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的組織

　　黃河，自古以來便被公認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其實，嚴格來講，只能算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
　　黃河的水，固然是人類生存和耕種不可或缺的，但“黃河之水天上來”，也指出黃河的特色是長年泛濫成災。為了治理這個嚴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邊的各個部族，不得不組成某種程度的“命運共同體”，這便是華夏文明的開端。
　　從傳說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農（炎帝王朝）、黃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至周王朝時乃達到華夏文明發展的最高峰。
　　由於治理水患需要匯集人力，華夏文明講求組織，並由固定的領導者分層管理，最高的領導者便被稱為“共主”。依情勢及力量的輪替，“共主”在一段期間後，便由有力量者取得，從有巢氏到周王朝，便象徵着共主領導權的輪替。當然，“共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統的親疏及部族規模的大小，將很多“小領袖”安排在這個領導的“政治體系”中。隨着時間的發展，這個組織從鬆懈到逐漸緊密，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後，組織的完整和系統化已至相當令人驚訝的程度，社會秩序和組織力量的發揮也到達了最高潮。
　　這個組織講求階層管理，即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或部族應謹守自己的崗位及名分。部族依大小與和共主間的親疏關係，也區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種等級，以緊密的組織來發揮集體的力量。這種井然有序的結構和關係，便是日後孔子最為推崇的。其實，儒家的思想系統，便是在華夏文明體系中發展出來的。
　　　
自成體系的楚文明

　　傳統的史學觀，總把注目的焦點集中在這個華夏文明體繫上，把他們活動的地區稱為“中原”，也只把他們視為中華民族的代表。
　　其實，華夏文明蓬勃發展之際，在目前中國版圖的各個地區，更存在着數萬個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過去，很多的史學家，總把楚文明視為華夏文明內一個附屬的偏遠次級文明，並將其歸屬於周王朝的“諸侯”。即使連司馬遷的《史記》，也落人這個窠臼中，這多少是“大中華沙文主義”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學家所發現的新資料中，逐漸證明楚文明不但不同於華夏文明，並且很早便擁有自成一體的文化，相當的精緻並特殊，甚至比華夏文明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同於華夏文明的“火”及“鳥”類圖騰族，楚文明以“蛇”及“獸”類圖騰為主，分布地區幾乎遍及黃河南岸到長江南北岸。或許由於山嶽及沼澤太多，這個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獨立性高，作戰的機動能力很強。目前有不少史料顯示，伏羲氏及黃帝王朝可能也來自這個文明體系的較北方部族（詳見拙作《亂世經營術》。也就是說，這個圖騰族很早便參與了中原華夏文明的“爭權奪利”。
　　不過，自從黃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堯，被原屬東方烏圖騰族的帝舜篡位後，帝堯的殘餘勢力被流放於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歷經夏、商、西周王朝連續將近一千年，除了少數幾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這個圖騰族幾乎退出了華夏文明的政局。
　　蛇獸圖騰族的特色是以遊獵為生，活動力強而不固定，因此部族間的組織鬆懈，大多採取平等的聯盟方式，不像華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階級組織。在中央組織上，楚文明也採用集體領導方式，因此身居最高領導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務上都必須諮詢各大部族的長老或領袖。加上其族群分散於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結的力量較弱，使楚國在整體作戰力上並不顯得特別強。不過，這個分權的聯盟組織，在人類文明的貢獻上，絕不亞於黃河流域的華夏體系。
　　　
南北對峙的二大文明

