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東西方文化接觸和交流的時代。其時，隨着耶穌會士的東來，東西方在宗教傳播之外，火器技術也有了較為深入的交流。近代西洋火器東漸既是一種技術意義上的“工具”，也是與中國固有文化極不相同的一種文化。此時傳入的歐式火炮——中國人稱之為“紅夷大炮”，原只是歐人海外貿易浪潮下所帶來的一些火器實物，但隨着滿漢衝突以及晚明民變的持續擴大，雙方操作並仿鑄了大批量的紅夷大炮，這些火器就成了鼎革之際各個政權加強軍備競賽的重點項目，而炮學的相關知識與技術，也因緣際會地變成了近代東方大陸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的第一課。該火器的技術性能遠勝於中國的傳統火炮，在此時的國內外戰爭中得到了大規模的運用，其裝備的數量、在攻堅中的被重視程度以及火器的操縱理論與技術，越來越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明廷重臣徐光啟（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人懷着匡時濟世的雄心，竭力主張使用紅夷大炮以抵禦後金女真人的入侵。同時，耶穌會士也出於宣揚天主教的意圖，有意將火炮技術傳入中國。於是這種迫於現實需要與西人弘教願望的結合，促成了紅夷大炮在明末中國的廣泛流傳（註：顧衛民：《明末耶穌會士與西洋火炮流入中國》，《歷史教學問題》1992年第5期。）。令徐光啟等人意料不到的是，他們的軍事努力在明清兩朝的實際成效極其有限。

　　　　一、徐光啟對紅夷大炮的熱情及其實際成效

首先，徐光啟對歐洲近代火器理論已有明確認識。中國火藥、火器理論的形成在明後期，大抵不過是“陰陽五行化生”和“君臣佐使”學說。此理論散見於1556年戚繼光著的《紀效新書》、1597年趙士楨著的《神器譜》、1621年茅元儀著的《武備志》等書中，有對中國火器冶金、造銃的論述，火藥配方及製造的總結。這種樸素的火器理論，同歐洲新興的火器理論相比，表現出較多的神秘性與不徹底性。紅夷火炮的輸入，使得以徐光啟為代表的中國科技界視野大開，迫使他們開始轉向重視科學實驗，強調定性定量研究的新軌道。這種轉軌表現在徐光啟、李之藻的論兵奏疏，以及孫元化的《西法神機》等論著中，他們屢申新學之要義，對制器用器等許多問題的論述，都已不見舊說的痕跡（註：王兆春：《中國火器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頁。）。如徐光啟認識到：火器研製者要“明理識性、知數懂法”，才能造出精工堅利的紅夷大炮。這裡的“理”和“性”實際是指物質的結構機理和物理、化學特性，間或也有規律之意。為此他曾說，紅夷火器威力大的原因是“所以及遠命中者，為其物料真，製作巧，藥性猛，法度精也”。西洋“造台用銃，多有巧法，毫釐有差，關係甚大”，必須薦舉“深心巧思，精通理數者，信任專管，斟酌指授”，才能制出精良的火炮（註：徐光啟撰、今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10、288—291頁。）。他在1606至1607年間翻譯的《幾何原本》，則成了他其後制炮用炮的重要數學依據之一。

