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律·有所思》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運思

高華

古曰：“詩言志”，作為二十世紀巨人的毛澤東，他所創作的絕大多數詩篇都與他的政治理想和報負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1966年6月毛澤東寫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這樣一首政治詩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複雜運思。今天我將從歷史的角度來談毛的這首詩所透露出的豐富的意涵，我給自己的要求是：1，所談的都要有歷史資料的依據，併兼顧到資料的平衡性，2，儘量做到客觀，中立，當然研究者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價值傾向，但要有所克制。

　　我先簡單說一下這首詩的背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降臨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剛剛改組的《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迅速傳向全國。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響所及，北京及幾個主要城市的大學首先陷於動盪，繼北大的陸平、彭佩雲被宣布為“反革命黑幫”之後，北京和各地眾多大學的書記、校長紛紛倒台。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主席依照歷次政治運動的傳統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隊。在他看來，這是新一輪的反右運動，只是運動的規模要大大超過1957年[1].劉少奇和其他領導同志都對這場來勢兇猛的運動有些摸不着頭腦，他們都惦記着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2]，同時，他們也不清楚毛澤東對這場新運動的具體想法。但作為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劉少奇等必須承擔起指導運動的責任。

　　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二號人物，對黨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決策知之有限，這是很不尋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劉少奇忽接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直飛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匆匆趕到上海的劉少奇下榻於錦江賓館，但毛澤東、林彪均不住此。劉對即將召開的會議內容一無所知，竟向賀龍打聽，對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麼會知道[3].很快，謎底終於揭開，這是毛澤東臨時決定為解決羅瑞卿的“問題”而召開的會議。同樣的情況幾個月後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當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在返回昆明接到通知於4月20日趕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時，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實[4].進入5月，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又命劉少奇在京主持解決“彭羅陸楊”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卻由康生在會上傳達毛的最新指示。在這次歷時23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扮演的只是一個會議召集人的角色，對會議的議程、全會通過的文件，無任何置喙的餘地[5].6月1日，又是在劉事先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毛澤東命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由於對許多重大決策並不知情，劉少奇等急於想了解毛澤東對運動的意見。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前往杭州向毛請示是否向大專院校派出工作隊？然而，毛說話卻模稜兩可，讓劉等相機行事。劉少奇對這種情況並不陌生，多年來，經常也是這樣，有時，毛會具體指示什麼；有時，又深藏不露，說的話上下幾千里，全靠劉自己去領會、揣測[6].為了確保準確執行毛的指示，劉少奇還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書面匯報工作一次。

　　1965年國慶節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長達9個月，為毛歷次巡視時間最長的一次，所思所行都圍繞着一個中心：醞釀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8日，毛澤東在極秘密狀態下，住進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後待了11天。據跟隨毛住進滴水洞的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耀祠回憶，在這十餘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毛“有時拿着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象煩躁不安”。喜歡戶外活動的毛這次一反常態，僅讓張耀祠等人用輪椅推着離開洞口不過三百米，而毛的習慣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7].形跡隱密的毛澤東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漢給江青寫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斷，這封信的基本內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這封信外，毛在這段期間有無其無其他抒發胸臆的文字？對此，外界長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集》，人們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還寫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談他對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註明寫作此詩的地點。

　　毛澤東《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毛寫這首詩正是在他發動文革的關鍵時刻，今天我要談的“文革的發動”包含兩個方面的問題：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文革是如何發動起來的？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兩方面的動因，第一個因素：文革集中體現了毛對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第二個因素：他認為自己已大權旁落，而急於追回，這兩方面的因素互相纏繞，緊密的交融在一起。

　　先說第一個因素，毛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他所理想的新世界究竟是什麼？在毛的五十年代後期以來的言論中，特別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都有所反映，這就是一個高揚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戰爭年代高昂理想主義和人與人之間平等關係，擺脫物質追求，思想不斷“純化”的新天地。可是用什麼方法來實現這一偉大的理想目標呢？用毛的兩個概念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大抓階級鬥爭和“鬥私批修”——為了實現理想社會主義的目標，必須進行持續的階級鬥爭，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就是不斷提高“公有制”的含量；而在思想和政治層面，就是不斷清除各種“剝削階級和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在大風大浪中培養無產階級新人，而鬥爭的主要對象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受過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毛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在五十年代後期越來越激進，到六十年代進而發展到，把1949年後接受新中國教育，已加入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也看成資產階級，甚至更加極端，把那些很早就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高級幹部，也看成是“老反共分子”。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都重點強調文革的打擊目標是“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充分表達了毛的這個基本思路。

