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破四舊”的文化與政治

印紅標

中國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8月至9月間，紅衛兵掀起了名為“破四舊”運動的狂潮，猛烈地衝擊了整個社會，對社會文化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駭人聽聞的巨大破壞。所謂“破四舊”運動，以破除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相標榜，禍及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這個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內容，由北京的中學生紅衛兵首創，在官方傳媒的鼓動下，幾天之內席捲全國。中共中央對破四舊運動予以支持並努力引導，在表面的一片讚許之聲的背後，隱藏着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矛盾。本文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破四舊”運動的內容，以及領導層之中圍繞這一運動展開的矛盾。

　　一、“破四舊”運動的源起和經過

　　“四舊”的概念來源於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獻。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改組以後的第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傳達了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5月16日《通知》的精神。社論把破除“四舊”、倡導“四新”作為文化革命的重要政治任務。社論說：“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風易俗的偉大事業。”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另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的第一條，強調了破除“四舊”的政治意義：“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8月9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十六條”，隨後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宣傳。《解放軍報》8月12日社論《聽毛主席的話，關心國家大事》提出：要“把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徹底清除，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

　　《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十六條”在群眾中人人皆知，是紅衛兵發起“破四舊”運動的直接思想來源和依據，但是這兩個文件里所說的破除“四舊”的概念，泛指與移風易俗相聯繫的社會文化領域的批判和革命，並不等同於後來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

　　1966年8月12日，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作簡短講話，提到了“破‘四舊’、立‘四新’”，但未做詳細闡述。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到“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舊思想，樹立毛澤東思想。”“我們應當大破舊思想、舊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措施。〔1〕”林彪的這兩次講話是重申中共中央“十六條”的精神，作為內部講話，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沒有公開，其對群眾的影響與“十六條”不可同日而語。

　　清華附中紅衛兵7月4日寫的《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7月27日寫的《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都提到要消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或者向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造反，但是都是與《人民日報》社論的概念一樣，是泛指意識形態和文化習俗的革命。只是到北京二中紅衛兵的文告和行動，“破四舊”才成了具有特定內容的運動。

　　破四舊運動是北京的紅衛兵根據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而發起的。1966年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紅衛兵的幾個頭頭聚在一起議論，決定採取行動，破除北京市服務行業的“四舊”，為此，他起草了《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8月18日凌晨0時50分，這份首倡破四舊的文告起草完畢〔2〕。8月18日這一天，北京舉行百萬群眾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代表，戴上了紅衛兵獻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現場直播大會實況，第一次正式向全國人民介紹紅衛兵，這個“首都大中學生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創建的革命群眾組織”。林彪在這次大會上講話，再次提到：“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我們要大立無產階級的權威，要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一句話，就是要大立毛澤東思想。

　　〔3〕“林彪這次講話中的”破四舊“，仍然是泛指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

　　毛澤東的接見給了紅衛兵極大的鼓勵。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的當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紅衛兵印刷、散發了他們的傳單。20日北京的許多紅衛兵走上街頭，開始強行實施他們破舊立新的要求。22日新華社發出消息，報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好得很！》，“為北京市‘紅衛兵’小將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歡呼！”破四舊的活動由此推向全國。

　　上述事實說明，通常所說林彪8月18日講話煽動起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並不確切。紅衛兵的倡議在先，林彪的講話在後。紅衛兵不可能事先知道林彪講話的內容，林彪也不可能了解紅衛兵正在“破四舊”的口號下醞釀新的活動。紅衛兵的第一個破四舊文告《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稱：“被推翻的反動階級不甘心他們的死亡，他們總是要頑強地表現自己，和我們爭奪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陣地，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這裡的思想和文字顯然來自上文引述的“十六條”第一條。

　　林彪在中央領導人當中比較多地講破“四舊”、立“四新”，但是客觀地說，紅衛兵發起破四舊活動，主要是受“十六條”和當時宣傳的影響，後來在毛澤東接見、林彪講話和傳媒的鼓舞下形成大規模運動。毛澤東的接見和林彪的講話，恐怕也對官方宣傳媒介起了直接的影響，使他們對紅衛兵的破四舊行動特別看重，予以積極報道，把北京紅衛兵的破四舊活動推廣為一場全國的運動。

