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 中國學術 2003年第2期 李零

三代考古的歷史斷想——從最近發表的上博楚簡《容成氏》、公盨和虞逑諸器想到的 (二)

　 另外，我想順便說一句，武王克商的與國，周所經營的外交關係，除上述各國，肯定還有很多國家。比如文王身邊的謀臣(也是武王的重要謀臣)，中間就有很多外國人。如太公是呂人，散宜生是散人，鬻熊是楚人，辛甲出辛氏(即莘氏)，也不是周人。他們背後的國家也很重要。周原甲骨不但提到蜀國，提到密須(只稱“密”)，也提到楚國，就是反映當時的外交關係。這裡面的楚國，表面上離周很遠，但早期都邑可能在今河南淅川一帶(我這麼看)，經商洛古道，可以直通藍田(周昭王伐楚和秦惠文王伐楚，都是走這條道)。它與“牧誓八國”的庸、盧、彭、濮也是鄰居(都在荊山一帶)。西周早期，周、楚有密切關係，古人說，鬻子為文王師(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鬻子》下班固注)，熊繹為周成王守燎(見《國語·晉語八》)，這些傳說，都可反映這一點。昭王以前，楚是周人在南方的重要與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六、虞逑諸器的發現：逑的世系，虞官與養馬
　　今年1月19日在陝西眉縣楊家村發現的一組銅器窖藏，最近在中華世紀壇展出，經媒體報導，十分轟動。這是一個寶藏。它出土的二十七件銅器，除一件外，都是屬於一個叫“虞逑”的人所作。虞逑諸器有八套銘文，最重要的是三套長銘，即逑盤、四十二年逑鼎和四十三年逑鼎，它們都是周宣王晚年的銅器。逑盤，格式與史牆盤相似，也是列敘其歷代先祖奉事周王的業績，和常見的銅器銘文不一樣，我們不妨稱之為“譜牒式銘文”。兩件逑鼎，則屬於冊命金文，格式和毛公鼎相似，在這類銘文中也是長篇。這一發現，意義很多，但最重要還是三點，一是對西周王年的排譜提出挑戰，二是對西周王臣中很重要的一支，即單氏家族的一個分支，有了新的了解，三是對 NFDB3 邑的再認識。這裡只談後兩點。
　 虞逑諸器，是由一個以虞為官其名叫逑的人作器。從逑盤銘文，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來源於單氏家族的一個特殊分支。他在西周的第一代遠祖(銘文稱“高祖”)是文王、武王時在王朝擔任大臣的單公，即叔方鼎的“單公”；第二代遠祖(銘文也稱“高祖”)是從單公分出的公叔氏，即單公的第三子，疑即賢簋和恆簋的“公叔”；第三代遠祖(銘文也稱“高祖”)是從公叔氏分出的新支，銘文叫“新室仲”，其實是公叔的次子，盠器稱為“大仲”；第四代遠祖(銘文也稱“高祖”)是以“惠”為諡，以“仲”為行，以“ NFDB4 父”為字，叫“惠仲 NFDB4 父”，是新室仲的次子，即 NFDB4 器的“ NFDB4 ”；第五代遠祖(銘文也稱“高祖”)是惠仲 NFDB4 父的長子，死後稱“靈伯”(原作“零伯”)，“靈”也是諡，可能即同簋的“虞大父”，同簋的同可能是虞大父的弟弟；第六代遠祖(銘文不叫“高祖”，而叫“亞祖”)是又一分支，他是靈伯的次子，死後稱“懿仲”，“懿”也是諡，他是逑的祖父；第七代是懿仲的第三子，即逑的父親，死後稱“恭叔”(“恭”原作“龔”)。這些祖先，只有惠仲盠父以下比較直接。特別是懿仲、恭叔，他們是逑的直系祖考。這並不是逑的完整世系，它只列舉了自己的祖考，以及其祖考的先人，其中有令名垂於後世者。通過這種譜牒式的描述，我們不但可串連西周金文中的一批人名，而且可串連西周金文中的若幹家族。例如，通過串連盠器和逑器，我們可以知道，單公下有益公和公叔兩個分支，益公下有大仲這個分支，大仲(即新室仲)下有NFDB4這個分支，NFDB4下有虞大父(即靈伯)和同兩個分支。逑即屬於虞大父這個分支。
