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的吹牛比賽

思想要上天

一九五八年全國流行着一首人要上天當玉皇的民歌：“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一些人藐視自然規律，想當玉皇的願望同這首民歌所表達的一樣強烈。從中央到各地縣委，以及民間百姓都編造思想要上天的神話，除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外，還有諸如“群眾想移山，山走；群眾想移地，地動；只要革了思想命，無雨大增產，大旱大豐收；人可以讓地球服、海洋降，強迫宇宙吐寶藏”。這類上天入地的豪言壯語曾鋪天蓋地籠罩中國大地：

“土地能給人們的糧食到頂了嗎？

“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年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取決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成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土地上的太陽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的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作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畝的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子：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竟在一畝里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一百六十萬斤。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的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

以一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幅度來誇耀農業的增產，表明了那個時候的農業方針乃是一種愚昧與虛偽的混合物。但如果認為黨的領袖們只是熱衷於虛幻的神話，而對自然界的客觀屬性一無所知，也不符合實際的情況。毛澤東本人出身於農民，對於作物的生長過程並不生疏。他在巡視鄉村的時候，就常常說起技術在種田當中的重要性，例如土地應當深翻，種子應當密植，這些即興之談後來被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歸納為“八字憲法”，包括土壤、肥料、水利、種子、密植、管理等等方面。然而終其一生，毛澤東始終認為精神力量之重要遠遠高於技術的因素。但事實上，任何科學技術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鬧劇。比如，在“深翻土地”的號召之下，基層的官員們就會動員社員將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結果，是讓土地的每一平方悖米都布滿種子，竟在每一畝土地上播種數百公斤，日後種芽發起，重重疊疊，先是將整塊土地頂起，接着就全部死亡。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們許多奇特的想象。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糞便加以蒸煮，壘成無數圓錐體或環形、梯形，再以薄土密封於表面，上栽作物後又以纖細分管插入，順管孔澆水，催動肥料發酵，以釋放種種氣體，養育表層土壤和作物。這最為常見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滿足人們的增產欲望，於是又附之以種種非常措施。比如為每棵莊稼注射若干毫升的營養液體，這種液體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長素或者各種各樣叫不出名字來的東西。在所有幻想和發明中，以徐水縣大田人民公社黨委書記高玉生的發明最為聳人聽聞，他將帶血的狗肉煮爛，以肉湯澆灌作物。據說此種肉湯可使玉米每株結穗十棵，使穀子穗長五寸。所以一時風行鄉間，狗跡幾絕。這些事實證明，科學與愚昧斷然沒有可能在同一個殿堂裡面共生共息，不是科學改造愚昧，就是愚昧把科學也變成愚昧，二者必居其一。

人能成神仙

一九五八年，在全國出現了許多人能成神仙的口號、諺語和事件。一些地方報紙如當年的《甘肅日報》和各地的小報都不斷公開報導了人成仙的諺語、口號和所謂“民歌”點。有一首發表在《甘肅日報》上的民歌這樣講：“手執鋼鍬駕火箭，駕起青龍上雲端，三山五嶽聽我令，玉皇下馬我上鞍”。當年，《甘肅日報》還報導了一位原啞巴變成文化戰士的奇蹟，是採用順口溜的形式來報導的：

　各位父老聽我言，有件事兒把它傳。
　臨挑縣的店子川，東行五里宋家山，
　有個啞巴羊世忠，他是掃盲英雄漢。
　他虛心學來苦心練，一字一句記心間，
　時間沒過兩月半，漢字已經過一千，
　他會寫來又會用，文化戰線走在前。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今天啞巴開了言，
　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
　黨的恩情萬古傳。

我們打開全國各地的報刊，或翻閱一下當年的各種文藝作品，不少“藝術品”多講牛郎織女下凡來，看到中國大地比天宮好得多，還有中國兒女到月宮與嫦娥歡慶放衛星的情節，開始後悔當年奔月的行為，而很想返回大地，下凡在董志源或河西走廊參加大躍進。

連掃除文盲都要搞浮誇和吹牛，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一首詩讚揚中國掃盲的奇蹟。詩名曰《揚娥嘆》，這樣寫道：

