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抓“四人幫”內幕

原標題：1976年10月6日中國政治大地震
2006年10月26日 三聯生活周刊

1976年的中國，註定是不平靜的一年，從周恩來去世、“四五”運動到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澤東去世。10月6日，在中國政治的最中心發生的那場政治大地震，結束了不平常的1976年，也結束了不平常的10年。這是一個終點，卻也是另一個時代的起點。
　　記者◎李菁

　　不尋常的會議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
　　下午15點多，葉劍英就動身從玉泉山9號樓的住地來到辦公室所在地——軍事科學院2號樓，為晚上的政治局會議做準備，這讓辦公室主任王守江有些迷惑不解。“離20點的會還早着呢，葉帥為什麼這麼早就來參加會議了？”
　　關於這次會，王守江已經接到了中央辦公廳的通知:晚20點，在中南海懷仁堂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題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設計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葉帥提前一個小時到。看到這份通知時，王守江在心裡嘀咕了一下:平時開會，只要提前10分鐘到就可以了，這次為什麼要提前這麼多？但這一行的特殊紀律要求又讓他把種種疑惑壓在心裡。
　　像往常一樣，王守江把會議要討論的幾份文件準備好，裝進了葉劍英的公文包，又簡單匯報了一下。葉劍英只是點頭應着，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異於以往之處。工作人員讓葉劍英先在臥室里小憩一下，但葉劍英有點坐不住。“走吧，我去跟他們談一談。”他起身離開臥室，讓工作人員備車去中南海。
　　當馬錫金陪着葉劍英坐上紅旗車、離開2號院時，王守江習慣性地抬腕看了眼手錶:剛16點多一點。幾年前，馬錫金從中央警衛局調到軍委警衛局，擔任葉劍英的貼身警衛，起初大家都喊他“小馬”，又有一個姓馬的女護士加入後，他就被葉帥喊成了“馬頭”。在這個圈子裡，“馬頭”比他的真名——馬錫金要有名氣得多。作為葉帥的警衛，他的行蹤只有一個人——辦公室主任王守江知道。
　　馬錫金很早就接到指令:10月6日晚上有會，他和司機老趙都不能回家;葉帥又親自叮囑:開會期間，“馬頭”站在會議廳門口不能離開，老趙坐在車裡不要出去。時隔30年再回想這一幕，馬錫金說，“老帥從來沒有囑咐得這麼細”。
　　“紅旗”剛駛出軍事科學院不久，坐在後排的葉劍英說:“‘馬頭’，你看看，機場的飛機還都在嗎？”那時的北京，樹沒那麼多，樓也沒那麼高，從西山這裡放眼望去，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遠處西郊機場裡停的飛機。1、2、3……馬錫金一直數到了“18”，“飛機都在！”——馬錫金解釋說，當時西郊機場本來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時帶走了一架，後來機場自己出事故又損失了一架，就剩下了18架。葉劍英應了一聲，沒有說話。
　　1976年的北京，大街上幾乎沒有什麼車。車很快過了五棵松，一路向東急駛而去。過了一會兒，葉劍英又想起一個問題:“‘馬頭’，懷仁堂正廳有沒有後門？”對中南海很熟悉的馬錫金馬上回答:“有，前面有個大草坪還能停車，東邊還有一個門，平時毛主席都是從東門進來，進東側休息室。”葉劍英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快到軍事博物館時，葉劍英又開口了:“‘馬頭’，你看一下釣魚臺那邊有沒有‘紅旗’出來？”馬錫金知道，葉帥關心的是張春橋和王洪文的動靜，他們一直住在釣魚臺，他趕緊盯住釣魚臺方向的來車，還好什麼也沒看見。“我現在想起來，葉帥是擔心走漏了風聲，江青等人先動手，他們的全部計劃就打亂了。”
　　車行駛到六部口一帶，葉劍英又問:“‘馬頭’，你對中南海熟悉嗎？”馬錫金回答:“熟啊！”說話間，車已駛入中南海。葉劍英又問:“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麼變化嗎？”馬錫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時進進出出很多車的中南海今天顯得格外安靜，“奇怪，今天怎麼一輛車都沒有……”他嘀咕了一句。作為中央警衛局的一員，馬錫金還曾參加過抓捕王(力)、關(鋒)、戚(本禹)的行動，他在心裡一邊暗暗說了句“怎麼那麼像抓那三個人的那天？”一邊納悶葉帥今天為什麼有那麼多奇怪的問題。