　　西周王朝成立時，楚國自身已有了相當完整的政治體系。領導者也自稱為王，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諸侯是歸屬於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轄。因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處於南北對峙的狀態。
　　日後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個“熊”字，應與獸圖騰族有關，也有史家認為可能與黃帝的“有熊氏”屬同一部族。《帝王世紀》書中便記載着帝堯被帝舜流放到長江流域的傳說，或許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後，“落葉歸根”的行動。相信在那個時候，黃帝王朝的重要長老也有不少人跟着南返，楚王室或許便是由這些部族發展出來的。
　　遊獵部族的規模通常不大，但活動力強，影響幅員也較大，其政治組織皆屬鬆散聯盟。“共主”沒有太大的權力，但名義上卻可領導頗富作戰力的龐大團體，因此他們的聲勢遠大於實力，楚國便是屬於這樣的組織。（在美國西部開拓時代的印第安人，也可看到這種聯盟部族的型態。）
　　春秋時代，楚國幾乎已整合了黃河南岸到長江流域的整個區域，統轄人口之多，也絕非中原各諸侯國所可比擬。而且楚國各部族皆好勇鬥狠，善戰又認真，沒有一個中原諸侯不對他們感到畏懼。幸好，楚國是分權組織，楚王真正能動員的兵力有限，否則即使中原大諸侯聯合對抗，可能也不是楚國的對手。
　　不過，中原各部族一向自大，不管楚國有多強，中原的“共主”也絕不會給予平等待遇。因此當西周王朝建立時，楚“共主”曾基於禮貌向周武王表示慶賀，周天子居然以其是化外民族，賜給他一個諸侯中最低爵位的“子”爵。幸好當時的楚王也弄不清“子爵”是什麼意思，所以沒有產生爭執。
　　《史記》上便有如此記載，楚武王熊通曾對東周王室的使臣表示：“我們的祖先在周成王時，已經是周天子的好朋友了。”顯示楚王朝在西周早年力量就已很大，可以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因此楚王一向不在乎周天子給他們的封號，後來乾脆也自稱為王了。
　　　
諸侯國的稱霸與抗楚

　　春秋是這兩股文明南北大對抗的時代。這段期間，楚國繼黃帝王朝之後，趁中原亂局，再度積極地向中原擴充其勢力，所以楚國屬於攻擊者，華夏文明的歷任霸主則屬於守勢的一方。
　　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口號，成為中原第一個非周王室的“實質共主”，其攘夷的目標除北方少數異族外，最主要對象便是楚國。管仲以“八國聯軍”南征，卻雷聲大雨點小的以和談收局，主要便在於他沒把握憑藉實力擊敗楚國，因此巧妙地避開了即將展開的正式對決，以維持住齊國在中原的霸權，也暫時阻擋住楚成王的北上雄心。
　　宋襄公自認是齊桓公中原霸權的繼任人，所以也盡畢生之力阻撓楚國勢力的北侵。泓水之戰，他明知必敗，仍奮力一擊，成了護衛中原的悲劇英雄。雖然此後中原霸權出現了短暫的斷層，但宋襄公的拚命，卻導致了楚成王和成得臣之間的政治鬥爭，致使楚國整合無力，無法揮軍北上，否則楚國稱霸中原可能會提早數十年。
　　晉文公的崛起，使中原諸侯有力量再度抵擋住楚成王的攻勢。晉文公重耳本人曾在楚國接受政治庇護，因此相當了解楚國的優勢與劣勢。就任晉國領袖後，他便利用楚王和成得臣間的矛盾，在城濮之戰中，巧妙地擊敗了楚國，也把楚成王的爭霸雄心徹底澆熄了。
　　晉楚間的長期對抗，雖各有勝負，但卻導致兩國力量的趨於衰頹。春秋末年，楚成王之孫莊王雖稱霸中原，完成登上中國霸主之位的美夢，但楚國長年耗損國力，終為東南方新興的吳國所敗。
　　吳越先後稱霸，象徵着長江流域的部落實力大增，南方各部族的實力也穩穩地超越了北方。楚國最後雖再度滅亡越國，統合黃河以南到長江流域各地區，但楚國的文明在歷經動亂後也更形複雜了。
　　由於吳國早年曾接受晉國的經援及軍援，因此吳文明中有大量火圖騰族文化。此外，春秋末年齊魯地區有眾多移民進人吳越境內，使馬圖騰文化也跟着入侵，再加上越國原有的水族圖騰，使得原本就頗複雜的楚文明，在併吞吳越後更形多樣化了。
　　　
戰國亡雄的格局

