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1943年4月15日，在陪都重慶近郊歌樂山下的磁器口繅絲廠楊家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鄉下辦事處大禮堂里，舉行了一次由中美兩國官員出席的簽字儀式。中方有外交部長宋子文的代表、常務次長胡世澤，軍統局副局長戴笠；美方有海軍部長諾克斯，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美國《生活》雜誌老闆魯思，海軍部情報署代表邁爾斯——即舊譯已為人們熟知的梅樂斯。 　　

從這一天起，由中美兩國軍事情報機構聯合組建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正式成立。

長期以來，這個簡稱為“中美合作所”的戰時跨國軍事情報合作機構，成了廣為人們熟知的“美蔣罪行”的代名詞。原國民黨當局在重慶歌樂山下設立的那兩座臭名昭著的政治犯監獄——白公館和渣滓洞，曾被稱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組成部分。歌樂山革命紀念館也曾一度名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而使 “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惡名深入人心的，則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的長篇小說《紅岩》和由此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 　　

在那時最為轟動最為暢銷的長篇小說《紅岩》中，寫到共產黨員劉思揚第二次被捕時，就描寫了押送他的汽車經過“中美合作所警衛森嚴的大門”駛進白公館集中營，進去後登記時，他看到登記簿上有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縮寫等細節。小說中寫到渣滓洞監獄政治犯組織絕食鬥爭和1949年新年聯歡會時，特地描寫了監獄看守長給美國“特別顧問”打電話請示報告的細節。在小說中，國民黨特務頭子徐鵬飛威脅許雲峰：“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國刑法！”改編成電影《烈火中永生》後，這句話改成了審訊江姐時的台詞，“美國刑法”改成了“中美合作所的幾十套刑法”。電影中的徐鵬飛審訊江姐時還有這樣的台詞：“你別忘了，這裡是中美合作所！” “真想嘗嘗中美合作所的幾十套刑法？”“老實告訴你，進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屍，也得給我開口！”在小說《紅岩》第十九章中，更虛構了這樣一個給讀者以強烈印象的情節：共產黨員成崗被帶到“中美合作所特別醫院”接受審訊，“醫生”在一個長着“黃麻似的鬈髮”、“高高隆起的鼻梁”、“灰藍顏色”眼睛、“白皮膚”的“美國醫生”指揮下，給成崗注射麻醉劑後進行誘供……在根據小說《紅岩》改編的歌劇《江姐》第六場（場景說明：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營審訊室）中，特務頭子沈養齋對渣滓洞監獄政治犯鬧事發牢騷說：“……這幾個月來，他們絕食、抗議、鬥爭，搞得我們手足無措！試問堂堂中美合作所，如今鬧成了個什麼樣子！？”敵看守魏吉伯對江姐說：“你，你要知道，這是中美合作所，進來了就別想出去！”沈養齋還向江姐唱了一曲（劇中第三十七曲）：“這是中美合作所，歌樂山前黑鐵牢，美式刑法四十八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 歷史上的中美合作所真是這樣嗎？

為共同進行反法西斯戰爭而建立

其實，當時中美合作所並非是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營，而是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建立的跨國軍事情報合作機構。這種機構那時也並非只此一家。 　　
最先是蘇聯駐華大使館提議，由蘇軍總參謀部與中國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協商，建立了中蘇情報合作所。所長由中方的軍令部第二廳廳長楊宣誠兼任，副所長中、蘇各一人，中方為軍令部第二廳副廳長、軍統局主任秘書鄭介民。由軍統局具體操作，主要偵收和研究日軍電訊密碼。蘇方提供了大批電訊器材。該所設於重慶城內來龍巷慶德里一號，另在南岸黃山上設有電訊偵測總台，南岸汪山上建有供蘇方人員住宿的兩幢宿舍。 　　

