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
——中國近現代儒學反思的一個基點性錯誤
孫景壇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中國近現代儒學反思的基點。中國乃至世界理論界都把它當作一個千真萬確的學術信條，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學的著述中被廣泛徵引，近幾年中國理論界還對其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學術爭鳴。儘管爭鳴是百花齊放，但所有參加者都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間上作文章。應當指出，爭鳴對此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是有意義的，但他們都肯定漢武帝曾“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漢武帝從未採納過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更未真的有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際行動，有的只是“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漢初的政治、經濟以及思想鬥爭的實際情況不符，也與漢武帝以後的整個中國思想史不合。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學術謊言，是個歷史笑話，是儒學反思過程中最美麗、最誘人、最神奇的充滿玫瑰色彩的肥皂泡。中國近現代儒學反思以此為基點，真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空中樓閣，難怪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至今，反思不出有價值的東西呢！下面筆者就想談談對這個問題的新看法，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史實不符

歷史上一直反覆宣傳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指的是從武帝元年開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幾次大的思想鬥爭或學術鬥爭。這一鬥爭的全過程是怎樣呢？我們只要看一下當時司馬遷的《史記》和後來班固的《漢書·武帝紀》即可一目了然：

先看《漢書·武帝紀》：武帝元年，“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七月……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

對此，《史記》之《孝武本紀》明確記載道：武帝元年，“而上（指武帝——引者）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儒林列傳》補充說：“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韂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這裡有兩次大的思想鬥爭：一是罷“申商韓蘇張”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衛綰；二是“議立明堂”，其參加者有趙綰、王臧、申公、竇嬰、田蚡，反對者是竇太皇太后。第一次進行得較順利，第二次則遭受了慘重的失敗。王、趙被殺，申、竇、田免官。不過，經過這番較量，儒學反更深入人心了。

《漢書·武帝紀》又說：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竇太皇太后——引者）崩。”《史記·儒林列傳》載：“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漢書·儒林傳》所載與《史記》大致相同。

這次鬥爭儒家大獲全勝，前提是崇信黃老的竇太皇太后崩，其中心人物是田蚡。

田蚡在學術上無作為，但確是武帝初期一個極有建樹的政治家。《史記·魏其、武安列傳》說：“武安侯田蚡者……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強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武安。”可見，田蚡是武帝初期的實權人物，也是儒者出身，一直是尊儒活動的支持者和參加者，而且是最後完成人。

董仲舒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據《漢書·武帝紀》載：武帝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正是在這次詔賢良的對策中，他才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但遲于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沒參與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動。因此，不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後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田蚡和漢武帝“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時所延的一個所謂的儒者。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新鮮，不過是步田蚡後塵，鸚鵡學舌，沽名釣譽而已。

所以，說漢武帝“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採納的是他的建議，這在歷史上毫無事實依據。

二、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謊言之由來

既然漢武帝從未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麼這一學術謊言是怎麼產生的呢？

應當指出，這一謊言在西漢時期並不存在。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絕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終都肯定是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整個西漢人亦未有此說。這一謊言的始作俑者是東漢史學家班固，他在《漢書·董仲舒傳》的結尾處有這樣一段話：“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班固這段話很值得研究，它既背離了《史記》，也背離了其《漢書》的《武帝紀》和《儒林傳》。在此問題上，我們對史料取捨的基準應是：一、《史記》與《漢書》有矛盾時，應以《史記》為準。因為司馬遷與董仲舒是同一時代的人，他們同朝為官，不可能有誤；二、《漢書》的《武帝紀》、《儒林傳》與《董仲舒傳》有矛盾時，應以《武帝紀》與《儒林傳》為準。因為帝王的活動當時就有史官予以逐年逐月逐日的記載，大的思想或學術事件亦是如此，錯誤是極少的；三、除非有其他大量的旁證，說明《史記》以及《漢書》的《武帝紀》、《儒林傳》錯了，否則不能成立，而這樣的旁證一個都沒有。相反，對《董仲舒傳》的不利的證據倒相當多。因此，班固的這段話不可信，亦不為後人注意，唐代韓愈寫《原道》時，根本未將董仲舒列為漢代重要的儒學傳人。

董仲舒的時來運轉是到了宋代。正是在宋代，“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謊言才被正式泡製出籠，而其泡製者則是當時大名鼎鼎的史學家司馬光！請看其史學名著《資治通鑑》之《漢紀》：

武帝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向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武帝二年：“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奸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

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武帝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司馬光還有一首讚頌董仲舒小詩：“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優。”（1）

