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杭的衰落：“蘇杭出美女”為何名不副實

“蘇杭”如今難覓美女

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自古蘇杭出美女”。據說，這句話開始於宋代。清代乾隆三下江南玩弄婦女，可見蘇杭美女多並非虛傳。

我和許多同學朋友聊天，大家總感到我們的老祖宗真沒眼光，因為他們告訴兒孫們說“蘇杭出美女”，但那是前人留下的最大騙局。記得小時和同學朋友過江浙蘇杭，總是用那刀刻般的眼光尋找蘇杭美女，但總是很失望地歸來，總感到在家鄉還能見美女，在蘇杭還真是難得一見美女。只是為什麼老祖宗們要說蘇杭出美女呢？蘇杭是江南水鄉，我家鄉也是江南水鄉啊。

蘇杭的衰落：兩個城市與一個時代

清軍進犯太平天國對江南的浩劫性破壞，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江南傳統的中心城市——蘇州和杭州的衰落了。

蘇州，位於太湖流域下游，處江、湖、海之間，枕江倚湖，兼有江湖之利，陸海之饒，隋唐時就已是東南巨郡都會，至宋、明、清時期，蘇州經濟繁榮，民殷物阜，科甲鼎盛，人文薈萃，被譽為“科甲之鄉”、“東南財賦之區”，不僅成為中國最美麗、富庶、繁華的地方，而且是主導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謂“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蘇州經濟上的富庶與繁華，文化上的精緻與優雅，使它成為江南地區當之無愧的中心城市。因此，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又常常成為全國視線聚焦的地方，即使是乾隆皇帝也無法抗拒它的富庶與繁華、精緻與優雅組合而成的奇特魔力，面對江南的這種魔力，他的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酸酸的。他既為江南所吸引，數度南巡，又覺得江南有一些他無法認同的東西，不失時機地刻意予以貶抑。乾隆皇帝的這種心理，哈佛大學的孔飛力教授在《叫魂》一書中有一段極精彩的刻畫：

既恐懼又不信任，既讚嘆不已又滿懷妒忌，這便是滿人對於江南的看法。在這個“魚米之鄉”，繁榮興旺的農業與勃勃發展的商業造就了優雅的氣質和學術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糧食供應，是經過大運河從江南運來的。因此，幾百年來，帝國的統治者們便發現，他們需要不斷地同江南上層人士爭奪那裡多餘的糧食。同樣令北京統治者感到頭疼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對於踞傲不遜的上層學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學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並不僅僅是在科舉考試中占有一席之地或獲得高官厚祿。如果有什麼人能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對這個久已存在的江南問題，在處理這種愛恨交織的關係時，弘曆（即乾隆皇帝）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凡是滿族人眼裡最具漢人特徵的東西均以江南文化為中心：這裡的文化最奢侈，最學究氣，也最講究藝術品味，但從滿人古板嚴謹的觀點來看，這裡的文化也最腐敗。正因為江南文化有着種種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對滿人的價值觀念——那種弘曆喜歡想象的價值觀念——構成了威脅。如果滿人在中國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話，那麼，正是江南文化對他們造成了最大的損害。（註：孔飛力著，陳兼、劉昶譯：《叫魂》，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94頁。）

在北京統治者對江南的矛盾心理和曖昧態度背後，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在社會經濟和人文傳統方面所具有的超強的輻射能力，這種輻射能力是任何一個其他區域所無法比擬和匹敵的。明清時期的蘇州，以及以蘇州為中心城市的江南代表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的極致。

作為“天下四聚”之一，蘇州的富庶與繁華，對於農民造反者來說，當然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誘惑力。當他們以席捲之勢攻克武昌後做出沿江東下的戰略決策的時候，內心裡想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江南的財富了，所謂“三江財富尤賊（指太平軍）所覬覦”。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江南便成了攻防易守的戰區。 1860年5月，太平軍決定東征蘇州、上海，由李秀成統帥數萬大軍。於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區亦淪為戰區，到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兵鋒所至，官紳、商人和地主紛紛攜着逃跑。蘇州是當時江蘇省的省城，由巡撫徐有壬負責城防，對抗李秀成軍。徐有壬和總兵馬德昭出於城防的需要，頒布三道命令：“首令民裝裹，次令遷徙，三令縱火”。三令一出，蘇州向來萬商雲集市肆繁盛的金門、閶門一帶，頃刻之間煙焰蔽天，日夜不息，城內外秩序大亂，號哭之聲震天。時人曾作《姑蘇哀》，諷刺當道：“清軍十萬倉皇來，三日城門閉不開。撫軍下令燒民屋，城外萬戶成寒灰。健兒應募盡反顏，棄甲堆積如丘山。”（註：轉引自李壽齡《匏齋遺稿》卷3，第6-7頁。）城外是延燒不息的大火，城內則雞飛狗跳、驚惶失措，守城兵勇見大勢不好，四處焚掠，一派末日景象。

6月2日，李秀成軍攻克了蘇州，並以蘇州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國蘇福省。作為李秀成的“分地”，蘇福省建立後，採取了一些穩定社會秩序的有效措施，蘇州的商業重新出現了興旺景象，所謂“百貨雲屯，流民雨集，盛於未亂時倍蓰”。但，蘇州亦遭受嚴重破壞。太平軍不僅摧毀了城市裡的行會組織，也破壞了手工業工場和作坊，許多行業陷於停頓。據太平天國史專家茅家琦主編的《太平天國通史》稱：一向十分活躍的行會組織完全被摧毀，行會董事大多逃散或死於戰亂，絲經行、絲行商人的行會絲業公所的董事“遭兵四散”；水木作行會“自遭兵燹，前董均多物故”；刺繡業的錦文公所、剃頭業的整容公所以及明瓦業公所、圓金業公所等行會，“公所房屋被毀無存”；小木公所“房屋被毀，所有各項帳目及行規等件，一併失去”（註：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下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 315頁。）。此後，蘇州一直“是太平天國整個東南戰場的指揮中心，又是太平軍南下浙江、東進上海的基地，並以其強大的財力、物力，支援了太平天國後期的革命鬥爭。皖北淪喪後，蘇州更成為天京賴以依託的後方和物資供應基地”（註：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下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0 頁。）。

