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www.HB.xinhuanet.com　 2005-07-12 15:43:11　武漢之窗
楚文化是一支瑰麗多彩而有獨特風格的南國文化。它為楚族楚國楚地人民所創造，在締造和發展統一的中華民族文化的過程中，曾起過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公元前223年楚為秦滅，楚文化遭了厄運。雖然暴力消滅不了文化，但經過秦火的焚劫和時間的沖涮，楚文化，特別是它的物態面貌，逐漸被後人遺忘。加之先秦儒家治史的人，對楚文化抱漠視或鄙夷態度，記載甚少，或語焉不詳，致使楚國前期的歷史簡略得近乎空白,即或後期留下的資料也很少。“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等古籍雖有對楚的記述，但都經過儒家的熔煉、篩汰，打上了儒家的烙印，如重倫理，輕科技；貴義禮，賤貨殖；尚理性，少激情；務實際，拙玄想……而楚人所習的典籍文化如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木壽杌》等等,均已蕩然無存。這樣,楚人篳路藍縷八百年艱難跋涉的歷程，輝煌業績，高度文明以及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的姓名、生平都晦暗莫明,甚至於淹沒無聞。縱使後人成追憶，只是當時已茫然。如先秦古籍里，連大詩人屈原的名字都沒有,等到兩百多年後的司馬遷為他立傳時，很多關鍵性的材料已不甚瞭然，只好把“傳紀”寫成抒情散文式的東西。以致後世直到現代還有人懷疑歷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

秦末起義者多為楚人，漢王朝的建立，可算兌現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豪言，楚人從秦人手裡奪回了天下。但這時的楚文化已不可能全面復原了，它只不過與其他區域文化融合，共同組成帶有新質的彬彬之盛的漢文化。有人認為漢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漢文化一脈相承不可分割，這是今人的認知。就精神文化，特別是就文學藝術領域而言，這說法是有道理的。但就總體而言，楚文化的獨立體系已不復存在。武帝縱然愛騷，但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楚文化的某些個性融入到漢文化的某些共性中才得到延伸。漢文化里有較多楚文化的基因，但我們要了解、確認先秦楚文化的面貌和特徵，卻不能以漢證楚，必須以遺存作出實證。

兩漢研究和記載楚文化最寶貴、最權威的材料，自然是司馬遷《史記》的有關內容。但或因客觀條件所限，或因着眼點不同的關係，書中還沒能充分顯示出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當時楚國實有的文明高度，對楚的物質文明、技術手段展示不足。當然,這是不能苟求於司馬遷的,我們只能珍惜他已提供的東西, 不能責怪他還未為我們提供什麼。除《史記》而外， 劉向的《新序》、《說苑》、《列女傳》，韓嬰的《韓詩外傳》等書以及漢人其他著作,也記有一些楚人楚事，但都零星散落，很不系統，很不全面。

楚的精神文化能流傳後世，恐怕主要得力於屈宋創作的楚辭，它“不假良史之詞，不託飛馳之勢”而自傳於後。它是楚文化的重要載體和最高結晶，也是楚文明發展高度的標誌，對後世的影響乃或在三百篇以上。楚文化的生命力通過楚辭在漢代就頑強地表現出來了。有漢一代的文學正宗——漢賦，就是直接承接楚騷而興起。楚辭研究也是一種文化活動，自漢以降，歷代的楚辭文化研究出現過許多里程碑式的成果。如劉安的《離騷傳》、司馬遷的《屈原列傳》、王逸的《楚辭章句》、洪興祖的《楚辭補註》、朱熹的《楚辭集注》以及清人近人的眾多著論,蔚為大觀，已成一門楚辭學。不過就文學研究而言，自漢起至於近代,楚辭學還不算顯學，顯學仍然是詩經學，因楚辭不屬儒家經典。到了本世紀80年代，情況似有了變化，隨着楚文化研究熱的出現，楚辭學已取詩經的顯學地位而代之。只是傳統的楚辭研究,限在輯集、注釋、考訂、評論方面(這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工程)，自漢至近代一脈沿襲，少有拓新，不免視野偏窄，尤其缺乏從文化視角進行多維的、立體的、交叉的綜合比較研究，對楚辭的文化意蘊、文化信息發掘不夠。本世紀以來聞一多、郭沫若、魯迅三位大師才有所突破，視野漸開，80年代以來才有長足的長進，打通了楚辭學與文化學、美學的通道，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

漢以後楚文化研究多方面的成果，若按時代順序作番回顧的話,大致說來有：晉人習鑿齒的《耆舊傳》,這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楚志,較有價值。晉代還有張方的《楚國先賢傳》，盛弘之的《荊州記》、 羅含的《湘中記》、 庾雍的《湘洲記》及宗懍的《荊楚歲時記》。其後有唐人余知古的《渚宮舊事》、宋人盧藏的《楚錄》、路振的《楚青》及明人陳士元的《楚故略》、何遷的《全楚志》、高世泰的《三楚文獻錄》、陶晉換的《楚書》,廖道南的《楚紀》與周聖楷的《楚寶》等。追蹤考索，縱觀諸作的內容：或列人物，或敘政事,或記名勝,或定區域,或約論注,或記風俗。多屬輯撰、方志之類，社會影響未開,且多數已經失傳,現尚傳世的除習氏《耆舊傳》外，就只有盛氏的《荊州記》、宗氏的《荊楚歲時記》、余氏的《渚宮舊事》和周氏的《楚寶》等，也都流布未廣, 傳世較稀。 就中體大富贍的是周聖楷的《楚寶》，實為集成性的撰構，存目在欽定《四庫全書》史部紀傳類。它“載楚地、楚人、楚事,皆有論斷,不苟與昔人同。”(蔡道憲《楚寶原序》)全書以人物為主，記上下數千年全楚人物，如敘一家譜系，實為不易。