　　毛對市場的排斥，是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一致的；毛對“走資派”的看法則是一個創造，但以後在這個問題上，毛的思路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最先認為“走資派”屬於“敵我矛盾”，到1968年後改稱為“犯了走資派錯誤”；毛對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的判斷，則不符合原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劃分階級的依據是根據財產占有的多少，而不是根據思想意識。1966年文革爆發，毛將紅衛兵給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改動一字：“池深王八多”[8].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尤其是對人文知識分子的反感和排斥，流露出的是“反智主義”的情緒。

　　那麼1960年代，中國又有哪些事使毛不滿意呢？首先是他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在六十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感到很不滿意，認為劉少奇“右”了，然而事實上劉少奇是正確的。在六十年代初那些嚴峻的日子裡，大躍進運動的烏托邦的狂熱造成的巨大的破壞使劉少奇中央領導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們心裡清楚，在黨犯下的錯誤中，毛占的比重最大，當然他們對大躍進的損失和災難也都負有責任，他們願意彌補這種損失和災難，因為他們的心裡都知道，在和平時期餓死幾千萬人不是小事情。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田紀雲當時在基層，他對當年所經歷的一切有刻骨銘心的親身感受，他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9].從當時的歷史資料看，毛澤東也參與領導布署了全國的救災救荒的工作，而處在中央一線的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更對老百姓懷有愧疚感，他們在非常困難的形勢下，承擔大量繁重的具體工作，努力恢復常規，秩序，挽救國民經濟，把毛搞大躍進的一套（用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的方式搞建設）束之高閣，或悄悄做了轉換。劉少奇等還對內調整階級關係，安撫知識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給被打成”彭德懷分子“和”右傾分子“的幾百萬幹部平反，並着手準備給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別“；對外希望緩和和蘇聯的緊張關係，調整和周邊國家的關係，減少過量的對外援助；劉少奇等為了維護毛的領袖威信，對特大困難的解釋是”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我記得當時小學老師說，豬肉是給蘇聯還債了）；劉宣布，大躍進不搞，但保留”三面紅牌“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懷等四個人不平反，劉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彭德懷給毛寫的信沒問題，彭的問題是”裡通外國“。

　　劉少奇本是想為毛開脫，當然也是為他自己開脫，卻把問題搞的曲曲彎彎，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氣壯。劉少奇可能以為毛是會領他這份情的，誰知情況並沒有這麼簡單，毛對劉很是不滿，毛判定，神州開始“有事”了[10].因為在毛看來，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就是“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最多再加上一個“沒有經驗”。毛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右傾分子”不能一風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毛堅信他和大躍進並沒有錯，反右運動更不錯，大躍進就是多付出一點學費，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有些損失不算什麼，關鍵是六億人口的國家不能泄氣。和劉相比，毛是一慣性到底，絕不鬆口，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說“責任田是走資本主義路”，又默任下面搞“三自一包”。當然劉少奇這麼說，這樣做都是有難處的，因為在劉的上面有毛這樣的強勢領袖壓着，而且多年來的極左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維完全僵化了，極左的一套積重難返，劉少奇必須考慮到轉彎子不能太快，可是這樣一來劉也就使自己進退失據了，缺少了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應有的一慣性了。

　　就在這前後，一些特別敏感的現象也發生了，使毛澤東受到更大的刺激：1961年4月，發生了“錄音事件”（即文革中廣為傳播的“竊聽器事件”），使毛極為震驚，但在當時，只是由中央書記處對有關部門的幾個工作人員進行了處分，毛在震怒之餘對此事並沒有加以深究，中央辦公廳的負責幹部在事後繼續留任原職。[11]但此事的後果十分嚴重，聯繫到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後的一些說辭，諸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我當國家主席出了這種事”，“現在是非常時期”，“恐怕不能再說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等等，毛對中國黨內是否有人也想仿效“赫魯曉夫作反斯大林黑報告”的警惕大大加強，而毛的被傷害的感覺也更加強烈。與此同時，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些針貶時弊的作品，例如鄧拓等的《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等；一些高中級幹部通過不同的方式，呼籲要為彭德懷平反；1962年8月初，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再版，全黨開始學《論修養》，毛面臨着建國以來最大的壓力，劉少奇的威望急速上升。