　　1976年的葉劍英
　　心底的諸多疑問雖然沒有問出口，但無論王守江還是馬錫金，都有一種預感:今天將有非同尋常的事情發生。
　　葉劍英一直享有比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話說，無論在政府和軍隊，他都沒有自己的嫡系，但葉劍英的人緣較好，與許多老幹部都保持着良好的關係。比如陳毅，王守江回憶：“陳老總喜歡到葉帥這裡來講他出國的見聞，有時打電話來，說‘下個星期我要到你那裡吃狗肉’，葉帥就讓我們趕緊準備。”
　　但這樣的氣氛隨着“文革”的來臨而逐漸蕩然無存。“文革”一開始，葉家子女中，先是女兒葉向真和女婿劉詩昆被抓，後來兒子葉選平、葉選寧、女兒葉楚梅與女婿鄒家華都相繼被逮捕。1967年，被“上海幫”激怒的葉劍英一拍桌子將手拍得骨折——不過王守江糾正了一個細節:“很多文章想當然地寫成是右手骨折，他們不知道葉帥是‘左撇子’，是我帶葉帥去的醫院，骨折的那隻手肯定是左手。”
　　1976年2月2日，中央發出“一號文件”，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鄧小平則被停止主持中央領導工作，只管外事;葉劍英由於“身體原因”，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王守江回憶，從那時起，仍保留常委的葉劍英大多參加一些中央的會，而軍隊的事情則基本不再介入。
　　毛澤東的這項決定也使得陳錫聯與葉劍英的關係陷於微妙。10月14日，陳錫聯夫人王璇梅憶及此事時說，當時“陳錫聯奪了葉劍英的軍權”的傳言一度很盛。聽說葉劍英想退出北京到廣州居住，有一次陳錫聯還專門打電話:“葉帥你不能去廣州。”葉劍英聞之有些生氣:“你怕我搗鬼嗎？我如果想搗鬼的話在哪裡不能搗？”覺得自己被誤解的陳錫聯告訴夫人:“我留葉帥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裡能多留一票啊。”王璇梅感慨，那時在中央工作的環境實在太複雜了。
　　而在那時，被稱為“四人幫”的“文革派”，與老幹部之間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開。王守江回憶，那時身為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的張春橋分管海軍，但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根本不買張春橋的賬，兩三個月也不向他匯報。有一次張春橋開會批評海軍，批了一上午，肖勁光一聲不吭，葉劍英也不發表意見，到了中午散會，肖勁光徑直走到葉劍英面前，只跟他告別，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這讓一旁的張春橋很是尷尬。
　　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建議葉劍英參加一些中央的工作。於是，葉劍英又開始在公眾面前露面了。4月27日，他出席了慶祝民主柬埔寨國家獨立一周年的招待會。5月1日白天和晚上，分別參加了首都群眾慶祝勞動節的遊園活動和焰火晚會。5、6月間，葉劍英先後會見了巴基斯坦、法國、朝鮮等國家軍方來訪的領導人和其他貴賓。
　　重新進入權力中心的葉劍英，便成了許多老帥們扳倒“文革派”的期望。與葉劍英在黃埔軍校時期就結識的聶榮臻，特意從城內來到西山，與葉劍英相鄰而住，兩人頻繁交談。而肖勁光、粟裕、宋時輪、楊成武、蘇振華等軍隊的高級將領們，都先後來到葉劍英住處，長期建立起來的信任使他們直接在葉劍英面前表達他們對這四個“上海幫”的不滿。
　　據《葉劍英傳》記述，大多數時間，葉劍英是只聽不說。只是偶爾，他才會流露一點點內心的想法。有一次，以脾氣火暴、性情直爽著稱的王震來到西山，在談到“四人幫”時說:“我看，乾脆把他們幾個抓起來，問題不就解決了！”葉劍英沒有明確表態，他只是向王震做了一個手勢:伸出一隻手握成拳頭，豎起大拇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說現在毛澤東主席還在世，投鼠忌器，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時機還不成熟。
