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毛澤東是如何為廣大受壓迫受剝削的普通民眾伸冤的。

他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當中，明確告訴後者：“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布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22]（p47）

1月22日，他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面負責人稱：“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屆時看情況再定下一步的鎮壓計劃。（17）

毛澤東明確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二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一九五一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一千五百人左右。這個數目字是否適當，請你們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據二月三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七十二人，擬再殺一百五十人，這個數目似太少。南京是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二百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20）

依照毛澤東內定的原則：首先是“對全區性、全縣性的惡霸必須全部殺掉，全鄉性的惡霸必須一部或大部殺掉，不這樣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有些惡霸必須先殺掉，否則群眾不敢起來。”[

公審大會採取了會場和會外相結合的方式，“全市五千多架收音機全部開放，重要街道及群眾集中場所均安置了喇叭，據不完全統計，群眾在十萬人以上。很多商店居民把收音機擺在街頭，三百一群，五百一夥，聚精會神收聽大會上的報告和控訴。十四個大中學校的統計即有七千多人收聽。大會宣布為死難烈士同胞致哀時，收聽廣播的群眾也低頭致哀；大會喊口號，群眾也喊。山大醫學院六百五十人聽到農民控訴時哭不成聲，很多人也流下淚來”。“當反革命罪犯被押進會場時，被迫害的工人、市民、農民等各界民眾代表當面指着反革命歷數其罪行，會場情緒憤慨，罪犯面如土色。全市人民幾乎完全出動，道路為之堵塞，通衢要道一直延伸至五六里以外的刑場，人山人海，爭睹反革命的下場。當罪犯在刑場倒下時，數千觀眾狂熱鼓掌跳躍，高呼口號。

大張旗鼓地實行“鎮反”以來，由於各大中城市有意讓民主黨派和社會人士介入定案和審判的過程，許多民主黨派和社會人士出乎意料地表現出了積極擁護和熱情參與的態度。這種情況使毛澤東非常開心。他在一份報告中批示道：許多事情沒有想到。很多同志認為抗美援朝妨礙了工作，是額外負擔，結果群眾擁護，青年踴躍參軍。“還有兩件事是出於許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不敢邀請黨外人士參加審判委員會和我們共同審判反革命。結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關門主義的地方，情況就愈好。這是對於人民和黨外人士的積極性估計不足的一個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請民主人士、工商業者、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殺反革命。叫他們去看，也只讓他們看好的，不敢讓他們看壞的，存在着嚴重的關門主義。結果又是相反，凡是看了的，回來都是好話，都有進步。華東局規定好壞都讓人看，結果很好。這是對於黨外廣大人士的積極性估計不足的又一個例子。”（26）

不僅如此，由於鎮反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殺地方惡霸，以及懲處那些歷史上曾經為害共產黨人的分子為重點，間接取締打擊任何可能結成團伙的社會黑惡勢力，藉以發動社會上的積極分子，組成聯防及居民治安小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加強了社會的治安力量，極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發案率。僅以廣西省南寧市一市為例，其鎮反運動大規模發動前的1950年，刑事案發案率為4314件，鎮反運動大規模開展後的1951年，一下子就降到了1318件，到鎮反運動結束後的1954年，更降至455件，下降了80％還多。[42]（p183）過去廣西許多地區的共產黨幹部外出，多需要成排的武裝護送，鎮反後有兩三個人即可以自由行動了。那些在國民黨時期長期受到地方黑惡勢力、貪官污吏威脅欺壓的社會中下階層，包括許多中小工商業者，之所以會對這種大捕大殺的鎮反運動表示接受，甚至擁護，此亦是其原因之一。（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