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之死”餘波未平
“日本學者怒告中國學術墮落”有續篇
本報記者 林近秋
《日本新華僑報》去年5月8日在頭版刊載《郁達夫之死再起波瀾——日本學者怒告中國學術墮落》一文，披露日本學者鈴木正夫狀告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羅以民侮辱鈴木正夫學術人格，更捏造與鈴木正夫的所謂“對話”來全盤否定鈴木正夫學術成果的種種行徑，在國內外激起強烈反響。
去年年12月7日是郁達夫誕辰110周年紀念日，12月6日至8日，在郁達夫的故鄉浙江省富陽市舉辦了大型的著名作家郁達夫烈士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研討會上，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吳光提交了題為《學術探討要憑證據、講理性，堅持實事求是態度》的短短2頁的論文，“質疑”鈴木正夫，並對本報去年5月8日的報道“很不滿”，而在11月底，本報編輯部連續收到羅以民的三封電子郵件，要求本報在學術研討會前發表他的文章。為此，本報記者再度對這一公案進行了追蹤採訪。

一、 羅以民的三封郵件
去年11月23日，羅以民給本報編輯部發來郵件，除了抗議本報“對我（羅以民）和中國學術界極盡造謠污衊之能事”外，還傳來8000多字的《日本教授鈴木正夫編造假案20年》一文，強烈要求本報發表，否則“你們就是十足的懦夫”。在本報編輯部返信要求其追加第一手證據後，11月24日，羅以民又傳來《考證：在史學與法律之間——駁斥日本教授鈴木正夫》一文。僅過兩天后的11月26日，羅以民再度給本報編輯部發來郵件，指責本報“看來你們還是與鈴木正夫串通一氣的，我再等也沒有意思了！”，本報編輯部如此答覆羅以民：“本報目前是旬刊，每月的8日、18日、28日出版，這點您可能有所不知。第二點，本報對一些重大事件的採訪，一直抱着非常謹慎的態度來處理的。您與鈴木先生之間的公案，是非曲折，包括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有關立場，以及您給我們提供的有關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對您的壓制等等，我們都要經過嚴格周密的取材之後才能報道。”
羅以民在第二封郵件中，對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對他的“壓制”大加抨擊，他這樣寫道：
6月6日由歷史所所長林華東研究員陪同，向院長萬斌匯報，並再次遞交論文《考證：在史學與法律之間——駁斥日本教授鈴木正夫》，請求（同時兼任《浙江學刊》總編輯）萬斌審查發表。但萬斌一直支支吾吾，躲避回答。此文最終沒有能發表。此後我三次寫信給院領導（還多次電話），請他們在這次21世紀的“中日學術之戰”中不要當“方伯謙”（“北洋艦隊”臨陣逃跑之艦長），但無任何回答。9月22日，我放棄評職稱，以換得在院會議上的10分鐘發言（我們從無講話機會，只有長官講話），向全院同志出示《日本學者怒斥中國學術墮落》一文，憤怒譴責院領導“我們為什麼不抵抗？”為什麼逃跑？我說：有一天我羅以民發動西安事變成了浙江的“張學良”，就是被你們這些不學無術貪生怕死的官僚逼上梁山的！全院科研人員熱烈鼓掌。會後，許多人對我說，多少年已經沒有人敢這樣講話了。鈴木正夫的學術欺詐使國家民族蒙受恥辱，我還要這個職稱幹什麼？你們到網上查一下“1969年羅以民就是‘抗俄英雄’”。我今天是虎落平陽被犬欺罷了！你們想一想，我會害怕你們把我的文章轉給那些狗官嗎？我只怕你們不敢全文照登！你們在日本生存，一定要活得堂堂正正。日本人只會佩服有見識有骨氣的中國人，對漢奸只是利用，用過如狗殺掉！

二、恐嚇與辱罵
羅以民上述言辭的激烈程度，令記者震驚，同時也留下了不少的疑問：如果羅以民“揭發”鈴木正夫事實確鑿，徹底揭開“郁達夫之死”之謎，那麼，對這樣有“貢獻”的人，為什麼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要“壓制”他呢？同時，羅以民又為什麼要“未戰先敗”，主動放棄評職稱呢？
