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銳， 一個混入中共的投機分子！~ |
| 送交者: 鄧復辟 2006年12月03日09:00:5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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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在清理“三種人”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李銳在清理“三種人”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1983.09.06
去年十二月，中央發了65號文件。今年初，耀邦同志對清理“三種人”問題作了重要批示，指出“這個問題要繼續細心研究和加以指導，不要以為有了一個中央文件就把問題解決了，今年對這個問題要談一兩次。”根據這個批示精神，中組部部務會議研究決定，九月份分兩批召開各省、市、自治區清理“三種人”工作座談會，匯報交流清理“三種人”工作情況，討論解決在清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研究若干具體的政策界限，以便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發揚成績，克服缺點，按中央要求認真做好清理“三種人”的工作。 今天，我着重講三個問題： 一、清理“三種人”工作的基本情況。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的工作，雖然中央早部署，但由於對一些具體政策界限不明確，認識不一致，特別是一些領導同志對這項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大多數地區進展緩慢。中央55號文件下發後，引起了各級黨委和領導同志的重視。這個文件，對清理“三種人”工作的重要意義、政策界限、工作方針和具體措施，作了全面的論述和明確的規定，對清理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導和推動作用。有的同志講：55號文件使我們對清理工作做到了“四個清楚”，明確了“三個需要”。四個清楚是：對象清楚，政策清楚，目的清楚，方法清楚。三個需要是：清理“三種人”是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是全面識別幹部、正確使用幹部的需要；是選准選好接班人，實現新老幹部合作和交替的需要。中央領導同志一再講，這個問題不解決好，我們的老同志就睡不好覺。這充分說明，辦好這件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許多省、市、自治區黨委收到55號文件後，召開了專門會議，傳達、貫徹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清理“三種人”的工作，並以領導講話、發文件或會議紀要等形式，將55號文件精神傳達到縣級。東北三省、北京等省市，為加強對清理工作的研究、指導、督促和檢查，組織了專門力量從事這項工作，如黑龍江省就組織了幾千人專門抓清理“三種人”的工作，進展較快，效果較好。 通過這一段的工作，一些省、市、自治區不僅在各地各部門的領導班子中清出了一批“三種人”，確保了新領導班子的純潔性，還查清了一批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為機構改革、調整領導班子和選拔後備幹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清理“三種人”的工作，總的講，發展是健康的，但是進展卻是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相當一部分地區和單位不夠認真，不夠得力，一般號召多，具體落實少，有的地方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有的地方沒有組織專門力量抓這件事，對清理工作缺乏具體指導，心中無數；有的對“文化大革命”中犯錯誤的幹部的問題，沒有認真查證核實，該定性處理的沒有定性處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派性的干擾和影響較大，甚至存在着只清一派的現象。在這些地方，55號文件中指出的妨礙清理工作進行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同中央的要求差距很大。這種狀況，如不儘快糾正，清理工作勢必走過場，一些“三種人”就會隱蔽下來，留下隱患，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二、需要進一步解決的三個認識問題 要堅定而又慎重地搞好清理“三種人”的工作，關鍵在於領導幹部對清理“三種人”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有足夠的認識。中央領導同志多次提出，凡屬“三種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清理出去。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小平同志、陳雲同志、耀邦同志又一次提醒全黨同志要嚴重注意這個問題。我們有的領導同志對這項工作是很重視的，如北京市清理工作就抓得比較好，原因之一是段君毅同志親自過問，下面同志也抓得緊。