但是，只要是戰區，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恢復和繁榮。隨着整個戰局的大逆轉，湘軍由戰略守勢轉入戰略攻勢，李秀成苦心經營的蘇福省也就成了湘軍、淮軍的必爭之地。在曾國藩的整個戰略中，重點是天京會戰，蘇南和浙江是牽制戰場，意在牽制李秀成的後方力量，減少圍攻天京的阻力。但李鴻章、左宗棠抓住天京會戰吸引李秀成主力之機，在蘇南和浙江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使李秀成頓時陷入困境。1863年初，李鴻章統帥的淮軍向蘇福省挺進，李秀成軍與之展開慘烈的大搏殺。

大搏殺開始以後，李秀成治下的蘇福省的情況變得惡劣起來。到處是觸目驚心的荒涼慘象，到處呈現出混亂、荒寂、悲慘的光景。

在這場大搏殺中，繁華的江南“盡成廢墟”，田園荒蕪，農村的家庭手工業和城市手工業被摧毀殆盡，人口銳減。據統計，1831年時，蘇州府九縣一廳，“實在人丁”340餘萬，到1865年只剩下128萬左右。1863年12月蘇州陷落後，李鴻章對蘇州城進行“大清洗”，至少有3萬太平軍將士被押至刑場處死。據說，屠殺發生20天以後，拋滿屍體的河道仍舊水帶紅色，地下3英尺深都浸染了鮮血。1865年1月13日《上海之友》報發表了一位外國商人從蘇州到南京的沿途見聞：

在白齊文到南京去的時候（案：白齊文於1863年7月去蘇州，8月到南京），南京和蘇州之間一帶鄉間是可愛的花園，運河兩岸十八里內全都排列着房舍，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着，處處顯示出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預期到的繁榮景象。自蘇州復歸於清軍之手後，這些房舍以及無數橋梁全都消失了。整個十八里之內沒有一幢房子，四周鄉間，舉目荒涼。人民畏清兵如豺虎，一見就惶惶逃命。看不見男人，看不見婦女，看不見兒童，也看不見任何一頭牲畜。……在通往無錫的路上，遍地荒蕪，荊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滿了數不清的白骨骷髏和半腐的屍體，使人望而生畏。這裡沒有做買賣的船隻，商業絕跡，無錫已成為一片廢墟。……到常州府，沿途九十五里，仍舊是一片荒蕪悽慘的景象，不見一個做工的人。遍地荒蒿，雜草沒脛。……從常州府到丹陽遍地布滿了白骨，不幸的太平軍，更可能是無辜的村民，一定遭到了極其可怕的屠戮。我從丹陽前進四十五里，前進得越遠，地方上的情況就越壞，一言以蔽之，整個情況是“一團糟” （註：呤俐著，王維周、王元化譯：《太平天國親歷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568頁。）。

浩劫之後，江南“幾於百里無人煙，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廬焚毀，田畝無主，荒棄不耕”，蘇州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壞，經濟上的富庶與繁華隨風而逝，文化上的極致與優雅亦如夢幻般消失了。湘軍和淮軍除了一再上演這樣的獸行，還在安慶、蘇州、天京等地陷落後進行過慘無人道的大屠城。

和蘇州的命運相似，受太平軍戰事的強力衝擊，杭州從19世紀中葉開始加速地走向衰落，並最終促成了江南地區城市中心等級的重新調整。首先，杭州喪失了在以京杭大運河為南北命脈的古老商業網絡中的戰略地位。1853年，太平軍占領江南地區時，封鎖了大運河上的交通運輸，切斷了貫通南北的經濟大動脈，清廷和商人只好發展途徑上海的海上運輸，這種變化導致了運河城市帶的急遽衰落；其次，太平軍和清軍的戰鬥，加速了杭州城市衰落的命運。19世紀60年代初，太平軍摧毀了杭州城，號稱天堂的杭州，城市人口從80餘萬驟減至20萬，一度僅剩下了7萬多人。到上世紀末只有6、7十萬人口，現在的百多萬隻是把江對岸的蕭山等郊區縣市都劃為市區才得來的。

必須指出的是，太平天國期間中國人口的過量死亡並非都是太平軍所致，許多史料顯示太平軍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窮人，有時甚至寬容富人，對“滿城”兵民則一般清洗殆盡。而曾國藩和他的同僚們則堅決主張將太平軍斬盡殺絕，即使對叛變投降者和俘虜也不例外。李秀成在被俘後寫的自述中回憶：如果曾國藩及其部將對說廣西（太平天國的發源地）話的太平軍採取納降、而不是堅持一概殺戮的話，太平軍早已自行解體了。湘軍和淮軍除了一再上演這樣的獸行，除了蘇州、杭州之外，還在安慶、天京、嘉興等地陷落後進行過慘無人道的大屠城。在這場空前的浩劫中，死於清軍之手的人口遠遠多死於太平軍之手。

重要的是，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時。得益於破壞杭州繁榮的上述兩個因素，以及在對外通商的刺激下，上海從過去普通的濱海縣城，迅速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大都市（註：參見Liping Wang,Tourism and Spacial Change in Hangzhou,1911-1927,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Edited by Joseph W.Eserick,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Honolulu,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