　　筆者曾沿長江而下，考察最近出土的楚文明，除原有的獸蛇圖騰外，鳥圖騰的痕跡也相當的清楚。
　　但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難，因此進入戰國時代後，楚國的領域雖然更大了，但競爭上的表現反而不如春秋時期。
　　長期戰爭，使殺人的武器大為進步，鐵兵器代替銅兵器，殺傷力大增；戰爭的形態也由壓倒對方氣勢的英雄式勝利，逐漸轉成屠殺對方的毀滅性戰爭，大多數國家便在激烈競爭中遭到滅亡。經歷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時代，原本三千個諸侯國，最後只剩下了韓、趙、魏、齊、楚、燕、秦的戰國七雄與零星的姬姓小國。
　　激烈的生存競爭，使諸侯領袖的關心重點，漸由天下爭霸轉為自己國家的安危。加上小諸侯紛紛消滅後，大諸侯間的緩衝區沒有了，競爭不再只是為了爭面子，而是攸關生死之大事。
　　七強並立，誰也制服不了誰，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國領導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國在強大競爭下為求生存和發展，不得不趨向國家主義，而富國強兵也成了當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標。
　　原本最強大的楚國，在吳越稱霸期間，為了整合長江流域政治勢力的需要，也暫時退出了中原霸權的爭奪。因此使韓、趙、魏三國可以在較小的挑戰下，承襲了晉國的霸業，而在戰國初期的表現上較為優異。
　　但條件愈好，危機也愈大。韓、趙、魏地處中原要衝地帶，承受的競爭壓力最大，在歷經多次戰爭以後，國力劇烈消耗，反而成為了最早的輸家。
　　東方的齊國，一向以經濟掛帥，作戰力原本不強，因此面對強烈競爭，其表現遠不如以鬥智為主的春秋時代。除了在齊威王、宣王時有曇花一現的強勢外，齊國在鬥狠的角色上顯得手足無措。戰國中期後，在和北方新興軍事強權燕國的連年征戰下，更是兩敗俱傷，自顧不暇，無心參與中原的爭霸。
　　以幅員來講，楚國仍是雄視群倫，只是分權聯盟造成其力量很難有效集結。其間在楚悼王時代，兵法家吳起雖曾以生命為代價，促成楚國的中央集權改革運動，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後，急於施展富國強兵之術的李斯所以會拋棄祖國，西入秦境尋求發展，也在於深感楚國集結國力困難，規模雖大，卻不適於激烈競爭的挑戰。
　　　
秦國的興起

　　最經得起挑戰的，卻是原本最為弱勢的秦國。秦國的祖先是商王朝時代鳥圖騰族的長老——蜚廉和惡來的後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國之初，他們成了重級戰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運之悲慘有如猶太人亡國之情境。
　　殘存的部落領導人遠離了故居——東方的黃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傳後代子孫，逃到山西一帶，靠養馬維生。不久便由於他們的專業技術，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養馬官員；周穆王在位期間，更以軍功被封於“趙”，成為了晉國的大夫，也就是日後戰國七雄中趙國的祖先。
　　蜚廉長子惡來的嫡傳後代則往西逃得更遠，他們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來，並和當地的戎人雜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約二百年以後，才以軍功受封於秦地，並恢復了贏氏一族的稱號。（有關秦國這段艱辛的建國史，在拙作《秦公司興亡史》有詳細敘述）。
　　周平王東遷時，秦國的領導者由於近水樓台，護駕有功，獲得賜封周王室原有的鎬京精華區，因而國勢大振。傳至秦穆公時，更擊敗當代霸主晉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戰國初期，秦國的國勢曾一度衰退，而且國境多次被魏國的兵法家吳起攻破，喪失了不少土地。一直到年輕的秦孝公即位後，力求革新圖強，任用魏國出身的法學家商鞅，十二年間進行兩度革新變法，改部落為郡縣，力行中央集權，國力才隨之暴增。因此到了戰國中期，秦國已成為當代首席強權，在國際上被稱為虎狼之國。
　　　
諸子國家的平流競進