　　毛的反映是“硬着頭皮頂住”，但在當時形勢的巨大的壓力下，他還是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簡短的自我批評，但內心是不悅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經濟好轉已成定局，於1962年8月開始反擊，毛的法寶是重提階級鬥爭，反擊資本主義復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制高點上，使劉少奇等無法不接受。因為強調“階級鬥爭”在1957年後一直是“主旋律”，談階級鬥爭是正統，不談，少談就是修正主義，而劉少奇也是這套敘述的主要創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時間裡，才淡化了階級鬥爭的宣傳。現在經濟好轉，在毛的壓力下，劉也認可應當重拾階級鬥爭的口號了。所以，劉對毛重提階級鬥爭並沒有反對，只是希望別影響到經濟的繼續調整。他對毛批評的幾個重要幹部，例如：鄧子恢，王稼祥，李維漢，以及習仲勛，賈拓夫等，也沒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劉的這些表現，在“敲打”了他幾下後，就暫時放過了他，一來劉願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調子；二來劉在北戴河會議上已認錯，雖屬輕描淡寫，但已是自我否定，從而證明了毛的主張的正確性；更重要的是，當時經濟剛剛恢復，劉的威望又很高，黨內不宜有大波動。毛在當時和隨後的幾年對國家形勢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鄉出現了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1964年2月，毛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1000萬人，毛計算了一下：在6億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個[12].繼而毛表現出對“官僚體制”的極大的厭惡，他提出“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的概念，嚴厲指責“城市老爺衛生部”，“帝王將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

　　毛的這些激憤之詞不僅是對當時黨內外形勢的一種過份反映，也流露出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的強烈不滿，嚴格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困難時期部分地區在上級默許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農村中一度出現的商品流通現象（所謂“長途販運”，“投機倒把”）是使農民活命的非常之舉，劉少奇等並非有意和毛對抗，劉等對農民讓步，實屬不得已而為之；至於城市裡的資本主義復辟，更是子虛烏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劉等才對知識分子、原工商界人士採取相對溫和的政策，並讓一些古裝戲重上舞台，批准放映一些香港左派電影和少量外國“進步電影”，從而使多年緊張的社會空氣有所舒緩。

　　然而，毛在六十年代對“官僚體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觸及到新中國建立後體制上的某些弊端，這主要是官僚主義和干群矛盾的問題。1949年後，中國建成了歷史上最完密的自上而下的國家管理體制，由此形成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幹部官員隊伍。部分幹部欺壓群眾，利用特權，多吃多沾，進而貪污腐化，引致群眾強烈的不滿，這種情況歷來如此，中央雖三令五申，也用“學習”，“整黨”的方式予以解決，但一陣風過去，依然如故。劉少奇1964年指導四清，把打擊重點放在基層幹部，本意也是想解決這個老大難的問題。

　　毛看到了官僚特權的弊端問題，1964年他提到“高薪階層”和“工人貴族”的概念，但從歷史事實看，當時的中國並不存在“工人貴族”。據上海總工會的統計：上海全民所有制職工的月平均工資：1952：65.18元，1957年：71.56元，1965年：69，58元，1966年，66，53元，1967年：57，16元。在1961—1965年：月工資在40——60元的，占職工總數的：89.69，月工資在71——80元的，占0.48；在81——90元僅占0.07[13].這個數字除去上海地區工資差別的因素外，比當時的一般基層幹部的收入，包括一般知識分子的收入都高一些，（南京地區的大學本科畢業生轉正後的月工資是53，40元）和農民相比當然很高，但是在那個年代，工人和農民的收入不是一個概念。

　　被毛批評的“高薪階層”確實存在，高薪者主要是黨和軍隊中的高級幹部，民族資產階級，少數名演員和少數高級知識分子。資料顯示：1957年的少將月薪是350元；軍隊正營幹部月薪是145元；1956年16級幹部月薪110元，17級幹部月薪94元。除了軍隊中高級幹部和地方13級以上高幹的工資較高外，地方一般中級幹部的工資和全民所有制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的差距相差兩倍左右。1956年一級教授月薪為345元（南京：333元），但全國只有56個一級教授[14].

