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衛紅：崢嶸歲月――回憶文命初期跟着毛主席造反到天安門毛主席接見
作者: 老田
日期: 2006-12-24 20:03

崢嶸歲月――回憶文命初期跟着毛主席造反到天安門毛主席接見

韓衛紅

象我這樣平庸無為的草民，大半輩子也沒有幹過什麼大事，唯一能提起來的就是參加過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文化大革命，可是毛主席用了後半生的精力，帶領着全黨幾千萬共產黨員和全國億萬工農兵革命群眾，歷時十年才完成的一場偉大的、觸及人們靈魂的、震驚世界的大革命。

在文革初期的一九六六年，我先是響應黨的號召，跟着毛主席造走資派的反，後是作為紅衛兵代表參加國慶觀禮，住進中南海，登上天安門，受到毛主席的接見。這一段經歷，是我有生以來最榮幸、最難忘、最值得回憶的。

對文革這件事兒，我和同時代的人一樣，是時時縈繞心頭，揮之不去。上些年紀的人是都有些懷舊，可作為一個人，一個加入了共產黨，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的人，對於文革這樣大的事被徹底否定而不感到心痛，豈不是昧了良心？須知，徹底否定了文革，也就基本上否定了毛澤東的後半生。也就基本上否定了新中國，否定了建國以後的共產黨。列寧曾經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否定過去不是比忘記更嚴重嗎？以革命的名義回憶過去，認真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才能清醒地把握現在，端正方向，增強信心，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奮鬥！在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13周年之際，回憶緊跟毛主席，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的日日夜夜，使我們倍感和毛主席心連心。至於別人對文化革命如何看是另外的事，我們同意的是毛主席對文革的論定。一九七五年他說：“對文化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一定一致。”一九七六年毛主席臨終前，召見那個叛主竊國的華某人，當着身邊工作人員又一次說到文化革命：“‘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疑義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待一下。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腥風血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我作為毛主席接見過的紅衛兵當然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而且毛主席離開我們越久，就越懷念毛主席，越懷念文化大革命。

一提起文革，我就想起毛主席青年時期的那首《沁園春·長沙》：“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朋友，你一定也讀過這首詞，你在讀這首詞的時侯，感到激動嗎？我們這些從文革時期走過來的老“紅衛兵”、老“革命造反派”，這種激動是非常強烈的。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無論和誰談起文化革命那個年代，都不能不說那是一個非凡的年代。凡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無論他當時的處境怎樣，介入的程度如何，要想把它從記憶里抹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對於我們這些毛主席、共產黨培養教育出來的，毛澤東時代的“弄潮兒”來說，那種感受，叫我怎麼說呢？打個比方吧，你讀過高爾基的《海燕》吧？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在狂風暴雨中追求歡樂的海燕。你讀過郭沫若的《鳳凰涅磐》吧？烈火濃濃了，香煙濃濃了，在烈火濃煙中追求永生的鳳凰。象海燕搏擊那大海，如鳳凰翱翔於烈焰，其中的感受那才叫激情滿懷。幹革命就要有這樣的激情。