　　在“四人幫”倒台後，關於這一段歷史的描寫，大多有葉劍英與李先念在9月間數次頻繁而秘密會面的細節。但王守江與馬錫金謹慎地表示，他們能確切回憶葉、李之間的會面並不在9月而是4月。一天，葉帥辦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衛士打來的電話，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順路過來看葉帥。王守江和馬錫金回憶，葉劍英起初猶豫着是否見面，後來還是答應了。他讓下面的人抬了兩把椅子到院子裡，10分鐘左右，穿着風衣的李先念如約而來。王守江說，如那些正史與野史之描述，兩人見面後的確有過這樣一番對話——
　　葉劍英問:“什麼風把你吹過來了？”
　　李先念答:“無事不登三寶殿。”
　　或許是出于謹慎，葉劍英本來只想在院子裡接待李先念，但後來可能擔心失於禮節，還是把李先念從院子請到屋裡的小會客廳，10分鐘後李先念便告辭而去。兩人具體談了些什麼，王守江、馬錫金等人並不知曉。“但是沒有外面傳說的什麼寫了個小紙條，然後又燒掉的細節，因為我回來收拾時，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個煙灰缸是乾淨的。”馬錫金說。
　　從這年年初開始，葉劍英便讓下面工作人員每天坐車到天安門觀察形勢，下面人回來向他匯報，他從不表態，只是偶爾叮囑王守江注意具體觀察哪幾方面的情況。從葉劍英自始至終平靜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馬錫金這些在他身邊最親密的人也不知道，在79歲的葉劍英心裡，一個足以改變中國歷史的計劃已經形成。

　　“文革派”的垮台
　　17點多一點，葉劍英乘坐的紅旗車停在了中南海懷仁堂門口，馬錫金護着葉劍英下了車。平時來懷仁堂開會時，都是華國鋒的車停在左邊，葉劍英的停在右邊。而這一次車尚未停穩，便立即被門口的警衛人員調到他處。馬錫金準備扶着葉劍英上台階，也顧不上追問原因。
　　剛走上台階，中央警衛局的丁志友攔住了馬錫金:“隨員一律不得入內。”丁志友其實也是馬錫金以前的老上級，但今天顯得格外嚴厲。馬錫金一看從門口到會場還有200多米，便攙着葉帥執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緊緊跟在後面走了一大半。眼看着快到會議室門口，丁志友堅決拽住馬錫金不讓他進;但走在前面的葉帥又緊緊地拉着他往裡走，一拉一扯間，葉帥的公文包就從馬錫金的手裡滑落，掉在地上。而葉帥好像沒看見這一幕，也沒停下腳步，兀自往會堂里走。馬錫金趕緊借送公文包的機會，尾隨葉帥進了懷仁堂——他一直相信，足智多謀的葉帥是故意把公文包“留”給他，讓他有理由進到會議廳裡面。
　　很多細節都是馬錫金事後才知道的:當天的具體行動，都是汪東興親手布置的，執行抓捕任務的都來自中央警衛團的團職以上的幹部，汪東興都是一個一個地談，但他們彼此之間都不知道對方的任務。每個人站在什麼位置，怎麼抓，抓後放在哪裡，汪東興都一一考慮得很周到。
　　當馬錫金陪伴葉劍英到達懷仁堂正廳時，看見華國鋒與汪東興早就到達，他們同時站起來迎接葉帥。對於這一細節，馬錫金特地澄清:“後來很多文章里寫，是葉帥先到，起身迎接後來趕到的華國鋒，這是不準確的。”
　　葉帥坐下後，華國鋒招呼汪東興也坐下。汪東興卻反應很快地說:“今天是召集常委來開會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邊還有任務。”
　　當馬錫金老老實實地把公文包遞給葉劍英時，卻聽到汪東興、華國鋒說:“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馬錫金當時自然沒有領會出話中的深意，他只好退了出來，出門時碰到中央警衛局副局長、8341部隊政委武健華，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麼了？車也被調走，人也被趕了出來！”武健華看了他一眼，馬上說:“你的位置在裡面，進去吧！”——武健華是負責“裡面”的警衛工作的。
　　馬錫金回憶，懷仁堂的會議廳大概有200多平方米，中間是一張很長的條形桌，華國鋒朝南而坐，葉劍英正在他的對面。馬錫金與汪東興及其兩個警衛秘書、華國鋒的一個秘書、兩個警衛都躲在了屏風后面，幾分緊張又幾分不安地等待着。
　　第一個出現在中南海的人，是41歲的王洪文。按照武健華的回憶，負責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動小組組長李廣銀和隊員吳興祿、霍際龍、王志民。“因為王洪文年輕、有力氣，前兩個警衛沒摁住他，他往前踉蹌着沖了一下，後面又衝上來兩人將他摁住。”馬錫金說，“後來有小報上寫‘王洪文掙脫開，衝到華國鋒面前’完全不屬實，他的位置離華、葉他們還遠着呢。”
　　剛把王洪文從後門押走，張春橋就從前門走了進來。第二行動小組解決張春橋，組長是紀和富，張春橋沒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
