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清共”開始時，斯大林剛成為克里姆林宮的頭號人物，親自製定對華政策。他要我黨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桿子征服中國。

用槍桿子奪權，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成立時就為中共想到了。跟國民黨合作時，莫斯科派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軍隊設法控制它。蔣介石“清共”後，斯大林命令我黨馬上從國民黨軍隊裏儘可能拉出隊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裝”。

斯大林派他的親信老鄉羅明納茲(Beso Lominadze)來中國管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Jan Berzin)給“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K1iment Voroshilov)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給我黨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在蘇聯國內也加緊了對中共人員的軍事訓練。

莫斯科的第一步計劃，是把拉出的隊伍帶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蘇聯軍火，然後在那裏建立根據地。同時，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

毛 澤東同志舉雙手贊成這條道路。他在羅明納茲主持的“八七”緊急會議上說：“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後來演變成他的名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當時莫斯科剛撤掉了我黨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怪罪到陳的頭上，換上了同他們關係密切的年輕文人瞿秋白。剛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 澤東同志，不要做這種任人想換就換，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槍桿子，建立自己的地盤，使自己處於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有自己的領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沒有一桿槍，一個兵，莫斯科也沒有派他搞軍事。毛 澤 東同志要擁有軍隊，必須靠別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我黨能拉出的主要武裝是駐紮南昌的一支兩萬人的軍隊。八月一日，在蘇聯顧問庫馬寧(M．F.Kumanin)的直接指揮下，中共負責軍事的周 恩來同志組織這支隊伍舉行兵變。這就是“南昌起義”這天也成了我黨的“建軍節”。人們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來的武器。

毛 澤 東同志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由於他們預計的行軍路線接近湘南，毛 澤東同志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議，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農軍，他至少有占領五縣以上的把握”。從主席後來的行為可以看出，他並不是真要去發動農民搞暴動，而是以暴動為藉口，希望從中央那裏挖出一支武裝帶走。

不明就裏的中央批准了主席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八月十五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開會那天獨獨主席沒有來，儘管他三天前已回長沙，就住在楊開慧同志的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會議只好改到第二天。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十六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 東一人未到。”

十八日，主席才姍姍露面，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

主席遲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

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度，極度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暍，只好暍田裏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只求掙扎著拚到汕頭，不可能繞到湘南。

於是，主席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劃。他的理由是，暴動應該縮小範圍，應該集中精力打長沙。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縮小範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

就像他並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動一樣，主席也無意打長沙。他提出“打”是因為該城附近有三支紅色武裝，他可以以打長沙為名，把它們帶走。這三支武裝，一支是原農運的活躍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礦倒閉而失業的礦工和礦警，還有一支是原駐武漢的部隊，奉命去參加南昌起義而沒趕上。一共數千人。

主席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受湖南省委領導。主席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讓他當前敵指揮官，純粹是因為他對莫斯科暴動奪權指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樂觀和熱情，而主持長沙決策會議的是兩個蘇聯人。主席的積極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給中央的信裏看到：“某同志 [蘇聯人]來湘，道及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丈。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望中央無疑的接受國際訓令，並且在湖南上實行。”

八月三十一日，主席離開了蘇聯領事館，說是到部隊去。他並沒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約好的起事日子，這天，主席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主席率領三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而當時跟主席關係密切的何長工等同志，都說主席根本沒去銅鼓。十四日，三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主席就傳令要他們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

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爾(Maier)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主席先前不遺餘力地鼓吹“暴動”、打長沙，為的都是調兵 -- 調到自己手上。

這場“暴動”就是史書上著名的“秋收起義”。全世界都以為這是毛 澤東同志領導的農民起義，主席是農民起義領袖的神話也大半起源於此。主席一手製造了這個神話，對美國記者斯諾編了套有聲有色的故事。事實上，這不是一次真正的農民起義，據湖南省委給中央的檢討說：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更有甚者，主席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遠離長沙，在沒有無線電聯繫的情況下，湖南省委和蘇聯人無法直接指揮。主席早已計劃好了這支部隊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兩省當局都鞭長莫及，歷來是土匪、綠林好漢的出沒之地。那裏有兩位山大王：袁文才，從前是學生；王佐，從前是裁縫。這兩人手下有五百人馬，占領著有十三萬人口的寧岡縣大部分，靠收租徵稅過活。主席如今要把他們的地盤拿過來作自己的根據地。