　　在大力推動國家工業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絕不允許談論這些問題的，尤其不允許進行工農收入的比較。廣大農民看病難，建國以來一直是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和此相對照的是等級嚴格的幹部保健制度，這種醫療保建制度由來以久，當然是有問題的，可是過去毛未曾嚴厲批評。六十年代初他注意到“高薪階層”的問題，在這前後他更注意到“幹部生活特殊化”的問題，這對他是一個飛躍，可是用階級鬥爭的概念來解釋這些現象是不準確的，因為那些高薪者並不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官僚主義者”或“官老爺”，最多就是貪圖舒服，在群眾面前擺威風，欺壓群眾，欺上瞞下，這是一種特權行為。毛批評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無疑是正確的，因為說到底，特權行為是和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共產主義原則相違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實味在延安就批評過這種現象，卻被認為是“反黨”；1957年，一些知識分子和群眾又提出這個問題，被指責為“攻擊黨的領導”，“挑撥黨群關係”，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在中國，在蘇聯，批評幹部特權一直是一個禁忌話題，過去托洛茨基解釋這是“工人國家蛻化”；以後南斯拉夫的傑拉斯（即舊譯德熱拉斯）說，這是“新階級”，蘇聯人罵傑拉斯是“修正主義者”，中國也罵他反動。故而蘇聯看到六十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權的言論，攻擊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應該指出，毛批評蘇聯東歐國家出現了“特權階層”是完全符合實際的，而指責毛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及其親信，還有跟着蘇聯跑的東歐國家的多數領導人，以及不跟蘇聯跑的羅馬利亞的齊奧塞斯庫夫婦，他們都是一群熱愛美食、好車和別墅，以及黃金飾物、高級禮品的特權分子。在蘇聯東歐國家，幹部的權力來自上級機關的任免，工人和群眾沒有監督權和罷免權，也不存在真正的輿論監督，確實早已形成一個特殊利益群體或特權階層。

　　毛主席希望中國避免蘇聯出現的情況，主觀願望是好的。他認為幹部的變壞是下面幾個原因：1，本來就是地主資產階級分子，混入黨內，即所謂“階級異己分子”；2，好人成了“蛻化變質分子”，“忘了本”，被地主，資產階級用“美人計”和幾斤肉，幾瓶好酒，幾條好煙等拉下了水；3，脫離群眾，脫離勞動所造成。而解決的辦法是：1，幹部參加勞動，2，加強思想學習，3，間隔用搞運動的方式來清洗幹部隊伍。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卻是長期默認“反領導就是反黨，就是反毛主席”這個規則的，這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鐵的邏輯，給全國人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變了，是什麼原因使他改變的呢？可能毛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了，幹群關係表面好像沒有問題，但矛盾在增長，蘇聯存在的問題，在中國同樣也存在。1962年初，大饑荒帶來的破壞還沒有恢復，全國人民都在節衣縮食，中央布署給17級以上幹部提供副食品補助，廣大幹部都感謝劉主席，劉被認為是愛護幹部的，而許多群眾對此強烈不滿。

　　毛做了一些努力來“縮小三大差別”，例如：要求幹部參加勞動，1965年取消軍銜制，高級幹部降低工資等，文革初期毛又大力支持“群眾的首創精神”，但從以後的大量事實看，毛的反官僚主義，支持群眾“大民主”的思想和行為又是充滿矛盾的。

