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是誰的滑鐵盧？

看來在國際上截止1980年代之前中國最重要的考古文化就是仰韶、龍山以及殷商文明了。殷文明從甲骨文的發現開始距今已經有100年的歷史了，圍繞它的曲折發展映襯出中國史前研究的整個歷史發展，換句話說中國的考古史與殷商遺址的發掘相始終，今天人們在繼續發掘這個遺址，所以中國的文明探索還沒有結束，許多秘密依然埋在地下。
在“西來說”與“中國

文明獨立起源”的爭論當中，殷商始終處在一個被爭奪的焦點陣地，雙方都認為他們從殷商找到了自己更加有力的證據。但不幸的是，二戰之後外國考古專家再也進不來中國，而偶爾被放進中國可以近距離接觸中國的考古學家肯定是“中國文明獨立起源論”者。所以，通過一個特殊的窗口來聽到一個國際專家論述“殷商文明”是個難得的機會。

一上來瓦氏就指出，從鍛造紅銅、製作帶箍木輪、刻畫象徵符號，到出現發達的冶金業、華麗的戰車和創造文字，在西亞諸多古老文明中心需要經歷幾千年的時間，在中國的似乎是在幾百年內突然出現的。因而，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就是，中國的青銅文明演進受到了外來影響（參考292頁）。儘管類似鄭州商城之類的發掘似乎對安陽做出了一些補充，但依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演進時期的空缺，而李濟是第一個注意到殷文化的起源過程不存在逐步演變的人。但李的學生張光直卻持相反的態度。

就人種方面，“中國人類學家的出版物通常注意的主要是殷人墓葬出土的人牙表明他們屬於蒙古人種”。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殷人同本地居民之間不存在重大的種族差異（293頁）。李濟對安陽附近135個頭骨分析表明：“殷人頭骨的七項主要直接測量數據全都不同於新石器文化的人頭骨”。瓦氏結論是：“殷人部落聯盟同周圍的新石器文化的人之間存在民族文化上甚至種族上的一定差別”（293頁）。並且他承認殷人與山東龍山人有關聯。

葬俗中的大量殺牲的新行為卻與龍山文化有所不同。他反駁了“奴隸制”需要的說法。似乎在以往的黃河流域根本找不到這樣的先例，所以他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找到了有同樣的祭祀方式：美索不達米亞的吾爾皇陵。

從殷人頻繁遷都的事實中，作者推測“該集團行動敏捷，屬半定居性質”。這個解釋聽起來不錯，似乎將殷人指向了游牧人，瓦氏說殷文化中的器物雕刻反映了游牧占優勢的事實（295頁）。他說許多人決非是無緣無故地將殷文化與4000年前活躍於西亞的赫梯人、喜克索斯人（懷疑為以色列人）、卡西特人（兩河中游）、雅利安人聯繫在一起（296頁），他們都是“半定居的草原部落”。但是我必須指出，殷人對於航海也應該是非常熟悉的，這從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出，舟船甚至帆的痕跡大量存在，很難現象他們僅只是一些草原民族，有關這方面我在“破譯系列”第五本《難以置信》中多有論述。

中國的青銅文化是個不解之迷，原因眾所周知就是中國本地沒有找到青銅冶煉的起源過程，直接一出現就是可與世界比肩的高級青銅文明。這方面問題還牽涉到鑄造方法，殷周人主要使用了陶范鑄造法。國際上也一直爭論不休，現在的證據都並不充分，但是假如從邏輯上分析我支持西來說。從兵器鑄造方面作者提出了南西伯里亞的卡拉蘇青銅文化與之可能的關係，此外還有伊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這些兵器牽涉到一些特殊性質的斧、戈、瞿等。有蘇聯專家說，短劍的起源是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後可能通過鄂爾多斯進入中國。最後也有人說，殷人的青銅文化很可能與卡拉蘇青銅文化同源於一個中介：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

（註解：1，卡拉蘇克文化屬於中亞草原青銅時代晚期文化，分布於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山和哈薩克草原。2，安德羅諾沃文化屬於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因發現於俄羅斯阿欽斯克附近安德羅諾沃村的墓地而命名。年代為公元前第2千紀～前第1千紀初。其分布西起烏拉爾，南到中亞草原，東至葉尼塞河沿岸，北達西伯利亞森林南界。）