這是一個多麼完美精緻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神話啊！司馬光在這裡玩弄的是“打時間差”的詭計，即把董仲舒在武帝七年賢良對策的時間提到了武帝元年。他清楚：在漢武帝七年以後，思想界風平浪靜，既找不到武帝真採納此建議的證據，也找不到武帝採納後的任何舉措，因此最聰明的辦法是將其時間往前提。同時，司馬光又從歷史上輕輕抹去了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等事實；進而又抹去了武帝七年，“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的另一事實。似乎武帝元年“衛綰奏請罷申商韓蘇張”、武帝二年“王臧、趙綰等議立明堂”、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 武帝七年的“舉孝廉”和“《五經》策問”均與董仲舒有關，都是漢武帝採納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結果。這如果作為歷史演義，自然無可厚非；若是作為真實的史論，則錯謬百出。

首先，對司馬光把董仲舒對策時間的提前，胡三省在《資治通鑑》的注中早就提出了疑疑，並說：“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當今董學研究權威周桂鈿先生也證明：“王先謙《漢書補註》說：‘仲舒對策有“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之語，《西南夷傳》：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奧後，次年即為元光元年’。以此斷定董仲舒對策、任江都相不在建元元年，而在元光元年。”（2）

第二，武帝七年的詔賢良與元年的舉文學賢良不同，前者對策的內容為《五經》，後者為各種理論——百家。類似元年的舉文賢良，早在武帝之前，漢代就多次搞過，學者可根據皇帝出的題目，隨便用自己所學的理論來回答，不管是哪家學說，只要皇帝滿意，即被錄取。《五經》對策，則必須以五種經學內容為理論根據來回答皇帝的提問，用其他理論回答均不對。前引《漢書·武帝紀》明載：武帝五年才“置《五經》博士”，未置《五經》博士，怎麼會有《五經》策問。未有《五經》策問，何來董仲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所以，他對策的時間最早應在武帝七年。

第三，如果漢武帝在建元元年就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為什麼還要“衛綰來罷申商韓蘇張之言”和由“王臧、趙綰等來議立明堂”呢？特別是，在“議立明堂”的過程中，王、趙身亡，其師申公放歸，竇嬰、田蚡還被罷官。要知道，此時漢代崇信黃老的竇太皇太后還健在，董仲舒若真敢在建元元年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恐怕早就沒命了，或者當時被殺的就不是王、趙，而是董仲舒了。所以，董仲舒的建議只有在武帝七年即竇太皇太后死後提出，才合乎實情。

第四，司馬光在這裡還有個關鍵性的疏漏，就是漢初“黃老”是正統思想，可“黃老”是什麼時間和怎樣被“絀”的？卻沒有交代。在他那裡，僅有“罷申韓蘇張之言”和“置《五經》博士”兩事，是不是僅有這兩件事就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呢？恐怕不能。“申韓蘇張之言”當時不是正統思想，罷了它對尊儒不起什麼作用；“置《五經》博士”時竇太皇太后還活着，並且也未同時“絀黃老”，“絀黃老”非要等她死後不可。竇太皇太后是在武帝六年死的。前引《漢書》、《史記》的《儒林（列）傳》均載“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的是田蚡，可司馬光對此卻避而談。事實上，他是怕說出來漏了馬腳，若不“絀抑黃老”，儒術怎能“獨尊”！

由此可見，把董仲舒對策的時間提到武帝元年是站不住腳的。董仲舒對策不是武帝“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的起因，而只是其結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能相信司馬遷，不能相信司馬光。司馬遷不僅與董仲舒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而且是一個正直無邪的史學家；而司馬光不僅跟董仲舒的時代相隔久遠，而且是中國古代政治史學的祖師爺，他的《資治通鑑》便是其史學為政治服務的傑作。《資治通鑑》的基本原則是“謹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學的思想先驅，司馬光當然要為他“謹名分”給董仲舒“謹名分”的最好辦法，莫如移花接木，偽造“漢武帝採納他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這便是這一學術謊言的成因。

三、漢武帝根本就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只是“絀抑黃老，崇尚儒學”