就上所列，可以見出歷朝楚文化研究，以晉人、明人兩代着力為多,實績頗著。但其共同缺憾是暗於楚的物質文化。清至近代楚文化研究雖未輟筆，有影響的專著、專論較少。

秦火之後,楚文化的輝煌成就，雖未能很好的保存承傳，但卻有不少深藏在地下。本世20—30年代,由地痞、劣紳、軍閥組成的盜墓隊，為帝國主義的冒險家打開了楚文化地下寶庫的大門，在我國安徽、湖南等地盜掘出土了一批器物，拋到了歐美市場，識貨的洋人如瑞典的工程師加爾白克，日本的梅原末治等辨認出是中國楚人創造的文化成果，發表研究文章,這樣，我們國內的愛國學仁“吃反銷糧”,才有機會從古器物方面認識楚文化,重視對楚文化的研究,但貧窮落後的舊中國,沒能為這種研究提供應有的條件,進展緩慢。1951年, 新中國剛剛誕生, 便開始了對楚文化的科學發掘，楚文化的考古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考古工作者先後在湘、鄂、豫、皖等地發掘了數以千計的中、小型楚墓，出土了大批令人嘆為觀止的珍貴文物。楚人創造的許多不見載於文獻的實屬當時世界第一流物質文明成果，得以昭彰於世，使人們的眼界大開。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對楚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對人類文化的貢獻作新的評估。
大冶古銅礦遺址的發現,隨縣曾侯乙墓大型編鐘的出土，江陵馬山楚墓絲綢寶庫的打開，“鄂君啟節”的現世，共同烘托出一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經濟發達、文化昌盛的泱泱大國。

從地下冒出來的楚文明，激勵和鼓舞了楚文化研究者和熱愛傳統文化的學仁，他們審視這些出土的古寶、拂去歷史的霧霾塵封，發現了一個超出文獻記載的新的文明楚國，見到了一種新的楚國文明,楚文化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東周楚墓年代學逐步建立，楚文化考古學特徵日益清楚。隨之楚青銅器年代學也就逐漸明晰起來。

80年代更是楚文化研究的黃金時代，進入綜合研究與專題深入的新階段。在改革開放大潮的裹挾下，出現了楚文化熱，且波及港台域外。1981年中國楚文化研究會誕生。南方湘、鄂、豫、皖諸省成立了相應的分會。中國屈原學會也於1985年在楚文化發祥地荊州古城隆重成立。一時間，大江南北，遼寧、天津、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都先後建立了屈原研究會。以“楚”命名的各種國內的和國際的學術研討會不斷召開，活躍空前。隨之，各種研究成果、專論、專著大批面世,如張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王光鎬的《楚文化源流新證》（武漢大學出版社）等都是拓荒性的著作。至於單篇論文則數近千計。研究領域在拓展，觀念方法在更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多角度的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局面，無論從深度或廣度上看，都比以往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長進。可以說楚文化研究是80年代中華大地上最持久最有生機的學科活動和文化活動之一，進入90年代，其高漲勢頭未減而有加，新的成果仍在源源不斷地在湧現。

縱使這樣，楚文化研究還有待深入和提高，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現今我們還不能說對楚文化的面貌、文明程度已經認識清楚。楚文化的許多問題，現尚籠罩在迷霧之中，就連一些起步性的問題，如“荊楚”名稱、楚文化界定、楚族源流、丹陽地望、楚人何時立國、楚文化的特徵、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也都還眾說紛紜,歧義旁出，懸無定論。種種疑案和問題，足可寫一部“楚文化志疑”來。而楚文化文獻史料散雜，也急需收集匯編；對現今的大量研究資料也需整理：或編出“主題摘要”或作“題解”或“制定論文資料索引”，或篩選出幾百萬字優秀專著和論文，出高水平的資料匯編或叢書。這些都是深入研究、寫出高質量論著的重要條件。否則不僅影響我們對已有成果的了解和評價，而且也妨礙着楚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如目前研究中存在一種論題重複，觀點雷同，材料陳舊，新見不多的弊病，是和不了解已經取得的成果有關的。如直到80年初楚文化考古已取得驚人成果,足可破除傳統的“中原中心論”了,但卻有人仍在作《古代黃河流域經濟文化為什麼比南方發達？》（《中國青年報》83年9月29日）這類命題就站不住腳的文章，宣傳“地理環境決定論”和“中原中心論”就是實例。

楚文化是光輝的，遭遇是不幸的，又是幸運的。楚文化研究正方興未艾、前途光明燦爛。但要做的工作很多，可開拓的領域還很廣很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