　　逑擔任虞官，可能從盠就已如此，顯然是世職。一般印象，虞是負責管理山林川澤，這沒有錯。但實際上，這個職官，其職能還要複雜得多，從銘文看，逑不但參與戰爭，還負責王室消費(“用宮御”)，甚至和司法有關。逑為什麼參加戰爭，似不好理解，但我們看其祖先盠的銅器，就會明白，這當與周王的馬政有關。盠在昭、穆之際，曾在厈為周王馴馬。出土盠駒尊(兩件)，本身就是按馬駒的造型來鑄造，銘文也是講馴馬和賜車；盠方彝(兩件)和盠方尊(一件)，銘文是記周王冊命盠，也是命他“司六師王行三有司：司土、司馬、司工”，併兼管“六師、八師藝”。“六師”是拱衛其西都和中都(岐周和豐、鎬)的軍隊。“八師”是拱衛其東都的(成周)的軍隊。他的職責，顯然與戰爭有關。我們明白此事，就能理解，逑為什麼會參加戰爭。其實，文獻記載講得很清楚，虞不僅管山林川澤，還負責馴養鳥獸，養馬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養馬的虞也叫“騶虞”。周昭王和周穆王，是西周鼎盛時期，大肆對外擴張的兩個代表人物，昭王南征，穆王西征，馬都是重要手段。所以，我們推測，盠也是一位虞官。他與《穆天子傳》中為周天子駕八駿的造父等人約略同時，是個比較重要的人物。 　說到虞的職責範圍，我還有一個考慮。它負責王室消費，應與後世的少府相似。少府負責王室消費，資源所出是山林川澤、皇家苑囿和官營工商業，這些均與虞的職能範圍有一定關係。逑器說逑負責王室消費，比較容易理解，但為什麼和司法有關?我的考慮，可能就與官營工業(製造業和土木工程)在傳統上大量使用囚犯和奴隸有關。另外，史頌簋的作器者史頌，他的父親叫“恭叔”，和逑的父親一樣，也使人懷疑，他也是這一家族的分支。如此說不誤，也很有趣。因為史頌雖改作史官，但仍管理俗事，周王任命他“官司成周賈，監司新造賈，用宮御”，是管商業。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職責同樣包含“用宮御”，看來也與王室消費有關。
　 虞和王室關係密切，周初，文、武謀臣有“八虞”(八個虞官)，它的重要性應引起重視。
　　　　　　　　　　　七、虞逑諸器的發現： NFDA3 邑的再認識
　　我們說的虞逑諸器，出土地點在陝西眉縣縣城北面的楊家村。這一帶，曾出土過三次銅器，一次是1955年，在楊家村東的李家村(和楊家村屬於一個大村)出土過五件銅器，兩件是馬駒形的盠駒尊，兩件是方彝，一件是方尊，作器者即虞逑的祖先惠仲盠父；一次是1972年，在楊家村北出土過一件大鼎，作器者名“※”，器形是康王時的典型器形，銘文是記王姜(康王的王后)賜土田於作器者；一次是1987年，也是在楊家村(距離前者的發現地點只有百餘米)，出土過虞逑的三套編鐘和一套編鎛，共十八件。這次的發現已經是第四次。它們除1972年發現的大鼎，其作器者的身份還有待進一步確認，其他都是屬於同一家族(如果1972年的發現也屬這一家族，其年代應相當於新室仲)。它使我們懷疑，楊家村遺址一帶很可能就是這一家族的居住地。而且在遺址東面的李家村一帶，也確實有西周時期的居住遺址(發現過西周的板瓦)。
