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是當代的“遊民文化”經典

蘆笛

一、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的千年病態

最近看到故李慎之老著《發現另一個中國──〈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序》，驚喜地發現吾道不孤，我的某些想法其實早就有人想到過並作了紮實研究，這位先知先覺就是《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的作者王學泰先生。

針對中國社會發展數千年一以貫之的病態，我曾在舊作中反覆提出幾個重要觀點：

１、從辛亥革命前直到大澤鄉“起義”的所有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並不是革命，而是痞子造反，這腐惡傳統在中國歷史上貫串着一條醒目的紅線。

２、“暴力革命”和“造反”的本質區別，不但在於前者是進口來的，後者是土產的，更在於前者的目的是用暴力手段強制改造社會，而後者的目的只是搶奪天下。因為社會改造只可能以和平漸進平滑的方式進行，所以革命對社會發展的破壞力更大，必然引起社會大幅度倒退，製造出一個更加黑暗的新社會來，而造反只能起到改朝換代的作用。雖然兩者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只能大量消滅人口，大規模破壞生產力，但造反沒有革命那種全面的持續的文明摧毀作用。所以，泊來的暴力革命比土產的造反更可怕、更反動。

３、中共革命乃是從外國進口的邪教與本國土產痞子造反的腐惡傳統相結合生出來的寧馨兒，是後者最高最活頂峰，把它的出現完全歸結於蘇聯的文化、政治、軍事侵略是淺薄可笑的。正因為它結合了外來的以暴力強制驟然改變傳統生活方式的荒謬與土產的痞子造反的狠毒，它才得以構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人道災難與文明災難。

讀了李老的文章後，我才發現類似的觀點早就有學者提出了。據李老介紹，早在1919年，杜亞泉先生就提出，中國社會中歷來存在着一個“遊民階級”，歷次所謂“農民革命”就是以這些人為主力軍，這種“遊民革命”只能導致改朝換代，不能推動社會進步，既非政治革命，亦非社會革命，只能稱為“帝王革命”。遊民和知識階級結合，便產生了所謂“遊民文化”，它以尚遊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計，疾惡官吏，仇視富豪為主要特徵。

據李老介紹，王學泰先生在這一發現的基礎上作了深入研究，寫出了巨著《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可惜到現在我既未能從國內購得此書，也未能從網上成功下載，只能結合李老與其他網人的介紹總結出以下幾個要點來：

１、自宋代以後，人口增長超出了土地承載能力，於是造成了許多沒有固定職業的“遊民”，包括兵、地痞、流氓、盜賊、乞丐等等，構成了歷代痞子造反的“勇敢分子”集群。歷史上所謂“農民起義”其實就是這些人造反，跟真正的農民其實沒多少關係。

２、遊民形成的社會稱為“隱性社會”，而大家熟悉的傳統社會乃是“顯性社會”。李慎之老甚至將遊民社會稱為“另一個中國”。遊民的生存空間稱為“江湖”，那兒實行的是與顯性社會的遊戲規則截然不同的另類規則。他們朝不保夕，因此輕生忘死，把心狠手辣視為英雄豪邁。其專業就是風高放火，月黑殺人，作沒本錢生意，過刀口上舔血的日子，藐視一切既有體制特別是法律體系的權威，與之對着幹，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發跡變泰”。“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是他們的美好願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們的最高理想。他們唯一的道德原則就是“義氣”，也就是幫內弟兄必須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因而把“義氣千秋”的關羽當成了尊神，除此之外毫無道德約束。而且幫內等級無比森嚴，一旦“欺師滅祖”，便要接受“三刀六洞”、“五雷轟頂”、 “萬刀砍殺”的可怕殘暴的懲罰。

３、遊民與知識分子相結合，便形成了“遊民知識分子”，由這些人創造了“遊民文化”，其經典就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唐》等通俗演義。李慎之先生甚至認為遊民文化對國民的影響其實不亞於所謂“主流文化”亦即儒道釋，其依據乃是在國外華工們中，關羽比孔子還香火鼎盛並綿延不絕。

４、王先生認為，“革命的精義在於進步，因此只有經濟是否發展和社會是否進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並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檢驗革命的試金石”。因此，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富革命性的並不是如李自成、張獻忠那樣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帶勤勞致富和追求發展的農民。李先生認為，王先生此說不但解釋了杜亞泉所說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所在。

因為沒能看到原著，上面這幾點總結當然連管中窺豹都算不上，如有誤解，敬請識者指正並向王學泰先生道歉。如果王先生的主要思想就是這些，那我基本同意，但覺得還可以補充幾點：

１、在我看來，遊民社會的主體除了黑社會組織（諸如天地會，紅花會，紅槍會，青幫、洪幫、袍哥、三合會等等）外，還應包括民間非主流宗教組織。早在王先生舉出的那些 “遊民經典”出世前，便有黃巾軍、五斗米教、明教（含彌勒教）等等，後來還有白蓮教，拜上帝會，義和團等等。因此，愚以為不能忽略民間非主流宗教運動在遊民運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現代法輪功的興起，似乎就不能用王先生的理論解釋。