　天風吹過月宮旁，傳來人間讀書聲；
　嫦娥聽了淚汪汪，只有我還是文盲。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人民日報》還報導：山西對萬人脫離文盲，甘肅各個縣市不再有文盲，寧夏已普及中小學教育，一個月辦起大專院校十一所。還有報紙報導，如河南省遂平縣十個基層公社八月底就創辦了紅專綜合大學，半耕半讀綜合大學，水利工礦專科學校，業餘農業大學等五百七十多所，學員十萬餘余名，基本上做到了每個社員都進了大學。河南省登封縣兩天之內建立起三百四十四所紅專大學，入學幹部群眾十一點七萬餘人，占全縣三十萬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當年的荒唐事情比比皆是，當年可以浮誇糧食畝產超過十萬斤，有的地區號稱平均一點五分鐘就辦一個工廠，花二元錢也可以辦一個工廠；可以把小學、中學合併在一起變成為大學；甚至有的地方農村將兩所小學辦成一所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的超級學校，包含有農業、工業、醫藥、獸醫等系的大學；廣西的桂平縣一九五八年辦了三四家大學、學院和科學研究所，理髮店成為美容學院，養豬場成了畜牧學院，這個當時只有六九點九萬人的縣，竟然號稱有四十七萬人上大學；河北蔚縣要人統計捉虱子和臭蟲的斤數，河北懷安縣要人統計現有老鼠多少。

共產黨的報紙還公布截止七月底，全國已有六百三十九個縣市基本掃除了文盲，占全國縣市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一，其中基本掃除文盲的省份已有黑龍江、吉林、浙江和甘肅。其實這些省份到了九十年代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報導：山西老羊工寧華堂當了大學教授，而且計劃編寫一本《新養羊學》，並在山西農學院登台講課。還有一則消息叫來自基層的“研究員”，說一位縣委書記和四位農業社主任被中國農科院聘為研究員，這些人的學術成就就是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和土地“遞減論”，聲明人越多越好，土地增產無止境。

赤手可移山

一九五八年，全國大浮誇的一個理論就是“人手論”，認為每個人都有兩隻手，這兩隻手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夠改天換地。七月九日，《甘肅日報》發表的一首詩，對人的雙手作了高度讚美：“英雄渠，工程大，過黃河，穿石峽，我們民工有雙手，什麼困難都不怕。”“一鏟能鏟千層嶺，一擔能挑兩座山，一炮能翻萬丈崖， 一鑽能通九道灣。兩隻巨手提江河，霎時掛在高山尖。”“你是英雄咱好漢， 高爐旁邊比比看， 你能煉一噸， 咱煉一噸半； 你坐噴氣式， 咱能乘火箭；你的箭頭戳破天，咱的能繞地球轉！”

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的甘肅引洮工程表彰大會，對人的雙手更賜予了神奇的力量。其口號是“鼓足幹勁，山動彈；鐵臂一揮，水上山。”當年有一篇在《甘肅日報》發表的《談幹勁》的文章，認為幹勁就在於：朝氣蓬勃，生龍活虎，排山倒海，乘風破浪，無堅不推，無攻不克，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道。

這樣的奇蹟還有很多。

廣東新會農民周漢華“創出”水稻和高粱雜交辦法；陝西西安雁塔區沙浮論農業社社員趙西紅，“成功”地將棉花嫁接到了椿樹上；陝西省蒲城縣的一個發明是改變雞的習性，讓公雞履行母雞的職責去孵化小雞，以使母雞騰出更多的時間來下蛋。在這個實驗中公雞被割去生殖器官，並且被迫象人一樣地喝下兩杯酒，然後就醉意盎然地去孵化同伴的子女。西北農學院畜牧系的六位學生用大致類似的辦法完成了另外一項創造。他們對一頭豬施以手術，將其耳朵、尾巴、甲狀腺和部分胸腺割去。豬的照片後來掛在北京的農業展覽館中，其禿頭禿尾之狀慘不忍睹。但是照片說明寫道，這種“四割法”使這隻豬在一天之內增膘九點五公斤。所以它是學生們向國慶九周年敬獻的禮物。山西洪洞農民總結出了小麥豐產“經驗”：將小麥和穀子嫁接，每穗結籽五百粒，每畝植株二百五十萬，畝產達八點九萬斤，然後再將小麥改良成一株多穗品種，麥粒象石榴那麼大，產量將無法計算。