　　張春橋在這一天還經歷了一個小插曲。
　　70年代，張春橋與有“歷史問題”的妻子文靜秘密離婚後，便委託徐景賢在上海為他再覓一個秘書。徐景賢起初並未領會張春橋的真實意圖，而向其介紹了幾個男性秘書，5月份，張春橋就給徐景賢送去一封“親啟”的“絕密”信，信中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不久，徐景賢果然為張春橋物色到了一位合適的人選。10月6日上午，徐景賢把“她”的檔案裝進標有“絕密”字樣的大信封，從上海派機要交通員乘飛機直送中央辦公廳。然而就在當晚，張春橋被捕。徐景賢后來說:“一幕我為張春橋‘找伴’的戲劇，剛剛開場，就落下了帷幕。”
　　懷仁堂里等來的第三個人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鬧市口附近，因為他並不是政治局常委，得有一個合適的理由讓他到懷仁堂來。馬錫金聽見華國鋒給他打電話:“今天討論‘毛選’五卷，大家意見很多，你對‘毛選’比較熟，張春橋同志建議讓你參加，你能不能馬上來一下？”
　　據說當時姚文元正在院子裡散步，正在發牢騷說華國鋒這麼長時間不開政治局會時，便接到要他開會的通知，因為走得匆忙，姚文元都沒來得及戴上一直不離頂的假髮。在懷仁堂東休息室就被第四行動小組組長滕和松等截住。姚文元大聲喊:“我是來開會的……”對姚文元的逮捕決定，是武健華宣布的，而前兩位都是華國鋒直接宣布的。
　　按時間順序，第四個目標是毛遠新。毛遠新在哈軍工畢業後，被周恩來派到遼寧，給時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做助手。據陳錫聯夫人王璇梅回憶，毛遠新初到遼寧時很低調，“不聲不響，工作也很認真”。1975年10月，新疆自治區成立20周年，中央派了一個代表團前往慶祝，陳錫聯是團長，因為毛遠新的父親毛澤民是在新疆犧牲的，墓地還在新疆，毛遠新也被中央確定加入了代表團參加慶祝活動。“我們從新疆回到了遼寧，他卻沒有馬上回來，一直留在北京，這是江青的意思，後來政治局專門討論毛遠新的工作安排，華國鋒也讓他回遼寧工作，但江青等不讓他回。”從此，毛遠新也上了江青等人的戰車。
　　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後來回憶，20點30分左右，他帶領着幾位警衛前往毛遠新住處。那時，毛遠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後院，跟江青住處很近。對中南海瞭如指掌的張耀祠，輕車熟路地找到了毛遠新的住處。到了毛遠新那裡，張耀祠宣布:根據中央的決定，對他實行“保護審查”——張耀祠特別強調，毛遠新與“四人幫”有所區別，不是“隔離審查”，並要他當場交出手槍。
　　毛遠新一聽，當即大聲說道:“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他拒絕交出手槍。張耀祠身後的警衛們立即上去，收繳了毛遠新的手槍，將其押走。
　　已經解決完三個主要人物的懷仁堂已是一片輕鬆氣氛，馬錫金聽到汪東興拿起電話，對電話那頭的人說:“這邊已經結束了，快點把她弄走算了！”他一下明白，最後、也是最特殊的一個目標便是江青。
　　“文革”中，江青長期住在釣魚臺，但在中南海萬字廊201號也有她的住處。毛澤東病重期間及去世這段時間，江青就暫居在中南海。
　　執行這一任務的也是張耀祠。當他帶着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走到江青住所時，江青剛吃過晚飯，正在沙發上閒坐。見張耀祠進來，點了點頭，依然端坐着。
　　“江青！”張耀祠一張口，江青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因為平時張耀祠都喊她“江青同志”，“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張耀祠後來說，“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這兩句話是他臨時加上去的，其餘內容全是汪東興向他布置任務時口授的原話。
　　據馬曉先回憶，在張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話的時候，江青坐在沙發里一動不動，沒有慌亂，好像並不意外，等張耀祠把話說完，她輕輕地說:“我沒聽清楚，你能不能再說一遍。”張耀祠就把剛說的話，重複了一遍。