帶着這些疑問，本報記者於去年11月28日上午電話聯繫到了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林華東研究員，林研究員確認：他確實帶羅以民見過萬斌院長，但羅以民向院長提交論文一事，他沒看到。至於羅以民放棄評職稱及其“激情”發言，林研究員表示，還是希望在學術的框架內討論問題，羅以民講話有時候是有那樣的毛病，這些就不要提了。令記者難以釋懷的是，既然羅以民講話“有時候是有那樣的毛病”，那麼他在“郁達夫之死”的公案上是否也有“那樣的毛病”呢？
林華東研究員反覆承諾，將就“郁達夫之死”這一公案在學術的框架內討論下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吳光研究員將就這一公案發表論文。因為羅以民正好在林華東研究員的身旁，林華東研究員讓羅以民和記者聊幾句。在寒暄幾句後，羅以民表示，你們報紙的那篇文章，全是造謠誣衊，沒有任何反響。羅以民越說越激動，進而表示：“因為我是正確的，所以我們領導不敢批評我……你們那份小報在日本排老幾？你可以恐嚇那些狗官，但恐嚇不了我……鈴木正夫敢來的話，他休想再回去……你敢不敢告訴我你的尊姓大名？你敢不敢回來？……你是混蛋！你是中國的漢奸！（電話的那邊被切斷）”
記者與羅以民的通話時間不過5、6分鐘，迎來的是羅以民的一片罵聲，而羅以民在他提交的論文《考證：在史學與法律之間——對鈴木正夫“駁斥”的反駁》中，稱鈴木正夫給他打了累計達7個小時的騷擾電話，按照羅以民的這種性格，他能忍受得了鈴木正夫7個小時的“騷擾”嗎？鈴木正夫向記者表示，他為了向羅以民提出抗議和質疑，曾經給羅以民打過三次電話，前後加起來也就是在30分鐘到40分鐘，所謂的“7個小時騷擾”，這完全是羅以民的捏造。
羅以民公然在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內的電話里辱罵記者為“混蛋”、“ 中國的漢奸”，並恐嚇要讓鈴木正夫“有去無回”，這一切，包括林華東所長在內的在場的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學者不知作何感想？
鑑於羅以民的這種行徑，本報記者11月29日又電話採訪了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辦公室主任華忠林。華忠林主任表示，羅以民在院會議上是否發表講話，他沒有參加，所以並不知情。記者向華忠林主任通報了28日與羅以民通話的內容，華主任表示，恐嚇日本學者，這種行為是無法容忍的，如果鈴木正夫參加本次會議的話，請告訴我們，我們一定會確保鈴木正夫的安全。另外，羅以民以“中國的漢奸”這類用詞辱罵你，我們向你表示道歉，畢竟羅以民還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一員。華忠林主任還表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領導曾經告誡過羅以民，讓他不要只看了幾本書，就去全盤否定日本學者的學術人格。
12月5日，鈴木正夫前往浙江省參加國際研討會，從踏上中國領土的那一刻起，他就得到了三位公安人員的熱情保護，其中兩位年輕的公安人員，一直到鈴木正夫歸國為止，全程對他進行重點保護。鈴木正夫在感謝主辦方及公安人員為維護他的安全所作的努力的同時，心裡的一個結始終難以解開。鈴木正夫向記者表示；“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學者，在這樣一個和平時期，竟然要由公安來保護着出席學術會議，這實在是讓人難以接受的。”
在12月6日的午宴上，鈴木正夫看到在他身邊走過的好像是羅以民，鈴木正夫主動打招呼，沒想到引來的是對方高分貝謾罵：“混蛋，你這個日本鬼子竟敢在中國領土上橫行霸道……”，這一高喊令近200人的熱鬧宴會場頓時變得寂靜，兩位公安則迅速將羅以民帶出場外。

三、羅以民是如何“駁斥”鈴木正夫的
羅以民提交的論文《考證：在史學與法律之間——對鈴木正夫“駁斥”的反駁》，在其內容提要中這樣寫道：“本文還進一步揭露了鈴木正夫偽造“D案”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污衊郁達夫因反對印尼獨立被殺服務的，而這種誣衊與日本軍國主義論調完全一致。筆者與鈴木正夫衝突的本質既是學術研究方法的衝突，更是對立的兩種‘二戰’史觀的衝突。”
通讀羅以民的論文，與其說是論文，還不如說是一份“控訴”鈴木正夫為日本軍國主義、為“大東亞共榮圈” 招魂的“檄文”。在這篇高喊着要“肉搏”的論文中，有兩點是他最新提出的“證據”：