成立不久，因蘇德戰爭爆發，蘇聯無暇東顧而漸少過問。軍統局也認為蘇方提供的電訊器材不夠先進而失去合作熱情。該所建立約三年後撤銷。 　　

接着，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監視的英國駐華情報首腦門德內哥羅，由軍統局轄下的游擊武裝忠義救國軍借偷運日貨之機將其藏在卡車中護送逃到重慶，他以英國大使館商務參贊的名義提出與中國合組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進行情報交流，英方並表示願意援助武器裝備和派專家幫助中國組建、訓練一支敵後游擊部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決定讓這支部隊開赴東南亞戰場配合英軍作戰）。 　　

於是，軍統局在1941年9月進行了研究，不久即在重慶近郊沙坪垻紅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垻小龍坎成立了軍統局屬下的別動軍司令部，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別動軍司令均由前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周偉龍擔任。戴笠以軍統局原混城隊為基礎，又在湯恩伯、李仙洲等集團軍中挑選了部分官兵，加上軍統局人員，組成了別動軍七個縱隊。原擬開赴東南亞作戰，因此第三縱隊徐光英部已集結於桂南待命。 　　

後來，軍統局在援助及訓練等問題上與英方意見嚴重分歧。據蔣介石侍從室情報組組長唐縱1942年4月日記中記載：“英國與我國特務工作之合作，我始終認為英國另有企圖……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務工作之掩護，以便各地活動。周偉龍得我指示後，已漸漸發覺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戰區設立爆破訓練班，已令顧長官制止。別動軍之工作，已嚴令約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動……”這一合作於同年4月夭折。　　

以後，英國人在1944年又曾重新提出合作意向，唐縱1944年3月27日日記記載：“林主任交下中英謀略合作方案……英國人真利害，一次不成二次三次無數次來，不達目的不已。”1944年9月25日日記又記載：“對英情報合作問題，都是為了金錢物品，彼此的爭議，原都如此。”其間，中統局想要插手與英國進行情報合作，但在國民黨內遭到阻止。抗戰後期英國還打算幫助中國在淪陷區組建地下軍，也被美國知道後加以反對而未逞。英國首相邱吉爾還為此在克里米亞會議上向羅斯福總統提出質詢。羅斯福電召赫爾利回國報告究竟。唐縱1945年2月25日日記記載：“據英方表示，美國外交系由美孚公司及教士指導，彼等目的似欲排斥英國，以便戰後獨占中國市場。其實，英國之目的亦在爭取中國之市場……” 　　

在1942年夏，流亡的法國戴高樂政府也曾派代表來中國，與軍統局談判建立中法特種技術合作所，主要是為了偵譯法國維希傀儡政府的密電。但法方代表對所談事項外行，軍統局方面對這一流亡政府又不大看得上眼，最終未能談妥。 　　

真正合作成功的，是中國與美國聯合建立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對於當時中美兩國首腦及許多參加具體工作的人員來說，建立這一合作機構的目的，確實是為着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的需要。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就開始考慮與中國合作進行對日軍的電訊偵譯技術研究，搜集日軍在中國與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國海岸的陸、海、空軍事情報，以及獲得這些地區的氣象、水文資料等。中國方面則希望與美國進行對日作戰的情報交換，並在對日心理戰宣傳和在敵占區進行破壞活動等方面接受美國的訓練，同時希望得到美國提供的先進電訊器材、武器裝備、運輸工具等。據參加起草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草案的軍統局軍事情報處少將處長鮑志鴻回憶，協定的第一條即是：“為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組織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所），交換日軍海陸空軍事情報和搜集中國大陸氣象情報，訓練游擊隊，挺進日軍後方，協助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作戰，共同迅速殲滅日寇。”（《戴笠、梅樂斯與中美合作所》34頁，群眾出版社1994年版）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鮮為人知。據鮑志鴻回憶，美國空軍擊落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座機，就有中美合作所的軍統局人員在電訊偵測和密碼破譯方面的功勞（同上書第41頁）。 　　

同時，中美合作所還建立起了若干為美國海、空軍提供氣象情報的氣象工作站、觀測哨等，這些氣象情報在美軍對太平洋上日占島嶼展開逐島進攻和轟炸日本本土的軍事行動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戰後美國海軍部的一份報告甚至有這樣的評價：中國方面通過中美合作所向美國提供的日本占領區軍事及氣象情報，“成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潛艇攻擊敵海軍的惟一情報來源”。 　　

