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 中國學術 2003年第2期

三代考古的歷史斷想——從最近發表的上博楚簡《容成氏》、公盨和虞逑諸器想到的

李零

　　　　　　　 一、序說：開放的史學，齊蠻夏，同古今
　　關於“開放的史學”，我不想長篇大論，只想點到為止。然後以最新的發現為例，圍繞三代考古中的問題進行歷史學的分析。
　 我想，要談“開放的史學”，考古學是很好的例子。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從材料和方法上講，考古學是一門“上不封頂，下不保底”，“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需要不斷更新、反覆調整的學問，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事是經常發生。它和專以文獻為依託的狹義史學不同，是年代範圍很大的遠距離觀察。這種研究，不是材料固定，解釋翻新，大膽假設，死無對證，而是用新材料做新學問，常做常新，對假設本身開棺驗屍，該證實的證實，該推翻的推翻，一點都不客氣。這是廣義的歷史學。還有，無法迴避的是，我們做史學研究的人，都是掙扎於現實生活的旋渦，必然會“古今中外”在頭腦中打架。我們提倡“開放”，一種理解是千古皆備於我，即八十年代啟蒙思潮下的說法，光是強調以今人的立場重新解釋歷史，光是強調倒寫的歷史。還有一種是我強調的，即今人的想法必含逆溯的偏見，要反覆校對，反覆消毒，特別是把西方史學積五百年之久，已根深蒂固的文化立場，把“現代”對“古代”的優越性，“文明”對“野蠻”的優越性，放進更大的時間尺度去理解。這個理解就是王國維得出的著名結論，即“學無古今中外”。這是我做歷史的信念和立場。簡單地說，就是齊蠻夏，同古今，用一視同仁的人類眼光來看待人類自己的歷史。因此，我想把“考古”變成更寬泛意義上的理解。它是個“揭老底戰鬥隊”，專門是挖上述“優越性”的祖墳，目的是讓這些“二元對立”能理直氣壯地平等對話。我希望大家能在我的學術研究背後，發現我看問題的基本立場。
　 現在，我要介紹的是近年來的幾個重要發現。所謂“重要發現”，有些是盜掘盜賣，搶救回來的東西(上博楚簡、NFDAE公NFDAF)，有些是農民挖土，偶然發現，捐獻給政府的東西(虞逑諸器)，它們並不是正式發掘的結果，但按廣義的理解，含混的理解(把所有正式發掘和偶然發現的東西全都放在考古學的眼光下)，也可以叫“考古發現”。
　二、上博楚簡《容成氏》的發現：禹畫九州，“夏”是中國文明的代名詞，三代考古的地理眼光
　　最近出版的上博楚簡《容成氏》是講上古帝王傳說。它分三個層次。開頭一段是講容成氏等相傳最早也最虛無飄渺的上古帝王，簡文脫佚，估計約有二十一人，大部分能同古書對上號，少數還值得研究。這是第一個層次。下來，是講唐、虞二代，即堯、舜，是又一個層次，也比較虛無飄渺。中心都是講禪讓，千篇一律，內容比較空洞。再下來，是講夏、商、周三代，即禹、湯、文、武，禪讓之道廢，革命之說興，內容才比較靠實。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我們在傳世古書中熟悉的故事。但有兩個故事不太一樣，一個是大禹治水，一個是文武圖商。我們先談第一個故事。
　 傳世文獻講夏，主要是講大禹治水和禹鑄九鼎，還有《史記·夏本記》提供的夏代的王系，其他什麼也沒有。這兩個故事，象徵意義很明顯。它們代表的是一種前帝國時期，疆域大小並無一定，更多是靠文化認同建立的三代相承的“一統”概念，即我國古代的“文明”概念。這種概念，世界各國都有，今天也有。中國的這種概念是以夏為模範，商周以來，凡歆羨富裕，景慕強大者，都承認這個概念，不管住在哪裡，屬於哪個民族，任何文明人，都是奉“夏”為雅正，自稱“有夏”，以別於當時的“蠻夷戎狄”，即野蠻人。比如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它講當時的國籍認定，說只有媽媽是秦人的小孩才能叫“夏子”，就是如此。6雖然當時的秦，在山東六國，即“中原諸夏”眼中，還是“夷狄視之”(《史記·秦本紀》)。而有趣的是，古書中的“雅”字，古文字是寫成“夏”，比如楚簡就這麼寫。它本來就是以“夏”為“雅”。“夏”是代表“文明”，這是簡文講大禹治水的核心。