還有一首叫《東方紅》的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為了建設新中國，領導我們向前進。共產黨，象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哪裡有了共產黨，那裡人民得解放。”文化革命那個時代，人們就唱《東方紅》，就信仰毛澤東，就學習馬列主義，就搞階級鬥爭，就講究為人民服務！你不信仰毛澤東，不學習馬列主義，不搞階級鬥爭，不願意為人民服務，咱倆就得斗。大鳴、大放、大辯論，還有革命大字報，咱倆就得辯個清清楚楚，斗個是非曲直，說個明明白白，直到你認了錯，再幫你挖出了產生錯誤的社會基礎、思想根源，找到避免重犯錯誤的道路，才算盡到了革命同志之間的責任，也才體現出了階級兄弟般的友愛。當然，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這對於我來說，沒有毛澤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我只能是一個食不飽腹，衣不遮體，靠討飯度日的乞丐。所以在我的心裡，誰要對毛澤東、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說半個不字，或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說壞話，只要叫我知道了，我就絕不答應，就要跟你斗到底！我的這種立場和態度說白了，這是階級的本能。上了五年大學也沒改，坐了六年監獄也沒變。直到現在我這個人，也還是這麼“不時尚”，還是這麼“原生態”！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答案只有一個：馬列主義對，毛澤東思想對，社會主義對！修正主義錯，資本主義錯！什麼好？什麼壞？答案也只有一個：無產階級好，社會主義好；資產階級壞，資本主義壞！什麼是高尚？什麼是卑鄙？大公無私高尚，自私自利卑鄙！人生價值的追求就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講，就講誠心誠意地干社會主義，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這就是我們這些人，也是那個時代的人生理念。一個人做一件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只有這樣的人，才是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重於泰山。這就是我們這些毛澤東教育出來的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這也就是我參加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思想基礎。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辭去國家主席職務退居二線。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和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主持了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在此後的時間裡，他們一步步背棄共產黨緊緊依靠勞動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人民政權變成了謀取集團私利的工具，結成了資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否定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不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效仿蘇修集團，大搞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推行一條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中國引向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邊緣。他們控制了中央的不少部委和北京市委，把北京搞成了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資產階級“獨立王國”。時退二線的毛澤東在北京也很難扭轉定局。重導蘇聯覆轍的危險就在眼前，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就要付諸東流了。一九六五年秋，毛主席帶着江青，離開了令他感到窒息的北京。毛主席在上海組織了一個以姚文元為首的寫作班子，以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為突破口，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姚文元的文章指出：該歷史劇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其影響極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開始，人們都還以為是學術界的討論，後來圍繞着《海瑞罷官》的批判的深入，涉及到了政治問題。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也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於是《海瑞罷官》的批判和廬山會議上中央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聯繫起來了。我沒有看過《海瑞罷官》這個戲，從當時的批判文章中了解到，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糾集軍隊中的右傾勢力組成“軍事俱樂部”，和劉少奇、鄧小平等預謀串通，在會上向黨中央、毛主席搞突然襲擊，上書發難，否定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基本路線，說什麼“人民公社辦早了”“大躍進得不償失”。提出要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主席發動左派對右派進行 了反擊，結果軍頭們失敗了，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痛遭批判，彭德懷被撤職罷官，由林彪取而代之出任國防部長。我是農民的兒子，家在農村，對城裡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不大清楚，但我卻親身經歷了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全過程，親身體驗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規模大、公有制）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優越性。在人民公社裡，剷除了幾千年來剝削制度賴以生存的私有制。實現了黨、政、軍、民、學五位一體，政權掌握在人民群眾選出的管理委員會手裡。因為沒有私有資產，所以管理委員們也無私利可圖，只能給人民群眾當“公僕”。他們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工同酬，誰也不特殊。什麼官僚主義，什麼貪污腐敗，統統被杜絕。這對於大公無私，不謀私利的人來說，真可謂如魚得水，稱心如意；而對於好吃懶做、自私自利的人也真是百不趁心，寸步難行！。其實“人民公社”就是群眾自己創造的。一開始是我家鄰縣七里營合作社的社員們，在生產大會戰中，為適應機械化大生產的需要，幾個高級合作社打破社與社的界限，組成了一個大聯合合作社，名叫合作聯社。毛主席視察七里營時發現了這個新生事物，他非常愛護勞動群眾的積極性，他聽說群眾給這個新形式起了好幾個名字，有的叫它農業聯合社，有的叫它人民公社，有的叫它集體農莊。毛主席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並親筆為七里營寫了“人民公社好”的題詞。《人民日報》隨即報道了這個消息，一經倡導，“人民公社”這個新生事物很快便席捲了全國。那個時候叫人民公社化。如果說一九五六年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城市剷除了剝削和壓迫，鞏固了共產黨在城市的人民政權；那麼，人民公社則在農村剷除了封建關係和私有制，鞏固了共產黨在農村的人民政權。這樣就極大地剷除了資產階級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彭德懷指責不該搞人民公社，鼓吹倒退和剝削，不就是要我們回到舊社會，重過暗無天日的苦日子嗎？《海瑞罷官》借古諷今，為彭德懷叫屈，為資產階級招魂，妄圖復辟資本主義，顯易而見，遭到批判理所當然。對《海瑞罷官》的批判，觸動了劉鄧司令部的要害，時任北京市長的彭真及其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先是封鎖輿論界，拒不發表和轉載姚文元的文章，繼而把批判《海瑞罷官》框在純學術的範圍內，接着又向學校派駐工作組，對學生運動實行鎮壓。北京的幾個大學成了他們製造白色恐怖，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重災區。一夜之間幾百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毛主席立即回到北京，撤消了彭真等人的中央文化小組，建立直屬於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通知精神的鼓舞下，右派對左派的鎮壓，遭到了左派更強烈的反擊。一場毛主席親自點燃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就這樣勢如破竹的展開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我在開封師範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學業已經完成，教育實習告結束。只是由於當地學校的需要，我被嵩縣一中借用，代教高中三年級的語文課。四月十八日，嵩縣一中召開大會批判《海瑞罷官》，我出於出身貧苦的階級本能，走上了批判吳晗的講台。不料我的批判發言竟震動了嵩縣一中。這是我第一次介入現實的階級鬥爭，第一次意識到了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而戰鬥的責任感，第一次享受到了戰鬥的歡樂和滿足！從此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了。我非常清楚的意識到，一場革命的暴風雨在向我招手，我應該毫不猶豫的投身其中。常言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是共產黨、毛主席叫我翻了身，是新中國，是人民把我培養成了大學生。我的一切都應該屬於共產黨、毛主席，屬於國家和人民，現在黨需要我為保衛革命成果去戰鬥，我必須奮不顧身的衝鋒在前，別無其他選擇。六六年五月初，嵩縣縣城又召開了規模宏大的萬人大會，批判資產階級。我作為嵩縣一中的代表又一次作了批判發言，我又一次體驗了戰鬥的歡樂。我是貧下中農的後代，我不能忘本，我為我做了應做的事，而感到自豪。那天，我思緒萬千，心潮澎湃，好象地主、老財、資本家就要翻天復辟，就要向無產階級，向貧下中農反攻倒算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當枕戈待旦，徹夜難眠。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我接到通知，返回開封師範學院。學校已駐有市委派的工作組，也正在開展大批判，除了《海瑞罷官》外，還有吳晗、鄧拓、寥沫沙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我買到這兩本書來讀。原來竟是一些“伊索寓言”式的小文章集成的集子。這三個人物在編着圈兒罵共產黨。說什麼窮棒子翻身沒有當家作主的本事，共產黨是“三個雞蛋的家當”成不了大器。基本手法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躲在陰溝里放冷箭。讀起來當瞎話兒哄小孩子，還滿有味兒；可仔細一品，就叫人如梗在喉，有一種被奚落、被羞侮的感覺。低年級的同學批判的熱火朝天，我們是畢業班，最關心的是分配結果和離校時間。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央關於改組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的決定。六月五號，開封師範學院藝術系講師伍秀芝的住室，被她所教的一群低年級的娃娃們查抄了。她保存的那些封、資、修的唱片、錄音和一些諸如巴黎香水、口紅、高跟鞋、海綿乳罩之類的東西，被娃娃們作了暴光式的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