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外交部終身外大使談訪華和見到毛主席的難忘經歷
[ 生的偉大活的憋屈 ] 於2006-12-16 21:50:18 上帖 [ 發短信 ] [ 表狀 ]

　　南方網訊 中法建交之初就到過中國、見過毛澤東主席的法國人本來就不多；整整40年過去了，有過那樣經歷的更是寥寥無幾，克里斯蒂安·多馬勒便是其中一位。這位被法國政府授予“終身大使”榮譽稱號的人，對當代中國人來說是比較陌生的，但在老一輩外交官的眼中，他是中法關係發展的一位見證人。

　　記者兩次採訪，多馬勒都欣然赴約。在巴黎16區多馬勒鍾愛的一家中餐館，記者見到了這位已86歲的老人。1970年，多馬勒隨貝當古訪華，那時他是法國外交部負責雙邊經濟事務的官員。沒有想到，老人為了這次採訪，特意帶來了他保存的當年中國行日記。他一邊翻着厚厚的日記，一邊對記者娓娓談起他的幾次中國之行，他說這是他外交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採訪結束時，多馬勒邀請記者去他家裡看歷史照片，並遞給記者一疊稿紙，那是他以中國、毛澤東、法中友誼為主題寫的詩。他說：“我不以詩人自居，但我常有詩興。”多馬勒從戴高樂率先承認中國，到胡錦濤近日訪問法國，滿懷激情地講起他對歷史的見證和對今後中法關係的祝願。

　　首次訪問中國：高興

　　1970年，中法建交已六年，因種種原因，兩國交流並不多。7月7日，法國政府派出第一個部級代表團訪華，多馬勒是代表團成員之一。記者問，得知自己將要出訪中國，第一個想法是什麼？多馬勒像小孩一樣拍了拍桌子：“高興！”他父親也是外交官，他自己在中東長大，在歐洲許多大城市受過教育，進入外交領域後去過很多國家，但他始終心儀東方，最嚮往的是中國。52歲的時候終於有機會踏上那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第一次中國之旅歷時16天，多馬勒每天寫日記，詳細記錄行程與觀感。故宮、十三陵當然讓他震撼，但他更在意的是那裡的人們工作與生活的真實細節：抵達北京機場，他看到人人舉着“小紅書”熱烈歡迎法國朋友；在農村，精耕細作的良田讓他感嘆勤勞是中國人“永恆的元素”；應邀觀賞“革命芭蕾”，他似懂非懂；在延安，他嘆服毛澤東的威信、共產黨軍隊的團結……每一天都新奇，都引發思考，多馬勒在日記中最後寫道：“對任何成見都應該打個問號。更重要的是收集見聞、捕捉印象、記錄我的激情。”1973年、1978年和1988年，多馬勒又到中國三次，去過南京、上海、西安、香港等城市。每次旅行都有看不完的東西、講不完的故事。他打開珍貴的影集，指着泛黃的歷史照片，一張張給記者解釋當時的情形，說到開心之處他就哈哈大笑。年歲不饒人，記憶模糊處他又陷入沉思，有些細節他實在想不起來，最後乾脆把打印成冊的一大厚本日記遞給記者：“你們拿去吧！要故事，都在這裡面。”

　　最愛談的人：毛澤東

　　回顧1970年和1973年兩次訪華，多馬勒最愛談的是毛澤東，他說：“有幸見到偉人真容，這是我外交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事。”1970年7月13日下午5點，法國政府部級代表團在人民大會堂受到中國領導人接見，會談進行了1小時45分鐘，多馬勒負責記錄。他回憶說：“毛澤東高大魁梧，因年齡關係略微發胖。他的衣服很漂亮，是西方人以他名字命名的那種式樣，裁剪得體，灰藍色。他雙目炯炯，面帶微笑，自信又謙遜的神態讓人聯想到亞洲文化中的聖者形象。會談過程中，毛澤東精神狀態不錯，只有聲音暴露出他確已是位老人，但是沒有護士在他身旁，只有雪茄不離手。”多馬勒說，一談起“問題”，毛澤東就顯得高瞻遠矚，只縱論形勢，不談細節，偶爾涉及具體事件，他也是“辯證地看問題”，始終站在理論的高度。談話主題看似隨意，線索卻完全“抓在”毛澤東的手上。毛澤東說，中國絕不會首先使用原子彈，不會讓人民往戰爭的火坑裡跳。最讓多馬勒驚訝的是，當談話突然轉到“上帝”時，毛澤東所說的話顯示出他對基督教有驚人的了解和把握。