為什麼說青銅文化從邏輯上說更應該從外部而來，因為隨之一起進入中國的馬車也是突然在中國出現的，瓦氏運用了大量篇幅在1980年代之前去論證馬車的外部起源，現在中國人經過激烈的爭論之後在今天已經基本上正式承認了這個事實：馬車來自西方。實際上殷文化中出現的馬車是一種戰車，而這個戰車的出現必定要使用青銅器作為一些關鍵部件。在書中，作者先論述了馬的馴化，說在新石器時期中國也沒有馴養馬。馬至少在公元前第三千年就在西亞和中亞被馴化，戰車出現後馬匹才被廣泛使用。赫梯人特別崇拜馬（312頁）。將大量挽具以及馬匹厚葬的習俗，是安德羅諾沃文化的一個特徵。之所以這麼做，與印歐族以及伊朗人的一些信仰有關。

殷人的出現是與馬以及馬車同時出現的，當然還有青銅與文字。作者認為，很可能正是馬車促使西亞的赫梯人、喜克索斯人、卡西特人或雅利安人更便利地遷徙到東亞（309頁）。從車子的結構上，作者認為與歐洲或亞美尼亞的極為接近，在挽具等方面與近東非常相似（310頁）。軛是在近東發明的，由於它的不完備，所以各地有改革，中國人使用了軛-索套軸。正是因為馬車的問題使“西來說”獲得了比較肯定的證據，贏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瓦氏從馬車推測進入中國的途徑是這樣的：接近於印歐部落並且與近東文明有聯繫的、已經掌握髮達青銅文化基本成就的某一民族文化共同體，於公元前第二千年中葉向東進發，他們使用“大車”達到了南西伯里亞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在那裡與當地蒙古人種部落融合，成為卡拉蘇人的一個組成部分，外貌特徵有歐羅巴人與蒙古人特徵，甚至有尼格羅人特徵。他們獲得軛的知識後繼續向東，最後進入黃河流域（312頁）。

殷人的建築也是全“新”的，之前中國地區的新石器時期的建築沒有類似的風格。據說夯土板築方式也是殷文明的產物。殷人住房既不同於仰韶人也不同於龍山人（315頁）。不同的還有王陵的建制以及陪葬，都是以往沒有的。

在藝術方面，玉石的圓雕在殷人這裡是首次出現的新藝術。似乎作者非常驚訝這些玉雕的成就，但現在的考古看中國境內的沿海地區非常擅長玉石雕刻，比如浙江的良渚文化。但是李濟的這個推測至今依然是有意義的，研究了殷人的雕刻之後他說，“雕刻和浮雕這種精巧藝術的基礎應該到後來還保存於太平洋地區的古代東方傳統中去找”（322頁）！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李將小屯的浮雕風格與較晚時期大洋洲木器上的浮雕完全符合（322頁）。不過作者不太喜歡這個對比結果，表示不太信任。

對於殷文化中著名的饕餮圖案，作者令人吃驚地將其考定為“上帝的聖畫像”。作者似乎對其還有另外一個稱呼：野獸紋。並且他還指出有一種兩蛇交身的饕餮紋與近東的同類構圖“酷似”（326頁），具體在埃及和蘇美爾地區。李濟對這一發現極為震驚。另外的一種“英雄與野獸”近似的母題也指向蘇美爾人（326頁）。李可能因此而改變了太平洋上的雕刻聯繫。但是我認為，殷文明很可能不是單一的繼承者，而是多種文化的綜合體，所以有多個起源才是合理的。更多的小屯陶器創造主題發現與5000年前蘇美爾人（捷母迭特-那色）以及約4500年前印度的摩亨左達羅遺址有關。也有人早就注意到鄂爾多斯的“野獸紋”與斯基泰和米努辛斯克的紋飾接近，安特生從一開始就認為他們是包含宗教性質的巫術的產物（328頁）。最後大家越來越認為這種紋飾可能來源於美索不達米亞-伊朗，然後從那裡向四面八方傳播（330頁）。

李濟曾經注意到雕刻的人物中間有不同的兩種坐姿，一種是跪坐（如下圖），一種是蹲坐；後者被認為來自山東龍山“蹲坐的蠻人”，這些人身上還刺有花紋，很符合華東及華南土著的部落特徵。我認為，這個發現更能說明殷文明是個混合文明，既有來自西方的，也有來自南方的。