　　另外，簡文講大禹治水，還有一個意義，是和地理學有關。雖然《禹貢》九州並不是固定的地理範圍，未必就能反映夏、商、周的具體範圍，但它卻是自古相傳的地理概念和描述體系。1934年，顧頡剛創辦《禹貢》雜誌，就是借這個概念，發起研究中國的民族演進史和地理沿革史，在學術史上有重大意義。我們都知道，《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有一句話，叫“芒芒禹跡，畫為九州”。這句話，就是唐曉峰創辦我也參加的《九州》雜誌每期都有的卷首題辭。“禹跡”是大禹治水走過的地方，在古代是流行術語。凡言輿地，都是籠罩在這個概念之下。如《山海經》和《水經注》，就都是以山水互為表里，按這個體系講地理。
　 《容成氏》講禹，和現存文獻一樣，也提到禹畫九州，但它與《禹貢》等書不同，是另一種版本，只講水，不講山，它是按水系不同，分六大塊講。這六大塊，首先是講東南，即禹親執耒耜，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而有夾州(疑即兗州)、徐州；然後是講東方，即禹通淮水、沂水，東注之海，而有競州(疑即青州或營州)、莒州；然後是講北方，即禹通蔞水(疑即誆水)、易水，而有 NFDAE州(疑即并州)；然後是講南方，即禹通三江五湖，東注之海，而有荊州、揚州；然後是講中央，即禹通伊水、洛水、NFDB1水、澗水，而有豫州；最後是講西方，即禹通涇水、渭水，北注之河(二水不通於海)，而有NFDAE州(疑讀“沮州”，相當雍州)。7禹畫九州是一種方位化的概念圖解，從原則上講，它是由四方四隅加中央，組成九宮格，但具體安排，往往是分六塊或七塊講，順序和名稱不一樣。如《書·禹貢》是作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即從北到東到東南到南到中到西到西北)；《周禮·夏官·職方氏》是作揚、荊、豫、青、兗、雍、幽、冀、並(即從東南到南到中到東到西北到東北到北)；《呂氏春秋·有始覽》是作豫、冀、兗、青、徐、揚、荊、雍、燕(即從中到北到東到東南到南到西北到東北)；《爾雅·釋地》是作冀、豫、雍、荊、楊、兗、徐、幽、營(即從北到中到西北到南到東南到東北到東)。簡文與四書相比，最大不同是沒有冀州、梁州和幽州，其相當於兗州、青州(或營州)、并州、雍州的四個州，寫法也不同，並且多出莒州。這是很重要的發現。
　 現在，中國早期文明的分布，即古人所說的“禹域”，通過考古發現，其範圍已日趨明朗，以北方黃河流域而言，它是以三條線和三大塊為主要活動範圍(圖一)。三條線，第一條在北緯41度左右(大體在黃河北上轉彎處)，即今秦皇島、北京、張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和包頭一線，為北線，可稱“農牧分界線”(華夏勢力最大時可以進抵的界線)，中原諸夏中，只有燕國突前，是位於這一線(銜接內蒙、東北和河北，為戰略要地)，它的存在有如孤島，耐人尋味；第二條在北緯38度，即今石家莊、太原、榆林、青銅峽和武威一線，為中線，可稱“農牧爭奪線”(華夏和北方民族反覆爭奪，南北推移的界線)；第三條在北緯35度(更準確地說，是在34-35度之間，大體相當渭水和黃河中下游流經的地方)，即今曲阜、商丘、鄭州、洛陽、西安、寶雞、天水一線，為南線，可稱“三代王都線”(歷代王都集中在這條線上)。三大塊，陝西(加甘肅)是一塊，在西，主要是周、秦之域，可稱“周板塊”；晉南豫西是一塊，在中，主要是夏、晉、東周之域，可稱“夏板塊”；冀南豫北(加山東)一塊，在東，主要是商和宋、衛、齊、魯之域，可稱“商板塊”。中國早期居民，從夏朝開始，無論屬於哪一族，住在哪一塊，都自稱“有夏”，住在“禹跡”，這是“中國”概念的前身。只有明白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在《詩》、《書》等早期文獻中，商人的後代也好，周人的後代也好，他們都是把“夏”理解為“天下”和“王土”，當作“中國文明”的代名詞。
　　　　　　　三、 NFDA1 公 NFDA2 的發現：夏禹傳說可以早到西周中期的證明
　　說到古書中的夏禹傳說，大家都會想起我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段公案，即顧頡剛和王國維對這一問題的討論。