　　運動最初重點在破除某些舊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稱，禁止某些服裝和頭髮式樣等等，但是短短兩三天之內就發展到大範圍的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驅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問題的嚴重性，發表社論，由領導人出面勸說紅衛兵，或者通過一部分紅衛兵發布文告宣傳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為。林彪和周恩來在8月31日群眾大會上都強調“要用文斗，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4〕”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鬥》。破四舊運動中迅速升級的嚴重暴力行為在9月初開始受到抑制。到9月下旬，“破四舊”運動逐漸平息，然而短短一個多月的運動對人民生命財產、文物古蹟等造成的浩劫是永遠難以挽回的〔5〕。

　　二、破除與提倡：從移風易俗到文化掃蕩

　　紅衛兵在破四舊運動中散發了數不勝數的傳單、倡議、通令、通牒，提出了五花八門的要求，其中一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還有很多沒有形成文字而直接付諸行動。以下依據現有的文字資料，將他們關於社會文化領域破舊立新的主張歸納為以下幾類。

　　1.對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時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紅衛兵的第一個破四舊文告，北京二中紅衛兵的《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主要針對不符合革命化標準的流行時尚。紅衛兵譴責“飛機頭”、“無縫青年式”、“螺旋寶塔式”等港式髮型，“牛仔褲”“牛仔衫”和各種港式衣裙，“火箭鞋”（即尖頭皮鞋），“下流低級的照片”，以及“香水、雪花膏、口紅、項鍊等奢侈品”。紅衛兵限令：“一星期內銷毀你們的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掉你們的黃色書籍和下流照片。〔6〕”8月26日《人民日報》稍加修改，刊登了這份《向舊世界宣戰》。這裡要說明的是，所謂“黃色書籍”無非是指言情小說或故事，而“低級下流的照片”，至多是照相館櫥窗里稍稍展示女子嫵媚神態的人物照。在經過了多次政治運動清洗之後的1966年的北京，公共場合哪裡會有黃色書籍和下流照片？被禁止的東西只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化”和“無產階級化”的要求。紅衛兵要求“古書店必須馬上停止營業，小人書店要立即消（銷）毀一切黃色小人書，一切書店、圖書館必須清理內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許這些東西再向青年灌輸資產階級思想。〔7〕”這個要求的實行，很快升級為焚燒“四舊”書籍的活動。這些看來幼稚荒唐的要求，經官方的讚揚，就有了不可抗拒的權威性，各地紅衛兵紛紛追隨潮流，競相提出越來越多、越來越苛刻的要求。北京“毛澤東主義學校（原26中）紅衛兵（衛旗）”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舊立新一百例》，匯集了100條破舊立新的要求，其中很多屬於這類對生活方式的禁令，如：“禁止戴手蝕（似應為首飾——引用者注）、耳環、長命鎖等封建的東西”、“走親戚，串門、買點心、水果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東西，一律廢除”、“凡是不為廣大工農兵服務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標圖案必須改革”、“照相館要為廣大工農兵服務，取消照歪脖像，各種怪象，櫥窗應擺出工農兵樸素大方的相片”、“停止生產撲克牌、軍棋等宣傳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切東西”、“一律不許養蛐蛐鬥蛐蛐、養魚、養貓、養狗，這些資產階級的習慣不能在中國人民中間存在”、“兒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貓狗之類的壞歌謠再也不能繚繞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上空，在我們偉大的國家決不許任何人玩賭博遊戲”〔8〕。紅衛兵對服裝款式和頭髮式樣的限令起初還能獲得一些群眾的響應，而紅衛兵為實行他們的禁令，上街督促、檢查，強行剪掉“奇裝異服”，挨戶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舊”，要商店停止銷售或銷毀“四舊”商品，燒毀“壞”圖書的舉動，則很快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和恐慌。官方媒體起初報道紅衛兵對髮式服裝的要求，後來只籠統地稱讚紅衛兵破除舊習俗，而迴避具體內容，大概是考慮到紅衛兵的要求越來越離譜，難於被群眾接受。