但有些同志的思想認識比較遲鈍，決心不大，領導不力，行動遲緩。從各地反映的情況看，我們覺得主要有以下三個問題需要解決好。 第—個問題，清理“三種人”為什麼是重要而迫切的？有些同志口頭上贊成清理，實際上卻抱懷疑態度。他們認為，粉碎“四人幫”以後，經過揭批查和多歡調整領導班子，目前的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即使有個別人未清理，也成不了什麼氣候，因而對深入開展清理工作不夠積極，甚至採取敷衍的態度。 產生這種錯誤想法的原因，是對十年動亂造成的組織嚴重不純估計不足，對“三種人”的能量和危害性認識不足。誠然，經過揭批查和多次調整，領導班子是比較純潔了。但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在我們一些領導班子和某些要害部門裡，也確實還有“三種人”，遺留下來的問題還比較多。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委在貫徹學習中央55號文件精神時，組織力量認真調查了本市“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七起後果嚴重、群眾反映大的事件，取得了較大突破，從已查清的四起事件看，每起事件中都有“三種人”，初步認定的有十一人，其中有縣團級幹部二人，科級幹部三人。北京市有一個區委組織部副部長，是個當地土生土長的幹部，“文化大革命”中就在這個區上學，多年來無人反映他的問題，已被作為後備幹部培養。這次到他上過學的學校調查發現，因為他一直在台上，受害人對他的問題不敢講，通過做思想工作，被害人才解除了顧慮，扒開衣服，身上露出累累傷痕，揭發了那位副部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嚴重錯誤。去年，中央國家機關機構改革時，有個新提拔的年輕副部級幹部，提拔後才發現原來是某個單位的造反派頭頭，問題嚴重。他曾在給女朋友的信中說：“我要從夾縫裡鑽上去。”粉碎“四人幫”後，他果真通過關係，把他的文章登於“內參”，因此得到有關部門的欣賞，但他的問題很快被中央發現了。這些事實，有力地說明了清理“三種人”是完全必要的。 我們還應該看到，“三種人”人數雖少，但能量很大，他們多數是某一地區有影響的人物。十年動亂中，他們拉幫結派，聯繫很廣，滲透力強，煽動性大。螻蟻之穴，可以潰千里之堤。小平同志一再告誡我們，在這一點上，一定要頭腦清醒，不能想得大天真了。如果不提高警惕，即使是少數人，也可能給我們帶來無法預料的禍害。遇到一定的氣候，他們仍會左右當地的局勢。象去年揭露的河北省肥鄉縣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有嚴重問題的人，趁召開縣黨代會的機會，互相勾結，挑起派性，把黨代會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中，使堅持黨的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縣委書記落選，就是一個發人深思的例證。在一些省、市，有的“三種人”公然破壞清理工作，散布詆毀清理工作的言論，謾罵、攻擊、威脅搞清理工作的同志。有一個省的農業大學，有人匿名給負責清理工作的組織部長寫“規勸信”，說什麼“奉勸你不要辦壞事。不要害人，否則你將自食其果，還有—個省有這麼一個人，幫派思想嚴重，在這次機構改革中，利用一份反映當地派性嚴重情況的內部材料借題發揮。私自翻印散發，帶人衝擊新市委常委會，在群眾中影響極壞。這些事實說明，“三種人”是一種不安定的因素，是不可忽視的潛在危險，他們中的有些人可能“狗急跳牆”，我們要有足夠的估計，要提高警惕。 小平同志曾經指出：“我們怎麼能夠容忍那些一直緊跟林彪、‘四人幫’的‘造反派’以及繼承他們那一套的少數環頭頭，再來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不用說全國，就是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單位也不允許他們得逞。可是個別單位、個別地方，他們已經在猖狂地搗亂了，那裡的群眾，已經對這種狀況非常憤怒了。”並指出：“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亂不起來，林彪、‘四人幫’幫派體系的人，就是不聽黨的指揮，他們唯恐天下不亂。”同志們可以想想，“文化大革命”鬧了十年，把人們的思想都搞亂了，是非搞亂了，關係也搞亂了。特別是許多有野心的人，他們在十年內亂中撈到了好處，現在要把這些都翻過來，當然觸犯了他們的利益，他們怎麼會甘心罷休呢！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和領會小平同志這些重要的指示，堅決把“三種人”一個一個清理出來。北京市委要求，每個單位清理工作結束後，都要認真負責地向上級組織寫一個報告。我們認為，這個要求很好，每個地區和單位的負責人，都應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這裡究竟有沒有“三種人”？“三種人”有多少？都到哪裡去了？要以對黨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作出回答。對那些清理工作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地區和單位，更應該向他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原則問題，決不能含糊。 第二個問題，要不要區分“三種人”和非“三種人”，要不要給“三種人”作結論？