主席很清楚，他要帶隊伍進山，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沒有黨的明確指示，這樣做無異於當土匪。主席擔心一旦攤牌會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揮官開會宣布決定前，先找到部隊中幾個從前熟悉的人，幫助壓陣。找的人之一是何長工同志，何長工這個名字還是主席給他取的。何老後來回憶說，主席要他跟另一位叫楊立三的在會場上保護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楊立三在會場上打雜呀、拿菸呀，我們兩個人是你一進，我一出；我一出，他一進。”會上爭得很厲害，指揮官們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強服從了主席，因為主席是唯一在場的黨的代表。

部隊向井岡山行進。一路上，主席穿著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系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始官兵不認識主席，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主席宣布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主席以黨的名義要他們放心，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儘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主席任想走的人離去，只不准帶槍，他知道他不具備強留任何人的條件。兩名最高指揮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國民黨。部隊著實筋疲力盡，打擺子，爛腿子，拉痢疾，宿營地裏瀰漫著強烈的腥臭味兒，有的人一躺在路邊的草叢裏就再也起不來了。

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岡山時，只剩下了六百人，跟著主席的大半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成為主席起家的班底，未來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主席到了井岡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見袁文才(王佐在山裏)。主席只帶了幾個人，以讓袁放心。袁先在會見地點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見主席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邊叫人殺豬設宴款待主席。他請主席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談話。主席說他來此只是過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義的隊伍。袁同意主席先住下，糧油暫時由他管。主席的隊伍稍事休息後去周圍的幾個縣打家劫舍，籌糧籌款。毛 澤 東同志就這樣把一隻腳插進了井岡山。

不到四個月，主席反客為主，把袁、王和他們的一幫人變成了手下的一個團。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主席的隊伍攻下了寧岡縣城。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指揮作戰，雖然只是在對面山上用望遠鏡觀看。主席很少直接上前線。三天後，主席召開“萬人大會”慶功，大會高潮是處死被俘的縣長張開陽。目擊者蘇蘭春描述說：“二月二十一日，在碧市洲上召開工農商學兵萬人大會，會場裏打好了刺殺張開陽的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樁，牽好繩，掛上標語，大家用梭鏢把張開陽捅死了……毛委員在會上講了話。” 主席曾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細述他對梭鏢的由衷喜愛，現在他親眼看著梭鏢殺人。

自從主席來到井岡山，“萬人大會”成了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會上總有這類殺人場面。慶祝建立遂川縣紅色政權時，主席給大會寫了副對聯，紅紙大字，貼在主席台兩旁的木柱上。一邊是“想當年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一邊是“看今日斬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主席講話之後，“大劣紳”郭渭堅被“刀上加刀”地處死。

當眾行刑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並非毛 澤東同志的首創。但主席給這一殘忍的傳統之“錦”添上了現代的“花”，即組織大會看殺人，不去看不行。這樣有組織地使用恐怖是一幫土匪望塵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嚇住了。主席的人又遠比他們能打仗。他們甘拜下風，讓主席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主席一到井岡山就派人去長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聯繫。那時主席遠非像後來人們想像的那樣住在深山老林，與世隔絕。他的住地跟外界暢通，關係幾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時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關於“秋收起義”的報告。他們不會看不出，是毛 澤東同志拆了這次行動的台，又未經許可帶走了部隊。中央指定他到上海開會。

主席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絕不願意離開他的地盤，乾脆裝聾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主席因此被開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奪主席的權，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湖南省委應當“派一負責同志前去召集軍中同志大會討論並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在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黨代表”。

主席能指揮部隊，是因為他代表黨，沒有黨的權威隊伍不會聽他的。不知是碰巧還是陰謀，中央指示發出一星期後，湖南省委被國民黨一網打盡。結果主席的隊伍完全不知道黨已經吊銷了他的資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黨的第一位使者才進入井岡山，帶來了中央決定，取消“前委”，解除了毛 澤 東同志的黨的職務。但是，主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決議只傳達給幾個親信，黨的書記也派一個自己人去當，他本人當“師長”，掌權的還是他。