一是羅以民終於找到了一位“證人”。鈴木正夫怒告羅以民捏造與他的對話，羅以民找來同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退休研究員鄭觀年，說“鄭觀年研究員1985年就參加過富陽郁達夫會議，與鈴木正夫認識，故由他把我介紹給鈴木正夫。採訪鈴木正夫時是3人在場，地點就在會議賓館餐廳。”在羅以民提示的“證明”里，鄭觀年這樣表示：“我因最近摔斷了髖骨，不能坐，一直臥床治療，住在醫院裡已經2個多月了。這份證明只能打字，由我親筆簽名，不能親筆書寫了，特此說明。”對於羅以民找來的這位“證人”，鈴木正夫很明確地向記者表示：“鄭觀年這個人物我根本就不認識他，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怎麼可能將我介紹給羅以民？”
二是羅以民在文中表示，鈴木正夫在2005年4月19日致羅以民信件第11頁說“扼死郁達夫的兇手Y的名字還被刻在蘇門答臘棉蘭的日本軍人參加印尼獨立戰爭死者的紀念碑上”，羅以民強調說他請教了有關專家，根本沒有那回事，所以可以斷言鈴木正夫是在造謠。對於羅以民的質疑，鈴木正夫向記者出示了2005年4月19日致羅以民信件第11頁的原件，上面這樣寫道：“蘇門答臘的棉蘭有日本人的墳墓。墳墓內的一個建築里有戰死在印尼獨立戰爭中的日本人士兵的紀念牌。我有我自己拍的照片……如果你自己去這個墳墓，能看到，所以複印件隨信附上。這張牌上看見跟‘事件’有關憲兵的名字。”鈴木正夫實在是不明白，他在信件中明明白白地寫上了兩次“牌”，並附上了“牌”的照片，怎麼會在羅以民那裡變成了“碑”，是羅以民故意歪曲事實還是連“紀念碑”和“紀念牌”都搞不清楚？沒有到印尼做過一丁點的實地考證，就憑想像一口咬定別人“造謠”，鈴木正夫想追問一句：這就是羅以民標榜的“學術研究方法”嗎？
面對鈴木正夫指出的羅以民在《天涯孤舟——郁達夫傳》中的一些基本史實錯誤，羅以民在給本報編輯部的第二封郵件中這樣辯白:“我研究日本古陶瓷的文章不少，都發表在北京、台灣的《故宮博物院院刊》《中國文物報上》，鈴木正夫居然敢說我不懂日本，請問他身為日本人為什麼寫不出這樣的文章？我至少比鈴木正夫懂一點日本。以後你們到杭州看了我收藏的上百件日本珍貴文物，也許你們才會真正服氣。”羅以民的這種邏輯有點讓人摸不着頭腦。本報記者還注意到：羅以民在國內的各家網站上貼的“控訴”鈴木正夫的帖子中，有不少將鈴木正夫說成是“日本橫濱大學國際學部”教授，但事實上在日本有國立的橫濱國立大學和公立的橫濱市立大學，從來就沒有過所謂的“橫濱大學”，在與鈴木正夫“肉搏”之前，羅以民連對手的所屬均沒有搞清，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他的學術嚴謹程度。
去年12月6日晚上，杭州電視台綜合頻道播出了電視專題片《追尋郁達夫》，該片由鈴木正夫擔任歷史顧問，在拍攝過程中，鈴木正夫曾親自寫信給“D”的長子，希望他可以與郁達夫研究學會副會長、郁達夫的長孫郁峻峰見面，在後來與“D”的長子電話確認時，對方表示“我不清楚的”就掛了電話。但原憲兵“C”——也就是1996年6月30日在NHK（日本放送協會）衛星第2電視台播放的《郁達夫——感情旅行——追蹤一個中國人文學者的人生》這樣一檔節目中登場的神保長嗣，欣然接受了《追尋郁達夫》劇組及郁峻峰的採訪，並很明確地介紹了他的原上司“D”的一些情況。看完這部《追尋郁達夫》，羅以民還能繼續說“D”等原日本憲兵是虛構的嗎？

四、對吳光“質疑”的質疑
在本次研討會上，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吳光以《學術探討要憑證據、講理性，堅持實事求是態度》為題，向鈴木正夫提出六點“質疑”，並對本報去年5月8日的報道提出強烈的批評，我們先來看看吳光研究員是如何“批評”的：
吳光研究員首先質問，“即便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領導由於不願具體介入學術爭論而沒有回答你們‘控告’羅以民的電話與信件，難道這就可以歸為‘中國學術墮落’嗎” ？在這裡，吳光研究員將本報記者和鈴木正夫先設定為“你們”，這種先入為主的視點，首先就不應該是在學術論文中出現的。