其次，徐光啟是西洋大炮輸入中國最積極的提倡者和組織者之一。明末之際，明王朝內憂外患，國事日非。1619年以後，明與後金進行了幾次大戰，明軍士氣低落，雖有後金軍所沒有的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但粗製濫造，且施放技術不嫻熟，故在八旗軍的衝擊面前往往敗北。其時在通州練兵的徐光啟一面上疏朝廷，奏稱造炮建台等抵抗八旗軍事進攻之策，如“西洋神器，既見其益，宜盡其用……臣竊見東事以來，可以克敵制勝者，獨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註：徐光啟撰、今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10、288—291頁。）；一面組織人員去葡萄牙殖民者所占據的中國澳門購炮。徐光啟選擇澳門為最佳購炮地點的原因：因為澳門當時所具備的條件使這種引進成為可能。從16世紀中葉起，中葡雙方就建立了一種概念比較模糊的和平相處關係。一方面，明政府已經逐漸習慣了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並把澳門的葡萄牙人當作傳統華夷觀統治秩序下的一個新的外夷藩屬。另一方面，葡萄牙人為了使之合法化，不僅在經濟上向中國交納每年2萬兩銀子的稅金和5百兩地租銀，而且在政治上不放過任何一個結好中國當局的機會，除對地方官進行不間斷的饋贈和賄賂外，還出動艦船幫助明政府鎮壓叛兵。另外，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軍事工業也比較發達，為了防止西班牙、荷蘭等殖民對手的侵奪，澳葡當局在澳門各處建有大小9座炮台外， 還建有被遠東的葡萄牙人稱為“世界上最好的鑄炮工廠”——卜加勞鑄炮廠。該炮廠製造了大量的各式銅鐵大炮，不僅能滿足澳門自身的防禦需要，還可以向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出售，使澳門成為遠東最著名的鑄炮基地。這就為中國引進紅夷大炮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註：李巨瀾：《澳門與明末引進西洋火器技術之關係述論》，《淮陰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第5期。）。鑑於此，徐光啟以天主教徒的身份，通過當時在澳門的傳教士，募購了80多門西洋大炮，從而拉開了紅夷大炮傳入中國的序幕。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十月，徐光啟委託李之藻、楊廷筠（1557—1626），由他們籌資，派學生張燾（？—1633）和孫學詩（保祿）去澳門，帶回了4門大炮和幾個葡籍炮師。但他們因故未能進京，技師返澳門，大炮由張燾自籌經費運至江西廣信地方，直到次年12月才運抵北京。明天啟元年（1621）三月，遼東戰局急劇惡化，為此，繼續購買西式火器的話題重又提上了議事日程。七月，明廷正式派張燾和孫學詩為欽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門聘請炮師和購買火炮，澳門當局因首次與北京通使，受寵若驚，馬上很賣力地在印度、馬尼拉、日本招募人員，組成了百人之師，欲同明軍一起北上抗擊後金軍，並將不久前繳獲的30門英國制式紅夷大炮中的一些賣給明欽差。二人很快購得了26門，並配有西人頭目7人，翻譯1人，服務人員16人及葡兵百人，在兩廣總督胡應台協助下啟程回國。

天啟三年四月，明欽差把購買的26尊紅夷大炮運抵北京，在京營中用葡人教演，但不久發生了膛炸傷人事件，明官員認為是不吉之兆，“遂斷其必有害而無利，立命返澳，毫無挽回餘地”（註：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國之史料》，《東方雜誌》40卷1號，第52—53頁。），將他們全部遣返澳門。但對西洋火器，明政府一方面派人學習制炮用炮技術，一方面將19門留守京城，其餘11門被兵部尚書董漢儒調往山海關，後又運至關外的寧遠城。隨後出任遼東經略的孫承宗（1563—1638）還將經過葡萄牙炮師訓練的明管炮官彭簪古調至寧遠，訓練明軍炮手。1626年發生的明與後金寧遠之戰，明軍利用紅夷大炮予後金軍以重創。此戰是後金髮動侵明戰爭以來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努爾哈赤本人對之郁忿成疾，8月後便死去。紅夷大炮從此聲名鵲起，激起了中國人購買和仿製的熱情。

崇禎元年（1628）七月，崇禎帝命兩廣大吏李逢節、王尊德轉託澳門葡萄牙商人購炮募兵。1629年2月，澳門葡人捐獻大炮10門，步槍數支，派葡將公沙的西勞（？—1632）為統領，耶穌會士陸若漢為通事，自廣州出發，帶領31名銃師、工匠和兼伴押炮北上。1629年11月，他們抵達涿州，時後金皇太極率軍包圍了北京城。他們不能直達北京，便留守涿州，參與抵禦後金軍的進犯。不久，後金軍移師東進，撤回關外。1630年正月，他們奉旨留4門大炮守涿州，其餘6門於2月進京，保護京城。崇禎帝命其置於都城要地，並賜名“神威大將軍”。徐光啟等人認為後金軍之所以未攻打涿州，是因為得知西洋大炮的到來。隨後崇禎帝命徐光啟為京城“總提協”，令澳門葡商留京製造、教演大炮。但由於製造火器費用較大，技術一時也難於精湛，因而進度無法達到崇禎帝所期望的那樣。