　 1923年，顧頡剛提出他的“大禹是一條蟲”說。9此說被魯迅大加嘲諷(收入《故事新編》中的《理水》)，人多以為笑話，其實是出於顧氏對九鼎傳說的理解。他是根據許慎的解釋，即“禹，蟲也，從碊，象形”(《說文》卷十四下碊部)，懷疑禹這個人，“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就像我們在銅器花紋上看到的蛇紋或蠶紋，“大約是蜥蜴之類”。這當然只是一種推測。另外，他還主張“禹與夏沒有關係”。10他對文獻中的大禹傳說做過全面審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禹見於載籍，實以《詩·商頌·長發》為最早(年代是采王國維說，定為西周中葉宋人所作)，當時的禹還只是天神。禹成人王，據他考證，是在《詩·魯頌·NFDB2宮》和《論語》之後。禹成夏後更是戰國時期的說法。這是顧頡剛的想法。
　 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講“古史新證”。他的講義，開頭一章是緒論11，一上來就說，研究中國古史，最麻煩的問題，是史實和傳說混而不分，史實之中有添油加醋，與傳說無異；傳說之中，也有史實為依託。世界各國都有這類問題。所以有“信古”和“疑古”兩種態度。“信古”，他是舉《古文尚書》、《今本紀年》為例，以為書是偽書，不可信，但被有些學者當真實史料來用；“疑古”，則是連堯、舜、禹之存在也懷疑，是疑過頭了。他批“疑古”，沒有點名，當然可指日本學者的“堯舜禹抹殺論”，但主要還是針對顧頡剛。因為1922年8月8日，王國維給羅振玉寫信，他對來訪的顧頡剛有個印象，覺得他的學術作風“頗與日本之文學士同”(當指日本東京學派，如白鳥氏的言論)，而他寫《古史新證》，又適在顧說引起轟動不久。王批評此說，以為“其於懷疑之態度、反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所謂“充分之處理”就是借當時新發現的“地下的材料”，補證“紙上的材料”，用這種“二重證據法”，“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他反對使用默證，認為“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為證明堯、舜、禹不能輕易否定，緒論之後，他的第二章，一上來就是談禹。他是以1917年甘肅禮縣新出的“秦公敦”(即秦公簋)和宋代著錄的齊侯鎛鍾(即叔弓鎛)為例，討論這一問題。前者，我是定為秦共公(前608-前604年)的器物，它的“十有二公”，是指共公以前的十二代先君，他們全都住在今陝西寶雞和甘肅禮縣一帶，但銘文卻說，是住在“禹跡”。後者是講齊臣叔弓受齊莊公(前553-前548年)冊命，叔弓是宋人之後，銘文說，他的祖先是“赫赫成湯”，曾住在“禹堵”。王國維認為，既然《詩》、《書》屢屢提到禹，其他古書也有大量記載，怎麼可以忽視呢?更何況這兩件銅器，全都不是出在夏文化的核心地區，一件出在僻處西戎的秦，一件出在遠在海隅的齊，贏姓的秦，子姓的宋，都說自己的祖先是住在禹住過的地方。這說明什麼呢?只能說明，“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18這是王國維的看法。
　 當年，顧頡剛只有三十歲，是個年輕學者，王國維比他大十七歲，顧對王非常敬仰，對學術討論也極為民主。他把王說特意刊登在《古史辨》第一冊的下編，寫了跋語，說他很高興，因為他的假設得到了王國維的支持。19但王說和顧說並不一樣。因為，他還是強調禹是古代人王，先湯而有天下。
　　王國維和顧頡剛的討論，意見不同，但從文獻記載(如《長發》)看，他們都認為，西周中期，肯定已有禹的傳說。這一看法，現已得到出土證明。因為新發現的※公盨，年代約在西周中期偏晚，銘文提到“天命禹敷土，隨山?川”，正是《禹貢》所述，語句也極為相似。它說明，至少西周中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已存在。雖然商代的銘刻，現在還沒有發現，但上述理解的可信度還是增加了不少。