　　面對大自然的挑戰，華夏文明諸國一向講求組織以發揮集體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會組織結構的緊密到達了最高峰。當時施政的着眼點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組織階層分明——王、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認同，後來儒家學說便以此為藍本而形成。
　　長江流域一帶，自然條件良好，生存競爭壓力不大，因而哲學家思考上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為上天所賜，平等成了主要精神。於是以老莊為主的道學，便成為楚人“無政府”主義或“微政府”主義的基本人生觀。
　　但隨着國際競爭的加強，國力的整合卻對楚國構成最大的挑戰。面對平等分權的各部族，楚國王室最迅速合理的整合方法，便是將他們共同統轄在楚王的指揮下。“法家”便在這種氣氛下發展而成，李斯及韓非都是楚國大儒苟子的學生，也就是說法家是以道家為本、儒家為用，乃南北哲學的綜合體。不過在無政府及微政府思想盛行的楚國，法家的發展並不成功，反而是殖民文化的秦國，在沒有重大包袱的情況下全盤的接受了。
　　商鞅變法使秦國的政治整合完全成功，作戰力大增，聲勢暴漲，正好合乎全面競爭時代的需要，因而各諸侯國爭相效尤，國家主義急速抬頭。昔日重視社會階級倫理的封建制度和天下主義，雖有孔孟等大師級人物的宣揚，仍漸趨沒落。數千年的華夏文明至此破滅，結合南北文化的嶄新文明即將誕生。
　　　
秦帝國的興衰

　　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秦國擊潰了包括楚國在內的其他六大強國，中國再度恢復了統一的領導權，版圖則包括一直不屬華夏文明的楚地和吳越等地方。經由國家主義和中央集權的洗禮，統一六國後的秦王政，其權勢已非昔日天下共主或周天子所可比擬。為了給自己一個合乎身分和時代需求的稱號，秦王政於是自稱為“始皇帝”，中國的文明體系至此也跨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不過，秦帝國的政治發展並未成功地邁向嶄新的文明。過去的成功經驗，限制了她的創造力，反而成了失敗的關鍵。
　　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雖成功地促成秦國政治的整合，使其有能力統一六國。但將這種制度，硬是用在統一後的龐大版圖和複雜的文明體系中，卻導致了嚴重的帝國貧血症。軍事統一雖算成功，但緊接而來的行政和文化統一則全然失敗，統治效率十分低落。因此秦始皇不得不借着長期巡幸來宣揚皇權，最後竟累死在巡視的半途上。
　　統一六國的戰爭中，楚國由於是分權部落國家，因此並未遭到全面擊潰。最後主力的項燕軍團雖然失敗，主將也死於戰場，但分布各地的部族仍擁有相當的獨立抗戰能力。因此早自秦始皇在世時，便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隱言，楚地的游擊活動，也從來沒有停止過。秦始皇三次巡行之所以都以楚地為重點，主要原因便在於此。
　　　
鬥智鬥力的楚漢相爭

　　始皇去世後，首先起義的陳勝、吳廣使以楚軍作號召，初期聲勢最大的反抗軍——項梁軍團，更是以楚軍主帥項燕的後代自居。二世皇帝期間，六國幾乎全部恢復，但楚軍系統的反抗集團不但扮演主要角色，人員方面也占了一半以上。
　　項羽和劉邦也都屬於楚人，項羽更是繼承項梁軍團的楚軍嫡系。劉邦的集團大多屬楚國的平民階級，原本是附屬項梁軍團的副帥，應算得上是楚軍的庶系。
　　中華民族自稱為漢族，主要是來自於劉邦所建立的大漢帝國，但劉邦的王朝之所以稱為“漢”，卻是個偶然的因素。
　　秦帝國崩潰後，項羽的楚軍掌控大權，項羽自封西楚霸王，並分封天下諸侯。由於劉邦集團首先入關，依約定應為關中王，但項羽擔心劉邦聲勢過大，危及本身領導地位，乃將劉邦分封於“漢”，這便是劉邦國號的由來。
　　“漢”是目前的漢中盆地，屬四川省的一部分，跟華夏文明幾乎扯不上任何關係，當時是個偏遠的低度開發區，對中原地區或原來泰國首府的關中盆地，交通都非常不方便，算得上是個相當不錯的“政治冷凍庫”。
　　日後劉邦在韓信的協助下，復出關中，進入中原，和項羽展開為期四年的楚漢相爭。
　　為了對抗力量日正當中的項羽西楚軍團，劉邦展開諸侯大聯盟，最後更以四面楚歌（表示楚軍也投入劉邦的漢集團），來瓦解項羽軍團的士氣。所以楚漢相爭，可以視為劉邦的楚庶系聯合中原諸侯，以對抗項羽的楚嫡系的一場戰爭。由於劉邦出身民間，沒有傳統的包袱，他成功以後，一個融合華夏文明及楚文明的新世紀，便很順利地誕生了——這便是影響中華民族日後發展最為重要的大漢文明。
　　　
氣質獨特的劉邦