鑑於在京師製造西洋火炮進展緩慢，陸若漢等耶穌會士向崇禎帝疏請親自帶人去澳門購炮募兵。崇禎帝同意之，1630年6月派中書姜雲龍偕同前往。 陸若漢一行抵澳後，澳門葡人認為這是“千載難逢之機，亟願立功報效”，以保持“澳門以往所得之特典”（註：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國之史料》，《東方雜誌》40卷1號，第52—53頁。）。短短幾天內便招募了150名葡人，另加約200名隨從。由於當時澳門的總人口不過1萬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約1千人，故從這一遠征軍的人數即可窺知澳門當局對援明之事的積極態度，他們深盼能藉此良機與明政府建立較密切的關係。經過數月準備後，攜帶40門巨炮和部隊動身北上，但他們達到江西南昌時，被明廷又一次下令遣返澳門，僅有陸若漢等人允許護送軍械繼續北上。這次徵募出現反覆，是由於朝廷有了不同意見。禮科給事中盧兆龍連上四疏，力言不可讓葡兵躍馬揚刀，擁弓挾矢於京城；況目前廣東人已會造西洋火炮，用不着再請西人。崇禎帝採納，並將主管姜雲龍革職回籍，令巡按御史查明澳門澳人情形（註：林延清：《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頁。）。

以上便是明廷4次去澳門購募紅夷大炮的經過，進程極不順利。不過，明政府從1622年開始組織人員，對紅夷大炮進行批量化仿製。受徐光啟的影響，當時政府官員中，如兵部尚書崔景榮、兩廣總督王尊德、福建巡撫熊文燦等都曾積極主張仿製紅夷大炮，時間大多制於崇禎十年（1637年）之後的明垂危時期。仿製地點多集中於東南沿海，此與閩粵地區冠於全國的冶鐵業密不可分。如此仿製，使得至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間，仿製的大中小型紅夷大炮有400餘門，至1644年明朝滅亡時，已造出各類紅夷大炮1000餘門。

再次，徐光啟組建以裝備紅夷大炮為主的“火器營”並用於實戰。鑑於紅夷火炮在作戰中的巨大威力，崇禎三年（1630）徐光啟想組建一支用西洋火器裝備為主的火器營，以提高明軍的戰鬥力。這實質是想用紅夷大炮裝備和訓練士兵，使其成為明軍中最精良部隊。作為實施此項計劃的第一步，徐光啟對1630年5月出任登萊巡撫的孫元化寄予厚望，不遺餘力地支持其發展。因為登萊與遼東的後金軍僅一海之隔，時有戰事發生，是紅夷大炮實驗其性能的一個理想基地。其時，精通炮術的監軍王征，登萊副總兵張燾（前購炮者）等雲集在此。1630年7月，徐光啟又調在京教演火器的葡人公沙的西勞等到登洲（今蓬萊）。1631年4月，葡人陸若漢也從京攜帶火器來到該地。6月，又有一大批西式火器自廣東運到，並有隨隊造炮匠人和放炮教師53人。孫元化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率領的炮隊不僅裝備了直接從澳門引進的西洋大炮，而且當時還雇有公沙的西勞等幾十名葡萄牙炮手和制炮技師，直接傳授西式大炮的操縱點放之法。他們是中國戰爭史上最早被僱傭的西方軍事技術人員。

　　　　二、“吳橋兵變”與後金八旗軍火炮的後來居上

1631年8月初，後金皇太極率大軍進圍明駐關外要地大凌河， 孫元化派游擊孔有德部率軍增援。他們皆遼人，曾臨大敵，多謀敢戰。然而他們到吳橋時突然譁變，起因乃他們驕悍無法。他們的背叛，不但給明軍在登萊方向造成莫大的損失，而且使關外明軍處境更加惡化。被圍困在大凌河的祖大壽部明軍，於1631年10月敗走錦州。12月，遼人耿仲明在登州城為孔部內應，崇禎五年正月攻陷登州，孫元化、張燾被俘，負責教習火器的葡萄牙人中，12人在城陷時捐軀，15人重傷。孔部叛軍爾後在山東地區造成“殘破幾三百里，殺人盈十餘萬”的結果。叛軍先後將紅夷大炮20餘位和大將軍炮300餘位投入戰場，其擁有的大炮在裝填重6斤至10餘斤不等的鐵彈後，“一發五、六里”，“對城攻打，准如設的”，令“城垛盡傾，守垛者無處站立”。隨後，叛剿雙方在登萊一帶交戰18個月，雙方各倚紅夷大炮為攻守，出現了“百炮齊射，炮矢如雨”（註：毛荊石：《平叛記》，（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66頁。） 的局面。