　　另外，說到“夏問題”，我還想多說兩句。我理解，現在探索“夏文化”，主要困惑還不在年代和地域，而在發現物的水平。因為現在的發現，第一是沒有商代水平的青銅器，第二是沒有商代水平的銘刻資料，第三是沒有商代水平的大型宮殿。有的學者認為，二里頭的東西水平較低，而且，它給人的印象是，中心突出，四邊衰落。不但和後邊比，懸殊太大，而且不像它前面的新石器文化，呈現普遍繁榮的氣象。一個可能性的解釋是，二里頭有青銅兵器，好像近代西方的船堅炮利，主要還是武器占了便宜，一下子拉開差距。這一解釋可能還需要進一步證明。但“夏”概念的泛化，也許在於，它是個異軍突起的比較野蠻的征服文明，比起周邊，武力強，地盤大，但水平並不是很高，就像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可是，即便如此，它的突然崛起，在當時，還是件石破天驚的大事，成為榜樣的大事。否則的話，比它強大的征服王朝，如繼起的商、周，它們是不會以“夏”為榮耀。
　　　　　　　　四、上博楚簡《容成氏》中的文武圖商故事：文王平九邦的歷史意義
　　上博楚簡《容成氏》的文武圖商故事，也是重要發現。23這個發現的重要性在哪兒?我看主要就在，它把“小邦周”滅“大邑商”的秘密講了出來。這個秘密是什麼?就是文王是以“周方伯”或“西伯”的名義先平定“九邦之叛”，然後，武王才一舉滅商。
　 過去，讀西周史和研究西周考古的人，大家都知道，周人是住在今陝西的寶雞地區，它是沿渭水東進，從今扶風、岐山一帶到今咸陽、西安，不斷向東擴張，最後師渡孟津，在今河南淇縣，把紂王打敗。我們都還記得，牧野之戰的誓師之辭，即《書·牧誓》，它一上來就是向“西土之人”喊話，說“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微、盧、彭、濮人，稱而戈，立而矛，予其誓”。它所說的“牧誓八國”，一般以為，就是西土聯軍的主要參加國。武王就是靠這八個國家打敗了商朝。“牧誓八國”，學者多有考證24，意見不盡統一。一般認為，庸在湖北竹山，蜀在四川成都，羌在甘、青一帶，?在四川巴縣(或說在山西平陸)，微在陝西眉縣，盧在湖北襄樊，彭在湖北房縣(或說四川彭山)，濮在四川、湖北(圖二)一帶。儘管其考證還並不盡可靠，但總的印象，它們是分布於岐周之西和之南。其西是甘、青，其南是秦嶺山區、四川盆地和漢水流域(寶雞 NFDAE 國墓地和城固、三星堆等地的發現，是相關文化的遺物)。這八個國家，是它的後方依託。
　 但是，現在上博竹簡告訴我們的是另一個故事。它說，周的崛起，是因商紂無道，九邦反叛，文王自告奮勇，願意前往平叛，商紂釋其囚禁(從殷墟南的羑里釋放，但簡文作“出文王於夏台之下”)，讓他討伐九邦，才使周的勢力得以壯大。這裡的“九邦”是什麼?簡文說，是豐、鎬、舟、石、於、鹿、耆、崇、密須(圖二)。文王起兵，“七邦來服，豐、鎬不服”，文王“三鼓而進之，三鼓而退之”，示其不忍加兵，結果是豐、鎬也投降。然後，文王歸周，內修其政，及武王即位，才有牧野之戰，終於滅商。
　 簡文提到的文王平九邦，對我們來說，是個新知識。雖然，它說的九邦，在古書中也不是毫無記載，但九國並舉，全列其名，卻是前所未聞。我在簡文的注釋中曾指出，文王平九邦，於史無考，只有《禮記·文王世子》提到過一下。《文王世子》說，文王有病，武王侍疾，文王病情好轉，武王才敢安睡。第二天，文王問他作了什麼夢，他說夢見天帝賜他“九齡”。文王說，你以為是什麼意思?武王說，大概是指“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說，不對，“九齡”是說年齒，即我可以活一百歲，你可以活九十歲，我要把我的壽數允出三年給你。所以，文王活了九十七，武王活了九十三。前人對這段話有很多解釋，很多爭論，真實不真實，合理不合理，我們不去管(饋贈年齡，肯定是故事)。但它提到文王曾撫有“西方九國”，還是很有根據。記文提到的“西方九國”是哪九個國家，舊註失解，誰也不知道，孔穎達猜測說“今雲西方有九國於時未賓，則未有二分諸侯也。或以為庸、蜀、羌、?、微、盧、彭、濮之徒，未知定是何國也”，顯然是無可奈何。現在有了《容成氏》，我們才知道，它是指上面的九個國家(簡文“九邦”，《文王世子》作“九國”，“邦”作“國”是漢以來的避諱改字)。