毛 澤東同志的“山寨”是一塊理想的根據地。平原上盛產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裏杉竹茂密，四季濃霧繚繞，猴子、野豬，甚至老虎來來去去。井岡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卻很陡峭，易守難攻，敗也可以跑。濃濃的灌木隱蔽著只有獵人涉足的小徑，潛向通往兩個省的陽關大道。

主席和他的軍隊靠在四鄰的縣裏打家劫舍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主席告訴隊伍說：“群眾聽不懂“土豪”是什麼意思，我們就用“財東”或“有錢人”來代替”。老井岡山戰士范樹德同志說，打土豪，“老話叫“吊羊”、“綁票”。”

主席的活動常常是報上的新聞，他在全國出了名，以“毛匪”著稱。當地人恨他們。當年的紅軍李國斌同志回憶道：一次“打土豪”時，數百村民衝過來，“抓了我們四十餘人，關押在祠堂裏，對他們實行捆打吊，令女人用腳去踩，打了後用禾桶蓋起來，上面壓上大石頭，使用各種毒刑。”

官兵們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沒多大區別，許多人都不情願，尤其是軍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主要軍事指揮官陳浩同志在井岡山外的茶陵縣企圖把部隊帶走。主席聞訊率人追上，把陳浩同志抓起來，隨後當眾處死。對主席來說，這是一次極端嚴重的危機，他幾乎失去了整個軍隊。在他拐走這支部隊的短短幾個月中所有的軍事指揮官都跟他決裂了。

主席時時擔心自己的安危，開始逐步完善警衛措施。警衛從一百來人不斷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幾處房子，都從安全角度仔細挑選。房子的後面可以逃遁，或有個後窗，或在後牆有洞，有小路通向山裏。(以後長征途中，儘管宿營只是臨時，主席的住處也都有安全出口。)

主席在井岡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緊急隨時可以撤進山裏。這是一幢美麗的八角樓，寬大的正屋屋頂像一座高聳的八角形的三層木頭寶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頂尖是一叢採光的亮瓦。這個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醫生。另一處房子也是醫生的，叫“劉德盛藥店”，位於山下大鎮碧市。這座大宅以奇異的美、無言地述說著井岡山昔日的輝煌。它一半是歐洲教堂式的石頭建築，一排羅馬式的圓拱迴廊；一半是中式樓房，瓦屋頂上築著像蛇竄出似的檐角。中西兩部由一道八角形的大門洞精美地連在一起。

主席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帶兩千平方公尺花園的書院，為方圓三縣的最高學府。樓上三面完全敞開，天地雲水一覽無餘，夏天學生在這裏乘涼。主席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徵用。我黨最常見的活動開會，需要大地方。

主席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進山裏只有三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他未來的生活方式此時已初具輪廓。他擁有眾多的僕人，或稱“勤雜人員”、“工作人員”。裏面有司務長、伙夫，有專燒水挑水的，有馬夫照管他的坐騎小黃馬，有專門送信的，還有一位被主席授予“兩大任務”，一是買菸，一是收集書籍、報紙。主席離不開新聞。

來到井岡山不久，主席就有了新歡：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那年賀子珍同志剛十八歲，瓜子臉，杏仁眼，身材苗條。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縣，父親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廣有產業，父親本人捐過舉人，當過縣長，後來家道中落，開茶館生活。子珍原名“桂圓”，因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圓圓的月亮下盛開著桂花。她在一所由兩個芬蘭修女主持的教會學校讀書，可是討厭學校裏“念不完的聖經，做不完的祈禱”，也不能忍受循規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熱情好動，心頭好像燃燒著火。北伐軍進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靜水，她迷上了那熱騰騰的氣氛，加入了共 產黨。她當啦啦隊歡迎北伐軍，在大庭廣眾下演講，才十六歲就當上了縣婦女部長。她還帶頭剪掉了長長的秀髮，留短髮是革命的象徵。

蔣介石“清共”後，共 產 黨員和積極分子開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監獄。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襲監獄把他救了出來。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岡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 ，王佐給了她一支毛瑟槍。