因為在殷文化中有人物雕塑，專家們與我一樣注意到他們的外貌所反映的情況（請參考拙作《歷史也瘋狂》一書）：其中有蒙古人種、美拉尼西亞人種、尼格羅-澳大利亞成分，還有特別明顯的歐羅巴人種類型（332頁）。對此，瓦氏還抱怨說中國專家掌握了上千個殷人頭骨，但是卻密而不宣他們的人類學研究成果！

瓦氏還談到曆法與文字，有關曆法這裡就省略了，可以直接閱讀江曉原先生的《天文東學西漸》，這裡總結一下文字的研究。書中的主要脈絡聯繫到埃及文字，並且提出了一些很具體的有趣例子，例如表示“山”“田”“文”的符號“幾乎完全一樣”（335頁）。C.鮑爾注意到蘇美爾文字與中國文字相似的人之一，他曾經有一個列表以說明雙方的文字相似形，中國人對於他的研究認為相當可信（335頁）。另外一個漢學家懷特發揮了鮑爾的思想，指出不僅表意字（如“井”、“刀”）相似，而且一些複合字也相似（如“乩”），他還注意到“木”“年”“末”筆畫上也接近蘇美爾文字。這都是二戰前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將甲骨文與以往的新石器時期文字做對比，以圖建立文字的獨立起源，這方面郭沫若曾經有過與半坡的符號研究。我倒是認為可以承認這個聯繫的建立，但是質的飛躍為何在殷商卻是值得研究的，因為此時突遭強大外力影響。瓦氏也指出，從半坡到鄭州期的幾千年中，中國在文字上沒有任何進展（336頁），實際上就回答了這個問題。最終使這一問題歸於寂滅據說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漢學泰斗高本漢一言九鼎地指出了甲骨文的土著性，另外一個原因是蘇美爾語言不僅與中國有幾千公里之遠而且有幾千年之隔，估計是在他那偉大的《漢語語法》（Grammata Serica，1940年初版）中提出這一觀點的。這樣，埃及說與兩河說都化為烏有了。

還有人試圖解救危局，說在中國文字與以上古老文字之間存在一些過渡，比如“原始依欄文字”（沒看到原文，不知是否指伊朗的“埃蘭（Elan）”——蘇三注）。“印度-日爾曼起源論”是施古德提出的，與古雅利安人有些關聯。1966年著名漢學家浦立本在《中國人與印歐人》“開創了新局面”，他明確提出“不僅古漢語同印歐語相類似，而且印歐部落（指吐火羅人）顯然到過東突厥斯坦”。現在已經證實這個推測是正確的，而且其影響力達到甘肅甚至陝西。不過奇怪的是，作者認為這部分人是“從俄國的歐洲部分遷來”，一些人認為他們的後裔就是“月氏”。其後更多的人加入浦立本的陣營，最後甚至得出結論認為彩陶是與印歐語一起進入中國的。看來研究者都是西方人。在這一部分的結尾作者把赫梯人作為最早的印歐人特別提出來，從繼承制到語言認為與中國可能發生的聯繫，並假設最早的印歐人在公元前第三到第二年之間，從黑海故鄉沿岸的草原擴散開來，赫梯人定居於安納托里亞，赫梯人的楔形文字吸收了蘇美爾的象形文字體系。

我認為以往人們的研究已經非常接近事實，但有兩點缺陷始終貫穿於他們的理論體系：1，混合的可能性被忽視，2，南方水路的忽視導致了一系列對於南方文明加入的忽視，比如原始“南阿文字”就沒有在這裡有絲毫提及。我對於語言文字的看法具體見《歷史也瘋狂》一書最後一篇文章以及《難以置信》最後一章。我相信語言學家以及考古學家對於北方的可能性已經有過充分的討論，再辟新徑必在南方，必在水路，這是“西來說”研究的戰略性“轉移”。

殷只是3000多年前中國的一個文明孤島，與遼闊的東亞地區相比占地微不足道，並且最後還被周所滅。但殷文明卻是中國第一個被國際學術承認的中國“文明”起點，所以它的“西來”還是“獨立起源”也是爭奪的焦點。越來越多的事實說明，殷文明只能是外來影響占主要地位的一處文明。同時，整體的中國文明看來也正如作者所言，為外來移民和文化擴散的結局，基因的研究在本世紀的結論有力地支持了這一持續了幾百年的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