　　江青聽完張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決定後，才站起身來。她從褲子口袋裡掏出鑰匙，放入一隻牛皮紙信封里，折好口，拿釘書器釘好，用鉛筆寫上“華國鋒同志親啟”，然後交給了張耀祠。江青很冷靜，上車之前還帶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風。
　　張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機備車，把江青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紅旗防彈車。張耀祠特地澄清:當時並沒有給江青戴手銬，也沒有用外界想象的“囚車”;而且在10月6日夜裡，江青也並非被“連夜押往秦城”，而是在中南海的一處地下室里度過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轉至秦城。江青並不知道，她的其他三位堅定的政治盟友都被押在中南海，只是關在不同的房間中。而這幾處關押地點，細心的華國鋒早在行動前就一一仔細探訪過。

　　共商大事
　　若干年後，葉劍英為這場行動做了這樣的概括:“抓‘四人幫’我們沒開過會，都是個別聯繫。只有我們三個人(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知道，沒有第四個人。”而華國鋒與汪東興，也在不同場合，表達過類似的意見。
　　據華國鋒自述，他與葉帥很早便比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號令時，把葉帥分散到長沙住了較長時間，我與他接觸比較多。1975年8月，葉帥接見梅縣地區縣委書記時，還叫我去參加了見面”。
　　華國鋒對葉劍英的信賴，無疑是促成此事的最基本的條件。另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是，毛澤東在去世幾個小時前曾示意叫葉劍英單獨進屋見面，但無奈當時毛澤東已說不出話來。外界紛紛揣測，毛的“召見”之舉有“託孤”之意，是想讓葉劍英照顧好自己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
　　但葉劍英對華國鋒並不十分了解。據軍事科學院《葉劍英傳》傳記撰寫組成員丁家琪的文章，在毛澤東去世前一兩個月左右，七八月間，葉劍英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澤東以後，回家途中，曾繞到北京東四史家胡同華國鋒住地，第一次登門拜訪了他。看到70多歲的葉帥親自來訪，華國鋒顯得由衷地高興。一番寒暄後，葉劍英說:“有的人要成立全國民兵指揮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裝。”此番話的目的是想試探華國鋒的態度。華國鋒不難領會葉劍英所言的“有的人”指的是王洪文他們，他表示對這種做法也不贊成。這一試探，讓葉劍英心中對華國鋒的態度多少有了一點兒底。據丁家琪撰文回憶，他在1996年月11月訪問汪東興時，汪東興這樣說:“葉帥與我和華國鋒談這個問題(注:指解決‘四人幫’問題)，一開始不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來，而是比較含蓄的，逐步試探。”“華國鋒對‘四人幫’問題，一開始態度不明朗，他的辦法就是不做聲。”
　　有“大內總管”之稱的汪東興和葉劍英在延安時期就很熟悉，後來葉帥的子女在見到汪東興時，提及這段經歷，汪東興說:“你爸爸考慮問題很周到，不愧為我們的‘參座’！”——曾任總參謀長的葉劍英在延安時期就被大家戲稱為“參座”。
　　汪東興在1996年接受採訪時說:“抓‘四人幫’的計劃，是很機密的。最後決策，就是華、葉、汪三個人商量，三個人知道，別人不知道。我們三個人還不是一起開會，葉帥對這一條把得很緊。他說，我們不能開會。你也不能到我那裡去，因為目標太大。還是我到你這裡來，你這個地方好，房子不顯眼(中南海南船塢)。”“葉帥在人民大會堂先同我談，然後同華國鋒談。同華國鋒談話後第三次又同我談，除了開政治局會議外，葉帥一共找我談了5次。”“我們兩人談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機，真是題目對題目。”
　　馬錫金回憶，那段時間，葉劍英去得最多的是到汪東興那裡。
　　9月29日左右，葉劍英又趕到汪東興那裡談了一個多小時。談話間，突然傳來消息，說江青要找汪東興這裡“理論”某事，葉劍英趕緊起身離開。葉劍英後來囑咐馬錫金:以後到汪東興那裡，進、出不能走同一個門。馬錫金依計行事，從這一次起，再去汪東興家，如果是從西門進的，出去時就要走東門，“葉帥考慮問題比較周全”。