一些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很模糊的，甚至持否定態度。他們只注意不讓在“文化大車命”中有問題的人進入領導班子，但對其中的“三種人”卻不想調查核實，不作結論，不作處理，只是一免了之，不願區分“三種人”和非“三種人”。結果，幹部被免職、撤職、降職、調職的面不小，但對真正的“三種人”的問題並沒有弄清楚，許多非“三種人”卻背上了包袱。這是當前一部分地方存在的主要偏向，也是清理“三種人”工作停滯不前的一個重要原因。山東有一個市的水利指揮部的副指揮，“文化大革命”中打過很多人，問題嚴重。對這樣的人，黨委卻不願清理，想等機構改革時調下來算了。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有怕麻煩、圖省事的；有不願得罪人、怕惹是非的；也有怕挑起派性、影響安定團結的。歸根到底，還是對清理“三種人”就是清除隱患這一重大意義很不理解。 中央55號文件規定：對“三種人”要作結論，同本人見面，連同本人意見一併歸入本人檔案。這樣做的必要性是：第一，可以進一步把問題查清、查實；第二，通過認真清查錯誤和罪行，可以使他們更好地得到教訓，有利於對他們的幫助和改造；第三，最重要的是使“三種人”無法再隱蔽，無空子可鑽，不留下後患。因此，對“三種人”一定要查清，現在麻煩一點，雖不能說一勞永逸，但至少可以放心一點。 最近我們學習《鄧小平文選》，看到小平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九七五年王洪文就曾說：十年後再看。我看，這個思想在有嚴重問題的人中帶有普遍性。小平同志又講：“現在也有十年後再看的問題。我們對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遠一點。”我們對“三種人”，不僅要看到他們現在可能帶來的危害，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老同志不在了或不能工作時，他們可能造成的危險。如果不把“三種人”和非“三種人”明確加以區分，他們將來就有重新上台的可能。現在就有些“三種人”公開向揭發人和搞清理工作的同志說什麼“我們後會有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清理‘三種人’多則五年、少見三年，非翻過來不可。”這正表明了“三種人”對日後捲土重來是抱有幻想的。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三種人”中，有些人善於偽裝自己，有一套吹吹拍拍、搞實用主義的本領，也有一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問題，就多次設法轉移工作單位，甚至更名換姓，隱蔽下來，而且他們有些人還具有文化、年齡的優勢，有可能被誤選為後備幹部加以培養，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比如原清華大學一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在“文化大革命”中編造誣陷劉少奇、王光美同志的材料，多次帶人揪斗部隊領導幹部，搶槍，指揮武鬥，造成嚴重損失。象這樣—個有嚴重問題的人，由於他善於鑽營，隱瞞了自己的問題，新單位不了解他的歷史，一再被提拔重用。直到中組部將群眾來信轉去後，有關單位派人進行調查，才對他作了免職處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不清醒地看到這一點，不把“三種人”清理出來，為圖一時省事而不認真區分“三種人”和非“三種人”，留下隱患，我們就會犯歷史性的錯誤。在這個關係重大的問題上，是絕不能掉以輕心，圖一時省事的。 第三個問題，是站在黨性的立場，還是帶着某種派性感情和情緒搞清理工作？這也是我們的一部分領導幹部至今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有些領導同志感念一保之恩，對保過自己的群眾組織或個人在感情上有偏袒，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總是不願意清理，而只在反對自己的一派中清理。55號文件下發後，有的領導同志對文件中所講的“區分是不是‘三種人’的根據，是犯錯誤的事實或罪行，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頭銜或者參加過哪一個組織”，不以為然。有的領導同志至今還在區分哪一派是“革命派”，說“三種人”只在那一派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領導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在這一地區工作的。他們看問題，往往同保我或反我相聯繫，以我劃線。這種想法和做法，不僅會保護“三種人”，而且還會重新挑起派性，釀成不安定因素。有一個省，過去由於主要領導幹部堅持這種看法，只在一派中搞清查、清理，使另一派中有嚴重問題的人被保護下來。直至中央直接過問，派出幾十人的工作，幫助他們認識了這個問題，作了檢查糾正。經調整領導班子以後，才打開局面，幾個月的時間，就從領導班子裡清出了一大批嚴重錯誤，包括有人命、有血債的人。這個省的情況比較特殊一些。但類似的派性作怪，如仍認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所謂一貫正確的一派，其中沒有什麼“三種人”，這種看法，在有些地方至今還是存在的。 有些人為什麼對派性這麼着迷？着迷到令人難以理解的程度？不僅僅年輕的有，老同志也有，“三八式”、“四八式”、“五八式”都有，甚至個別的“二八式”也有。