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從清朝開始衰落

1634年，即明朝滅亡前十年，在徐光啟的主持下《崇禎曆書》修編完成。而一年
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譽為近代科學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身監禁，晚
年極其悲慘。而徐光啟當時的職務是“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得到崇禎皇
帝的寵信。這是西方和中國明朝在天文學上的對比，可以說，中國明朝崇禎皇帝對天文
學的支持遠超過歐洲。這部集歐洲天文學所有經典為大成的《崇禎曆書》不僅代表“西
學東漸”的學術成果，還代表着中國對西方天文學的接納，而更為可貴的是這在歐洲還
尚且不能。
　　 1、徐光啟提出建立以數學為基礎的整個科學技術發展的學科構架。崇禎2年（
1629年）7月26日，徐光啟給崇禎皇帝上奏摺《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
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數學在生產實踐中作用”，他是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
程學的基礎來看待。
　　 2、方以智對自然科學和哲學進行了科學劃分和論述。那時西方連哲學和科學的區
別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經明確提出概念的區分和關係的論述。
　　 3、在軍事科學方面，徐光啟在崇禎2年（1631年）上疏建議組建全火器裝備的現
代化陸軍。他建議，一營陸軍用“雙輪車”120輛、“炮車”120輛、“糧車”60輛。“
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鷹銃”100門，“鳥銃”1200門，戰士2000人，隊
兵2000人。……練成15營6萬人，並推舉孫元化先訓練一營。此計劃得到崇禎皇帝的激
切讚賞和大力支持，並投入實施。孫元化是徐光啟的學生，也是徐光啟新軍事思想的大
力實踐者。孫元化本身在科學上也有相當造詣，著有《幾何體論》、《幾何用法》、《
太西算要》。可以說沒有孔有德的叛變，他會訓練出一支相當強大的火器部隊來，徹底
殲滅滿清應該也沒有問題。但孫元化很快被叛軍孔有德俘虜，後雖放回卻因瀆職罪而被
處死。徐光啟訓練新式陸軍的計劃雖然落空，但他卻已經指明了中國近現代軍事的發展
方向。沒有滿清的中斷，中國在軍事上是不會落後於西方的。
　　 4、在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方面，王徵自製出自行車、自轉磨、虹吸、鶴飲、刻漏
、水銃、連弩、代耕、輪壺，同鄉人把他當作諸葛孔明復出。王徵和金尼閣合作翻譯了
《西儒耳目資》，這是中國第一部羅馬字注音專著。王徵和西方傳教士鄧玉函合作翻譯
編寫創作了《遠西奇器圖說》，這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引進西方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的著
作。
　　 5、現代醫學也開始萌芽，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實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確
性超過了以往所有本草學著作。而吳有性的《瘟疫論》則透露着中華新醫學的曙光。
　　 第三，我們再看看物質文明：
　　 明朝代表着當時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國生產力高度發展，永
樂年間的鐵產量高達9700噸，而17世紀歐洲產鐵量最多的俄羅斯才2400噸；無論是鐵、
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明朝在世界上都遙遙領先，工
業總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與此同時，明
末的對外貿易量也相當驚人。根據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
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7000到10000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那時，不
是歐洲而是中國占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們再看看明朝的對外交往：
　　 明朝人對外極其開放。在對待外國文明的態度上，瞿太素主張應以文化的高低來
區分是否文明國度，他說：“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
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說：“世
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徐光啟
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
歲月間拱受其成”。這一主張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中國民間和官
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現在我們把林則徐，魏源看成是睜
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實比他們早兩個世紀，徐光啟等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已經把視野轉
向世界，並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西方列強。徐光啟說：“今之建賊，果
化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說，雖然那時關外的建州滿
人雖然是明朝的大敵，但象徐光啟、崇禎皇帝那樣的人已經知道西方將是中國更兇惡的
敵人，因此在內憂外患之中還不忘加緊引進西方科技。
　　 明朝，中國人不僅走了出去，而且還獨占中國近海以及東南亞的海上霸權，確保
了祖國的海上安全。更為關鍵的是，由於我們不僅沒有關上國門，而且還走了出去，這
樣使我們的航海與軍事技術都始終與西方世界始終接軌，不至落後。
　　 鄭芝龍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經發展成為擁有三千多艘海洋貿易船隻，超級龐大
的海上貿易集團。當時鄭芝龍集團勢力已經達到“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
