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權派吳德在口述史中間自承是如何通過抓五一六來鎮壓造反派的 |
| 送交者: 鄧復辟 2007年01月14日19:40:1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
當權派吳德在口述史中間自承是如何通過抓五一六來鎮壓造反派的 中央五一六專案組組長吳德回憶抓五一六運動（書摘和評論） 首發工農之聲網站（http://gnzs.cn） 老田按：文革期間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在全國造反派中間抓出反革命分子一千多萬人，這是文革期間最大的冤案，受殘害的無辜者數量驚人，占文革期間冤案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由於吳德等人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仍然把持中央專案組，胡耀邦等人在甄別冤案時對此也不聞不問。今天國史黨史研究中間，對五一六冤案問題還設置禁區，很多關鍵問題仍然是雲遮霧障。 根據前中組部部長宋任窮的回憶，五一六專案材料在七八年後移交給中組部處理了，而且相關專案（包括審查幹部的專案）不存在四人幫插手的問題。“我剛到中組部時，在落實幹部政策工作上，首先遇到的是接收並複查平反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第三辦公室和‘五·一六’聯合專案辦公室移交給中組部的大量案件。中央專案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成立的。本來黨中央在1978年6月就曾確定把原中央專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組部，但專案辦的主要負責人把着不交，說什麼：專案辦沒有‘四人幫’干擾。”“1978年12月19日，由原中央專案負責人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召集中央專案組和中組部的同志討論交接工作。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副部長陳野苹，公安部部長趙蒼壁等同志和3個專案辦以及中組部干審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會上宣布：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第三辦公室、‘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辦公室，自即日起撤銷。所有專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組織部辦理。在移交過程中，不准銷毀材料。會議後各專案辦公室即停止辦案；已送交中央檔案館的專案材料，全部調出，統一交中組部。”（《宋任窮回憶錄》（續集）解放軍出版社1996.8，第77-78頁）胡耀邦等人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對文革期間受審查幹部的案件，基本上無論對錯都予以平反了，但對於涉及大量群眾受殘害的五一六冤案，即便是掌握了大量專案材料，且明知是重大冤案，卻不聞不問。更為奇特的是，武漢文革期間製造的五一六冤案涉及到六十多萬人，胡耀邦單單為宋洛一個人作了平反處理（有人說這是因為宋洛有一個親戚在中組部工作，跟胡耀邦講得上話），胡耀邦甚至讓中組部違反組織原則單獨下文件為宋平反（宋洛本不是中組部管理的幹部），而對於武漢存在的數十萬件五一六冤案，則聽之任之。中央五一六專案小組的組長，六八年是陳伯達擔任，七○年陳倒台之後由吳德接任。五一六冤案的擴大化，正是從七○年“一打三反”運動開始升級和全面鋪開的，吳德還說他借着周總理“批極左”的指示，也作了很多的努力。 前北京市高官吳德的回憶錄對此也有涉及，從而對於我們了解五一六冤案內幕有所幫助。在吳德的視野裡面，之所以要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北京市革委會的成員很多是“戚本禹的人”，他還借周總理之口說這些不清理就“穩定不了、工作不了”，抓反革命分子的第一個理由是要解決革委會內部的權力份額分配問題，把掌握在造反派手裡的權力奪回來，經過吳德的努力之後，實際上“等於”改組了北京市革委會，調回了“大多數不是造反派”“沒有什麼派性”的幹部重組了革委會，最後通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達到了把“五大領袖”拿下的目的，這五個人在北京市革委會裡頭分別擔任了副主任和常委。第二個原因是吳德反覆強調的，他羅里羅嗦說了一大通，其實就是找一個當權派清理五一六的“道義藉口”，吳德說彭德懷挨打和朱德、陳毅等人被人貼大字報，並提出口號“誰反總理，誰就是反革命”，還說這些都是戚本禹等人驅使造反派干的，翻譯成為民間的通俗語言，就是你們這些造反派反對當權派在先，所以現在要進行報復，至於吳德是否特別關心那些被觸及的老幹部如張霖之等，則大有疑問，在這個意義上吳德是把當權派（老幹部）和造反派作為對壘的兩個不同陣營來看待的，造反派攻擊在先，吳德們反擊在後，沒有什麼黨紀國法可言，清理五一六隻是一派對另外一派的問題。