後來毛 澤東同志來了，一眼就看上了這個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當主席的翻譯。主席不會說當地方言。在長期轉戰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譯。一九二八年初，主席跟子珍“結婚”了。沒有舉行儀式，只有袁太太給他們擺了豐盛的宴席。這時主席離開楊開慧同志和他的三個兒子還不到四個月。別離後主席只給開慧同志寫過一封信，說他患了腳疾，現在乾脆遺棄了開慧同志。

開慧同志對主席的感情是狂熱的愛，子珍同志只是相當勉強地嫁給了主席。一個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然有眾多的仰慕者。子珍同志覺得三十四歲的主席 “年紀太大”，她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而主席英俊活潑的弟弟澤覃同志是她的一個追求者，對她說：“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同志後來承認她選擇主席是因為“一個女孩子在那個環境中需要一種政治上的保護”。

主席跟子珍同志的關係在性生活得不到滿足的男人世界裹，引起了不少閒話。那時主席很謹慎，儘量避免跟子珍同志一同出現在人前。路過傷病員住院的地方，主席特別要和她分開走。

結婚不到一年，子珍同志已決心離開主席。她對朋友說跟主席結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犧牲”。一九二九年一月，主席要離開井岡山遠走他鄉時，子珍同志抓住這個機會要留下。她當時最好的朋友曾志同志說：“賀子珍死都不願意下井岡山，她不願意走。我們都要出發時，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這樣的堅持很可能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同志想逃離的是主席代表的那種生活，她在十幾歲時不自覺地被卷進去的生活。她想脫離這種生活的願望之強烈，甚至不顧冒被國民黨抓去的危險。但主席命令無論如何要把她帶上。“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志同志說。“她一邊走一邊哭，總是掉隊。她沒來的時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馬夫回去找她，去接她。”

一九二八年四月，主席還在井岡山時，南昌起義的倖存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他來了。這支部隊頭年十月曆盡千辛萬苦到達南海岸，沒有看到任何蘇聯軍火，卻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歲的朱德同志麾下。朱德同志是職業軍人，曾在滇軍中官至旅長。三十六歲那年他到德國留學，在那裏參加了共 產黨，以後去蘇聯受軍訓。在一群二十來歲的紅色青年中，他算是長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氣又好，忠厚寬容，風度樸實無華，像士兵一樣腳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塊兒吃飯、行軍、扛槍、背背包，打仗時總在前方，官兵們都愛戴他。

主席剛到井岡山時曾派人找過朱德同志，勸他加入他的行列，朱德同志謝絕了。當時黨命令他在湘南組織暴動。暴動敗得一塌糊塗，大半因為莫斯科的指示不僅殘忍，而且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時的政策是：“殺盡階級的敵人，焚毀敵人的巢穴”，“焚毀整個城市”，“豪紳的走狗都是在殺之列，我們並不顧恤”。暴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

朱德同志的人也亂燒濫殺，把郴州、未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結果農民真的起來暴動了--反對共 產黨的暴動。根據當時的報告，在動員農民，焚盡湘粵大道五里內民房”的群眾大會上，“到會的幾千武裝農民群眾聽到這項命令就在會場中反了，把郴縣負責人殺得精光，郴縣全縣變了三分之二。其他永興、未陽的農民也動起來……後經調回前線的紅軍來鎮壓，才算把有形的反動隱藏下去。但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農民把他們在共 產 黨統治下戴的紅袖箍、紅領巾扯下，打出白旗。

國民黨軍隊一攻來，朱德同志的隊伍只好撤離，參加過殺人放火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攜幼跟著走。當年未陽的農軍王紫峰同志回憶道：“我當過赤衛隊長，鎮壓過反革命……只有堅決干到底，沒有別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動手把自己的房子燒了，跟朱德走了。”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斷這些農民的退路，“使他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把他們逼上梁山。

共 產黨走，國民黨來，復仇報冤，玉石俱焚。犧牲者中有主席的妹妹澤建同志，小名菊妹子，是過繼到毛家的。主席把她帶進黨，她跟一個黨員結了婚，生了個孩子。雖然她和丈夫並不贊成共 產黨的殺人政策，她的丈夫還是被國民黨殺了頭，頭裝在木籠子裏，掛在城牆上示眾。菊妹子也被處死。她在獄中寫過一封信，說她希望“自首”，但未陽縣堅決要殺她。她也就死了心，“甘願受死刑。不願受活刑了。” “快脫離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見她的生母和孩子“淺生”一面： “唉，可憐的淺生，實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養育他呵！誰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淺生小兒也萬不能怪我。（我）今生從未聞見的苦情均受到了。”

