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老師和打同學之間 （ZT)

王友琴

一、題目和方法：事實描述與因果分析

　　在《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①一文中，我描述和分析了1966年夏天在76所學校中發生的學生對老師的暴力迫害。這場迫害普遍、殘酷，而且在歷史上絕無僅有。現在的人很難想象曾經發生那樣的故事。於是，這篇文章引來了一個疑問：學生怎麼可能作出這種大規模打老師甚至打死老師的事情？也就是說，對迫害性事實的逼近的關注，自然引起了對受迫害者和迫害人者的進一步關注。

　　本文試圖部分地回答這一問題。事實上，回答的方法可能有多種。本文不打算運用現有的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理論來作出解釋。如同前文一樣，筆者首先利用多年來和幾百名文革經歷者的談話，其次，參閱當時正式或非正式發表的文字材料，查核和紀錄那些未被寫出的文革事件。不同於前文的是，本文不僅着重事實的描述，而且更強調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通過這種相互關係的分析，我們可能對那一時期的總體圖景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並對為什麼發生這些事件有進一步的了解。

　　1966夏天，當學校發生大規模打老師事件的同時，也普遍出現了迫害同學的事情②。事實上這些學生受迫害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做了什麼妨礙革命的事情，而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即他們的“家庭出身”。曾被稱為“紅八月”的1966年夏天的文革運動，並不能籠統稱為一代年輕人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同代人迫害同代人的運動。

　　本文試圖回答：部分青年學生遭受歧視和迫害，究竟與當時的打老師事件有什麼關係？也就是說，在兩種事件之間，有什麼聯繫？

　　二、發生時間的重合

　　1966年8月4日上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在教室里召開了鬥爭班裡“家庭出身不好”同學的鬥爭會。教室牆上貼了大標語：“打倒狗崽子！”在1966年夏天，“狗崽子”的意思非常明確，即這些學生的父母是“狗”，而這些學生因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的），所以也成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詞未曾出現在當時的報紙上，但實際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報、傳單和人們的談話中。

　　這個班有40多名學生，其中10人出身於“有問題”的家庭，屬於“狗崽子”；有10人來自“革命家庭”，大多為高級幹部的孩子，是“紅衛兵”成員；另外20多人的家庭屬於“不紅不黑”，當時填在表格上屬於“職員”之類。開鬥爭會的時候，10名“紅衛兵”坐在椅子上，20多名既非“紅衛兵”又非“狗崽子”的學生坐在地上，10名“狗崽子”則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有人拿一根長繩子繞過這10個挨斗者的脖子，把她們栓成一串。有人動手打她們，往她們身上灑墨水，並強迫每個挨斗者“交代反動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還必須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混蛋”一詞，來自當時貼得到處都是的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時初二的學生15歲。其中一位挨斗者後來說，這個鬥爭會對她的刺激非常大：從那一天以後，生活對她來說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在同一天裡，不僅僅是她的班，這所學校的其他班中也發生了類似的鬥爭會。

　　就在同一天，該校的老師也遭到了暴力“鬥爭”。副校長胡志濤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說：

　　8月4日下午，我們幾個領導幹部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氣勢洶洶地罵道：“黑幫！不許動！”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我愛人看見我身上被抽打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麼這樣亂？”

　　我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麼辦法？”③

　　8月4日，這所學校的另一副校長卞仲耘被打傷後回到家中，說：“他們打死一個黨員，一個教員，不過像打死一條狗。”她有預感，可是第二天早上還是不能不到學校去。結果，8月5日下午，高中一年級的一些學生發起“打黑幫”，打鬥了5個校級領導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三位副校長（當時正校長缺）和兩位教導主任梅樹民和汪玉冰。他們被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遊街、被帶釘子的木棒打、被開水燙、被迫用手摳廁所的髒東西、被罰挑重擔子……。這所學校當時有1，600多個學生，雖然參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數已經不少，而且手段十分兇狠。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卞仲耘老師帶着滿身傷痕死在學校操場邊的學生宿舍樓門口。其他四位也都被打成重傷。

　　儘管卞仲耘老師被打死的消息馬上就直接報告到高層領導人那裡，但是未見他們派人或採取措施制止這種暴力殺害。相反，隨着文革領導人物及報紙廣播對“紅衛兵”運動的大力支持和讚美，暴力迫害繼續擴散升級。