　　紅衛兵文化習俗方面破舊立新的某幾項要求並非完全沒有積極意義，但是紅衛兵使用了完全錯誤的強制推行的手段，如《紅衛兵破舊立新一百例》的最後一條，“提倡簡化字，以後各報紙刊物標題一律用簡化字”，以及禁止賭博、“結婚不許要彩禮，不得鋪張浪費，要提倡新風俗，新習慣”、“不許打罵孩子”、不許虐待非親生子、“破除家長制，孩子可以給大人提意見”等〔9〕。

　　2.要求商店、街道、學校改名，使之帶有革命的含義。紅衛兵認為“北京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留下的臭名字！”於是倡議把蘇聯大使館門前的“揚威路”改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經不准中國人通行的使館區的“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所在的“光華路”改為“援越路”。在紅衛兵的倡議下，“王府井百貨大樓”的“王府井”三個字被革除，改為“北京市百貨大樓”，“東安市場”被改為“東風市場”。老字號“全聚德”烤鴨店職工在紅衛兵的要求下，把店名改為“北京烤鴨店”〔10〕。官方媒體予以讚賞性的報道以後，其他城市的紅衛兵也紛紛仿效。上海紅衛兵表示要在南京路“徹底鬧革命，用我們的鐵掃帚徹底掃除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在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櫥窗上，張貼了許多由紅衛兵和這個商店的職工寫的大字報，建議改名為‘永紅’、‘永斗’、‘紅衛’等。”天津最大的商場‘勸業場’被改為“人民商場〔11〕。廣州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的職工，把康有為題寫的”陶陶居“三個招牌字鏟掉，換上自己書寫的新招牌”東風樓“〔12〕。一些紅衛兵還更改了自己學校的名稱，如清華附中改為”紅衛兵戰校“。一些紅衛兵還要求人們更改姓名，”凡帶有封建色彩的名字主動去派出所改名。〔13〕“幾天之內，大批的商店、街道換了名稱字號，以致人們不知所指，不得不在新名字後加注原名稱。紅衛兵更改地名、商店招牌的倡議多是一陣風似的形式主義主張，對社會沒有太多實質性的破壞，官方傳媒對此進行了廣泛的讚許性的報道，各地的領導和群眾也多順從青少年的要求。

　　3.要求以各種形式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要求：“由居民委員會負責，每條街道都要設立語錄板。家家戶戶都要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公園裡要多設立主席語錄，汽車售票員，火車列車員應把宣傳毛澤東主義，讀毛主席語錄當做自己的首要任務”：“印刷社大量出版主席語錄，並在各書店出售，做到全國人手一冊”：“現有自行車，三輪車，要掛主席語錄牌，汽車，火車要掛上主席像和漆上毛主席語錄”：“信封，郵票一律不許印資產階級的東西，如（貓，狗，美術等之類的東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個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語錄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壯語〔14〕”。紅衛兵的倡議很多被接受。例如紅衛兵要求改變警察制服。

　　當時大檐帽、白色和深藍色的警察制服，被視為仿照蘇聯式樣。國務院決定接受這個建議，9月1日起警察制服改為類似解放軍軍裝的解放帽、草綠上衣、藍褲〔16〕。但是一些影響重大或者實在荒謬的倡議沒有被採納。例如有的紅衛兵提出：“舊國歌一定要由工農兵改成歌頌黨和毛主席的內容，剷除田漢的這株大毒草。〔15〕”這條倡議當時沒有被中央接受，但是由於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歌詞的作者被定文藝黑線代表人物，在群眾集會等場合也不唱國歌，而唱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必要時只演奏而不唱國歌，國歌成了國曲。正式為國歌填新詞是文革結束後，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決定，當然不久就宣布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再如北京女十五中紅衛兵提出要改變交通信號燈，紅色為通行信號，綠燈為停止信號。另一份署名“北京市半工半讀市政工程學校”8月24日散發的傳單說：“紅色象徵着前進、象徵着□□（此處有兩字不清楚——引者注）、象徵着革命。……而交通信號燈卻與此背道而馳。紅燈卻成了停止車輛的信號，阻止我們前進，這實際上是阻止我們革命”。國務院沒有接受改變交通信號燈顏色的無知和荒謬的倡議，為此，周恩來向紅衛兵作了解釋〔17〕。