這個時期我黨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那裏還修了“紅場”，入口是個俄式的花哨大門。領袖彭湃同志把此地變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同志這樣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彭湃同志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這樣的語言：“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一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

這些蘇聯人指導的奪權掌權均以失敗告終。毛澤 東同志的井岡山幾乎是碩果僅存。主席不是狂熱分子，當部隊要燒天主教堂和豪華大宅時，他制止他們，說與其燒掉不如留起來自己享受。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連自己也站不住腳。

朱德同志上井岡山的時候，莫斯科已決定停止亂燒亂殺的政策。它喜歡用“主義”這個詞兒，給這一政策戴的帽子是“盲動主義”、“燒殺主義”。莫斯科說：“恐怖宜有系統。”這正跟主席的所為不謀而合。主席的精明使他重新獲得莫斯科的青睞。儘管他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時斯大林同志亟需在中國有個不亦步亦趨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讓共 產黨成功。尤其是這時候，莫斯科難以對中共直接指揮。由於蘇聯使館的人在企圖奪權的“廣州起義”中被當場抓獲，我國政府關閉了一系列蘇聯領事館，蘇聯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國活動的機會。

主席此時沒有任何黨的職位。他曾累次寫信給中央，要求成立一個由他領導的管轄井岡山一帶的特別委員會，都未獲明文批准。朱、毛會師後，主席又於五月二日再次給中央寫信。不等中央答覆，主席就指定代表，召開“代表大會”，自己當上了書記。

主席急於擁有黨的職位，還因為朱德同志帶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只有一千，不及朱德同志的四分之一。要管住實力遠大於他的朱德，主席需要黨的名義。他也要顯示自己是個軍人，在會師時特意挎上手槍，這在他是極少見的。過後他就把槍還給了警衛員。這支軍隊不久便以“朱毛紅軍”著稱。

等待授權時，主席開始表現自己了。黨的命令接受了，巡視員也讓巡視了，還寫長長的報告。黨組織正經八百地活動了。主席到井岡山八個多月，還不知道他的轄區有多少黨員，巡視員問起時，他的答覆是這個縣有“千餘”，那個縣有“百餘”。主席也還沒進行過分田工作。理論上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講求實際的主席覺得這事沒什麼必要，打家劫舍夠維持統治就行。如今井岡山首次實行分田。

主席要黨授權的信，由秘密交通員揣著，從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遞上了斯大林同志的辦公桌。我黨正在開“六大”，地點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個在蘇聯召開的外國黨代表大會。斯大林同志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極機密地，不遠萬里地，耗費鉅資地運來莫斯科，足見他對我黨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同志的中國路線由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會傳達，一講就是九個小時，讓在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主席不在座。縱觀他的一生，不到萬不得已，他絕不離開他的地盤。

“六大”唱主角的周 恩 來同志作軍事報告，說毛 澤東同志的隊伍“有一些土匪性質”，意思是毛不大聽指揮。蘇聯人對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稱他為中共武裝的主要領導人。確實，毛 澤東同志是最成功地推行克里姆林宮戰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見我黨領導人時說：戰略就是組建紅軍。在蘇聯的“六大”代表都受到軍訓，具體的軍事計劃也制定出來。曾搶過銀行的斯大林本人親自負責給中共提供建軍的假鈔。

斯大林看好毛 澤東同志。毛有軍隊，有根據地，又是老黨員，在中國知名度也最高。當然，毛不聽話。但正如斯大林同志後來對南斯拉夫共 產黨人說的，毛“不聽話，但是個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麼不聽話，斯大林有辦法控制他：毛離不開黨，離不開莫斯科，離開了，他只是土匪一個。

於是，主席的要求完全被滿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達，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書記，管轄朱毛紅軍。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以朱德同志為書記。在毛澤 東同志的上升史上，這是個歷史性的時刻。主席與黨離心離德，與莫斯科離心離德，結果黨和莫斯科是要啥給啥，他大獲全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