　　卞仲耘老師的死，對她和她的家庭是永遠無法彌補的慘痛傷害，在文革歷史上也應是歷史學者應該關注的重要事件。卞仲耘老師是北京第一個在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師，也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群眾暴力殺害的人。在她被打死後，北京又有一批老師被學生打死，還有一批老師在被打被侮辱後自殺，死者總數至今不詳。另外，也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被打甚至被打死。製造、縱容、默認這些無辜者的死亡，是社會道義和良心的大喪失。按照北京市的統計，在1966年8、9兩個月中，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卞仲耘老師是1，772人中的第一個。

　　她的死，標誌了文革中一個允許用群眾暴力來處死人的黑暗時期的開始。

　　大規模迫害同學和打老師的事件同時發生，並從北京蔓延到全國。據現有資料，我們還沒有找到一所學校是沒有發生打老師也沒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當時有兩首由北京學生新作的歌曲，可以分別代表或者說明這兩種對象同時所受到的迫害。一首是《牛鬼蛇神歌》又稱《嚎歌》④（見本刊zk9611b ），用來強迫老師長唱，強迫他們自我詛咒：“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另一首是《對聯歌》⑤，宣揚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儘管當時的電台並未廣播這兩首“歌曲”，但是它們卻流傳全國，甚至在遠離北京的地方也為人熟知。

　　三、共同的暴力虐待性質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常務副校長、化學教師劉美德一次又一次被打鬥。數位當時的學生和老師都講述出一致的情景：她的頭髮被剪掉，被逼在地上爬，被逼頂着烈日在學校操場的400米跑道上跑，被逼吃地上的髒東西，等等。而且，劉美德當時懷孕，學生也是知道的。有一天，《北京日報》攝影記者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要拍攝這所學校開展文革的照片，因為該校的學生組織“紅旗戰鬥小組”及其負責人彭小蒙曾經直接得到由毛澤東寫於8月1日的一封信⑥（見本刊zk9609a ）的熱烈的支持。那天，劉美德被逼爬上一張方桌跪下，一個學生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踏在她背上，如此擺出姿勢，由記者照了下來。這一姿勢是仿效毛澤東在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記者拍完照片後，這個學生把劉美德一腳踢下桌子。後來，劉美德的孩子出生後不久就由於先天性受傷而死亡。

　　數位被訪者也講述了這所學校中一些學生被打的情景。高三的男學生朱彤，父親是“右派份子”，他因此被毒打，還被關在廁所旁邊的一間小屋裡。小屋裡遍地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學生在窗戶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圍看動物園裡的動物。這所學校初一（四）班的女學生萬紅，父親是“右派份子”。當班裡的“家庭出身好”的男同學要打她時，她躲進女廁所，並在那裡哀求彭小蒙說：“你見過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訴他們別打我。”可是萬紅還是被揪到教室里斗。斗她的時候，有同學用皮帶抽打她。她還被命令站在一張凳子上，有同學突然把她腳下的凳子抽走，使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臉腫。

　　在打劉美德老師和打萬紅同學這兩個事件中，有一個相同的細節：故意使她們從高處摔下受傷，顯示這完全是一種暴力虐待。施用於教師和施用於學生的暴力虐待性質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教師被打的比例和程度都遠高於學生。在我發表的兩篇文章⑦中可以看到，在調查所及的76所學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老師是11名，被打死的學生是1名。

　　這些事件的暴力迫害的性質是如此明顯，以至無法用“革命熱情”和“理想主義”來解釋其起因。現在有人甚至會懷疑這些事實的真實性：在處於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怎麼可能如此折磨懷孕的女校長呢？又怎麼可能如此折磨他們的同班同學？

　　這種對文革史實的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報紙上從未報道這些暴力故事。那時，所有的人都要仔細閱讀《人民日報》，但卻是當作關於文革的指示而非事實報道來閱讀。當時的報紙用慷慨激昂的詞語支持“紅衛兵小將”的行動，為他們叫好，但並不描寫他們具體做了什麼。