　　4.要求在經濟領域徹底消滅資本主義或者個體經濟的殘餘，反對物質刺激。

　　紅衛兵提出：“在無產階級社會中，根本不准私營存在，我們建議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營字樣都改成國營，把公私合營企業改成國營企業。”紅衛兵勒令：資本家“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不許資產階級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間為限，多餘房間一律交房管局處理”；私有房產主要把私房全部交給國家，“社會主義社會中決不許可你們這些吸血鬼存在。”；一律不准資產階級僱傭保姆〔18〕……應紅衛兵和一些群眾的強烈要求，政府停止向資本家支付定息，接收私有房產業主不得不交出的房產。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收私房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19〕。上海市12個區在“文化大革命”中共沒收124萬平方米的私房〔20〕。從8月27日到9月9日，到天津市房管部門主動申請交出私有住房者計11，525戶，共交私房49，776間〔21〕。紅衛兵不僅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個體經濟：“大街小巷修鞋的，命令你們馬上停止營業，由有關部門組織修鞋社，修鞋價錢必須減少。〔22〕”天津市人民委員會9月作出決定，支持紅衛兵8月23日提出的要求，取締個體商販和修配服務行業的經營〔23〕。其他大城市殘存的個體經濟也基本停業。

　　紅衛兵還反對獎金制度，建議“各工廠企業一律廢除資產階級的獎金制度，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廣大工農兵群眾是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而武裝起來的，用不着物質刺激。〔24〕”對物質刺激政策的批判在文革前就開始，文革期間政府在大部分行業取消了獎金制度。

　　在經濟收入方面，紅衛兵反對資產階級拿高薪和存款利息，並且有平均主義的傾向。紅衛兵要求“資產階級”：“從九月份起令你們把高薪降低於人民的水平，銀行有存款的地、富、反、壞、右、資本家，不許取走一釐一毫，如違此令，自己負責，毫不客氣。”紅衛兵“建議有關部門考慮，廢除銀行的利息制度，讓人們本着節約愛國精神儲蓄，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各報紙今後一律不許給過多的稿費，堵住這個黑風口。”“工廠里，一律不給地富反壞右分子退休金，取消一切待遇，要監督他們勞動。”“建議國家考慮工人普遍長工資，資產階級權威降工資。〔25〕”

　　紅衛兵提出定息、房產等方面的經濟要求，不僅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問題。資本家在政治上被列入剝削階級，已經失去資本，卻仍然享有定息，經濟收入高於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和普通市民，住房相對寬敞，生活比較富裕，因而招致一些市民的不滿。對私有房產的剝奪，也反映了當時城市居民的住房緊張問題。官方傳媒對於紅衛兵經濟方面的要求基本沒有報道，政府採納了停發定息〔26〕、接受私有房產等建議，而對於工資問題則十分慎重，基本沒有改變原有的工資制度。

　　5.紅衛兵提出了一些社會生活方面的要求，反映了當時青少年的主流概念。

　　當時政府為解決城市就業等問題，安置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從事農業生產，而有些青年不願下鄉。紅衛兵說，“遊手好閒的社會青年們：命令你們馬上到辦事處去登記，到邊疆去參加勞動生產！〔27〕”紅衛兵還提出一些意在減輕工人體力勞動強度的要求，反映了當時崇尚體力勞動者的風氣，如紅衛兵建議：“有關部門要盡力想方設法在各胡同建立公廁，減少清潔工人的繁重勞動。”“郵遞員今後一律不管往樓上、大院裡送信，樓里自備信箱，大院找專人負責。減少郵遞員同志的勞動。〔28〕“紅衛兵改革醫院某些制度的建議反映了當時普通市民子女的視角，如：”醫院住院、急診一律不許先收費（五類分子除外），煩瑣制度要廢除。具體的由醫務工作者自己起來革命，打破舊框框，洋框框，一切為人民服務。〔29〕“而值得一提的是，在紅衛兵的破四舊要求中，還有從青少年角度對成人的要求，用革命的詞句，表達了對傳統家長制的反抗，如”家長一律不許用資產階級思想教育孩子，廢除封建家長制，不許打罵孩子，如不是親生子不許虐待，一律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孩子。“”破除家長制，孩子可以給大人提意見。〔30〕“