　　劉邦——這位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王朝的開創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卻是意外的低。
　　如果說劉邦由於出身低，所以在專制的封建社會裡不被重視；但是即使在當今的民主社會中，劉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看不夠重”。
　　中國的史書，絕大多數是官方紀錄，只要描寫到皇帝，難免都視之為天生“異種”的真命天子，特別是開國君王或盛世名君，幾乎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但被處了腐刑（割切生殖器）的司馬遷，對漢王朝政權的大老闆們，難免有股無法消除的心結。加上這位撰史的血性漢子，本身又有天不怕地不畏的傲骨，讓他大膽地在其作品《史記》中，對他的頂頭大老闆漢武帝以及漢王朝創辦人劉邦，作了相當坦誠的批判；不但和日後史書上的傳統“官方說法”有很大不同，也使我們對這位皇帝的人性面，有較多的認識與了解。
　　這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原本是相當珍貴的“原始資料”，只是習慣於恭讀帝王史的中國知識分子，卻反而被誤導了。因此有不少人，對這兩位中國史上少見的傑出領袖，有着相當不公平的低估。
　　特別是有關劉邦這部分，由於司馬遷對漢王朝的“國賊”項羽，不但給予正式地位的承認並編入“帝王本紀”中，對其能力和風範作相當平實的評價；更在比較中，顯露劉邦領導風範的不足。
　　後世的史學家，立刻根據這份“鐵證”，嚴厲批評劉邦的能力和風格，有人以狡猾、陰險的政客視之，有人以其成功只是在善於用人及運氣好而已（其實這兩點在領袖的特質上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德川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以前的歷史地位和劉邦頗為雷同。基於對平民英雄豐臣秀吉的特別關愛，日本的史學家和小說家，也普遍較同情短命而悲劇的豐臣王朝，對推翻這個孤兒寡婦的政權，進而建立260餘年太平盛世的德川家康，反描寫成陰險、狡猾好欺詐的老狐狸。一直到山岡莊人的長篇歷史小說《德川家康》出版後，才以生動的筆調，詳細的刻劃出德川家康的政治個性和爭霸心程，也才使日本民眾對德川家康轉輕視為尊重，更掀起了長達數十年的研究“德川家康”熱潮。
　　本書倒沒有如此龐大的野心，為劉邦作徹底的翻案，只是因為筆者本人對劉邦創業個性的一點好奇，希望能以一個嶄新觀點來對劉邦作一番研討，更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的前輩先進和年輕學者專家，共同來關心這位大漢文明開創者的歷史命運。
　　劉邦的個性的確相當有趣，有時形同無賴、滿口粗話、善變又狡猾，但大多時候，他倒相當能壓抑自己的脾氣，待人寬容而有度量，作事不計較利害，如同頗有修養的長者。誠如西進關中前夕，楚國長老對他的評話：“沛公，長者也。”或許便是指他這種大而化之的性格。但有時候他不只對他人寬容，對自己也的確放縱了些，進而顯得稍欠“大家風範”。
　　不過，他一向講情義，自認是俠義圈中的道上英雄。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物，便是戰國末年四公子之一的魏國貴族快客信陵君，並常以此而自許。從早年的待人處世上，可以看出他刻意模仿信陵君的“影子”，因此也很得鄉里中下階層的好漢們敬重，儼然是黑道中較重俠義倫理的大哥級人物。
　　每到緊要關頭，劉邦倒立刻變得徹底的理性。為了團體目標，他常能忍受相當的痛苦及風險，甚至忍心犧牲部屬，絕不遲疑。彭城戰敗時，為了加速脫離險境，他連子女都能丟出車外。滎陽對峙中，項羽欲烹殺其父以要脅其投降時，劉邦竟瀟灑地要求分一杯羹，光是這種不怕人指責的勇氣，已有資格成為歷史上的大人物了。
　　在《史記》的〈高祖本紀〉中，劉邦從一出場，便是虛張聲勢、滿口狂言，且經常都是出自肺腑的“吹牛”，連蕭何都批評他：“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只是這些令人討厭的假話由他講來，卻顯得特別的自然，並不覺得特別的可惡，這或許便是劉邦最有魁力的地方了。
　　當代名士呂公，在劉邦未成名時，便肯將掌中明珠送給他當妻子。謹慎又富謀略的蕭何，從年輕時便特別關照劉邦，最後更奉獻了終身的忠誠。自負極高的韓國貴族張良，便公開表示：“沛公殆天授也（意謂劉邦真是少見的天生奇才）。”常勝將軍韓信也是為他至死不悔。
　　從這些史籍記錄中，我們絕對可以確信，劉邦雖有點輕浮，但絕不是只懂得騙人及耍小伎倆的普通小狐狸而已。
　　　
猛獅與狡狐