　　有一次從汪東興那裡出來後，葉劍英問馬錫金:“汪東興的警衛怎麼樣？你打電話告訴汪，說，我對他的安全不放心！”馬錫金將原話轉告給汪東興。汪東興說:“是啊，有人要暗害我。”汪東興問馬錫金，手上是否還有子彈，經葉帥同意後，給了汪東興300發手槍子彈。一邊給汪東興子彈，馬錫金一邊抱怨，說以後不能給王洪文子彈，“給他多少他打多少，給50發子彈他幾天就用完了”。
　　按照華國鋒的回憶，他在毛澤東去世後的第二天就已經開始醞釀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曾向原吉林省省長張根生這樣介紹當時的情況:“我於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
　　9月下旬，華國鋒向來訪的葉劍英明確表示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耿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後來華國鋒同志告訴我，他請李先念同志去拜訪葉帥，商談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但是葉帥當時並未深談。隔天，葉帥親自來拜訪華國鋒，首先解釋了未與李先念深談的原因，然後兩人進行長談，詳細討論了對‘四人幫’及其主要爪牙實行隔離審查的時間和措施，還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員通報的步驟及接管重要新聞機構的人選。”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國慶節的活動安排問題，結果會上“四人幫”在毛遠新的工作安排問題上與其他委員發生爭執。會議開到最後，多數人都走了，只有“四人幫”對着華國鋒和汪東興，但華國鋒對“四人幫”的要求始終不表態。
　　此時，華、葉、汪三人的溝通更加頻繁。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們從不開會，總是個別交談，汪東興曾向葉劍英提出:“你年紀大了，還是由我來跑吧。”葉劍英說:“你住在中南海，目標大，容易暴露，還是由我來跑。”據王守江回憶，好幾次去史家胡同的華國鋒家，葉劍英都是從運煤的後門進來的。有時在中南海或人民大會堂開完會，葉劍英讓司機拉着他在附近轉了幾圈，再拐到華國鋒家。
　　國慶節晚上在天安門城樓開學習毛主席著作座談會，但葉劍英對參加會議的安全問題還是十分擔心。他幾次向汪東興了解當晚會議警衛工作情況，當得知城樓上的警衛是由汪親自掌握的中央警衛團的部隊擔任時，他才最後決定參加會議。
　　10月2日，葉劍英找到汪東興，提出不能再拖，要以快打慢。接着又馬不停蹄地造訪了華國鋒，希望儘快下手。當晚，汪東興也來到華國鋒在東交民巷的住地，決定製定具體執行措施。此後，三人分別進行相關部署。10月4日和5日，三人又分別見面，決定將國慶節後準備10天再動手的計劃提前到10月6日晚上實施。
　　其實，雖然決策的細節只有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知道，但是一些老同志已經對這場最終的對決方式有所感覺。老帥們經常出入葉劍英家，鄧穎超也在這一敏感時刻看望葉劍英。陳雲後來有文章回憶當時的情況:“我到葉帥那裡，見到鄧大姐談完話出來。葉帥首先給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談話記錄，其中有講黨內有幫派的字樣，然後問我怎麼辦？我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據王守江回憶，後來當葉劍英與華國鋒、汪東興醞釀對“四人幫”採取措施時，他決定再徵求一下陳雲的意見。他把王震叫來，讓王震到陳雲那裡徵求意見。
　　王震到了陳雲家裡，把葉劍英說的解決“四人幫”的辦法跟陳雲講了。陳雲經過反覆思考以後，讓王震轉告葉劍英:“看來，只有採取抓的辦法。不過，黨內鬥爭，只這一次，下不為例。”

　　玉泉山的不眠夜
　　“‘馬頭’！馬上回家開政治局會議！”中南海懷仁堂里，一場驚濤駭浪剛剛結束，馬錫金從葉帥的臉上能看出些微的興奮。聽到葉帥的指示，他一時有些錯愕:“回哪個家？”
　　“玉泉山！”葉帥回答。
　　“誰通知開會？”馬錫金又問了一句。
　　汪東興接過話來:“我來通知。”
　　馬錫金陪着葉劍英向車的方向走去，剛走兩步，葉帥又叮囑:“一定要帶好華國鋒 的車，別讓他丟了。”將葉劍英扶上車、坐好、關上車門後，馬錫金特地叮囑華國鋒的司機跟上。臨出懷仁堂西門時，他從反光鏡里看去，華國鋒的車已經穩穩地跟在後面。
　　上了車，葉劍英告訴馬錫金:“告訴王守江，立即通知開會！告訴孩子們立即上床睡覺！”