２、遊民社會的出現不完全是人口過剩的結果。每個朝代初創時，因為人口死亡泰半，都有嚴重的土地過剩，但遊民社會似乎並不因此絕跡。哪怕是在遊民出身的朱元璋和毛澤東上台後以鐵腕無情地徹底剷除了遊民社會（毛還剷除了其他一切民間社會）之後，過上幾十年遊民社會又出現了。有明一代痞子造反就沒有斷過。今日的中國社會照樣有龐大的黑社會組織。這似乎並不能完全用人口過剩解釋。

我認為，遊民社會之所以能夠與中國歷史相終始，乃是因為中國從來都是一個病態社會。中國從未出過合格的思想家，傳統社會設計從來沒有“費厄潑賴”這一條，其社會理想就是維持既有尊卑秩序不變，將統治階級恃強凌弱，肆意搶奪社會財富視為“天理大義”或“宇宙運行規律”，至今仍然如此，因而從來無法造出西方那種具有和平解決社會危機可能的良性社會來。主流社會的病態組織管理方式，取消了社會完善自身、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可能，只能將危機積蓄下來，這就是遊民社會得以發生、發展和維繫的根本社會原因。

３、正因為遊民是社會病態的組織管理方式製造出來的，所以無論人口是過剩還是不足，遊民社會都不絕如縷，從未在中國歷史上斷過根。它的所謂“隱顯”程度反映了社會危機的“儲蓄量”：當人口極度超載，貧富極度不均，貧民大量出現，遊民社會便從隱到顯，全國都成了“江湖”，直到遊民領袖最終健步登上天安門。

在這過程中，民間非主流宗教組織的興起是社會危機嚴重程度的最敏感的指針，這是因為這些組織的教義常有原始社會主義成分（起碼是在起事前如此），或是據說起到了醫療保險作用，因而為提供了統治者無法提供的危機解決方案，為生活無着的貧民提供了一種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另類生活方式，五斗米教、明教、白蓮教、拜上帝會直至今日法輪功的勃興，都是出於同一機制。

４、同樣在中國歷史上不絕如縷的，乃是由民間士紳組織指揮的保護良民不受造反痞子蹂躪的團練武裝。這作法從東漢末年一直延續到國府的剿匪運動。在鎮壓痞子造反時，團練武裝起到的作用甚至可以大過朝廷的正規武裝力量，諸如東漢末年民軍鎮壓黃巾，元末民軍鎮壓紅巾軍，清朝湘軍淮軍鎮壓髮匪，等等。

這就是毛澤東眼裡的“階級鬥爭”，他沒敢告訴大家的是，第一，階級鬥爭乃是社會病態的表現，非但不能解決社會危機，推動社會進步，而且只能禍國殃民。一個社會的階級鬥爭越頻繁越暴烈，也就越證明統治者和反抗者雙方越缺乏和平解決衝突的政治智慧，不是光榮而是恥辱。第二，弱者起來反抗強者在道義上是合理的（所謂“造反有理”），但這並不意味着反抗者就一定是好人，起事者往往比鎮壓者更殘忍更黑暗更反動，更具有盲目的巨大的文明破壞衝動。項羽、黃巢、朱溫、張獻忠、洪秀全等著名匪首都是證明。就連後期在軍師們教育下“改邪歸正”的李自成，再度墮落為流寇前仍然還要效法項羽把紫禁城一把火燒成白地。至於毛澤東與蔣介石孰正孰邪就更不用說了。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國歷史反覆證明的那樣，奮起推翻昏庸的統治者，造成的實際惡果比維護秩序更大。造反在道義上或許確實 “有理”，但在功利意義上卻極度愚昧，極度有害。

５、所謂“革命的精義”，乃是用暴烈急劇的手段去改造社會原有的生活生產方式，由此造成文明的大躍退，這我已經在上面說過了。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都既是傳統的痞子造反，又是進口的洋革命。在俄國人來之前，孫中山的基本依靠力量就是黑幫會，他本人就是洪門的洪棍，中共則集邪教與黑幫會為一身，這應該是誰都看得出來的吧。中共懲罰叛徒的殘忍，就連傳統遊民社會都得瞠乎其後，顧順章全家被殺就是生動例子。

王先生至今以為革命是什麼好東西，如果不是因為身在國內不能不作出的安全考慮，就是誤以為西方社會進步是通過暴力革命實現的。其實滿不是這麼回事，西方的社會進步主要靠的還是和平改革。如上所述，東西方之所以有這本質差別，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從來沒有出過合格的思想家，提出過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和平改造藍圖，於是中國便永遠只能以亂治循環的方式在原地打轉。

正因為此，王先生指出的社會由窮到富似乎不能視為真正的社會進步──那不過是良民為痞子作嫁衣裳罷了。不在國民思想上徹底撥亂反正，建立妥協觀念，實行費厄潑賴，破除“拳頭大賽，贏家通吃”的“狼羊律”，良民只知苦吃苦做，勤勞致富，社會財富就算創造得再多，總是要徹底毀滅在必將到來的大亂之中的。這能算什麼“社會進步”？

