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兩個早期文明：商，周，都是北,西方遷來的游牧民族創造的。游牧起家的商族本是東夷人，幾經遷徙到達河南東部。東夷文化範圍的遺存遍布燕山南北,包括遼寧阜新查海文化,瀋陽新樂文­化,山東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最初活動於渭水流域的周族，原是"西戎牧羊人"的一支羌人，滅商後勢力擴大到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

戰國之世，趙國雖然屬於華夏文化圈，趙國氏族卻出身於戎族。趙國氏族原本就是以畜牧為傳統生產方式的氏族,後與戎狄族相互通婚,利用太原盆地民族融合和農牧經濟紛呈發展的有利條件,迅速強大。趙氏先人大費佐舜調訓鳥獸，夏商間費昌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商中宗太戊御，造父為周戮王御，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於謂之間。這向以馴馬和用馬的文化現象，豈非一幅典型的游牧族--－戎狄人形象！趙文化構成的農耕文化與胡族文化的二重性對趙國的政治制度、軍事制度以至思想意識形態都帶來了深刻的影響。至戰國中葉，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全部內涵就是承認和學習戎狄族的長處。這場大刀闊斧在全國推行的戰國首屈一指的軍事改革，唯獨發生在趙國乃至能取得巨大成功，不應是偶然的---與趙人出身戎狄族有着粗壯的內在紐帶。

楚王族既不是華夏、西羌，亦不是東夷，而是苗族先民、江漢土著荊蠻的首領。屈原本是巴族人 楚辭得益巴人歌。湖北百姓操藏緬、苗瑤混合語，湖南百姓操苗瑤語。隨着楚國與中原諸夏交往的加強和對中原諸多華夏族小國的兼併戰爭，到戰國時期，湖北百姓開始操漢藏語系漢語族楚語支，楚語支對西南官話的形成有一定影響；而沒有華夏化的湖北百姓則成為土家族的祖先。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華夏的秦帝國，在此之前，也是一個不斷遷移的部落或行國。秦人是原住在鄂爾多斯原野羌族的後裔，大約在舊石器時代末期，順黃河而西下，緩緩向西南移徙。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定居於甘肅西南黃河河谷、洮河河谷。新石器時代中期，秦人離開甘肅西南東徙，同時東遷的還有諸羌之族，其中首先進入中原的就是周民族。《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氏之先，與秦共祖。文獻與考古資料,論證了秦趙共祖、出身戎族以及屬於西方民族。秦、趙先祖大費、費昌、中衍、造父、非子、奄父直至起武靈王，一脈相承，蓋以養馬善御著稱，直至騎兵騎戰，其長驅馳騁慷慨悲歌的習尚，顯然帶有濃烈的西戎色彩，屬於西北的游牧文化，而非來自低地澤國的東方及其被發文身而徒射的東夷海洋文化。再次從史前考古的視角看，殷墟以西、北各地考古多有家馬遺存發現，與秦趙先祖的生涯相吻合。有趣的是,根據《史記》記載，秦人的始女修，就是吞玄鳥之卵而生大業的，這是典型的鳥始生神話。而殷人和滿也有類似的神話，可見秦人、殷人、滿族之間的淵源關係是蠻深的。（有說秦人、趙人、殷人、滿族都屬於東夷)，除了神話傳說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我國有確鑿證據的第一個王朝——商朝人也有留辮子的風俗。試比較一下，滿清皇帝胤禎的發音是不是與秦始皇贏政的發音很像？反映了滿族早就和中國境內的兄弟民族有密切的聯繫。