　　一會兒，葉劍英與華國鋒的車相繼到達。葉劍英讓華國鋒一起到自己的臥室休息，工作人員立即端上牛奶、豆漿，華國鋒一向對葉劍英尊敬有加，他對工作人員說:“先照顧好葉帥！”葉劍英則推辭着說:“先照顧好華國鋒同志。”
　　接到馬錫金的電話，王守江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趕緊離開軍科院2號樓，奔赴玉泉山9號樓，為這個特殊的政治局會議做準備。正躺在臥室休息的葉劍英見到王守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用手比劃了一下，說:“剛剛把他們抓起來了。”王守江一下子就領會了老帥的意思。用手勢傳遞意思，也是葉帥和手下人默契的交流方式。林彪出事第二天，葉劍英向王守江伸出第二個指頭，只三個字:“他跑了。”
　　玉泉山9號樓有一個小會議室，平時是葉帥打乒乓球、看電影的地方，突然要來這麼多中央高層，下面的工作人員一下子也手忙腳亂。有人說，乾脆在乒乓球檯上鋪層東西當會議桌吧，這個意見又馬上遭到否定。大家開始將乒乓球檯抬出，抬椅子，忙得滿身大汗，“那種木沙發很重的，大沙發4個人才抬得動”，工作人員為華國鋒、葉劍英準備了高靠背的椅子放在中間，第一圈是單人短沙發，第二圈是4人的長沙發，晚上22點50分左右，臨時會場算是有了個模樣。而那時，1976年北京深秋的夜晚，從玉泉山看下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已有車陸陸續續地朝玉泉山方向疾馳而來。
　　考慮到皮沙發有些涼，工作人員又四處找來毛巾被鋪在皮沙發上。馬錫金說，遺憾的是當時沒有留下照片作紀念，那些五顏六色的毛巾被，綠的、紫的——這麼舉足輕重的會議，現在想起來也有意思。
　　辦公室的人又想起一件事:“這麼多人，連夜開會，還要吃夜宵吧？”一旁汪東興的秘書卻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早就安排好了，大會堂那邊送包子、酸辣湯，護士、服務員也都一起過來。”馬錫金一下子想起，10月5日那天，中央警衛局負責玉泉山的李釗專門跑到玉泉山9號樓，問馬錫金:“你們需不需要什麼辦公用品？”馬錫金覺得這句話問得有些莫名其妙:“大過節的，也沒什麼人過來，需要什麼辦公用品？”聽了馬錫金的回答，未多說一言，扭頭就走。“我現在想起來，他一是來看一下這邊的情況，為第二天晚上的會做準備，另一層用意可能是想試探一下我們是否知道消息吧。”事隔30年回憶此事，大家也不由得不感慨，不愧在中央警衛局服務多年，汪東興的確心思縝密、考慮周到。
　　為安全起見，與會人員的車到了玉泉山之後，都停在另一個地方，然後步行一段距離到達9號樓。在會場還沒完全布置好時，紀登奎就先趕來了，隨後是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從一些細節來看，即便是李先念，也對這次活動並不掌握。葉帥的另一位秘書王文理回憶，當被通知連夜來開會的李先念到達玉泉山時，還以為是葉帥生了病，一進門便問:“怎麼這麼晚還開會？葉帥病得很重？”
　　在“四人幫”被抓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共15人。見開會的人都到齊了，工作人員請紀登奎、陳永貴等後面一排的人，坐到前面的空位上來，有人說:“不對啊，人沒到齊，還缺4個人哪！”馬錫金說:“已經齊了！”汪東興也說:“‘馬頭’說得對！到齊了！”一頭霧水的4個人猶猶豫豫地坐到了前面。
　　人坐齊後，華國鋒、葉劍英手挽着手，笑容滿面地走進會議室。華國鋒曾謙讓地表示讓葉劍英先發言，而葉劍英則說:“你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責無旁貸，你就主持開會吧！”
　　華國鋒在通報了今天晚上行動的情況後，高姿態地表示，希望由葉帥主持中央工作。葉劍英聽罷起來大聲說:“國鋒同志這個提議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歲了，且長期從事軍事工作，工作面窄。經過慎重考慮，我提議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他年齡比我小20多歲，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民主作風好，能團結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現在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認為他是比較合適的人選。這個擔子是不輕，我們大家可以協助。請大家考慮。”