　　在破四舊運動當中，少數紅衛兵和群眾的平均主義的通令或者行動觸及了在位的領導幹部，引起紅衛兵主流派的反擊。例如8月24日瀋陽31中的學生給遼寧省委貼出通牒：“你們各級高幹宿舍太奢侈腐化，……更不合理的是，有的還雇用保姆、傭人。……我們通牒你們，限令你們一天答覆，三天之內採取行動。〔31〕”紅衛兵的主流派對危及領導幹部的行為表示了極大的憤怒。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紅衛兵8月27日發布《告全市紅衛兵緊急呼籲書，十萬火急！！——徹底粉碎反革命的復辟陰謀》，傳單列舉“一批陰險毒辣的狗崽子”衝擊老幹部，“進行瘋狂階級報復”的行為：“他們闖進革命老幹部家裡，橫行霸道，大打出手，揭下房瓦，扔出沙發，搬走櫥櫃，拆除電話，將文件亂翻一氣，說這是‘特殊化’，將勤務人民（似應為：勤務人員——引者注）趕出大門，揚言要老幹部自己做飯，說這是‘勞動化’。他們像一群瘋狗，橫在馬路上，攔住革命老幹部的小汽車，將他們趕下車，說這是‘脫離群眾’，而他們自己卻坐上汽車揚長而去。他們像一批殺紅了眼的屠夫，衝進醫院，‘勒令’取消高幹生活待遇和看病優先權，讓他們耗費寶貴的時間去排隊掛號，企圖讓他們去等死！他們這群洋奴，強行封閉高幹病房，卻改之為‘外賓病室’。他們打着平等的招牌，干着強盜的勾當，假借工人的名義，叫喊什麼‘房子應當平均分配’。更惡毒的是，為實現他們篡黨篡政篡軍的野心，他們到處散布流言蜚語，說什麼‘各級幹部應民主產生’、‘文件不許分等級看’等等，等等。這完全是放屁！……紅衛兵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向全市狗崽子下最後通牒：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不許動我們的革命老幹部一根毫毛〔32〕”！這些紅衛兵的言論反映了作為紅衛兵核心的領導幹部子女的利益和立場。發起和參與破四舊活動的，是最早成立的紅衛兵，即後來被稱作“老紅衛兵”或者“保守派”的學生，其基本成員是所謂“紅五類”子弟，即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後三類子女為其政治核心。他們的破四舊是向“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傳統意義的階級敵人出擊，而決不允許衝擊當權的領導幹部，後者是他們優越政治和社會地位的依靠。

　　6.紅衛兵涉及國家政治體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是有一條不能不提，那就是勒令民主黨派解散。1966年8月23日夜到24日晨，北京有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從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停止辦公，並貼出內容大致相同的通告，表示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報請黨中央處理。據回憶，發出最後通牒的是北京八中紅衛兵。經中共中央統戰部討論，周恩來指示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中央暫時停止辦公，向紅衛兵交出印章，由紅衛兵在大門貼上封條，避免衝突。於是，幾個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主動與北京八中紅衛兵聯繫，先後交出了本黨中央機關的印章。據回憶交給北京八中紅衛兵的各民主黨派印章有10個之多〔33〕。9月3日，上海華東紡織工學院紡機《紅衛兵》、《革命造反隊》散發傳單：《最後通牒——命令上海市民盟、民建、農工、民進等72小時內解散》傳單同時附註：“台盟、民革兩民主黨派因故暫不解散。”大概是考慮對台灣工作的需要，不清楚中共中央當時對此有沒有具體指示。周恩來在給紅衛兵的講話中說：“有人提出要封閉民主黨派，要政協停止辦公，我們沒有答應。……你們占了民主黨派的辦公地點作司令部。可以停止辦公一些時候，長了就不行了。”毛澤東10月24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聽取匯報時說道：民主黨派還要，政協也還要，同紅衛兵講清楚〔34〕。民主黨派沒有被取消，也沒有恢復活動。

　　據回憶，北京八中紅衛兵還提議修改憲法，理由是，現行憲法沒有突出階級鬥爭。〔35〕8月23日，“東方紅一中（原北京25中）部分革命同學”散發傳單，《最強烈呼籲——堅決要求重新改選北京市、區人民代表》，原因是原代表中有地主、資本家等剝削階級的人物。從現有的資料看，修改憲法和改選人民代表的倡議沒有被採納。