　　除了報紙以外，我們還可閱讀當時非正式出版的文字材料。比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寫過一篇《自來紅們站起來了》，文中說：

　　我們到這個世界上來，就是為了造資產階級的反，接無產階級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有人污衊我們是“自來紅”，崽子們：你們的污衊是我們的光榮！你們說對了！要問老子是哪一個，大名就叫“自來紅”。

　　文中的“自來紅”是指“革命幹部”的子女。他們自稱“老子”，而把另一部份學生稱作“崽子”。從這一類未在當時正式報紙上出現過的詞語，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運用的語言的粗暴性。同時，這篇文章也表現了明確的權力意向。文章說，為了權力，要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以及其“王八羔子”（文中原話）斗。他們也實際這樣作了，即不但鬥了所謂“牛鬼蛇神”，也鬥了他們的孩子。從這樣的材料，可能能比從正式報紙上較多了解到一些當時的時代風尚和真實情景。但是，即使仔細閱讀這篇文章，也難看出本節所描述的折磨劉美德老師和萬紅同學的事件。

　　這些暴力虐待事件在當時未被記載。對受虐者來說，記載這樣的經歷如被發現，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禍，他們只有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對施虐者來說，他們認為這是“革命行動”，無可非議。當《北京日報》記者拍“再踏上一隻腳”的照片的時候，斗人的學生還異常興奮，說是照片馬上就會見報，將此當作莫大榮譽。這張照片後來未被登載。文革結束後，施虐者不願意提這些事情，受虐者無處訴說這些事情。甚至對歷史研究者來說，也可能會迴避這些事實。這不但是因為發現事實相當費功夫，而且因為寫出之後還必須面對隨之而來的問題：怎麼解釋這些暴力虐待？解釋事實的難度可能會消滅發現事實的動力。於是，在文革歷史被湮沒、遺忘、掩蓋和浪漫化的同時，文革的暴力虐待性質也在記憶的含混中模糊了。

　　四、兩種暴力迫害的相互助長

　　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的紅衛兵把學校的音樂教室小院改成一座監獄。他們在屋頂上搭了一個崗樓，安裝上一盞徹夜長明的大功率電燈。第六中學距離天安門廣場只有幾百米遠，和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它的地理位置就使其影響非同小可。當時有不少外校紅衛兵前往六中參觀學習。

　　這座監獄存在了一百多天，有9名第六中學的老師從頭到尾被關在那裡。他們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而且挨打挨罵，並受到跪煤渣、跪板凳等體罰。有一位老師被打壞了骨頭。有一位老師被學生拉來作練拳的活靶子打，以至引起胃出血。一位教導處副主任被關押了三個多月，放出來一個月後就死了。還有一些人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在那裡。第六中學的一個老校工徐霈田，學校附近的一個房產主何漢成以及一個學生王光華被打死在這個監獄中。

　　並不是每一個學生都有資格參加這種暴力虐待行動的。有一部份學生甚至像老師一樣被關進這座監獄毆打折磨。監獄牆上先就用紅色油漆寫了“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有一次這所學校高中三年級有兩個“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被抓進監獄毒打，血流遍地。打他們的人就用毛筆蘸了他們的血，重描了“紅色恐怖萬歲”六個字。

　　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家庭出身”是“小業主”，在文革時又被說成“資本家”。文革前王光華曾經當過班長。文革開始後他曾經批評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後來，他未得到紅衛兵的批准就到外地“大串連”。1966年9月27日，王光華從外地剛回到北京，就被綁架進學校的監獄。一群同學拿軍訓用的木槍和桌椅板凳腿毒打他，打得他失去知覺昏厥過去。當天晚上，他被關在監獄中，傷勢沉重，氣息奄奄。第二天早上，王光華又被毒打。9月28日晚上，王光華死了，時年19歲。

　　幾個被關在監獄中的老師把王光華的屍體抬出了監獄。據當年抬過王光華屍體的老師說，他們在黑夜中把屍體搬出了監獄小院，又抬着屍體走過六中的校園，一點也不覺得害怕。他們已經被關在這個監獄裡一個多月，眼見身受了大量恐怖的事情，那時好像連害怕的心情都不會有了，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們感覺到屍體很重，死去的人的身體似乎比活人的沉重得多。

