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 文章來源: 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於 2004-11-22 11:36:00 信陽事件： 張樹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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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死人震驚了中央領導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鬥會上一直拒不認錯，常委們就給我總結山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

1、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大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說，到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並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　　　

2、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得那麼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　

3、到遂平縣進行反瞞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一斤糧食，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　　　　　　

4、對幹部的幹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衊說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的作風。　　　　　　

路憲文帶結論性地說：你老張每次下鄉，回來都向我說消極方面的問題，對1958年小麥畝產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對大辦鋼鐵也不相信下邊報的數字等等，這不是右傾又是什麼？我勸你要老實檢查，從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後，我除參加地委和專署黨組組織的大小批鬥會外，就是在辦公室看書報。地委、專署召開的一切會議不僅不讓參加，會議的文件也不讓我看，什麼情況 也不知道了。我的秘書余德鴻也因同情我的觀點而被撤職批鬥，從此再沒有一個人敢接近我了。但在專署黨組擴大會議上可以看出，沒有一個人是在真的對我進行激 烈批鬥，大都是輕描淡寫地提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沒話找話，應付了事。實際上，絕大多數人是同情我的，事後證明也確實如此。　　

　　 有一天，余德鴻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送來，他很害伯不敢來。我說小余你怕什麼，不是也和我一樣了嗎？過來談談話也好嘛。余進屋了，我問了他一 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幹了什麼，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 問怎么半個月內四個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麼病死的。余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成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 道余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於是我又對余說：事到如今，你對我還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麼死的？這時余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 才說出都是沒有　　吃的餓死的。聽後我也難過得掉了眼淚。接着我又追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余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一半多，有不少產餓死都沒有人 埋。聽到這些情況後，我的腦子像炸了一樣。余離開後，我當即跑到地委找路憲文。路不在，主管黨群的副書記王達夫在辦公室，我就把余德鴻談的嚴重問題向王講 了，並請地委立即採取緊急措施挽救。事後了解地委仍未採取緊急措施，始終不敢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一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 月間，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以路憲文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報告，要了糧食。當時省委並不是不知道信陽地區的問題，省委主管財貿的副書記宋致和就曾在信陽到 潢川縣的公路兩側看到過幾個餓死的人；　

　省紀委書記劉名榜是信陽地區新縣人。他回老家時，也在路上看到過死的人沒人埋和鄉親的飢餓情況。但那時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出來為人民說句實話。　　　　　

　地委召開大、小會議批鬥我的過程，也正是信陽地區餓死人最嚴重的時期。由於我堅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檢查，不承認錯誤，批鬥了兩個月也就停下來了。 到1960年2月，大量餓死人的問題總算制止了。路憲文有～天找我談話，說你從今天起就開始工作吧，未再談及檢討錯誤的事，並說中央內務部來了一個處長要到淮濱檢查災情，你可以陪這位處長下去看看情況。就這樣。我的所謂嚴重右傾錯誤也不了了之，並從此開始了工作。　　　　　　

我跟內務部郭處長到了息縣、淮濱兩個縣，郭處長看到災荒十分嚴重，就問我到底餓死了人沒有。我說有，而且還不少。郭處長問餓死了多少人，我說自己 從去年九月底就開始挨批鬥，你來了我才開始跟你第一次出門，對全區情況也不了解，只能估計一下，餓死的人可能在二十萬到叄十萬之間。郭處長一聽就感到問題 太嚴重了，只待了兩天，就回內務部了。事後得知，郭處長回去後即向部領導談了我說的話，部領導馬上就讓他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匯報。習仲勛同樣感到問題嚴 重，又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老馬上派李堅、李正海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他們經過叄個月的調查了解，越查間題越嚴重，最後結論是餓死的 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　　　　　　

他們將調查續果向省委匯報後，省委不是正視錯誤，承擔責任，而是千方百計地設法掩蓋。不僅未對信陽地委嚴厲批評處理，省委書記吳芝圃還對路憲文說，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1960年7月中旬，省委還派副書記楊尉屏、李立和紀委書記劉名榜等在雞公山上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地委擴大會議，統一認識，縮小問題的嚴重性，繼續肯定 “大好形勢”，也就是貫徹省委捂蓋子的精神。在這個會議上也說要發揚民主，讓大家提意見。路憲文在總結性發言中，也做了一些輕描淡寫的檢討，但根本沒有涉 及問題的實質。我當時認為，路的講話實際是表達了省委的意圖。　　　　

我在這次雞公山會議上作了三次發言，以承擔責任、嚴格自我批評的態度，指出了一部分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又觸怒了省、地委領導。地委路憲文、延炳玉、王達 夫、武建華等常委背着我連夜召開秘密會議，作出決定，下一次會議要以批鬥我為中心。他們說張樹藩要翻案，必須批判。我知道他們又要把矛頭對準我後，找到新 到省委當副書記李立，談了我的看法，並揭露了他們的陰謀。李書記對我的處境表示同情，並安慰我說，不要怕。你談的情況我都明白了。我估計李書記隨即與楊尉 屏、劉名榜等省委來的負責人，研究了我說的話，決定會議不能再轉到批判我的問題上了。於是當路憲文等向楊尉屏匯報地委常委已決定將會議轉向批我時。揚說不 能再批人家了，現在得讓人說話。　　　　　　