除去軍事行動外，中美合作所還進行了一些對日心理戰、經濟戰方面的工作。如收聽日偽電台廣播並用秘密廣播進行干擾和反宣傳，展開宣傳攻勢瓦解日軍士氣，在日偽軍中製造恐慌情緒，鼓舞敵後抗日軍民鬥志；印製汪偽儲蓄券假鈔偷運到淪陷區，擾亂日偽金融，並大量收購日貨與淪陷區物資運回大後方…… 　　

抗日戰爭勝利後，按照當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時《協定》的規定，美方人員分批回國。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結束，經軍統局報蔣介石備案。中美合作所中的軍統局人員回軍統局報到，非軍統局人員（這是許多人不了解的，以為凡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人員就都是軍統特務，其實並非如此）則發給三個月薪金資遣。各地訓練班、情報站均予結束（重慶特警班第二期學員因未畢業，移交軍統局接辦）。重慶中美合作所四一醫院移交中央醫院接收，上海中美醫院移交同濟大學接收……到1946年七八月間，全部結束手續辦理完畢。 　　

在歌劇《江姐》的最後一場（場景說明：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營女牢），江姐在就義前，得知敵人就要逃跑時，嘲笑沈養齋說：“怎麼？你害怕了？你們 ‘中美合作所’這塊招牌就要摘掉了！”編導和演員都不知道，其實“中美合作所”的招牌早在這個劇情發生的四年前就已摘掉了。

惡名影響深遠史實早被澄清

不過，因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負責人是在國民黨內外名聲都不大好的軍統局負責人、特務頭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樂斯又不顧美國當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國國共兩黨衝突的內政，再加上該所訓練的作戰人員、警察和特工，獲得的美式武器與設備器材，後來都被國民黨當局用到了反共內戰中，因此，該所便有了一個“扶蔣反共”的惡名。當年曾以美國戰略情報局雇員身份在重慶與梅樂斯共過事的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評論說：“中美合作所確實曾經部署過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做了準備。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於，當1945年國共內戰爆發時，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這就在客觀上意味着美國‘過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對中共的活動。這為中國共產黨所深惡痛絕，並完全有正當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不義行為。”（《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 256頁） 　　

由於這樣一些歷史的原因，在中美合作所撤銷之後，在其原址及其附近發生的監禁、虐待和屠殺政治犯的罪責，便被算到了它的賬上。特別是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崩潰時發生的對被關押政治犯的集體大屠殺，更被宣傳為“中美合作所大屠殺”，使“中美合作所”聲名狼藉，成為後來反美、反蔣（國民黨）宣傳中的一個重要靶子。許多人不再清楚它當初究竟是個什麼機構，而只以為它是一個血腥恐怖的集中營了。再加上小說《紅岩》及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的一系列渲染，“中美合作所”作為反面形象的知名度，竟大大超過了同樣在重慶而有着更重大歷史意義的革命紀念地紅岩村。 　　

甚至一些美國人也對中美合作所持懷疑甚至厭惡的態度。美國學者邁克爾·沙勒在《美國十字在中國》一書中就專門寫了一章《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勢力蠢蠢而動》，中譯本於1982年7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前，這一章曾在《參考消息》上連載，頗有影響（有人在回答對中美合作所歷史真相的質詢時，就拿此書當作證據）。其實，書中雖寫到梅樂斯利用中美合作所從事“扶蔣反共”活動，但仔細閱讀就會清楚，那大多是梅樂斯的個人行為而並不代表美國政府當時的對華政策，同時，書中明確寫了，梅樂斯的這種行為一直受到美軍駐華戰區司令官（先是史迪威，後是魏德邁）和美國戰略情報局、美國駐華大使館及羅斯福總統的代表等多方面的強烈反對和竭力阻止。 　　

