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物學

　　1975年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 1929-）出版《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標誌着一門新的學科——社會生物學的誕生。威爾遜將“社會生物學”定義為系統地研究所有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在書中總結了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將達爾文主義與動物行為學綜合起來。在最後一章，他將動物行為學的研究成果推廣開去，試圖將進化論也用於解釋人類的行為，把心理學和社會學也和進化論綜合起來。恰恰是這一章，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激烈的爭議，引發了自《物種起源》出版以來最為激烈的一場進化論大辯論。在威爾遜看來，人類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其他動物的社會行為一樣，是由基因決定的，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儘管其本意不過是試圖為人類行為的起源提供一個進化論的解釋，而不是宣揚什麼政治主張，但是這種有遺傳決定論嫌疑的主張讓人聯想起了20世紀初期“優生學”運動的悲劇和納粹的罪惡。因此，在人權活動家看來，威爾遜是種族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又因為威爾遜認為男女的行為差別由遺傳決定，因此在女權活動家看來，威爾遜是性歧視主義者。右翼保守分子也同樣不放過威爾遜，因為他居然認為進化論可以解釋宗教、道德的起源。威爾遜有一度如過街老鼠，在各地做學術報告時經常遭遇抗議示威，甚至遭到襲擊：他在美國科學促進會的年會上做完報告後，一個聽講者朝他潑了一臉冷水。連他的同事好友、遺傳學家列萬廷（Richard Lewontin, 1929-）也與他反目成仇。他們兩個人曾在芝加哥大學一起將群體遺傳學結合進生態學。威爾遜搬到哈佛大學後，也請列萬廷搬了過去。為了抗議越南戰爭，列萬廷放棄了美國科學院院士的頭銜，成立“科學屬於人民”、“生物學辯證法組織”，反對任何形式的打着科學旗號的反動勢力。在列萬廷看來，威爾遜已與反動派為伍了。

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

　　面對着來自左右兩方面的攻擊，威爾遜能夠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的證據很少。其中最強有力的，是有關人類亂倫禁忌的研究。對人類亂倫禁忌的起源，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和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認為亂倫禁忌是文化現象。弗洛伊德相信，人類普遍存在戀父、戀母情結，亂倫禁忌做為一種強加的道德觀念抑制在家庭成員中自然產生的性慾望。與弗洛伊德同時的芬蘭社會學家威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ck, 1862-1939）的觀點恰好相反，把亂倫禁忌當成遺傳現象。他認為其起因是因為熟悉消滅了性慾望，也就是說，兒童發育時期的親密關係（母子之間，同胞之間）導致性吸引力的消失。威斯特馬克認為，這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因為亂倫後代得隱性遺傳病的機率大大增加，具有生存劣勢。也就是說，生物學的原理是支持這種解釋的。以後的研究證實了威斯特馬克的觀點，亂倫禁忌的確是遺傳決定的。這些證據來自三個方面：一、社會生物學的研究表明，所有的靈長類動物都存在亂倫禁忌，那麼人類做為靈長類的一員，似乎也應該有這樣的本能。這種現象，最早於五十年代在日本的一個動物園觀察到。那裡飼養的日本獼猴存在着社會等級制度，最高等級的雄猴與任何一頭雌猴頻繁交配，卻避開了它的母親。以後這種現象在所有的靈長類中都被觀察到，包括最為淫蕩的矮小種黑猩猩。在許多靈長類，為避免近親繁殖，青春期的成員將加入別的群體，而那些呆在一起的同胞，一般也避免彼此交配。二、跨文化的人類學研究表明，所有的人類社會，不管多麼野蠻，也都存在亂倫禁忌，也就是說，這很可能是與文化無關的一種本能。也許有人會舉出反例：古埃及、印加和夏威夷的王室要求王室的同胞通婚。但是這只是王室的特例，可以認為是為了保證王權不旁落而採取的違反自然天性的舉動。三、社會學的調查也支持熟悉消滅了性慾望的說法。在以色列的集體農莊，成員的兒女被混在一起集體撫養。調查表明，那些在同一組裡一起長大的小孩，特別是那些在三到七歲之間一起長大的小孩，彼此之間雖然感情深厚，卻不存在性的吸引力。近年來，斯坦福大學的人類學家阿瑟•沃爾夫（Arthur P. Wolf）調查了台灣14400名婦女的婚姻史。這類婚姻都是包辦婚姻，但是分為兩類：一類是童養媳，一類由媒人撮合，在結婚當天男女雙方才見面。結果也支持預測，前者的離婚率更高，生育率更低，表明小時候一起生活的確破壞了性吸引力和婚姻幸福。

　　威爾遜開創的這個研究領域，雖然仍不乏爭議，卻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承認。近十幾年來，行為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的研究已提供了大量的證據，足以證明至少人的某些行為，是受遺傳因素影響的。遺傳因素必定是長期進化而來，那麼，用進化論解釋人的本能行為的由來，就成了一個可以成立的課題。社會生物學中針對人類行為的這部分內容因此獨立出來，形成一門被稱為進化心理學的新學科。但是，這門學科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已先天不足。它既不可能在人類進化史上找到任何心理“化石”做為直接證據，也不會被允許以人為材料進行進化實驗，因此註定了它不可能像進化生物學一樣成為真正的科學，而必定像它所希望取代的社會科學一樣在科學與非科學甚至偽科學之間徘徊。由於缺乏直接的證據，進化心理學的研究只能依賴從間接的證據得出推論。這些間接的證據來自四個方面：生物學的原理（一種行為有無生物學上的優、劣勢，自然選擇能否因此起作用），跨文化的研究（如果一種人類行為在不同文化中都存在，就可能是先天的），與其他動物特別是靈長類動物的社會行為的比較（如果一種社會行為在其他動物中也存在，那麼可能是一種本能），以及在人類社會中做的調查。顯然，一個進化心理學的結論能否令人信服，取決於這些證據是否確鑿。對亂倫禁忌的研究成果被認為是進化心理學的一個勝利，但是進化心理學的結論很少像亂倫禁忌這樣有強有力的證據，而且不涉及敏感的社會問題。畢竟，把亂倫禁忌視為本能，不會冒犯任何人。當觸及敏感的社會問題時，就可能遭遇強烈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