這時候，副省長王國華上山來了。他是信陽確山人，老紅軍，對信陽地區餓死這麼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氣憤。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嚴厲批評了路憲文，說張 樹藩、李瑞英兩口子為群眾說了實話，你們卻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帶調查組在當時稱萬斤紅旗鄉的雞公山搞經濟調查，不 但沒有調查出畝產萬斤水稻的高產量，反而給路憲文寫報告要21萬斤糧食，安排群眾生活。為此，路說她是否定大豐收，為富裕中農叫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 後，李瑞英被調到省委黨校，在全校學員和省市直理論輔導員一千多人的大會上接受揭發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書長戴蘇理聽說李瑞英不服，十分惱火，說因李態 度不好，要加重處分，撤銷專區婦聯黨組　　書記和主任職務，僅保留地委委員。）王國華的發言對會議震動很大。他是第一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也是第一個為我們說話的。　　　　　

　這次雞公山會議決定逮捕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並要求將其判處死刑，主要因馬主持打死了副書記張福鴻。其中的文章事後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殺馬～人表示對信陽地區發生的嚴重問題進行了嚴肅處理，還是為了捂蓋子（對馬定死刑報中央後， 毛主席說， 我還沒有殺過一個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在中紀委兩位處長把問題查清報告黨中央後，毛主席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須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於是，中央 從各部委抽調數百人來到信陽地區。這時省委才慌了手腳，也倉促組織了六七百人到信陽，全面改組各級領導班子。先派省農工部長趙定遠任信陽地委書記，省統戰 部副部長趙子平任副書記，高祥輝、劉策分任地委組織兼宣傳部長；中央派的幹部分別到各縣、社任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主住等。原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停職 檢查，其他副書記、部長靠邊站檢查，原有九個地委常委僅留下我和紀委書記邱進敏沒有動。　　　　　　

就在地縣委徹底改組之時，中央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陶鑄、王任重兩書記，在省委書記吳芝圃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地委決定讓我負責在第五 步兵學校招待所接待他們。在招待所會議室里坐下喝茶時，吳芝圃說話了。他的原話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吳芝圃指着我說：“樹藩同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 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裡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麼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的問題嗎？”本來我事先沒 想對中央領導說什麼，但在吳說了這樣一番謊言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說話了。　　　　　　

我的原話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點情況不知道嗎？那麼地委給我戴上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鬥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他敢批 斗我嗎？既然是省委批準的，又是根據什麼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議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產時地委定的高我說的少，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沒反出 瞞產， 又拿出70O多萬斤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以及說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等，才給扣上嚴重右傾帽子進行批鬥的？省委批鬥我的根據，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志，怎能說省委一點情況都不了解呢？對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嗎，我還找你談什麼？”　　　　　　

這時，我看到吳芝圃的臉紅得成了紅布，確實相當難堪。我還想再具體談談時，陶鑄同志阻止我說：不要再往下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判錯了你了，我們給你平反，不要再說了。這樣，我也就不說了。　　　　　　

第二天，吳芝圃和戴蘇理到固始縣召開了萬人大會，宣布原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並將其逮捕。為什麼省委書記和秘書長沒經過地委親自到縣裡逮 捕楊守績呢？就因為楊在一九五九年群眾開始發生浮腫病並有人餓死時，未經地委同意就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 題。這顯然又是為了捂蓋子、掩蓋省委錯誤而採取的行動。　　　　　　

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八人，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二十多萬基層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面徹底的大奪權。　　　　　　

這麼多幹部怎麼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麼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我想不通。本來地委決定讓我負責抓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由於我感到這樣做不對頭，就拒 絕擔任此職，並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我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幹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麼多人怎麼都變成了反 革命。我和他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要我領導去整他們，我確實了不了手，還是讓我主管生產救災工作為好。事後，就因為我沒有服從省地委決定，還提出不要這樣 整幹部，在運動初期劃三種人（明白人、犯有嚴重錯誤的　　人、糊塗人〕時把我劃為“糊塗人”，那些自己應對信陽事件負責、事後卻大整基層幹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雖不服氣，但心想隨你們劃吧，歷史最終總會是公正的。　　　　

　　●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一九五八年，河南曾發生過震動全省的「反潘楊王事件」，在省委第二書記、省長 吳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副書記楊珏、副秘書長王庭棟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在全省到處抓「小潘復生」，「插紅旗，拔白旗」，批 鬥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這些極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從此，很多人都睜着眼脫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 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　　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記得在一九五八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歷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 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　　　　　　

這就是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實不止信陽，全省各地都有餓死的人，只是信陽更多一些。因此，信陽事件，實際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吳芝圍為首的河南省委應負主要責任。　　　　　　

吳芝圃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同志，長期當中學教員，抗日開始就參加部隊工作，在新四軍四師當政治部主任。他對地方工作是外行加個人主義，再加上用 人不當，把品質惡劣的人用作高參，終於造成大錯。本來吳蘭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經過反潘復生之後，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眾說，“跟着潘復生，一天吃一斤， 跟着吳蘭圃，吃了不少苦。”這種民謠不少，說明誰是誰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 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聯的人民是多麼聽話，多麼遵紀守法，多麼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1993年寫於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