　　這些被囚禁在監獄裡的老師，目擊了學生如何分裂成三個等級。一個等級是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他們被歧視，被侮辱，被打，甚至被打死。王光華是其中之一。另一個等級是出身於“不好也不壞”的家庭的學生，他們不被准許參加“紅衛兵”組織，只可以參加一個叫“紅聯軍”的組織。這個組織的名字的意思是作紅衛兵的聯合對象。到了1966年11月，“紅衛兵”成員都到各地“大串連”去了，在夜裡值班看守監獄就成了“紅聯軍”成員的差使。最高等級是“紅衛兵”成員。他們掌管獄中人的生殺予奪，還把被關在獄中的老師的工資拿去花掉。有一天，是毛澤東將在天安門廣場又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之前，一個紅衛兵在監獄的院子裡高聲大氣地說：“老子????上天安門城樓都上膩了。”原來，第六中學的紅衛兵是“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當時簡稱“西糾”）的主力之一。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西糾”擔任糾察，能上天安門城樓。這樣說話方式顯露出說話人的驕狂得意，也顯示他們當時所享有的相對於其他學生來說巨大無比的恩寵。

　　逼近觀察迫害老師和迫害同學這兩種同時發生的暴力迫害，可以看到二者之間實際上是互相助長的。如上文所說，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老師成為學生暴力的第一位受難者。但是打死人者並未受到任何懲罰或警告，甚至連批評也沒有。當時領導文革的“首長”常到群眾集會上講話。查閱當時編印的各種“首長講話集”，在這些首長們的講話記錄中，頂多能找到三言兩語的對打人情況的極其溫和並且間接的勸告，而且從未具體提到老師被打死的事。接着，在北京101中學（8月17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8月22日），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8月25日）等學校，老師被學生打死的事件又再發生。在第六中學，十多位老師被關進私設的監獄。9月27日，學生王光華在第六中學的監獄中被打得失去知覺之後，被關在監獄中的一位女老師上去給他做人工呼吸，也被打斷了手臂。第二天王光華繼續被打，終於被打死。如果打死老師的事情先受到管束，如果老師的生命當時不那樣被視為草芥，那些打死王光華的人可能還不敢那麼肆無忌憚。如果他們稍有收斂，王光華或許不至於被打死。對老師的暴力虐待帶來了對同學施行暴力虐待的環境。打老師的殘酷程度助長了打同學的殘酷程度。

　　另一方面，禁止一部份同學參加當時打老師打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動”甚至把一部份學生也當作施虐對象，使得從事文革變成了同代人中一種明顯而且巨大的特權。這種少數人擁有的特權具有更大的誘惑力，不但使這些人感激給予特權的人，而且刺激增長這些人的激烈和瘋狂。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學裡，紅衛兵成員不過占學生的20％左右。但是這少部份學生擁有的前所未有的特權使他們控制主導了大局。我們也許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打老師的暴力行動是全體學生可以平等參加的，學生對打老師的興趣可能不會有那麼狂熱，另外，學生中的一部份人也可能會成為反對派來抵制暴行。而把學生按照“家庭出身”分成三個等級的作法，全面壓倒了在學生中由於思想或者道德方面的分歧而引起爭論及政治觀點派別的可能性。同時，嚴加打擊“狗崽子”，也有力地發揮了“殺雞給猴看”的效應，使得學生中沒有人敢於發出制止暴力迫害的不同聲音。事實上，在1966年夏天，當一個又一個老師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曾經站出來反對這種暴行。這是一個令人難過但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就現有的材料來看，文革中出現的某些東西，比如“紅衛兵”這一名稱、打老師的種種手段、學生私設的監獄等等，可能不是文革的發動者事先策劃的，也就是說，可能是自發地出現的。但是在一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度里，無數人可能發明無數新東西，而這些事情獨獨能得到文革發動者的支持而風行一時，並不是偶然的。

　　上面的分析說明了打老師和打同學這兩件事互相助長的功能，進而也能說明二者是相當整合的。

　　五、共同後果：暴力迫害的推行與延伸

　　把1966年的學生打老師以及打同學稱為“暴力迫害”，是因為衝突中的雙方，一方占有絕對的權力，不必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關押和毆打另一方，甚至把人打死也沒有關係；另一方則只能忍受侮辱和折磨，不能自我辯護，不能自衛，甚至也不能表示投降以保全生命。這樣的雙邊關係，是典型的也是嚴重的“暴力迫害”範例。