　 楊家村遺址是位於眉縣縣城北部。眉縣全境基本上是在渭河南岸，渭水北岸只有沿鐵路走向的馬家鎮(舊眉站)和常興鎮一帶。楊家村即位於馬家鎮的北面。現在經調查，眉縣境內的西周遺址有多處，渭水南岸，主要是在第五村、城關、金渠鎮、小法儀鄉、槐芽鎮、青化鄉附近；北岸，主要是在楊家村一帶。楊家村遺址是背原面河，即位於周原的南坡，渭河的北岸，在河岸的二級台地上，略微高起。我很懷疑，盠為周王“執駒”的地點，即NFDB3(原從廣從干從攴，他器多從廣從干)、豆(原加口在下)二邑，它們可能就在這一帶。
　 大家都知道，在西周金文中，NFDB3是反覆提到的都邑。它的位置在哪裡?這很重要。過去盧連成曾考證過這一問題。他注意到，在NFDB4器中，NFDB3是個養馬的地方，而且昭王南征，很多冊賞都在此地舉行，它與豆也比較接近，散氏盤提到的“豆新宮”，就是豆地的宮殿(“新宮”當是比較後起的宮殿)。這是很好的思路。他說，NFDB3是水草豐茂，適於養馬的地方，這點也很合理。但他說， NFDB3 是“禥、渭之會”，即秦祖非子為周孝王養馬的地方，在今寶雞縣境，也許還值得進一步考慮。
　 我覺得盧連成的想法很有啟發，但現在考慮，還有一個可能，NFDB3就在今眉縣境內。為什呢?我想講三個理由(圖三)：
　 第一，從地理形勢看，通常說的“周原”，即扶風、岐山一帶，它和它西面的“鳳翔原”是屬於同一地理單元，即廣義的“周原”，或古書所說“自古以雍州積高”的“雍”(《史記·封禪書》)。“雍”是隆起的意思。它西面是寶雞縣境，南面是岐山縣的南境和眉縣的北境。如果到過那裡，你會發現，從鳳翔西行，入寶雞縣境，原區會陡然下降，進入一片開闊地，即上所謂“禥、渭之會”。這個地方當然適合養馬。但“禥、渭之會”的“渭”繼續東流，穿過寶雞縣的楊家溝鄉和陽平鎮，穿過岐山縣南境的蔡家坡鎮，然後進入眉縣，正好就是楊家村。它們是屬於同一地形帶(後者完全是前者的延伸)。這個地方也同樣適合養馬(當地一直有養馬場)。
　 第二，上面提到的地形帶，遺址多在渭河兩岸，而青銅時代的遺址多在渭河北岸(即渭水之陽)。如寶雞縣的楊家溝鄉，有西高泉的秦國墓地(我參加過這個墓地的發掘，報告尚未發表)，出土過周生豆等西周晚期的銅器；太公廟遺址，出土過秦公鍾、NFDB5；陽平鎮(即秦邑陽平所在)，有侯嘴頭東周遺址，也出過戰國銅壺，這一帶多是東周時期的秦遺址(也包含西周晚期的東西)。但由此東進，入岐山縣境，則多為西周遺址，如蔡家坡鎮，有蔡家坡和半坡兩處西周遺址，都有西周早期的銅器發現。眉縣境內的楊家坡遺址也是西周康王以來就有。我的印象是，渭水流經三縣的北岸，西邊的寶雞縣，其“禥、渭之會”以東，主要是春秋遺址(秦遺址)，東面的岐山和眉縣，主要是西周遺址。我考慮，既然“禥、渭之會”是非子初封的秦邑(封於周孝王時)，已經有名字在那裡擺着，恐怕不會是 NFDB3 的別名。我們把NFDB3放在秦的東邊，也更為合理。