本來，在中國社科院1988年第3期《美國研究》雜誌上，就已發表了當時在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編研室工作的鄧又平先生（現在重慶市博物館）所寫的《簡析“中美合作所集中營”》一文，澄清了許多史實，列舉了有力的證據，否定了以往給中美合作所加上的“逮捕、關押、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營”等罪名。但因該雜誌發行面窄，一般讀者不易讀到，再加上小說《紅岩》還在不斷再版發行，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還在繼續上映和演出，所以中美合作所在許多人印象中還是“法西斯集中營”。

中美合作所是“集中營”嗎？

重慶歌樂山下的白公館、渣滓洞，是兩座臭名昭著的國民黨監獄。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為其專門關押政治犯，並且在1949年9月至11月底，面臨崩潰的國民黨當局對這裡關押的以共產黨人為主，包括民革、民盟、“托派”及無黨派人士（還包括軍統局的違紀犯）在內的200餘名政治犯進行了慘絕人寰的血腥大屠殺。長期以來，中美合作所被認為是這兩座監獄之上的總名稱。在美國學者邁克爾·沙勒的《美國十字在中國》一書中也寫到：“梅樂斯還親自參加了戴笠主持的集體審訊，審訊以後，政治犯遭到活埋。”但書中對此並未舉出實證，而稱只是“據批評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說”。這種“據說”顯然是與嚴肅的歷史研究原則相悖的。　　

其實，中美合作所與白公館、渣滓洞監獄並不是一回事。 　　

白公館，原為四川軍閥楊森部下師長白駒的鄉間別墅， 1939年冬由軍統局用做臨時看守所。當中美合作所建立時，白公館看守所奉命將人犯遷往渣滓洞，白公館房屋則讓給美方人員作為住所，名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戰勝利後中美合作所撤銷，美方人員回國，白公館才又恢復關押政治犯的職能（後稱國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關押國民黨當局認為是“要犯”的較高級別政治犯。如果說在中美合作所設立期間白公館就是監獄（或集中營），那麼，關在裡面的犯人是誰呢？難道是那些住在裡面的美方人員嗎？ 　

渣滓洞監獄，原是因白公館看守所人滿為患而增設，1946年底將人犯遷回白公館後，曾一度關門，後於1947年底又重新開張（稱重慶行轅第二看守所），主要關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聞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裝案被捕人員，川東三次武裝起義被俘、被捕人員，《挺進報》事件被捕人員，民革川東、川康分會成員等。 　

鄧又平先生在《簡析“中美合作所集中營”》文中列舉了他的一個調查統計結果：當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後關押於歌樂山下的政治犯中，一些人（如葉挺、廖承志、羅世文、車耀先、許曉軒、張露萍等）是在中美合作所建立之前關押於此的，另一些人（如楊虎城、許建業、江竹筠、陳然等）則是在中美合作所撤銷之後才關押於此的，對政治犯的屠殺，全都發生於中美合作所撤銷之後。鄧又平先生得出結論：“中美合作所與這些逮捕、關押、屠殺等罪惡活動是完全無關的。”“至今為止，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的檔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簽發的逮捕、屠殺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沒有一份材料中提及過，說是美國人親自參加了這些活動。”（《美國研究》1988年第3期第33、34頁） 　

軍統局總務處長沈醉的一則回憶也很能說明中美合作所與渣滓洞監獄的關係。 　　

1944 年（按：應為1945年，此系沈醉誤記）春，浙江大學（時在貴州遵義）教授費鞏應復旦大學（時在重慶遠郊北碚）之邀來重慶講學。一日從重慶千廝門碼頭搭船去北碚，在候船時失蹤。此事驚動了陪都教育界，許多人都認為是被特務綁架了。在輿論壓力下，蔣介石向戴笠查問，戴笠說軍統局沒有抓費鞏，戴笠還找來中統局、憲兵司令部等單位負責人了解，都說沒有抓費鞏。數十位曾留學英、美的教授聯名致信美軍遠東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要求查清此事。魏德邁把此事交給中美合作所美方負責人梅樂斯辦理。梅樂斯派中美合作所中一位紐約名探克拉克少校查辦。戴笠則安排了沈醉協助，並囑咐沈醉，如發現了可靠線索一定要先行把費鞏弄到手中，不能讓克拉克把人弄去，以免使戴笠在蔣介石面前丟臉。 　　