６、準確地說，遊民社會的經典完全是雜拌，其恆定成分當然是王先生列舉的那些經典說部，在其中，除了為遊民提供“英雄榜樣”諸如義薄雲天的劉關張、濫殺手無寸鐵的無辜的李逵、慘殺“淫婦”的武松、楊雄、石秀等人之外，《三國演義》還通常起軍事教科書的作用，並為造反痞子提供軍隊組織模式（例如“軍師”從來是痞子造反隊伍中必有的職務）。不但努爾哈赤、李秀成等草莽，就連偉大領袖毛主席都親口在中央會議上承認“我打仗是靠《三國演義》”，我黨那著名的“投名狀策略”更直接是從《水滸》上學來的。

但除了這些不變組分外，任一特定時期的遊民運動也攙入某種宗教成分。這在紅巾軍、髮匪、拳匪、共匪運動那些宗教運動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拳匪幾乎把所有通俗演義上的神道和英雄人物都從天上請了下來，附在自己身上，這當然屬於宗教行為。而偉大領袖毛主席為毛岸英開的書單就更能說明這一點：

“精忠岳傳2,官場現形4,子不語正續3,三國志4,高中外國史3,高中本國史2,中國經濟地理1,大眾哲學1,中國歷史教程1,蘭花夢奇傳1,峨嵋劍俠傳4,小五義6,續小五義6,聊齋志異4,水滸4,薛剛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義2,洪秀全2,俠義江湖6。”

這些書基本屬於王先生指出的遊民文化經典，但請注意也有添加成分，那就是“大眾哲學”。如果毛岸英不在蘇聯，只怕毛要特地加進去點共教經典（例如他自己寫的邪教小冊子）。

７、和所謂主流文化經典亦即儒道釋經典相比，遊民文化經典提倡的是一種反文明、反人道的價值觀，中國歷史上的反抗者們之所以常常比鎮壓者們更邪惡更殘忍更反動，這應該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８、共黨建政後，遊民文化便再不是什麼“隱性文化”而成了國教。傳統遊民經典提倡的“優秀品質”被提煉成了大中學政治課上那些教義。如今的遊民政治聖經乃是《毛澤東選集》（特別是《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以及革命傳統教育，文學經典則是毛時代推出來的一切文學作品。在這些玩意的潛移默化之下，哪怕就是文盲，“奪過鞭子揍敵人”、“對同志像春天般溫暖（亦即傳統的“義氣”），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亦即祖傳的“無毒不丈夫”）、“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等等基本教義都能倒背如流。

因為中共以國家權力用遊民經典為全民洗腦，更因為３０年毫不間斷的痞子運動，特別是經過史無前例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陶冶，我們偉大祖國終於實現了全民“遊民化” ，遊民社會便再不是隱性社會而成了“紅彤彤的新社會”。只是在鄧小平毅然背叛馬列毛主義、奮勇走資之後，主流社會才開始便逐漸向傳統社會回歸，痞子頭目才開始貴族化，這種嚴重滯後在傳統痞子造反運動中根本看不到——如朱元璋建立的吳國顯示的那樣，痞子們還沒完全打下江山來，便開始按照舊貴族的方式建立管理國家。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竟然出現了意識形態與社會基礎的徹底背反：隨着痞子頭目們貴族化，社會向傳統回歸，官定意識形態卻仍然還是那個與之針鋒相對、不共戴天的遊民文化。統治者動用國家宣傳教育機器，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教育子民如何推翻自己，人類歷史上還從未見過如此荒謬奇特的景象，它正是革命造成的不同於傳統造反的特殊惡果之一。

９、由此構成了中國社會最大的潛在危機之一，也是日後中國再度大亂，新貴被新一代遊民殘酷血洗的爆發契機。

【未完待續】

【說明】按原計劃，本文乃是《淺議金庸小說的藝術價值和社會效果》的續篇。該文未寫完，我就有事到外地去了。在旅途中除了英文書外還看了兩本中文書，一本就是《王小波畫傳》（謹向網友竭誠推薦，精彩之極，不讀可惜，可到網上郵購，用古歌一找就得，http: //book.sina.com.cn/nzt/cha/wangxiaobohuazhuan/），一本乃是李慎之著《風雨蒼黃五十年》，其中有一篇就是我此文提到的文章。讀後我改變了原來的寫作構想，決定把談論金庸小說的藝術價值和社會效果的兩部分分開。

所以，本文其實已不再是前文的續作而是獨立文章。我本來不想貼在此處，準備貼到博訊的蘆笛博客去。但因為有網友催問過那文章的續作，我覺得做事還是該有點頭尾，所以貼在這裡。但在寫完此文後三個月內，我大概不會再來此貼文字，即使寫文章也只會貼到博訊的蘆笛博客去，準備以此餓死那些舔共ＬＬ們。等３個月後我再來看，如果衙內們餓死了，那我就回來，否則我以後恐怕只會在博客安營紮寨也。博訊的博客很合我的心願，它不讓網友上貼，比較適合我這種單向施教的先知先覺，由此確保了我不會把寶貴時間浪費在批駁驚天動地的白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