依我看，這同中國社會長期殘存的封建思想影響有關，封建社會講宗族、講家法；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這個特定歷史時期結成的所謂“患難與共”、“生死之交”，現在則變成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這個問題，對清理工作干擾很大，是有的單位所以成為“死角”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說明要使清理工作順利進行，必須同派性進行堅決的鬥爭。 對“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兩派怎麼看？我們說，“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是錯的，而兩派組織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這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是“左”的路線的產物，不可能一派是絕對正確的，另一派是絕對錯誤的。當然，錯誤程度有不同，無論哪一派，大多數人都是好人，但也都有壞人，不存在哪一派代表了正確路線，哪一派代表了錯誤路線。因此，清理“三種人”絕不能只從一派中清理。有一個省的有些領導同志，多年來認為自己曾經支持過的一派一貫正確，在用人上很不公平，只清一派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嚴重錯誤的人。這次中央工作組去了，把問題捅開了，於是社會上出現一種輿論，反認為工作組挑起了派性，影響了安定團結。只從一派中清理，表面上看很安定，其實你那個安定是帶引號的，實際並不安定，也無法安定。到時候總會鬧起來的。 克服派性的干擾，關鍵是首先要在領導幹部中肅清派性的影響，己不正，焉能正人！只有領導幹部自己站在黨性原則的立場上，擺脫個人親疏、好惡和恩怨的束縛，才能去解決和排除群眾中的派性影響。 為了提高清理“三種人”工作的自覺性，各級領導幹部要反覆深入學習中央55號文件，學習小平同志、陳雲同志、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們關於清理“三種人”工作的講話，要把清理“三種人”工作提到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高度來認識，提到關係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和四化建設能否順利進行的高度來認識，任何不符合中央精神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必須迅速加以改變。 三、加強領導，深入調查研究和督促檢查。 一九八二年七月，耀邦同志曾經在一份批示中指出：“現在多數地方在調整領導班子、清理‘三種人’的問題上，一般號召的多，高談闊論的多，真正調查研究、核實材料、檢查督促，發現一個就解決一個，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地解決問題的地方太少。這種局面不能再聽之任之了。”還指出，清理“三種人”是一個政策性很強的問題，應該有人專心致志地予以研究，拿出辦法。 為了使清理“三種人”工作有領導，有步驟地穩步發展，真正達到黨中央的要求，對今後工作提出以下四點意見： 第一，要認真執行政策。 55號文件提出，清理“三種人”，“既要堅定，又要慎重”。所謂堅定，就是要把“三種人”一個不漏地清理出來；所謂慎重，就是要嚴格政策界限，認真區分“三種人”和非“三種人”。既要把真正的“三種人”清理出來，又不能把非“三種人”當作“三種人”對待。也不能把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不加區分地稱為“‘三種人’問題”，“‘三種人’性質錯誤”、“‘三種人’一類問題”、“疑似‘三種人’”和“近似‘三種人’”等。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認真研究如何貫徹55號文件中提出的“六個區別開來”。如何處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犯過嚴重錯誤，但中期或後期確已覺悟，游以實際行動改正了錯誤的幹部等政策性問題，要通過研究案例，典型調查，拿出意見，正確處理，不要馬虎從事。 對不是“三種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錯誤的幹部，應本着對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的原則辦理。在機構改革、調整領導班子和整頓基層組織中，要根據他們對錯誤的認識和改正情況，根據他們的德才條件，妥善安排。對一部分不是“三種人”，但犯有這樣那樣嚴重錯誤的，要將他們的問題寫實，記錄在案；或由本人寫檢查，存人檔案。認識改正不好，留在現在的領導崗位或要害部門不合適的，要加以調整，或暫不考慮進領導班子；需進行黨紀、政紀處理的，要給予適當的處分。 根據55文件的精神，為了真正達到清除隱患的目的，對被清理出領導班子的“三種人”，還要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認真做好思想教育和轉化工作。