經多方調查，沒有結果。美方根據費鞏有反政府言論的線索，懷疑他是被逮捕了，軍統局有關人員則懷疑是被中統局逮捕了（因中統局曾派人監視費鞏）。於是戴笠答應在重慶稽查處和警察局刑警處等單位去查閱自費鞏失蹤後的捕人檔案，必要時還要拿費鞏的照片去查對這一時期逮捕、關押的人犯。沈醉悄悄問戴笠，如果美國人要看歌樂山下的軍統局看守所（即渣滓洞監獄）怎麼辦。戴笠立刻把臉一沉，厲聲回答：“他們想討好這幾十個留美的教授，別的都能依他們，要是提到要看我們的看守所時，你就乾脆回答他這都是些很久以前關起來的人，沒有最近逮捕的。”他又補充說：“我們沒有抓費鞏，你不是不清楚，怎麼會提到這個問題？”此事後來仍然沒有查出結果（見沈醉《軍統內幕》第261～265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 　　

由此可見，在中美合作所設立期間，在其附近的渣滓洞監獄，與中美合作所並無隸屬關係。並非“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組成部分。 　　

據曾任軍統局息烽監獄監獄長、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的周養浩1969年在戰犯管理所回憶：“‘中美合作所’，這是解放後人民對軍統重慶繅絲廠地區的總名稱，其實這個地區內機構、單位、性質、名稱不同的很多，有的是軍統本身編制內的單位，有的是軍統外圍機構單位。”“其實這個地區的住宅和辦公房屋，多半是軍統局直轄單位人員占據的，中美所人員不到三分之一。例如繅絲廠辦公處、建築工程處（這個單位當時職工數字很大）、白公館、渣滓洞、立人小學，以及先後辦的大小几十個特務訓練班，其中只有一個特警班是中美所辦的，其他全是軍統局管轄的。”“在‘特別區’範圍內，美國‘飛虎隊’陳納德的氣象台等幾個單位也駐在這裡。”“所以中美合作所在抗日戰爭時期，只能算是這個地區內的軍統與美海軍情報機關合作的一個單位，不能代表這個地區的所有軍統特務機關和單位。” “重慶中美合作所地區解放前都叫作軍統重慶繅絲廠地區……這個地區內實際上大多是軍統局直轄的機構單位，中美合作所除本機構外只有一個特警班。至於白公館和渣滓洞當時和中美所是沒有什麼聯繫的。”（《戴笠、梅樂斯與中美合作所》第133～136頁） 　　

小說《紅岩》中特務頭子徐鵬飛的原型——當年西南的特務王徐遠舉，從未在中美合作所任過職，他調到重慶先後任行轅二處處長、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時，中美合作所已經撤銷。小說《紅岩》卻讓徐鵬飛口口聲聲說“這裡是中美合作所”，這自然就與歷史相違了。 　　

最近在《紅岩春秋》雜誌2002年第1期發表的何鴻鈞的回憶《逃離中美合作所》，寫了抗日戰爭後期他們一批大學生被軍委會徵調為盟軍做譯員，他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後，因發現這是與軍統局有關的機構，不願與特務機關發生關係，要求改調它處，未獲批准後，他自行逃離了，事後遭到了通緝，但過了不久，他得知形勢緩和，從外縣回到重慶，向軍委會外事局交上籤呈，很容易就撤銷了通緝，恢復了學籍，甚至中美合作所還補發了他離開這三個月的工資。這一經歷，也從另一側面充分說明了中美合作所並非什麼血腥恐怖的“集中營”。 　　

過去在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要求下，文藝作品是不會充分尊重史實的。把中美合作所描寫成“法西斯集中營”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 原載 《書屋》二〇〇二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