1632年8月中旬，明關寧鐵騎祖大弼等部進關平叛，萊城之圍始解，這支關外鐵騎豐富的戰鬥經驗和其對火器的善用應是造成此捷的主要因素。1633年4月孔、耿二將率殘部男女13000多人（含士兵3600餘名）攜十數門紅夷大炮和眾多火器手投降後金。隨後崇禎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孫元化、張燾和王征等逃到北京，朝野指責其無能，孫、張二人被朱由檢處以大辟，王征被遣戍。對於愛徒愛將悲慘的結局，徐光啟感到非常傷痛，卻又無能為力。年已古稀的他其政治熱情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憂憤滿懷，轉而潛心於《大統歷》的修訂工作，於崇禎六年（1633）十月初七日（吳橋兵變的第二年）在北京的簡陋斗室里與世長辭。此時明廷內造炮人才枯竭，不得不求助於耶穌會士湯若望。崇禎帝命其在皇宮旁設立一鑄炮廠，到明朝滅亡前湯若望在京鑄造了520門紅夷大炮。

明廷4次向澳門葡人購置紅夷大炮，朝中有許多重臣極力反對和攻擊之，從而致明軍在雙方的火器競賽中處於下風。更有許多官員對徐光啟的工作大肆攻擊，指責他“一味迂腐”，不應“以詞臣而出典兵”，選拔兵士是騷動海內，練兵的目的“無非騙官盜餉之謀”，“以朝廷數萬之金錢，供一己逍遙之兒戲，越俎代庖其最小，而誤國欺君其罪大”（註：徐光啟撰、今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15—216頁。）。

1639—1642年，明清展開松錦大戰，雙方均使用了紅夷大炮，明軍在關內加緊造炮，清軍把紅夷大炮用於大規模的野戰和攻堅。明軍對清軍火炮的長足進展十分驚訝。如1639年明將樊成功口報：“達賊將松山25、26兩日狠攻，城中拾得打進炮子600餘個，俱重十餘斤，目下南牆所裝紅夷炮37門。”（註：方裕謹選輯：《兵部呈為高起潛題松山獲勝事本》，《歷史檔案》1981年第2期。） 可以說，1631年的大凌河戰役和1631—1632年的吳橋之變，大大改變了明與後金軍火器數量的對比，隨後在明清松錦大戰中，又失去了3683門火炮，包括16門紅夷大炮，火槍1519支。此後，明軍已無法以火器為長技，而後金軍不但擁有了大量火器，並能於1631年仿製紅夷火器。1643年，遼東巡撫黎玉田痛陳：“酋以大炮百位排設而擊，即鐵壁銅牆亦恐難保……以物力言，酋鑄百炮而有餘，我鑄十炮而無力，……奴之勢力往昔不當我中國一大縣，每臨陣猶勢相均力相敵也，迄於今而鑄炮造藥十倍於我之神器也”。（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乙編第5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493頁。） 《火攻挈要》的著者焦勖感嘆到：“彼（指清軍）之人壯馬潑，箭利弓強，既已勝我多矣，且近來火器又足與我相當……目前火器所貴西洋大銃，則敵不但有，而今且廣有矣。我雖先得是銃，奈素未多備！”（註：湯若望口授、焦勖撰：《火攻挈要》卷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頁。） 從軍力的對比來看，清軍的入關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後金八旗軍擅長騎射，並不會製造和使用火器。他們開始還不知道用鐵，箭鏃用鹿角等製成。他們用土特產從漢人和朝鮮人那裡換取鐵鏵等農具粉碎熔煉後，製成各種鐵兵器。1599年3月，建州女真炒鐵成功，這實質上是一種粗糙的煉鐵術。光陰似箭，20年一閃而過。1618年努而哈赤率八旗軍對明不宣而戰，此時明與後金在傳統冷兵器方面差距業已消失，包括明有識之士在內，各方輿論對女真人的堅甲利刃的飛躍發展無不嘆服。但是，天啟六年的寧遠之役，守城明軍的紅夷大炮鋒芒畢露，崇禎三年的灤州之役，明軍以紅夷大炮攻城亦立下大功，這幾次敗戰令皇太極對此種新式火器的威力有了深刻認識，迫切感到掌握先進火器技術的必要性，因而重用被俘的漢人工匠，試圖仿製西洋火器。此時碰巧的是，後金在天聰初年曾在遼東海邊發現一門銅炮可供仿製，此炮很可能就是金人所掌握的第一門西洋制大炮。後金國遂一舉跨越了“火炮俱樂部”的門檻，而紅夷大炮也自此成為降順漢人在後金國中謀發達的踏腳石（註：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