這真是人世罕有的“奇蹟”，怪不得當時一再宣傳：“只要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一天等於二十年

一九五八年，以至一九六零年全國把“高速度”的口號喊得驚天動地，各條戰線都出現了“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甘肅秦安縣從一九五八年一月就宣布，在一年內實現五化：水利化、綠化、地埂化、山地步犁化、良種普及化。平涼地區有關部門宣布，一九五八年一月，甘肅平涼已出現了八百條幸福溝，所謂“幸福溝”，就是把原來破爛不堪的水溝水渠變成花草樹木造地的新園林。甘肅定西一九五八年七月份宣布，全專區已變成免盲區，人人都成了文化人。一九五八年一月，蘭州大學的領導宣布，苦戰五年建成共產主義新蘭大。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省委做出決定，對所有的規劃都要高速度完成，其口號是：“十年規劃，五年完成，三年指標，一年達到。”一九六零年初，甘肅已出現了全面飢餓的狀態，但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並沒有停下來。《甘肅日報》發表社論說，“為實現今年更好、更全面的繼續躍進而鬥爭”。在全省要掀起“一跨、二革、三超、四比、五成”的運動，要求全省人民都要“立躍進思想，抓躍進措施”。

在“破除迷信”的口號之下，許多科學“奇蹟”被創造出來了。一九五八年的大吹牛在農業和工業產量上表現得十分可怕。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新華社暴出了驚人的消息：“中國夏收作物史前豐收，小麥總產超過美國。”在夏收前後，全國各個地區也競相發出農產品放衛星的消息。如甘肅榆中縣來紫堡實驗田放出了高產三千二百八十三斤的“衛星”，過了七天，這個社又放出了一個小麥畝產四千斤的“衛星”。八月份甘肅省的領導提出了一個畝產無限的響亮口號：“土地潛力無窮無盡，畝產多少事在人為”。緊接着，在全省各地出現了畝產五千斤到一千斤的若干“衛星”。康樂縣宣布，全縣人均糧食已達到二千斤，臨夏宣布，全地區一九五八年平均畝產已達到了五千斤。在工業上，全省放出的“衛星”更多，一九五八年元月，蘭州市就宣布，五年內總產值要增長九倍，郊區要達到鄉鄉有工廠。一九五八年七月，靜寧縣介紹了如何變成萬廠縣的經驗，宣布半年已建成了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二個工廠。當然，甘肅的農業“衛星”比外地有些放出的衛星稍遜色，甘肅省有關部門宣布，到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全省的廠礦數猛增到二十二萬個，全省出現了十多個萬廠縣、二十多個千廠鄉、五十多個百廠社。

全國許多地方如此，如河南在八月份就出現了玉米畝產一萬二千八百斤的“衛星”，湖北辰春社放出了中稻畝產四萬三千八百六十九斤的“衛星”。江西省樂平縣超美人民公社發射了一顆晚稻畝產百萬斤的特大“衛星”，這恐怕是“大躍進”期間放出的最大一顆糧食高產“衛星”。為此，《科學普及資料匯編》上專門介紹其經驗。河北省圍場縣二道彎子鄉六女家畜改良站，經過八晝夜奮戰，首創一隻公羊與四千一百二十隻母羊配種的記錄。其主要經驗是用人為的辦法刺激母羊發情，具體做法是大量注射孕婦尿、發情母羊黏液，或將發情母羊的動液塗抹在未發情母羊臂部，引誘公羊刺激母羊，對公羊的精液用葡萄糖、蒸餾水等稀釋。這隻公羊也就成了世界上“子女最多”的公羊了。