一方面要把他們的錯誤事實查清、查實，認真聽取本人意見，實事求是地作出結論；另一方面，黨組織要找他們談活，幫助他們正視自己的錯誤，認識自己在十年動亂中的所做所為，給黨、給自家和人民造成的嚴重後果，使其真正認識和改正錯誤，棄舊圖新，為國家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大家知道，溥儀、沈醉這樣的人我們都改造過來了，對“三種人”也應該相信能改造過來，不過難度很大就是了。有的人可能改造不過來，我們注意就是了，記錄在案，有案可查嘛。對他們的家屬要做好思想工作，對他們生活中的一些困難，要妥善解決。 第二，要切實搞好查證核實。 搞好查證核實是做好清理工作的一個關鍵環節，是執行政策的基礎，各級黨委必須認真抓緊抓好。在進行查證核實工作時，不少同志都遇到過困難，“查證問題難，同本人核實問題難”，有的問志甚至還受到諷刺打擊，這就需要我們具有高度的政治責任心，有敢於碰硬的精神，領導同志更要對做清理上作的同志予有力的支持。有一個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奪權，由普通工人成為地委書記、省委委員、黨的十屆和十一屆候補中委的頭面人物，對他的審查，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查閱了近四百萬字的資料，摘抄了48份材料，走訪了126人，取了198份旁證材料，同本人核對了十次，經過這樣的努力終於查清了事實，寫出了結論材料，並使本人對自己的問題有了認識，表示要下決心改正錯誤，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黑龍江省在解決查證難的問題上下了不少功夫，他們的體會是：克服思想阻力，解決查證難的問題；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重點人和事的調查上下功夫；堅持走群眾路線，不斷擴大調查線索，反覆進行查證核實；注意不斷提高調查人員的水平。實際上，清理“三種人”工作是民心所向，工作好不好開展，關鍵在領導幹部的決心大不大。領導決心大，群眾和廣大幹部就能解除顧慮，具體做這一工作的同志也就有信心、有決心去排難碰硬。 第三，要加強督促檢查。 耀邦同志四月二十九日在一份批示中指出：“一切問題只發規定號召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切實組織督促檢查。督促檢查這件事要作為今年轉變作風、扭轉風氣的一件大事來抓。”六月十八日又在一個材料上批示：“現在的問題，不是沒有方針政策，或者方針政策規定得不具體，而是缺乏檢查督促，一抓到底。”為為了防止清理工作走過場、出偏差，各級黨委要加強對清理工作的檢查和督促，不僅要聽取匯報，還要深入下去調查了解。對—些工作紮實的單位和部門，要總結經驗，及時推廣。對—些工作比較差的單位和部門，要分析情況，找出原因，幫助解決。在督促檢查中，要很好地研究那些容易使“三種人”隱蔽下來的條件，如派性掩護，班子不純或軟弱無力，領導幹部用人不問政治、官僚主義，缺乏扎紮實實的工作作風，草率收兵等等，切實地加以解決。對那些有意設置障礙，阻撓清理工作進行，保護和包庇“三種人”，使“三種人”得以隱蔽的幹部和領導同志，要嚴肅處理。 今年五月份，中組部干審局和東北三省負責清理工作的同志在長春開了個座談會，就如何檢查督促、如何衡量清理工作進行得好不好，提出了幾條要求。在這次會上，準備請大家進行討論修改，以便加強對清理工作的檢查和督促。 第四，要有一定的力量抓這項工作。 前一段的工作實踐證明，凡是有一定的專門力量抓清理工作的省、市、自治區，他們對清理對象底數清，發現問題及時，政策掌握得比較好。而在沒有專門力量抓這項工作的省、市、自治區，清理工作很難做到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在核實材料、定性處理時，往往由於難度大，造成久拖不決。有的省把清理工作分散到各部門去抓，產生了都抓又都不抓的現象。這種狀況不改變，就談不到層層負責、一級抓—級。為了從組織機構和人員安排上保證清理工作落到實處，各省、市、自治區都要有一定力量抓這項工作。各地退下來的老同志很多，而且還有五十多歲的，可以組織他們做清理“三種人”的工作。許多老同志有切身體會，有豐富經驗，是樂於做這項工作的。負責這項工作的同志，應該是不怕難，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不計較個人得失，敢于堅持黨性、堅持原則，敢於碰硬，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一定的政策水平。各級組織部門要抓總，切實加強對清理工作的組織領導和督促檢查。 再講一點，就是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在地方的直屬企、事業單位的清理工作的領導問題，即所謂條條塊塊問題。據了解，現在有一些部屬單位的清理工作搞得不夠好，55號文件規定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同地方要很好地配合，但實際沒有做到。有些條條管理的單位，地方拱不動，部里又沒人抓這件事。這一次要好好研究。解決一下，不要再互相推諉，以致成為“死角”了。 同志們，中央關於清理“三種人”的決策是全黨的一件大事，已經為廣大幹部、群眾所知曉。搞得好不好，不僅關繫着黨和國家的長給久安，而且影響着黨在群眾中崇高形象的鞏固和發展。這是各級黨委及其組織部門應盡的重大的歷史責任。我們堅信，有中央的正確領導，又有了前一段的實踐經驗，只要嚴格按照中央的方針、政策去辦，提高認識，努力作戰，態度堅決，步驟穩妥，就一定能夠卓有成效地做好清理“三種人”的工作，勝利完成這一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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