大體上可以說，後金從天聰二、三年開始造炮，四、五年開始用炮，到七年便組成相當規模的炮隊。如於天聰五年（1631）正月，佟養性組織一批漢人軍匠仿製成第一門紅夷大炮，賜名“天佑助威大將軍”。隨後，後金組建了一個新的兵種——烏真超哈，漢譯為重兵，即炮兵部隊。又新建漢軍旗，由佟養性統領。不久，這支部隊便在大凌河之戰中初露鋒芒。《清太宗實錄》卷10載：“至紅夷大炮，我國創製後攜載攻城自此始。若非用紅夷大炮擊攻，則於子章台必不易克，……以是久圍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創紅夷大將軍故也。自此，凡遇行軍，必攜紅夷大將軍炮。”天聰七年（1633）四月，明叛將孔、耿二人率兵民13000餘人浮海離開登州，遣書皇太極乞降：“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火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與明汗同心合力，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天下有誰敢與汗為敵乎？”（註：蕭一山：《清代通史》卷1，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45頁。） 完全以大量西洋火器裝備作為邀功進身的籌碼。皇太極力排群議，特出城十里迎接，表達其對這支明朝叛軍來歸的重視。1634年10月，明鎮守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也攜帶包括4門紅夷大炮在內的大量火器投降後金。由於孔、耿及尚叛軍的到來，和許多直接購自澳門葡萄牙的優質火炮，使得後金迅速跨越了引進紅夷火器技術的初始階段，短短數年之間，八旗軍的裝備水平和作戰能力大大提高。

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大清。隨後，皇太極對八旗軍進行了整編。早在1633年7月，就已將投降和俘獲的漢兵漢將編為漢軍炮隊；1637年7月，分漢軍為二旗；1639年6月，又增編漢軍為四旗；1642年6月，即松錦戰後，又分漢軍為八旗，共有兵力24500人，至此，漢軍八旗形成。精通火炮技術並主要裝備紅夷大炮的孔、耿、尚三部，成為清軍新的兵種——獨立的炮兵部隊，它隸屬於漢軍八旗。可以說，孔有德等部炮兵部隊，經搭配以滿人為主的八旗步騎兵後，在當時即形成一支幾乎無堅不摧的勁旅。崇德七年（1642），皇太極命漢八旗諸頭領率所部炮匠到錦州，利用明朝原有的制炮廠，鑄造“神威大將軍”紅夷大炮，1643年又派人赴錦州督造紅夷大炮，像這樣一批批地遣官造炮，說明當時的錦州已成為清軍火器的製造基地，直接掀起了清開國史上生產紅夷火器的第一次高潮，為清軍入關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物質基礎（註：韋慶遠：《清王朝的締建與紅夷大炮的轟鳴》，《中國文化》1990年第3期。）。

此時，明朝的財政日益窘困，只能靠部隊官員的捐資來鑄炮，如薊遼總督吳阿衡曾於崇禎十年捐造了至少54門的“西洋炮”，宣大總督盧象升等人於十一年所造的一批重500斤紅夷大炮， 以及遼東總兵吳三桂等人在十五年所鑄的一批“定遼大將軍”。此種狀況導致清崇德年間，清軍在關外每場戰役中所能動員的紅夷大炮均超過明軍，並已擁有攻城略地時所需的優勢火力。皇太極因此有意無意地將關外逐城圍打的戰役，變成其軍中滿、蒙、漢三民族以及步、騎、炮三兵種熟練彼此協同作戰的演習，演出一場又一場結果幾乎已可預知的“瓮中捉鱉”的遊戲。當時清軍的總兵力達20萬人，規模堪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強權分庭抗禮，其中漢人部隊約4萬人，擁有質量俱佳的紅夷大炮。入關前夕，已占領關外絕大部分土地的清朝，更已能綜合明人創穫的冶鑄技術以及歐人先進的火炮設計，鑄出35門世界最高品質之鐵心銅體的“神威大將軍”，從此掌握了在逐鹿中原時“孰與爭鋒”的火炮部隊（註：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