世界我為先

一九五八年開始，共產黨提出十五年趕上英國，後來提出“趕上英國不需要十五年，可能是三四年”。“七年可趕上美國”。全國各地“超英赴美”的口號喊得更加響亮，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份，蘭州市和白銀市都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遊行活動，口號是“誓把英國遠遠地拋在後面”，報導了甘肅壓倒英國的許多“巨大成果”。其中有：“七一”前夕，甘肅農具製造廠製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自燃汽油機；白銀市建築單位用廢橡膠試製成功的橡膠瀝青除蘇聯以外，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會製造；蘭州市石油公司製造的三用自行車不僅在陸上水上行走，還可在二千三百公尺高的空中飛行；蘭州大學化學系的師生試製成功的一百四十種新產品中，其中有八種貴重化學藥品已壓倒了英國，正在試製的三百餘種產品要把英國遠遠地拋在後面。當然，超過英國的產品不止這些，當年超過美國的產品在甘肅也是不乏的。

高等學校的科研躍進也不甘落後，北京大學自稱在半個月內完成了六百八十項科研項目，超過了過去三年科研專案的總和，其中一百多項是尖端科學技術，有五十多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而這一消息，是由我國最大、最權威的通訊社新華社發布的。

半個月之後，有報導說北大的科研成果達到了三千四百零六項，其中達到或超過國際水平的有一百一十九項，屬於國內首創的有九百八十一項。而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四年間，北大訂出的科研專案只有十一項，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也只有四百項。而這三千四百多項成果，從八月四日開始算起，只用了四十天的時間。（《光明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

北大的科研“衛星”放出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國有關部門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經達到“國際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單、技術報告和資料。中國有關部門礙於兄弟國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關材料，結果可想而知。

半年之後，北京大學對一九五八年科學“大躍進”中完成的達到“國際水平”的二百二十七項科研項目中的一八六項進行檢查。檢查的結果是發現有三類情況：第一類，有比較充分的根據說明的確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有三十四項，占檢查項目總數的百分之十八；第二類，有一定的根據列為國際水平，但根據不充分、不確切的項目一百二十一項，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六；第三類，當時不應該列為國際先進水平，現在看來也不夠國際先進水平的有四十項，占總數的百分之十六。即使如此，這些數字的真實性恐怕仍有折扣。

南開大學的科研進展也是神速。八月十日開始，南開黨委領導四千多名師生，掀起群眾性的大搞科學研究、大辦工廠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二千多個科研專案，其中大部分是屬於尖端科學的，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南開師生提出了“與火箭爭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號。從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共完成研究工作一百六十五項，其中理科各系試製成功屬於全國第一次生產的產品三十多種，達到國際水平的十九種，世界獨創的二種。（《光明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這種大躍進的吹牛風在教育界，直倒一九六一年還在刮，據新華社編的《內部參考》（一九六一年三月二二日）報導：“武漢大學學校工作存在的‘五風’是比較嚴重的，其中以浮誇風、瞎指揮和不關心群眾生活的作風最為突出。浮誇風首先表現在專業設置上，貪新求全，超出了實際可能。如物理系去年由三個專業突增到九個專業（後減為五個專業），按專業要求，需要教師一百三十五人，實際只有教師六十六人……浮誇風還反映在教學改革上。去年五月，物理系提出要在短期內破除舊的物理體系，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所有的定理、公式、一律掃光，還撇開教師搞了一個由學生組成的“新體系”小組，要他們“幾周內建立世界第一流的具有獨特風格的新的物理體系”。……為了早日“登高峰”，他們還盲目砍教學計劃，一九六零年該系所訂的教學計劃，總數比一九五九年少百分之四十五，基礎課時壓縮了百分之四十三，數學甚至壓縮了百分之五十九，實驗課砍去一半，習題、生產實習、課程論文大部取消。而在實際執行中，壓縮更加厲害。……在科學研究中，也存在着脫離實際可能條件、盲目爭攬任務的浮誇現象。去年物理系全體教師和高年級學生三百四十一人，平均每兩人搞一個課題，還不包括許多技術革新專案在內。去年五月，系總支提出“惜傾家蕩產”，在半年內要完成實驗室“五化”和尖端產品“八大項”；還規定在十五天內要搞出十萬個電腦記憶元件，但當時每天只能作三十至四十個，要完成任務即需要五年半至九年時間。在這種戰線長、任務重、指標高、要求急的情況下，只得採取一壓（批評、加壓力）、二抄（寫論文時東抄西抄）、三擠（擠數字）的辦法，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和“一主二輔三結合”方計的貫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