　 上述九邦，豐、鎬是實力較強的國家。它們就是古書所說“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詩·大雅·文王有聲》、《世本·居篇》、《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豐”、“鎬”。得此二國之地，周人的勢力才由周原一帶推進到咸陽、西安，在那裡建立新的都邑。密須在今甘肅靈台一帶(有白草坡出土的青銅器)，位於周原正北，則是陝甘地區黃土高原上的戎狄強國。這些是周以北和周以東的重要國家。其他國家，舟在今河南新鄭一帶，鹿、崇在今河南嵩縣一帶，於在今河南沁陽一帶，耆即《書·西伯戡黎》的“黎”，在今山西長治一帶，大體範圍屬於商王朝占領的夏人故地，也就是考古學家說的夏文化分布區。它們當中，只有石還不能肯定(暫以東周以來的石邑當之。石邑在今河北石家莊以西的鹿泉一帶，在殷墟以北)。
　對比文獻，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國家也就是所謂“文王受命七年”，在這七年裡征服的國家。古書講這七年，如《史記·周本紀》，它是以文王決虞、芮之訟為受命之年，第二年伐犬戎，第三年伐密須，第四年伐耆，第五年伐?(即上“於”)，第六年伐崇，第七年作豐邑。簡文未及虞、芮，也沒有犬戎(疑與密須為同類，而有意省略)，但比它多出豐、鎬和舟、石、鹿。這裡面，豐、鎬的發現最重要。因為過去讀《詩經》，其《文王有聲》說“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很多人都以為文王是在崇的故地作建豐邑，甚至到西安附近尋找，把老牛坡遺址當作崇國。其實，崇是崇，豐是豐，簡文記載，畫然有別。詩句的“既伐於崇”，很可能是指“五年伐於”和“六年伐崇”。“七年作豐邑”，只是時間接在這兩役之後，它是滅豐、鎬而設，和崇並沒有關係。這七個國家，都是考古學上應該尋找的重要文化遺存。
　 由於簡文的補充，現在可以看得比較明白，周人滅商，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奪取上面說的“周板塊”(我是說，完整地奪取“周板塊”)，即以今寶雞地區為核心，以它的南部與國和西部與國(即“牧誓八國”)為後方依託，北征犬戎、密須，東征豐、鎬，占領整個關中地區。第二步，是奪取上面說的“夏板塊”，即平定上面講的舟、石、於、鹿、耆、崇六國。第三步，是奪取上面說的“商板塊”，即對商王畿形成合圍之勢，進行牧野決戰。過去，孔子有一名言，叫“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論語·泰伯》)，同樣說法也見於《逸周書·太子晉》，看來是古代成說。這兩句話，舊注以為指文王受命，行其德，武王即位之前，於九州之中取其六州(荊、梁、雍、豫、徐、楊)，只有三州(冀、兗、青)仍在紂的掌握之中，但周仍臣事於殷(《論語》鄭玄注)。前人已經指出，文王時，周已兼有冀土，而豫州尚多屬紂，未必能以州數為分割，“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是約略言之，並非專指他說的六個州(王夫之《四書稗疏》)。現在我們知道，它的真實含義恐怕是，武王即位前，周人已盡取關中，復奪夏地，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武王以天下的三分之二，去攻打天下的三分之一，這是兵家所謂的“多算勝少算”(出古本《孫子兵法·計》，今本《孫子兵法》作“多算勝，少算不勝”，“不勝”是衍文)，勝負之分顯而易見。
　 簡文的發現，對理解武王克商太重要。因為光靠周人自己，光靠牧誓八國，周人滅商是斷不可能。過去，古人講周人滅商，總是以文王、武王並舉，一個行仁恩，一個奮武威，好像雙璧，他們確實是密不可分的一對人物。我們可以說，沒有文王平九邦，就沒有武王克殷商。簡文的補充，使我們對武王克商有了順理成章的解釋。
　　　　　　五、一點補充：重讀周原甲骨，說文王拘羑里，商紂封西伯