　　毛澤東在會談中15次提到戴高樂的名字，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多馬勒說：“如果對法國人而言毛澤東就是中國的形象，那對中國人而言戴高樂就是法國的形象。”

　　1973年9月，蓬皮杜總統訪華，多馬勒再次見到毛澤東。他注意到，與三年前相比，毛澤東顯出了明顯的老態，但是精神依舊很好。毛澤東會見蓬皮杜不是在人民大會堂，而是在中南海毛澤東的寓所。內容完全保密，多馬勒非常遺憾不能在場。他引用知情人透露的信息說，毛澤東以一貫高屋建瓴的風格與蓬皮杜談話。毛澤東還告訴蓬皮杜，他讀了戴高樂的回憶錄，特別提到戴高樂在其中寫到中國人是一個驕傲的民族。

　　他說，撇開所有時局的因素，法國承認中國，就是因為中國始終不容忽視地存在着；而對很多法國人來說，中國不可忽視地存在着，當年部分的原因就是毛澤東，因為“是毛澤東讓中國再次擁有了獨立、尊嚴和驕傲”。

　　中法關係前景：很好

　　多馬勒在訪華日記和接受記者採訪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頻頻提及戴高樂。但他不用“戴高樂”這三個字，他的稱呼是“將軍”或“領袖”，簡直不亞於偶像崇拜。他說，拿破崙在法國也算得上彪炳史冊，但惟有戴高樂是無可挑剔的領導人。他特別欣賞戴高樂對國家和人民的愛、對世界局勢的準確把握、對法國語言準確又巧妙的運用。他多次重複，戴高樂之於法國，不亞於毛澤東之於中國。當記者問他心目中誰是戰後法國最好的外交官，他一抬眉毛：“將軍。當然是將軍。”多馬勒說，戴高樂1959年1月當上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以他獨立自主的外交風格，與中國建交的想法應該是早在1963年行動之前就有了。法國議會在60年代初就成立了亞洲小組，專門研究與亞洲國家關係。但是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和法國國內的社會問題，戴高樂騰不出精力集中處理與中國建交的問題。直到1963年10月，前總理、法學教授埃德加·富爾才受戴高樂之託，前往北京和中國領導人作半官方試探會談。

　　富爾偕夫人旅遊亞洲，先到柬埔寨，由金邊到香港後，於1963年10月22日飛抵北京機場，在中國停留15天，與周恩來、陳毅會談六次，並秘密受到毛澤東、劉少奇的接見。幾輪談判之後，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時間11時，北京和巴黎同時公布了中法建交聯合公報。

　　多馬勒說，法國率先承認中國是出於冷戰時期國際鬥爭的需要，此言固然有理，但根本原因是戴高樂將軍深謀遠慮、對未來有準確的把握。他說：“一個大國、幾億人口確確實實地存在着。不承認它，而承認一個小小海島，這太荒謬了。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法國絕不可能這樣做。即便是戴高樂的前任們，給他們更多一點時間，他們也一定會承認北京政府。”法中建交之後，國內國際形勢也頗為複雜，戴高樂訪華夙願難償，毛澤東和戴高樂這兩位偉人不曾會晤，給這世界留下了永遠的遺憾。

　　在談到兩國關係的發展時，多馬勒似乎恢復了外交官身份。他鄭重地說，法中兩國都主張尊重各國的現實，都不喜歡國際舞台上有強權發號施令，法中關係的發展前景一定會是很好的。

　　多馬勒已退休多年，但身體還很硬朗，獨自一人生活，每天游泳、做操、讀書、思考、寫詩。他一直關注政治、外交和文化問題。他把自己最愛的中國哲理名言整理成冊，把自己讚美中國、法中友誼和毛澤東的詩篇送給記者，他說：“對我來說，‘中國’這兩個字，就意味着激情。”（編輯：祝乃娟）
簽名檔
　　亂國者先亂思想，賣國者先謀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