秦漢時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形成所謂“漢人”，漢代時人口最多時達到五千多萬，但是經過漢末動亂，到了三國時人口僅剩下七百萬，其中蜀國人口最多時僅有九十多萬（所以不難理解蜀國的基本戰略非聯吳抗魏無以自保）。而曹操詩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描寫並不是文學誇張，而是對當時十室九空的人口滅絕情況的真實記錄。這樣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麼來填補？靠的是北方各族的大量南遷來填補的。然後就是長達兩百多年的“五胡亂華”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紛至沓來，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許多政權。大遷徙造成了中原地區胡漢雜居的局面，１世紀末，匈奴統治集團分裂，其中的拓跋鮮卑等部落，開始由東北向西南遷移。魏晉時期，宇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相繼興起，先後進入中原，建立了若干小國。後來，在與各部族的長期戰爭中，拓跋氏勢力日益壯大，控制了黃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區，建立了北魏王朝。建立北魏的鮮卑族屬於阿爾泰民族通古斯群，原在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和大興安嶺北段,仍留在故鄉的鮮卑人，後來被人稱為錫伯,或演變為女真，滿族。在統治長達１４８年的時間裡，北魏對中原政治、經濟的發展，民族間的大融合、大統一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是比清王朝更早、也更為徹底漢化的民族。影響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他實行的一系列改革鮮卑舊俗的措施，目的在於鞏固北魏政權，但在客觀上卻促進了鮮卑族同中原漢族的融合，鮮卑族的優秀文化也被中原漢族文化所吸收，如他們管理畜牧業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區得到了廣泛傳播。民族融合是一個互相滲透的過程，少數民族的漢化與主體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時進行。從三國、兩晉至南北朝的三個半世紀中，進入中原的一批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已基本上與漢族相一致，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異逐漸消除，經過雜居與通婚，血統上二者也融為一體了
　　
　　隋唐時又是一次全國範圍的大混血，輝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個部分漢化的鮮卑人政權,李世民與其家族是鮮卑人並不是什麼秘密，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的母親是鮮卑人，姓獨孤。北周的時候，有個大將軍叫獨孤信，他有很多女兒，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皇帝，第四個女兒嫁給了唐高祖的父親，第七個女兒嫁給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煬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則應叫隋煬帝為表叔。他們都有鮮卑的血統。唐太宗李世民的媽媽姓竇。唐太宗的皇后姓長孫，長孫和竇都是鮮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鮮卑人。據《唐史》記載，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鮮卑人。那時候說“胡人”就像我們現在說“洋人”一樣，沒有歧視的意思。唐朝的許多著名大臣也由胡人擔任:討伐西域國家馳騁帕米爾高原的唐朝高句麗族名將 高仙芝,“安史之亂”的安祿山都是胡人。從早這一點看唐朝對漢人還有點"歧視",呵呵。當時的長安是國際性的大都市，吸引了大批的外國使節與朝拜者的到來,著名的絲綢之路就是以長安為起點,“商胡販客，日奔塞下", 不應是偶然的---與統治階層的胡人血統有着粗壯的內在紐帶。唐代成為中華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到公元581年，中國人口4430萬，其中南朝314萬，北朝漢族3500萬，漢胡混血兒500萬，鮮卑雜胡116萬。所以隋唐北方漢族血統大概為(3500+250)/4116 = 91%。

至於遼，金，蒙元，滿清時期，混血不說，胡人漢化，漢人也胡化。宋遼金時期是北方民族以空前規模進入中原、並加速與漢民族融合的時期.遷徙雜居、經濟文化交流以及語言風俗的相互仿效,都促進了中原地區的民族融合.金亡以後,北方地區已經形成了融合北方民族文化的、與以前歷史時期明顯不同的民族文化,並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原各民族共同的心理狀態. 歷史上中國各民族的遷徙明顯有兩大流向:一是中原漢族向邊疆地區的外遷;一是周邊各少數民族的內聚.遼金時期中原漢人大量北遷,而東北女真人則紛紛南遷.女真人的內遷從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壓迫遷都汴京，內遷的女真人更多，約占女真人總數的一半。他們與漢人錯雜而居，互為婚姻，改用漢姓，提倡儒學，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漸喪失。元代統治者將女真人、北方漢人、契丹人同列為同一等級，政治待遇相同，這在客觀上消除了女真人與漢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漢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區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漢族中了。遼金時期北方各族人民的遷徙流動,對我國的民族關係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它改變了我國北方各民族人口的空間分布,極大地促進了中原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合。元朝統一全國後，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進入中原的,元朝統治者本想對漢人、南人實行軍事監視，不料卻導致了他們的漢化，經過長期的雜居交往，蒙古人與維、回、西夏遺民等色目人與漢人已達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識別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詔禁止胡服、胡姓、胡語，留在中原的蒙古、維、回、西夏遺民為避免歧視多改漢姓。改姓這一舉動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許多少數民族變成了漢人，擴大了漢族的外延。

不得不說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國地區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僅在構成“民族”這個概念的基本特徵——共同心理素質上差異甚大，而且在種族的生理特徵上都是有很大差異的。早在1929年，我國學者就發現了漢族ABO血型南北人群的差異。近日，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袁義達的《中國姓氏：群體遺傳和人口分布》一書更是指出，漢族南北之間存在着遺傳結構上的差異。南北兩地的漢族血緣相差甚遠，南北兩地的漢族血緣比南北兩地的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的差距還要大。從生物遺傳學的角度講，我國的漢族只是文化上而非血緣上的完整群體。 總的來說，北方人是比較純粹的蒙古人種，而南方人則比較複雜，混有大量馬來人種的成份。這種情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當初中國地區的人種從中亞，南亞等地遷移而來時就形成了這種格局，即黃河流域一帶以中亞遷徙來的蒙古人種為主，而長江以南則是南亞遷居來的馬來人種，二是在後來幾千年的歷史演變，民族遷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種又大量南下與長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

總之,位於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是華夏文明的搖籃和發祥地，華夏族在這裡肇興，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族在中原地區形成，有眾多的少數民族從東北、西北進入中原地區並建立了政權，後來又因融合入漢族而消失於史乘之中。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既有刀光劍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經濟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後融合為一體的時期。可以說，研究中原地區歷史上的民族融合與同化，是了解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與同化的一個窗口。中原地區實際上是一個以漢族為核心的民族熔爐，許多少數民族被中原地區的漢人所融合而成為漢人，從傳說中的炎、黃二帝以迄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時間之長，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況的多樣、複雜，均非其他地區所能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