應當說，當前理論界對董仲舒對策的時間不是沒搞清楚，如周桂鈿先生早已考證出其為武帝七年，而不是元年，可是在拿不出任何新證據的情況下，如證明漢武帝在聽取了董仲舒的建議後，即元光元年後，在思想領域對百家展開了大規模的圍剿，並同時將儒學絕對化的情況下；但卻堅持認為漢武帝曾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3） 又如《中國古代儒學史》的作者趙吉惠先生等，也已發現司馬光的說法與正史《漢書·武帝紀》不合，可是在不作任何考證的情況下，卻仍然迷信司馬光（更置司馬遷於不顧）的謊言是對的；（4）還有王葆先生，他也一方面看到了司馬光的說法站不住腳，但另一方面卻又到漢成帝那裡去圓“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黃梁夢。（5）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幾乎成了巫師的咒語，誰只要一沾上它，任何天才的學者都象中了邪一樣，怎樣也擺脫不掉。

為什麼這一謊言如此有魔力？原因很簡單，就是理論界一直未能跨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障礙。事實上，漢武帝根本就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的只是“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西漢初期的政治、經濟和思想鬥爭根本就用不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自宋代以來對漢武帝“絀抑黃老，崇尚儒學”的一種曲解。

我們知道，西漢初期在政治體制上，吸取了秦亡的教訓，原則上恢復了分封制，先是分封異姓王，後來由於異姓王的叛亂，又改封同姓王；經濟政策是“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思想上“崇尚黃老”，“無為而治”。據《史記·曹相國世家》載：漢初“崇尚黃老”的發明人是曹參，他相齊時即以黃老思想來治理。後肖何死，參代何為相，便把這種政治帶進了中央朝廷，“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又《史記·外戚世家》載：後來，特別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應當指出，漢初這些政治、經濟與思想舉措都是對的，它不僅有利於醫治長期戰亂給人民心靈造成的創傷，也有利於社會安定，經濟復甦，文化繁榮，使新生的漢政權獲得了鞏固與發展。漢初的“文景之治”實質就是“黃老之治”。但是，《史記·平準書》說：隨着“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因此，好景不長，西漢政權很快又陷入了政治危機之中。特別是在景帝時期，這種危機終於釀成“吳、楚七國之亂”。西漢初期的政治危機，給思想界提出的反思是：“七國之亂”是否是黃老“無為而治”的惡果？黃老是否能繼續作為漢代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用什麼思想取代黃老更好？一時間各派理論都躍躍欲試。

當時對黃老批評最激烈的有兩派學說：一是“申商韓”等學說，另一是儒家學說，僅以《史記》為例，即可見其大略：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賈生、晁錯明申、商。”賈誼、晁錯是漢初申、商、韓思想的代表，他們與黃老的鬥爭主要在分封問題上。如《屈原賈生列傳》說：“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袁盎晁錯列傳》）說：錯“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嘩疾晁錯。”最後，賈誼被流放，晁錯被腰斬於市。但是當時持“申商韓”等學說者還大有人在，他們公開批評景帝不應誅晁錯，景帝也不得不說“朕亦悔之”。然而，“申商韓”等學說亡秦的教訓太深刻了，漢代統治者不能不引以為戒，他們怎麼也不敢再將其作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到了武帝元年，終於在丞相衛綰的建議下，將其正式罷棄。

儒家是黃老的又一勁敵。儒家雖在秦代遭“焚書坑儒”的打擊，但在漢初恢復得卻很快，早在劉邦打天下時，據《酈後陸賈列傳》）說：“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臱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又說：叔孫通還以儒家禮制思想為劉邦“起朝儀”，“ 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髃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後群臣按“朝儀”飲酒，“無敢讙嘩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文帝時，賈誼為總結秦亡的教訓所寫的《過秦論》，用的亦是儒家思想。

儒家與黃老的鬥爭，在景帝時就已趨激烈，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轅固生。如《史記·儒林列傳》載：“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正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儒家與黃老的鬥爭，至武帝初期達到了白熱化。趙綰、王臧“議立明堂”以朝諸侯，就是想用儒家的“禮治”來取代黃老的“無為而治”，結果遭到了竇太皇太后的殘酷鎮壓。武帝五年的“置《五經》博士”是儒學的復起；武帝六年竇太皇太后死，田蚡的“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是儒家的徹底勝利，武帝七年的“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則是這一勝利的直接碩果。

不過，這裡有幾個問題要特別注意：第一，武帝元年的“罷申商韓蘇張之言”與六年的“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不能同日而語。過去理論界一直將其合起來作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證據，這是錯誤的。因為二者的性質不同。“罷申商韓蘇張之言”乃是黃老所為，不是儒家干的，其性質為黃老與“申商韓”等思想的鬥爭，“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才是儒家所為，其性質為儒學與黃老的鬥爭。“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含義或前提，是百家都要由儒家來罷，既然罷“申商韓”等學說與儒家無關，怎能將其作為儒家“罷黜百家”的證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