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崇禎元年，荷蘭人和漢人許心素聯手在
東山島海面上向他發動攻擊，鄭芝龍盛怒之下出動千艘船隻進行還擊，捕獲荷蘭人的兩
艘大船和85名荷蘭船員。不久又攻入廈門港，把許心素抓獲處死並再捕獲一艘荷蘭船和
一艘快艇。等到強大的中國海盜集團劉香勢力崛起之後，“荷蘭人與劉香勾結，在1633
年7月12日突襲廈門，把港內鄭芝龍水師的二、三十艘戰船擊沉或燒毀，這些被破壞的
船隻每艘上面配備有16門、20甚至36門的大炮，可見鄭芝龍的明軍水師實力強大到什麼
程度。而在短短兩三個月內，鄭芝龍竟能連續對荷蘭人發動兩次龐大的海上反攻。出動
包括五十艘特大戰船在內的150艘戰船，使劉香海盜集團和荷蘭人遭受到重創。最後徹
底消滅了強大的劉香海盜集團，並使荷蘭殖民強盜受到沉重打擊。這種戰果在中外交鋒
的歷史上是罕見的。也奠定了鄭芝龍的明軍海上力量在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蘭人
在見識了他的厲害之後，改變了對他敵對的態度，與他合作，以求在幾乎完全由他壟斷
的貿易中得到一些好處。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和鄭芝龍集團競爭，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貿易上，
都是如此。德國學者Aldree he wiltn說“他除靠那一項強暴的營業稅收（每舶例入二
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機生意，而終於積攢起一筆莫大資產，他的船隻計有三千，他令
其船主們巡航到暹羅、馬尼拉、馬六甲等地，就豪華以及財富而論，他凌駕在他君主之
上”。當時就連鄭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員，都富可敵國，如戶官鄭泰“守金門，資以百萬
計”“富至千萬”“少者百萬”。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些方面看看這個中國的海上集團當時強大富裕到什麼地步
。《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中說：“崇禎元年，台灣荷蘭長官與鄭芝龍訂立為期三
年的購貨合同，議定鄭芝龍每年向荷蘭交付生絲一千四百擔，糖五千擔，糖姜一千擔，
絹綾五千擔，荷蘭人支付29萬9700元，這項合同後因荷蘭東印度公司缺乏現金作罷。”
　　 總之，明末華夏文明處於進入人類文明更高級階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雖然
因為饑荒西北起了民變，但以明朝的實力是完全可以鎮壓下去的。而事實上，民變之起
也跟由於平定滿人而增加稅收有關。增加稅收，江南尚不覺得吃力，而西北卻承受不了
。假如滿人不在關外鬧事，一是西北民變未必會起，二是明朝也可傾力鎮壓，而左支右
絀而致流寇坐大。
　　 中國自宋以來，北宋、南宋、明從根本上說都不是亡於內，而是亡於外。假如，
沒有被少數民族滅亡，華夏文明成果都將會得到進一步積澱，也許會創造更加燦爛的前
景。但這一切卻被女真、蒙古和滿人這些敵人毀掉了！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對那時的明朝社會有過這樣描述：“這裡物質生產極大豐富，
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
，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十章 ）。這多麼像今天西方的景況呀。
[11]
　　　　上面說的是明朝，在滿清異族統治下，華夏變成了什麼樣子呢？
　　 首先我們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滿人通過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幾乎把所有崇尚氣節、不甘異族統治的知識分
子屠殺殆盡。通過大屠殺政策，滿族人還第一次徹底滅絕了華夏民族的傳統服飾和髮飾
，華夏民族腦袋後面晃蕩的那根豬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華夏民族身上最恥辱的烙印，華
夏民族曾經不曾丟失過的自信驕傲以及民族意識都蕩然無存。魯迅所極力批判的國民劣
根性，難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嗎？高貴的華夏民族在滿清異族統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殘
喘。
　　 在清初幾代皇帝厲行的文字獄下，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終極關懷
，對人權、對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國大地上滅絕了，荒謬的金石學，魚蟲學冒了出來，
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體，而被博物館化，鑽研滿清認可的那些所謂經典和
埃及學家在大英博物館裡翻閱埃及文獻沒有兩樣，而且還有個很接近的名字——漢學。
漢人的學問已成故紙，這意味着漢族真的成為一個考古意義上的名詞，或者說清朝的漢
人已經不是漢人，
　　 清朝統治者，還通過修纂《四庫全書》，焚毀和篡改了大量代表華夏文明最高發
展階段思想精華的書籍，如後來對東亞國家農業、手工業的發展貢獻巨大的《農政全書
》、《天工開物》都不見了，直到鴉片戰爭後中國的留日學生才在日本重新發現。
　　　　其次，我們再看看清朝的物質文明：
　　 農業方面，明末崇禎時有田783萬頃，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復到741萬頃，可
見清朝過了一百多年才恢復到明末的生產規模。而最高的記錄是嘉慶17年的791萬，僅
僅超過明崇禎時期7、8萬頃。
　　 清朝最大的功績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間已近四億，是明末數倍！但在糧食生產沒
有增加、工商業也沒有明朝發達的情況下，人口翻了兩番意味着什麼呢？難道不是人民
生活質量的普遍下降嗎？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
,“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發展
，都存在着一個上限，大概在一億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沒有超越這個極限。清朝生產
力並沒有提升，卻滋生出這麼多的人口，不僅說明從清朝開始，中國進入一種低生活質
量的發展模式，而且這是一種“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巨
大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