　　三、強制和暴力行動：“紅色恐怖”

　　紅衛兵的破四舊不僅僅是散發傳單和通牒，更換街道標牌和商店的招牌，也不僅僅是在大街上宣傳毛澤東思想，破四舊是充斥強制和暴力的活動。紅衛兵的文告很少明示其暴力。官方傳媒對紅衛兵的報道迴避了紅衛兵的暴力，對於他們的強制性的行為，也只作有選擇的、籠統含糊的報道，例如當時報刊中所說階級敵人“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就是暗指紅衛兵的抄家。儘管如此，紅衛兵的強制和暴力行動是在光天化日下進行、有目共睹的事實，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

　　1.砸毀文物、焚燒圖書、搗毀寺院教堂等破壞性活動。

　　1966年8月23日，北京體育學院“八·一八”紅衛兵、教職工和家屬273人，到頤和園佛香閣砸碎了佛像。這只是全國各地難以數計的破壞事件中的一起，破四舊中遭毀壞的文物古蹟比比皆是，例如，幾天之內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聖安寺、昌平漢城遺址、延壽寺銅佛被毀殆盡〔36〕。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中，有4，922處在文革期間被毀，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即破四舊期間。另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僅從各個煉銅廠就搶救出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多萬噸，古舊圖書235.7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8萬件〔37〕。在紅衛兵抄家的過程中，大批私人收藏的文物遭到毀壞。很多居民在紅衛兵的暴力查抄活動中，因懼怕遭遇不測而丟棄或者自毀私家珍貴收藏。大批私人和圖書館的藏書被焚毀。

　　在破四舊中，各類宗教也被列入革命的對象，宗教活動被迫停止，許多寺廟教遭到破壞。1966年8月24日，北京10多所學校的紅衛兵衝進天主教瑪利亞方濟格修女會，要求驅逐外國修女。26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宣稱，接受紅衛兵和群眾的要求，取締這個修女會，接管這個修女會所辦的聖心學校。28日北京公安局宣布驅逐8名“從事反革命活動”的外國修女出境〔38〕。北京有些紅衛兵提出“消滅伊斯蘭教”，立即引起中央領導的警覺。周恩來聞訊後，馬上召開宗教事務和統戰部門負責人會議，指示不能這樣做，又在接見紅衛兵時指出這一點〔39〕。但是各類宗教活動均不得不停止。在其他一些城市，發生了砸毀寺廟的事件。上海的玉佛寺、靜安寺、法藏寺、徐家匯天主教堂均被砸〔40〕。著名的佛教聖地湖南南嶽遭到嚴重破壞，15座寺廟中自唐朝以來鑄塑的479尊佛像、395尊菩薩、649尊羅漢和珍藏了千年之久的54部藏經書、503副貝葉象和大量佛事設施都被砸毀，被焚燒，僅從山上拉下來作為廢舊物資處理的銅、鐵碎片就達60餘噸〔41〕。在回族聚集的寧夏海原縣，在三四天內就有67座清真寺、17座寺廟被拆毀〔42〕。全國各地此類文化和文物破壞事件罄竹難書。

　　2.對“五類分子”、“黑幫”、“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以及範圍十分寬泛的政治邊緣人群，進行侮辱和迫害，對他們的住所實行搜查，沒收私人財產，俗稱“抄家”。

　　文化習俗層面的破四舊活動開始不久就迅速發展到對一切“牛鬼蛇神”的殘酷鬥爭，鬥爭的對象不斷擴大，範圍十分寬泛，除了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外，通常還有資本家、部分小業主、被批判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學校的校長、老師）、“學術權威”、共產黨外的“民主人士”、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如國民黨的黨、政、軍、警人員）、“流氓”（按照當時標準行為不端者）等。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的行為有非常大的隨意性，即使按照當時的政策，打擊面也嚴重擴大化，許多教師被打，許多人僅僅因為出身不好被迫害。紅衛兵發布了對這些人實行侮辱和迫害的勒令，如：“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們，出門必須帶（戴）牛鬼蛇神牌，由群眾監督，如有違者，嚴加處理。“”一切牛鬼蛇神，黑幫狗崽子們不經群眾通過，不許領薪，我們要降老王八蛋們的薪，只給混蛋們活命錢！〔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