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公認最早的文字，是出現在古代中東地區的楔形文字，距今5000～6000年，然而，在河南賈湖發現的一些刻在龜甲上的符號，距今卻達8000年。

　　這很可能是一個改變人類文字史的世界級的發現，如果刻在那些甲殼上的，確實是一種文字的話

　　本刊記者/孫展

　　4月17日，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站發表了一則驚人消息，“在中國河南賈湖發現的烏龜殼上的符號，很可能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知最早的文字。”

　　如果這則報道內容被確認屬實，那將是一個世界級的發現。目前，世界上公認最早的文字是出現在古代中東地區的楔形文字，距今5000～6000年；學界確證的中國最早的古文字是商代中晚期的殷墟甲骨文，距今不過3300年左右，而賈湖甲骨的年代卻距今8000年以上。

　　16年前的發現之旅

　　輕輕地用刷子刷掉龜甲上的泥土，突然，一個像眼睛一樣的契刻符號露了出來。這片從一個8000多年前的中年男子墓穴中出土的龜甲，讓河南賈湖考古工作隊隊長張居中吃了一驚。

　　“我當時非常激動。”張說。

　　位於河南省舞陽縣沙河之濱的賈湖史前聚落遺址，最早發現於上世紀60年代，但是系統的科學發掘工作卻集中在1983年～1987年間。

　　1983年，遺址試掘時，考古人員在幾座墓葬中發現用龜甲隨葬的現象，龜內還裝有數量不等、形狀不一，顏色各異的小石子。1985年和1986年幾個發掘季度，又陸續發現了幾座這樣的墓葬，這逐漸引起考古工作隊的重視——當年殷墟甲骨文發現時，也出現了類似的文字載體。

　　“如果在這些龜殼上，真的出現文字的話，將會是一項具有世界意義的發現。”張居中說。

　　每天，他都認真觀察墓葬中出土的龜甲片，看看有沒有人工刻劃的痕跡。終於，在1987年5月的一天下午，一位鄭州大學實習的同學，首先在一座墓葬中發現一件刻有符號的柄形石器。次日，更重要的發現出現了：在編號M344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龜殼，其中一件龜腹甲右側有一個明顯是人工契刻的人眼形符號。而這個符號與殷墟中發現的甲骨文的個別文字驚人的相似。

　　這些發現令整個工地都沸騰了，考古隊買來酒菜一起慶賀——它不僅是目前發現的最早契刻於龜甲之上的與文字相關的符號，同時也刷新了世界上此類資料的歷史。

　　在隨後的幾天裡，考古隊又先後在4件龜甲上發現有契刻符號。而在考古現場和隨後的整理過程中，總共發現了16個在不同材質上契刻的符號。

　　不僅如此，賈湖考古還發現了完整的七孔和八孔骨笛，這也是個了不起的發現：它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先秦音樂只有五聲音階的認識，而這些骨笛很有可能也是後世管樂器的鼻祖。

　　很顯然，賈湖考古的成果為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尤其是文字的起源開啟了一扇大門，但是這一切必須得到有關專家們的論證。

　　考古工作剛剛結束，張居中和時任河南省考古所所長的郝本性等人，就立刻懷着複雜的心情前往北京求證。

　　難以判別的“文字”？

　　“我們在北京走訪了眾多古文字專家，但他們對這些符號是否是文字的理解卻不能統一。”郝本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北京之行沒有帶給他們想要的肯定結果。

　　當時的爭論明顯分成兩種意見。以著名古文字學家、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胡厚宣先生為代表的一種意見肯定地認為，賈湖考古發現的契刻符號就是文字，這些文字與4000年後殷墟甲骨文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他們還當場對其中一些契刻符號進行了釋讀。

　　然而，以北京大學古文字專家裘錫圭等學者為代表的另一種意見卻相對謹慎得多，“他們認為這些符號肯定是當時的人們有意識刻劃的，但不能確證為文字。”張居中說。

　　專家們的爭論並非沒有道理，有關中國文字的起源，在學界一直是一個難解之謎。殷墟甲骨文發現之後，人們總是在猜測在如此成熟的文字系統出現之前，一定有其源遠流長的創製過程。而考古界也始終沒有放棄尋找相關證據的努力。

　　但事與願違，這種證據總是若隱若現，從沒有露出真正面目。難道殷墟甲骨文是突然成熟起來的？這顯然不符合事物發生發展的普遍規律。

　　“考古界曾經發現過大量早於殷墟甲骨的新石器時代的刻畫符號，那些發現分布極其廣泛，北過長城以北、南達南嶺以南，其中尤以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一些文化遺存上的符號較為突出。”北京大學歷史系古文字學專家葛英會介紹說。

　　但是，這些契刻符號同樣至今沒被學界確證為文字，這也使專家們對於突然出現的早於殷墟甲骨文4000～5000年的，並且在文字特徵有許多相似之處的賈湖甲骨刻符，抱持極其謹慎的態度。

　　不僅因為時間過早難以確信，專家們在判斷賈湖甲骨刻符是否屬於文字的標準上，也有許多爭論。

　　一種成熟的文字應該具備固定的形、音、義，同時還要上下成文。專家們對賈湖甲骨刻符的形、義都進行了考釋，但現在要去準確判斷這些8000年前的符號的讀音卻根本不可能，而且符號大多是單獨刻劃，也就不可能有上下文。這使得賈湖刻符的文字性質未能得到專家們的一致認可。

　　身世之謎依然迷離

　　北京之行沒有得到確證後，張居中和郝本性返回河南開始獨立研究，並於1989年發表了初步成果。他們提出“在這些龜甲和隨葬品中的骨器、石器上發現的契刻符號，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

　　這種觀點得到了學界的回應，旅居美國的歷史學者唐建認為，“這為商代甲骨文的歷史源頭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證據”，唐建甚至更進一步指出，“它不但是到目前為止新發現的我國最早的甲骨契刻符號，也是至今我國年代最早的文字或文字前形式。”

　　而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術權威饒宗頤先生也在2000年撰文，細緻地對每一個符號進行了考證，並提出，“賈湖刻符對漢字來源的關鍵性問題，提供了嶄新的資料。”

　　但是，一名彝族學者朱琚元卻提出與此完全不同而且是全新的另一種解讀。

　　他根據古彝族文字與這些符號的對比，發現它們之間居然有諸多共同之處。其中最重要的是，刻在一件柄形石器上，在漢字系統無法釋讀的4個符號，如果被當作古彝文，則不但能成功地釋讀，其意義也似乎與這件器物的用途極其相符。

　　不僅如此，朱琚元還認為賈湖遺址出土的一些器物，與彝族地區的一些用品也有類似之處。朱的觀點使賈湖甲骨刻符的身世之謎更加撲朔迷離。

　　作為賈湖甲骨刻符的發現者之一，儘管張居中很希望它能夠被確證為真正的文字，但是他同樣知道，科學研究不能憑個人意願。

　　因此，張居中對BBC最近發表的顯然有利於他的觀點也持保留意見，“文字的發展要經歷記事符號、圖形記事、語段文字三個階段，最後才進入成熟語詞文字階段，而賈湖刻符也許是處於第三階段(語段文字)，不管怎樣，我們對它的探索仍將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