　 第三，NFDB4器中的“NFDB3”字，原從廣從干從攴，他器多從廣從干，我頗懷疑它是得名於“ NFDB3”或“岸”字。“NFDB3”，據許慎解釋，是“廠”字的籀文，本義是“山石之?岩”(《說文》卷九下厂部，其實就是“岸”的古寫。它的得名很可能就是指原區的邊緣或河水的崖岸。這與楊家村的地理形勢非常吻合。我們考慮，NFDB3很可能就是指周原的南坡，渭水的北岸。況且，從銅器銘文看，NFDB3不但與岐周關係密切，也與NFDAE京(即方)相去不遠。康、昭時期的王后即“王姜”經常住在NFDB3，它與狹義的周原，即岐周應當更為鄰近，是其南下和東行的必經之路。我們把NFDB3放在周原以南，而不是以西，從西周時期的都邑關係看，也比較合適。
　說到NFDB3邑的位置，我們還可以從西周地理的整個形勢考慮一下。首先，早期國家，人口稀疏，控制範圍是靠點線分布，即以交通幹線上的少數城邑，串連若干聚落，向某些方向作有限延伸，這是一個規律，我有一個比方，周的岐周、豐鎬和成周，相當於清的盛京、熱河和北京，它們都分布在我說的“三代王都線”上。其次，西周的發展和後來伐戎繼周的秦是同一軌跡。秦人是從秦邑(今寶雞縣的“禥、渭之會”)到西垂(即西犬丘，今甘肅禮縣一帶)，然後返回秦邑，再經平陽(今寶雞西高泉、太公廟和陽平鎮一帶)和雍(今陝西鳳翔)向東發展，先到涇陽(今陝西涇陽)，再到咸陽，基本上是沿渭河東進。周人也是這樣。很久以來，我有一個看法，周、秦都邑的分布，大體上是秦左周右或秦上周下，兩兩相隨，如秦邑(今寶雞縣的“禩、渭之會”)與周原是一左一右，平陽(今寶雞縣陽平鎮)與NFDB3(在楊家村一帶，我這樣估計)是一左一右，雍邑(在今鳳翔，即周的鄭縣)與岐周是一左一右(都在周原上)，咸陽(與周的畢、程重疊)與豐、鎬是一上一下(隔河相望)。
　 歸納以往的印象，我比較懷疑，西周都邑的排列，除岐周在黃土原區，它下面的都邑是按 NFDB3 (在眉縣)-方(與鎬鄰近，可能在戶縣)-畢(在咸陽)-程(在咸陽)-豐、鎬(在長安縣)，沿渭水，自西向東，逶迤一線。NFDB3是周王降自周原，沿渭水東行，前往豐、鎬的第一站。
　 另外，順便說一下，過去，盧連成曾指出，NFDB3邑在西周金文中的出現是集中於康、昭時期，這點也非常重要。因為楊家村出土的※鼎和盠器，年代正屬於這一時期。
　　　　　　　　　　　　　　　八、餘論：兩個開放性的問題
　　在講過以上的三個發現之後，我們感到，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深入探討，如：
　 (一)西周貴族的繼承
　 研究西周歷史，東周歷史是重要參考。過去，研究《左傳》，大家都很重視世族譜系的研究，其實對於西周，情況也一樣，甚至更重要。因為中國的貴族社會，這一段最典型，離開世系的研究，將無所措手足。況且，西周金文，是家族銅器的銘文，本身就是這種關係的反映。它提到的周公、召公、祭公、虢公、畢公、單公、毛公、益公，榮伯、邢伯、定伯、※伯、鄭伯，以及尹氏、南宮氏，等等，很多還見於《左傳》，東周時期仍活躍。前後的歷史是連在一起。《左傳》講“並後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左傳》桓公十八年)，很多問題在西周也肯定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讀《左傳》，大家經常可以看到，這類問題的背後，特別是“兩政”問題的背後，總有新、老貴族的殘酷鬥爭。如《左傳》一開頭講的虢、鄭爭政，就屬於這一性質(這是諸侯紛爭的序幕，亂子是從周王的身邊，即他的內服王臣鬧起)。虢是文王時就有的老貴族，鄭是宣王時才露頭的新貴族，他們打起來，對周王都很不客氣。