女兒自己曾在這裡刷盤子。入夜,父親帶女兒回到那個10平方米的家中。看着父親艱苦的生活環境,看到牆上掛着自己上小學時的照片,女兒淚流滿面。 次日早晨,父女同乘電車前往成田機場。但父親不能把女兒送到機場,因為如果機場安檢要求出示身份證明,丁尚彪非法滯留的身份就會暴露。在機場前一站,父親默默地走出車廂,站在站台上,目送女兒離開。 女兒去美國後,一家三口分在中、日、美3個國家。母親在上海一家服裝加工廠上班,她多次申請去美國看女兒都被拒簽。直到5年後,母親的第12次申請簽證終獲批准。2002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母親穿上新做的衣服,到美容店吹了頭髮,從上海出發前往美國。與5年前女兒的行程一樣,在日本轉機。這次母親可以停留72個小時。她也從成田機場乘電車到日暮里車站,13年未見的丈夫丁尚彪在那裡等着她。 來到丈夫的住處,妻子看着丈夫在窄小的房屋內張羅晚飯,看着他花白的頭髮,看着牆上女兒的照片,看着床上他們結婚時買的枕套,妻子的心裡有說不出的酸楚悲涼。接下來的兩天多時間裡,夫妻按照丈夫精心設計的路線旅遊,在明媚的春光里品味着久別重逢的溫馨和喜悅。妻子離開日本時,丁尚彪與5年前送女兒時一樣,在成田機場前一站下車,目送妻子遠去。 成田機場,丁尚彪的妻子對着攝像機鏡頭說:“過去我懷疑他有外遇,現在看是我錯怪了他。”紐約肯尼迪機場,女兒撲進母親懷中。女兒說,報答父母養育之恩最好的辦法就是成為一個好醫生,為更多的人減輕痛苦,帶來幸福。 2004年6月,女兒即將學成回國,丁尚彪認為自己的使命已經完成,決定返回上海。屈指算來,他已經在日本度過了15年。回國前,丁尚彪再次來到阿寒町,那個日語學校早已停辦,校舍成為一片廢墟。丁尚彪登上飛機離開了日本,擔驚受怕的非法打工經歷終於成為歷史。慶幸的是,有心人把這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用攝像機記錄了下來。 該紀錄片導演兼製片人、攝像張麗玲向《環球時報》記者透露,丁尚彪回國前,曾表明自己不想隱瞞非法居留身份,請律師為他申請合法的回國簽證。律師了解了他15年非法滯留的經歷後說,按日本法律至少要服刑3年,勸他不要自找麻煩。 在辦理登機手續時,海關人員看到丁尚彪的護照,先是大驚失色,但很快平靜下來,然後迅速做出決定──蓋章放行,還以舉手禮向他表示敬意。也許是海關人員在電腦檢索中,沒有發現丁尚彪有其他非法行為的記錄。15年,不容易,高抬貴手兩方便。丁尚彪終於回到上海,據說上海崑山有家企業即將聘用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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