本報記者在撰寫《郁達夫之死再起波瀾——日本學者怒告中國學術墮落》一文時，除了採訪鈴木正夫本人之外，應記者的要求，鈴木正夫還在隱去“D”姓名的前提下出示了“D”寫給鈴木正夫的信件、明信片、“D”在印尼時穿憲兵制服的照片、前年四月份與“D”在養老院的合影以及其他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即便是在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有關責任者多次推委、拒絕給予任何答覆的情況下，本報記者還是寄希望於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拿出最起碼的誠意，讓“郁達夫之死”的爭論回到正常的學術軌道上來。正是基於這種考慮，本報記者將完稿的《郁達夫之死再起波瀾——日本學者怒告中國學術墮落》一文整整擱置了半年才予以發表。文章發表後，本報又在第一時間給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主要負責人寄送了樣報，但半年多來沒有得到過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任何回復。對於這一切，吳光研究員可曾向本報記者確認過？
按照吳光研究員的這種思路，羅以民在文章中感謝你吳光研究員的大力支持（在羅以民傳給本報編輯部的論文《日本教授鈴木正夫編造假案20年》中，羅以民這樣寫道：“我感謝吳光和鄭觀年研究員對學術正義的支持，他們讓那些本該早就表態卻躲起來的人無地自容。”）那麼，這是否也可以推導出你吳光研究員就是替羅以民辯解呢？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領導不願具體介入學術爭論”這一說法令記者感到“新鮮”。在記者對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有關負責人的取材中，無論是楊副書記、華忠林主任還是林華東歷史所所長，均表示願意在學術範圍內積極討論下去，林華東研究員更明確地向記者表示，這方面的學術討論工作院領導已經交給他具體負責。在這裡，究竟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在向記者敷衍還是你吳光研究員在編造遁詞、假傳“聖旨”？
吳光研究員對鈴木正夫通過正常的途徑將有關能夠證明自己學術清白、反駁羅以民的資料寄給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領導的做法深表不滿。問題的關鍵是，鈴木正夫是在羅以民百般抵賴、拒絕任何答覆的前提下才找到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領導的。更需要指出的是，羅以民撰寫的《天涯孤舟——郁達夫傳》，被列為“《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的一種，這套“精品” 叢書的主要策劃者和負責人，就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相關領導，那麼，鈴木正夫在投訴無門的情況下，向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領導提出自己的抗議，這過分嗎？
記者曾經就羅以民的《天涯孤舟——郁達夫傳》為什麼會列入“精品” 叢書這一問題詢問過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林華東研究員。林研究員表示，隔行如隔山，我們的領導對這一問題也不是太熟悉，委託了院外的一位專家進行了審核。本報記者進一步問及：鈴木正夫指出了《天涯孤舟——郁達夫傳》中的一些“硬傷”，為什麼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沒有給予任何的答覆？林研究員解釋：我們的院領導是很忙的。姑且不論林研究員的解釋是否可以接受，但至少是在正面解答問題，而這位吳光研究員顯得更為乾脆，竟高高掛起“不願具體介入學術爭論”的“免戰牌”，比起林研究員的答覆，顯然更缺乏應有的學術誠信。
吳光研究員繼續“質疑”：在日本皇軍體制嚴格紀律的約束下，一個小小的憲兵班長怎麼可能殺了郁達夫？吳光研究員有權利“質疑”，但“質疑”是需要有證據的，現在的吳光研究員，在沒有進行必要的調查和提出任何有力的證據的前提下，就從“日本皇軍體制嚴格紀律”推斷出憲兵班長不可能殺害郁達夫。這是在搞嚴謹的學問還是在寫“推理小說”？