這類鬥爭不僅可以追溯到《春秋》以前的東周時期(前770-前722年)，而且肯定有更早的來源。貴族社會總要從貴族關係入手。研究西周時期的貴族關係，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王朝卿士或稱“公”，或稱“伯”，其稱呼根據是什麼?是不是年紀較大、地位較高才稱“公”，長子繼承才稱“伯”?二是這些公、伯的兒子，除長子因襲舊職，其他人的官爵分配是什麼樣?哪些擔任相關職務?哪些另派其他職務?哪些派往軍事要地，擔任外服諸侯(如周公次子封魯，召公次子封燕)?過去，吳其昌編過《金文世族譜》。今後，這類工作仍有待深化。我們應對每一支重要貴族作跟蹤調查，看看它有什麼分支，前後的興衰之跡如何，相互的結構關係怎樣。這對判斷西周歷史的變化很重要。
　 (二)西周都邑的遷徙
　現在，回顧上面講過的問題，我想指出一點，西周的“天下”是由三大塊構成，它取天下，是先得關中，次奪夏地，再並商地。關中所以封王臣，夏地所以建東都，封晉國，商地所以封宋、衛、齊、魯、燕，這是基本結構。及其勢衰，則先失本土。本土既失，乃避居東都，轉而依靠外服諸侯。他搬到成周、洛邑，是以虢、鄭為兩翼，一左一右，拱衛京師，作內層保護，而以北面的晉國為外層保護，古人叫“晉、鄭焉依”(《左傳》隱公六年)。其實是回到夏人的故地。平王東遷，當然是一次大搬家。但規模較小的搬家一直就有。它的每一次搬家，都是諸侯護送，王臣跟着一起搬，在新都附近形成新的采邑區，甚至可能分封新的諸侯。所以，各支貴族(不是所有)，在每個都邑周圍可能都有自己的據點。西周的很多問題，特別是結構性的問題，也隨搬家而轉移，和東周的歷史密不可分。它們的采邑和王都是什麼關係?和諸侯是什麼關係?這也是跟蹤調查的內容。比如虢在寶雞有，在三門峽有，豐、鎬有沒有?邢在豐、鎬有，在寶雞、周原有沒有?它和邢侯是什麼關係?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當然，研究這一問題，我們要區別內服與外服，比如我曾指出，周之西土多王臣采邑，東土多諸侯封國；王臣只稱公、伯，諸侯多稱侯(東方的某些古國有例外，但西周分封的諸侯大體如此)，就是規律。但平王東遷，其內服王臣也隨之東遷，有大片封土，卻與外服諸侯容易混淆。比如春秋初年的虢、鄭，長期被當作諸侯，特別是鄭，混淆尤甚。治《左傳》者，向來也都把它列為諸侯。三門峽發現的東周初年的墓地，長期以來，也一直是叫“虢國墓地”。然而虢只稱公，鄭只稱伯，而不稱侯，他們是王朝卿士，《左傳》講得很清楚。我們把它們的封地也稱為“國”就不太合適。過去，研究兩周銅器，所據多為傳世品，現在有一大批新的考古報告發表，我們還來不及讀，更談不上做系統的消化。但光是粗粗瀏覽一下，大致對比一下，我們已明顯感到，很多舊的認識已發生動搖。如果我們能對這些新材料作斷代分域的研究，我相信，東周和西周的歷史，中間的脈絡會更加貫通。
　 當然，值得研究的問題還很多很多，這裡只是舉兩個例子。它是“餘論”，而不是“結論”。這也是“開放的史學”必有的節目。
　　附記：本文所附地圖是由中國建築技術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鍾曉青先生繪製，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