　　最終，會議一致通過由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待召開中央全會時予以追認。
　　這次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從10月6日晚22時開到10月7日清晨4時多，歷時6個多小時順利結束。當天晚上，華國鋒住在5號樓;此後約半年時間，玉泉山成了中央一段特殊時期的辦公場所，直至一切恢復正常，中央領導們又回到中南海。

　　終點與起點
　　“四人幫”倒台之後，有一段時間，很多人曾要求葉劍英主持黨中央的工作，而葉劍英對此則一直保持難得的清醒。他多次說:“我是軍事幹部，搞軍事的，如果那樣做，豈不讓人說是宮廷政變！”1986年，89歲的葉劍英去世時，中共中央審定的悼詞中對他做了相當高的評價:“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同志相繼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在這個危急時刻，葉劍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據政治局多數同志的意見，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果斷地做出重大決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陰謀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歷時10年的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在這場鬥爭中，葉劍英同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職位有所變化，徵求一些老幹部的意見，據王守江回憶，在廣州的葉劍英看了這份意見，說了這樣一番話:“在抓‘四人幫’時，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如果我們三個人當中的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後果不堪設想。他們兩個是有功的，應該給予適當安排。”
　　“四人幫”粉碎後不久，葉劍英便安排鄧小平由城內搬到西山，在離葉劍英不遠的25號樓住下。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道:“有一天晚上，我們全家正在吃飯，葉帥的小兒子頭頭來了。他悄悄告訴我們，他是奉命來接我們家的‘老爺子’，去見他們家的‘老爺子’……葉帥是專程出來迎接鄧小平的，父親高聲喊道:‘老兄’，趕緊跑步向前。父親和葉帥兩人走到一起，熱烈而緊張地握手，長時間不放。……門緊緊地關着，他們談了很長、很長時間。”王守江回憶:“後來周啟才(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就傳達中央的指示，說是小平同志要住到西山，為了他今後的工作的方便，先給他一套文件，中央決定由你直接給他送。”此後給鄧小平送文件的工作就由王守江和機要秘書李俊山負責。
　　曾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吳德回憶:在李先念的提議下，李先念、陳錫聯還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鄧小平同志，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鄧小平見到我們非常高興，他對我們說:“很好啊(指粉碎‘四人幫’事)！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這種方式好，乾淨利索！”李先念講:“我們還要請你出來工作呢！”鄧小平同志風趣地說:“出來幹什麼？”李先念說:“起碼官復原職。”當時，鄧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過的房子裡，他還興致勃勃地請我們去看了為王洪文修的電影廳，鄧小平同志說:“看，這就是電影廳！”
　　經過葉劍英等多方面地做工作，終於克服阻力，於1978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復了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和軍委的領導職務。一場新的變革，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