　　早年，筆者曾在日本閱讀到一代史學大師湯恩比的訪日談話記錄，其中有段說到劉邦的觀點，當時着實讓筆者大吃一驚。
　　這位二十世紀的史學大師竟然表示，人類史上最有遠見、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兩位政治人物，一位是開創羅馬帝國的凱撒，另一位便是創建大漢文明的漢高祖劉邦。
　　這兩位政治領袖的命運也頗多相似處。凱撒早年受制於龐培及克拉蘇，劉邦也被項羽打得團團跑；凱撒在帝國建立前夕便遇刺身死，劉邦也在即位不久，於征討英布的戰爭中身受重傷，沒多久便病逝於任上。他兩人都未能目睹帝國之建立、文明的興起，但由於他們的遠見和領導，人類的歷史展開了新的紀元。
　　凱撒在西洋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劉邦比起他來便遜色多了。由於司馬遷的公正記載，這位大漢帝國開創者的歷史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自稱漢民族的後代子孫完全的認同。
　　湯恩比的一番話，興起了筆者對劉邦的高度好奇，一直想好好找機會來探討一番；這位被自家人批評為老狐狸，卻為外國學者公認世界最出色大政治家的創業者，兩種截然不同觀點下的真面目，到底是什麼？
　　不少人讀到楚漢相爭的歷史，總覺得很納悶，劉邦幾乎常常吃敗仗，卻是“打斷手骨反更勇”，屢敗屢戰，終能鹹魚大翻身。項羽每戰必勝，孩下一場大敗，卻連生命都輸掉了。他們之間的差異，除了運氣好壞外，到底還有些什麼？
　　事實的真相和大家的印象，經常有相當距離。平心而論，項羽稱得上是古今中外難得一見的軍事奇才，但不論戰略或戰術，劉邦的確都高他一籌，這也就是劉邦跟項羽公然表示的“我鬥智而不鬥力”。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名政論家馬基維利，在其經典名著《霸術》中寫道：
　　
　　一位勝任的君王，必須擁有獅子般的兇猛，和狐狸般的狡詐……獅子般的兇猛，才不會被豺狼欺侮；狐狸般的狡詐，才不會掉入獵人的陷阱，但如果兩者不可得兼，則寧可擁有狐狸的特色較為有利些……。

　　劉邦和項羽的創業個性和爭霸歷程，正好是馬基維利這段名言的最好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