　　1，文革初期，毛支持群眾造反，但沒過兩年，就在群眾中“清理階級隊伍”，大抓“五一六”；對文革中的“異端思潮”絕不容忍，“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紅衛兵的“捉鬼戰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文革中的社論語言：“誰敢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就集中反映了那個年代社會意識的強制性質。2，毛要建立新文化，培養無產階級新人，鼓勵“五不怕”，但文革的“破四舊”，“建立新文化”卻是以禁絕中外一切文化的“反智”和暴力破壞的形式出現的。用國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樣板戲”，實際上是“假大空”泛濫，文壇一片肅殺，“文藝革命”的後面其實是文化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毛喜愛傳統戲曲，有關部門在文革時期秘密組織著名演員為毛排演“折子戲”，再予以錄像，送北京給毛欣賞。江青也利用特權欣賞“封資修”。文革期間，全國城市職工，包括幹部，都沒有調整工資，只有江青例外，從9級調到6級，月工資342.70元。3，為了標明和“劉少奇路線”的區別，毛大力支持“新生事物”，例如：批判工廠管理中的“管、卡、壓”，“下放科室人員”，大辦“七二一工人大學”，主張“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這些都反映了毛對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工農兵上大學是好事，但在這個好事的背後是對其它群體關起了大學之門，又造成新的不平等。文革後期，毛甚至對一些人利用幹部資源“走後門”讀大學表示理解和支持，毛的那句名言：從前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好人，從後門進來不一定是壞人，從字面上解釋，這句話並不錯，卻使早已習慣於毛氏“二分法”的許多群眾大惑不解。在文革中農村教育和合作醫療都有一定發展，對農民有所幫助，這些應予肯定，但是農村中小學的發展和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出現沒有對城鄉二元結構有任何觸及，更沒有解決農村的核心問題：農民的溫飽和生活長期貧困的問題。

　　曾經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農民的積極性沒有了？”“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麼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15]

　　田紀雲回憶到：我本人1965年在貴州也曾率團到農村搞“四清”，親歷“人民公社化”的所謂“優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或一區一社，以生產隊（自然村）為單位，集體吃飯，打鐘上工，敲鑼下工。一年四季，何時下種，種什麼，何時收割，怎樣收割，一切聽從公社指揮。那個時候，農民要想務工經商，會被當成不務正業，搞點家庭副業還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家養幾隻雞都有規定，超過是不行的。哪塊地種什麼都要按上邊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規定的很細。種的不對，就要拔掉。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簡直成了公社的“奴隸”，失去了生產的自主權，更沒有產品的支配權，也就沒有了生產的積極性。勞動時社員們像一把扇面，一字排開，一小時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時，實際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說空話。結果是，公共食堂辦了不到一個月就垮了，連稀飯也喝不上了。中國農民被折騰得夠慘啊！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16]

　　消滅農村市場因素，確立城鄉二元體制是毛及中央強力推動的，這和五十年代國家強力推行工業化有關，農民長期貧困則是和公社體制相聯繫的，這種體制又被毛理解為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而堅決維護。文革中的“制度創新”反映了他對創建一種新制度的理想，但這些又都是圍繞毛的政治目標來布局的。毛在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間的思想和實踐表明，他是激進的左翼，是運用一切方法，包括傳統的思想資源和方式來實現其理想和意志的左翼，同時他又有着“左翼的限度”，毛不時會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從他的左翼的高度後退，說到底這是因為毛有着互相矛盾的兩面：他既是他所創造的體制的最大的造反者，又是這個體制的最大的維護者，他的內在的緊張性就在這裡。

　　無可置疑，毛髮動文革，是要用他的思想改變中國，他也要拿回他感到已旁落的大權。“大權旁落”是毛自己這樣說的，現在流行一種分析模式，好像一論及毛的這個層面，就是不“深刻”，不“學術”，其實這是非常荒謬的。因為毛是何等人物，他哪是一個單純思想人物？他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的最高領導者，所以我說毛不僅是大思想家，他還是大政治家，他有兩個基本的層面：思想的層面和政治操作的層面。

　　毛覺得因他退據二線，中國和黨內出了大問題了，他說，他是有意“大權旁落的”，卻沒料到，劉等是不堪信任的。1964年12月，劉和毛就“四清”問題發生爭論，劉又在毛講話時打斷他的話頭，雖然事後劉向毛作了自我批評，但此事在毛眼裡，非同小可，聯繫到幾年來劉的一些思想主張，特別是1964年下半年劉搞“四清”的一些作法，毛判定劉有“取而代之”之意圖。劉向毛檢討，說對毛尊重不夠，但在毛看來，這不是什麼“尊重”和“不尊重”的問題。用毛的話說，在原則問題上，他是不會作出任何讓步的。毛將幾年來這些分散的現象加以綜合化，得出的結論是，自己的話在中國已不管用了，劉少奇等要把自己變成“牌坊”[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