吳光研究員對本報記者披露的羅以民捏造與鈴木正夫的“對話”並斷定其行為是“明目張胆的學術墮落”這一點極其不滿，斷言這是“既不符合事實，且屬惡意攻擊”。吳光研究員的依據是他向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退休研究員鄭觀年求證過了，那麼，在這裡，有必要向吳光研究員求教一下，你是否求證過鈴木正夫先生呢？你又是否向本報記者求證過呢？吳光研究員憑什麼就如此相信鄭觀年並以此來斷言鈴木正夫“學術霸道”呢？
我們再來看看吳光研究員的進一步“質疑”：“鈴木正夫是在維護自己的名譽呢還是在保護戰爭罪犯的名聲？你的‘二戰史觀’是站在侵略者、殺人犯的立場還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場？如果是站在侵略者、殺人犯的立場，那麼你就繼續隱瞞其真實姓名；如果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場，那就應譴責犯罪、就或責成或代表加害者向受害者及其家屬謝罪！”讀完這段文字，不禁令人疑惑叢生，這是學術“質疑”嗎？怎麼越看越像是一篇“憤青”的“戰鬥檄文”。
吳光研究員在文章的開頭“謙虛”地表示：“我沒有到過印尼，更沒有具體調查郁達夫之死的前因後果，故對爭論雙方學術結論的是非曲直無法作出斷論。”但通觀吳光研究員對鈴木正夫的“質疑”及對本報的指責，多的就是“斷論”而少的是嚴謹的論證和證據，甚至到了要用“憤青”的道德判斷來壯其聲威。
吳光研究員在最後“語重心長”地告誡：“謾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是啊，作為與羅以民身處一個院的吳光研究員，應該是很了解羅以民的素性的，究竟是誰在恐嚇鈴木正夫，叫嚷要讓其“有去無回”？又究竟是誰將記者辱罵為 “混蛋”、“中國的漢奸”？想來吳光研究員也看到了公安人員護衛鈴木正夫的身姿，對這一切，不知道這位吳研究員該作何感想？

五、採訪後記
郁達夫是中國人民的驕傲，也是日本人民的驕傲，鈴木正夫幾十年來追尋“郁達夫之死”的真相，並首次確認了郁達夫為日本憲兵殺害這一事實。對於這樣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日本學者，我們理應給予一個最起碼的人格尊重。對於鈴木正夫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在學術上提出質疑，但這種質疑首先是應該在掌握大量現實證據的基礎之上的。但目前的現實是，無論是羅以民副研究員還是吳光研究員，甚至在沒有了解鈴木正夫幾十年來的研究歷程、更沒有經過周到的實地調查研究，僅僅是讀了幾本書，就來個結論先行，粗暴地將鈴木正夫的研究判為“學術詐騙”，更進一步上綱上線，斷言鈴木正夫與“日本軍國主義論調完全一致”、更將與鈴木正夫的衝突標榜為是“對立的兩種‘二戰’史觀的衝突”。這種不尊重別人的研究成果、嚴重侮辱海外學者學術人格的蠻橫做法，是絕對無法容忍的。浙江省是中國著名的文化大省，但就在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這一全省最高人文研究機構內，時至今日，仍然出現這種研究水準的具有“副研究員”、“研究員”頭銜的“高級”研究人員，這不能不說是一件相當遺憾的事情。
本報記者在採訪鈴木正夫過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憤怒和悲哀。鈴木正夫向記者表示，在日本，作為一名學者，如果在論文中造假，給學術機構的信譽造成損害，那是要遭到免職處分的，他實在是難以理解，在中國怎麼會出現羅以民副研究員這樣的“學者”。
中日兩國首腦已經確立了雙方共同歷史研究的框架，這為中日兩國的學者在一個更廣闊的平台上展開友好的學術交流奠定了基石。但圍繞着“郁達夫之死”這一公案，暴露出了許多急需改善的問題點。試想想，當一位普通的日本學者竟要在中國公安人員的保護之下，才能踏上中國的土地，這究竟意味着什麼呢？時至今日，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有關領導，對鈴木正夫的有關申訴，不予任何答覆，對羅以民的辱罵與恐嚇，也沒有給予任何的解釋。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決不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領導由於不願具體介入學術爭論”這樣的理由可以搪塞得了的。
（本文原載2007年1月8日《日本新華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