　　文王平九邦是在文王拘羑里、商紂封西伯之後。過去讀《史記·周本紀》，我們的印象是，文王是商紂的三公之一，其他兩位是九侯和崇侯虎(“三公”之說不可信，我們從稱呼看，他們應是周的方伯和諸侯)。他的被拘是由於崇侯虎進讒言，被放是由於閎夭獻寶馬美女和珍奇怪物。獲釋後，商紂“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這是“文王受命七年”以前的故事。當然，這裡應當說明的是，古書對人名的稱呼，經常是把後來才有的稱呼加在以前發生的事上，存在逆溯的誤差。如《左傳》講魯隱公如何如何，“隱公”是死後才有的稱呼，活着不會這麼講，金文中的諡稱和日名也是如此，一旦出現，人已經死了，所有描述都是追記。古書講“文王”，也是如此。文王在商朝作西伯時，當然不能排除，他在當地也自稱為王(但稱王也並無證據)，就像西周時期的呂王、豐王和※王，都是以小國稱王，但對商朝的天子而言，他是西伯不是王，更不會自稱“文王”。我們使用“文王”，只是按習慣說法，稱呼起來，比較方便而已。
　 現在，真正屬於這一時段的古代銘刻材料主要是周原甲骨中的幾片。大家說的“周原甲骨”，是七十年代的發現，即1977年陝西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西廂房H11和H31兩坑出土的1700餘片甲骨，以及1979年陝西扶風齊家村H1、3、4三坑出土的34片甲骨，不是最新發現。這些甲骨，過去是靠摹本研究，往往不太準確，理解也存在問題。最近，曹瑋編的圖錄29，照相製版，彩色印刷，提供了更為可靠的研究依據，聯繫上述發現，重新閱讀，感覺是不一樣的。
　 這裡，我說與文王拘羑里、商紂封西伯的故事有關，主要是指周原甲骨中年代較早的幾片，即H11出土的1、8、82、84、112、115、130七片。這幾片甲骨，過去存在爭論，有人說是商人的甲骨，有人說是周人的甲骨，我看還是周人的甲骨。“商甲骨”說，主要是因為這幾片提到了商王的祭祀，學者囿於“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僖公四年)的成說，不敢相信是周人的卜辭。現在，我的理解有點不同。我的看法是，這幾片甲骨中的“文武帝乙”、“文武丁”、“大甲”當然是講商王的祖先，而且沒有問題，都是講商紂對其祖先的祭祀，卜辭中的“王”肯定是商王，但它所謂的“冊周方伯”或“典冊周方伯”，以及“呼宅商西”，等等，還是應該理解為冊命周方伯，讓他住在商的西面。“冊”字，原文加口，寫法同於殷墟卜辭，過去多以為指殺牲為祭。但用在這裡，無論如何講不通。我們不能說，它是指殺文王為祭。現在我考慮，古代祭祀，往往要殺牲血祭，將禱求誓告之辭書之於冊，與牲同埋，比如著名的侯馬盟書、溫縣盟書，都是如此，卜辭“冊”字，雖往往與牲連言，但本身並不是殺殉，而是指埋牲加書。也就是說，它是指冊命周方伯。這種冊命與西周金文中的冊命應比較相似。金文中的冊命，不管同族不同族，經常都是在周廟舉行。我們不能因為卜辭提到商王的祭祀，就說這些卜辭都是商王的卜辭。因為它的重點還是講冊命周方伯，而不是祭祀商王。祭祀商王只是冊命的背景。卜辭這麼講，我理解，這只能證明，當時的周人仍臣事於殷。這和古書的講法是一樣的。
　 周方伯，古書多稱“西伯”，即西土之國的首領。他的被封，現在看來，主要是因為有九邦之叛，他自告奮勇，願為商紂出征。他受封西伯，得專征伐，這件事，對周人是天賜良機，一則藉以脫身，二是師出有名。他可以打着商王的旗號，削弱商王的統治。他所平定的九邦，本來都是商的與國，有些是鞭長莫及的西土之國，有些是征服占領的夏代故國，有的不親，有的有仇，本來就是薄弱環節。商代末年，會其衰落，各國反叛，當然是機會。文王抓住這個機會，蠶食鯨吞，陷商紂於孤立，才會有牧野之戰的兵敗如山倒。
　 過去，司馬遷講“文王拘羑里”，他是以“勾踐困會稽”作為類比(《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這確實是個報仇雪恥的類似故事。戰國時期，經過演義，故事更趨戲劇化。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有《太公》、《辛甲》、《鬻子》，小說家有《鬻子說》，還有很多子書，其中也含這類故事。其中尤以太公的故事最出名。當時人把太公描寫成間諜，說他“三入文王三入殷”，比如《孫子·用閒》和《鬼谷子·午合》，它們都提到這樣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圍繞着文王的勝利大逃亡，用小說的題目來命名，就是“文王拘羑里，商紂封西伯”。
　 上述周原甲骨背後，其實就是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