　　有人可能會說1967年群眾組織間的武力衝突導致的死亡比1966年的還多。動用暴力確實是二者之間的共同特性，但是1967年的武力衝突在相當程度上是雙方互打，可以還手也可以退出的，所以與1966年的暴力迫害有很大區別。打老師和打同學這兩類事件則代表了同一個暴力迫害的原則對不同對象的施行。

　　從1966年6月開始，教育工作者被當作運動的主要對象，雖然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曾經表示反對當時提出的“教育革命”。在6月和7月“工作組”領導學校文革的時候，工作組領導學生揭發批判老師，儘管在文革以前，老師並無權力來決定教育路線及體制。一些老師被工作組劃入“四類”，面臨撤職、下放、勞動改造的命運。一些老師不能忍受壓力和羞辱而自殺。8月初工作組撤離學校後，迫害升級，變成暴力性的。遊街、體罰、剃“陰陽頭”、進“勞改隊”、唱“嚎歌”、用銅頭皮帶打等等暴力手段紛紛加諸於老師們頭上，儘管他們未作任何反抗。

　　對於來自不同家庭的學生的大規模的迫害隨着“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的廣為傳播而興起。有人可能會爭辯說，當1966年8月初這副對聯開始流行時，在北京有過辯論，有過不同意見。但是實際情況是，當時提出不同意見者的人數極少，而且在中國音樂學院禮堂的“辯論會”上，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在會場上就被打。另外，更重要的是尚能發表不同看法的不是那些首當其衝身受其害的“混蛋”——他們根本已經失去了發言權，除了承認自己是“混蛋”以外，什麼都不能說。當受害的一方不能對“對聯”做任何批評時，就意味着他們只能接受對他們的或許重一點或許輕一點的虐待，而沒有別的選擇。至於這種虐待的輕重，全然掌握於他人之手。

　　暴力迫害並非新東西。但是，由一部份學生大規模地施用於老師和同學身上，卻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發生於1966年夏天的這一場對老師和同學的暴力迫害，在整個文革的發展過程中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紅衛兵”組織最早發起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工作組”受令離開學校後，有二百多成員的“紅衛兵”控制了學校，包括學校的“勞改隊”。那時，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鰲被迫在胸前佩戴一塊黑布，上寫“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

　　他們多次遭毒打。萬邦儒被打得腎出血。韓家鰲不得不不斷服用專治外傷的“雲南白藥”。團委書記顧涵芬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化學老師劉樹華被鬥爭後從學校的煙囪頂端跳下身死，時年26歲。

　　同時，這個學校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被鬥爭、被打、被強迫“勞改”。1966年8月26日深夜，當劉樹華老師跳煙囪自殺時，高三學生鄭光召也正因被毒打而病危。高二學生郭蘭蕙的父親是“右派”份子，她被斗後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死。還有一個初二的女學生臥火車軌道自殺，未死但終身致殘。

　　隨着紅衛兵組織在各學校普遍建立，這種暴力迫害也在各學校普遍發生，而且，從學校內向學校外發展。從打老師和打同學開始，發展到了打社會上的各種“牛鬼蛇神”。抄家，把“地、富、反、壞、右”掃地出門，打人甚至打死人，到處發生。比如，作家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紅衛兵打鬥，以後自殺。從1966年8月26日起，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數目從兩位數增加到三位數，並且持續到9月2日。9月2日起才降至二位數。在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裡，在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了。

　　這種暴力迫害的打擊對象繼續擴大，延伸到越來越多的教育界以外的幹部——當時稱為“當權派”——頭上。這時，以幹部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中的一些人試圖保護這些人。在一份1966年8月30日由“北京師大女附中、化工學院附中紅衛兵”發出的《告工農革乾子弟書》⑧中，可以讀到這樣的句子：“革命幹部的家一律不許抄，凡沒經中央、新市委批準定案是黑幫、反革命份子的當權派的家也不應查抄。”“凡沒經中央、新市委批準定案是黑幫、反革命的，一律不許體罰、毒打、掛牌、剃頭、勞改。”

　　這張傳單的內在邏輯相當值得分析。這張傳單反對對“革命幹部”施行暴力迫害，但是僅僅是對他們而言的。對“革命幹部”不應該抄家或體罰、毒打、掛牌、剃頭、勞改，而對別的人並非不可以。事實上，正是紅衛兵開始和實施了對很多人的抄家或體罰、毒打、掛牌、剃頭、勞改。他們後來只是試圖反對施用這樣的迫害於某些對象，而不是反對這樣的暴力迫害本身。他們也沒有覺得他們自己實際上是在淪為由他們開始的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暴力迫害的受害者。

　　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從熱烈支持早期的紅衛兵組織而轉向另一些被稱為“造反派”的群眾組織。“造反派”雖曾部份地批評了紅衛兵所為，但是也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他們的作法。比如，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當“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和“老紅衛兵”（他們後來被冠之以“老”）各占一樓對壘時，有一天，“井岡山”組織中的學生曾用布蒙住萬邦儒校長、韓家鰲副校長以及另外三位老師的眼睛，把五個人驅趕到四層樓頂，在樓頂上用皮鞋底打這五個人。據說這是因為對面樓上的“老紅衛兵”罵他們“保守”，他們就以此來證明他們的“革命”性。

　　這種暴力迫害的原則被貫徹及實施於隨後的年月。1966年末和1967年，學生組織的主要指向是“當權派”。在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被打死。1967年7月，彭德懷元帥在學生舉行的鬥爭會上被打斷兩根肋骨。

　　在1966年夏天對老師的暴力迫害的高峰之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教育工作者再次成為主要打擊目標。第二次迫害高峰更為組織化、系統化，也持續了更長時間。在本文寫到的四所中學的教職員工中，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三人自殺，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第六中學各有一人自殺。也有學生被打成“反動學生”。比如，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一個“家庭出身不好”的初三學生聞佳，因無家可歸以及被強暴而試圖自殺，被發現後卻被當作“現行反革命”送進監獄，被判刑18年。

　　上述回顧，可以幫助我們看出文革中暴力迫害發展的軌跡和一些特徵。

　　1.這場暴力迫害興起非常迅速而幾乎未遇阻擋。1966年7月28日決定從學校撤離“工作組”，8月5日就有老師被打死。到8月下旬，發展到在北京每天有幾百人被打死。9月後每天被打死的人數漸降。從功能角度分析，這種急劇增長、達到高峰後又稍降低的發展曲線，其實際效果之一是人們就此被迫接受了這一既成事實以及普遍打人所意味的暴力迫害原則。可以設想，如果暴力行為緩慢興起，大多數人在思想上會不接受，也會有機會說出不同的聲音——北京畢竟是一個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城市。但是在1966年8月迅速蔓延的大恐怖中，沒有人敢於反抗或者從理論上反對這種迫害。如果有人站出來反對，一定會也被打。隨後暴力迫害稍減，人們慶幸生存之餘，也在一定程度上習慣了。

　　2.在暴力迫害中發生了超越某些施暴者的意圖的情況，即當暴力迫害蔓延並擴大打擊對象時，最初的施暴者最終可能變成被施暴的對象。由於這些施暴者先已幫助確立了暴力迫害原則和方式，當其身受其害時，他們也失去了保護自己的道德基礎。

　　3.在文革的前三年中，占據學校主導地位的勢力幾經變更，但是暴力迫害原則卻一以貫之。這幾派勢力雖曾互相對立，但是有着相當多的共同思想及行為方式，其中暴力迫害是最重要的一項。在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故意把一批又一批的人從社會生活中撕裂出去，“批判”他們，“鬥爭”他們，“審查”他們，關押他們，摧毀他們的日常生活，讓他們活得越不舒服越好。這種方式在文革中不斷運用。在一個封閉的大環境中，很多人似乎已經把這種持續的迫害當作生活的自然的一部份。

　　對於文革中的暴力迫害，我們的了解和研究都還很不夠。文革中的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暴力迫害，始於1966年夏天的打老師和打同學。本文涉及的只是其一角。要對史實做出更全面的描述和更深入的分析，還有待於進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