第三個理由是很現實的，就是要建立起革委會的合法性和威信，並且以最簡單粗暴的方式來行使權力，只要是反對革委會的，就作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論處，按照吳德的說法是定性擴大，反總理固然“好像”是五一六，揪軍內一小撮也是五一六，把矛頭指向新生革委會的也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吳德自己也說“‘五一六’定性的擴大，使‘五一六’問題大無邊際，成為了全國性的問題。‘五一六’問題愈是嚴重擴大，所謂‘五一六’的反革命組織問題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後，不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國抓‘五一六’分子。這裡固然打擊了一些造反上來的壞人，但也使許許多多無辜的幹部和群眾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害和打擊。”按照吳德先生的看法，不管用什麼手段打擊“造反上來的壞人”都是應該的，就算是用他在“批清”運動中間發明並實施的各種法西斯手段也在所不惜。因為要報復造反派群眾對於當權派的衝擊，要奪回造反派在革委會中間的代表地位，要永遠地“根絕造反行為”，確實需要把一切對於當權派的不滿都作為反革命處理，以儆效尤。這就不可能不處理非常多的人，總而言之，要達成這吳德那三個代表當權派的心願，全國不抓出來上千萬反革命分子，肯定是達不到他們的目的，而且，如果處分的人數太少，肯定對老百姓就缺乏威懾力量，所以對於吳德來說，抓反革命是越多越好，處理手段越殘酷越好，毛澤東破口大罵的各種法西斯手段吳德們就是要用在逼供信中間去。 吳德作為五一六專案的高層負責人士，他非常清楚這個案子是徹頭徹尾的冤案：“但到底有沒有一個經過填表的嚴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組織，這卻是清查過程中發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產物。”“有一段時間，下邊報上來的揭發數字天天往上漲。發現不對頭了，哪有這麼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組織怎麼能弄到那麼多的人呢？張鐵夫很懷疑，就向市委匯報。市委專門開了一次常委會，決定抓住一頭，甩開一頭。所謂抓住一頭，就是抓住幾個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間發生的幾個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謂甩開一頭，就是不要追什麼組織、什麼表，一般的，沒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騰人家了。這以後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漸搞了核實、定案。”“我們組織查了幾個事件，是涉及到全國性的東西。一個是圍困中南海，幾十萬人安營紮寨；一個是火燒英國代辦處；一個是午門大會，就是香港問題。這三個都是對着周總理的。在清查中發現他們有一句口號，叫做‘要揪一個永遠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來讓你嚇一跳的人’，矛頭所向清清楚楚。以後，我們在清查中提出了一個口號，就是‘誰反總理，誰就是反革命’。我們清查的這幾個事件，都涉及到他們反總理。圍困中南海，他們就是想把總理轟出來，戚本禹就逼周總理搬出中南海。然後，他們衝進去，抓劉少奇，再嫁禍周總理，他們是這麼個陰謀。火燒英國代辦處也是這樣，總理負責外事嘛。午門大會也是這樣。查了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看一看吳德的推理邏輯，就非常奇妙，明明知道不存在五一六組織，但是還要抓，組織不存在了，就繼續按照“事件”去抓，圍困中南海明明是針對劉少奇的，但是被他說成是針對周總理的，而且目的定位成要把周總理趕出中南海。不過有一點倒是很清楚，吳德清理五一六反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針對多數響應中央號召起來造反的群眾的，按照吳德這種奇妙的推理，清查“事實”都找那些參與人數特別多的事件，清查五一六運動就不可能不擴大化和涉及到數十萬人了，如果把吳德說的這三件事都作為反革命事件對待，北京的造反派多數都要落入吳德的“反革命搜捕”大網了。 吳德對於清查五一六的成就，還是很滿意的，因為很難查到五大學生領袖有什麼反總理的罪行，恰恰相反，他們造反多數時候都是總理親自支持和指導的，例如為蒯大富平反、清華批判王光美大會都是總理親自辦理和批準的，但是吳德還是很有辦法的人，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隨着這幾個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聯繫到這些頭頭，解決事件的發動者和幕後操縱者。還有周景方從學部帶來的一批奪權的人，他們來後把持了市裡的幾個主要口，比如建築。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還有參加工代會的那幾個造反派頭頭。就是通過這次清查，把‘五大領袖’拿下來的。把‘五大領袖’搞下來，批判、查清了他們的罪行，然後把他們下放去勞動改造。張鐵夫他們寫了材料、寫了報告。我傳達了毛主席對這幾個人區別對待的意思：譚厚蘭是不行了；韓愛晶是蒯大富的軍師；聶元梓的問題牽涉到林彪的問題，沒有查清，放一放；王大賓可以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可以安排工作、給出路。粉碎‘四人幫’以後，北京市又把這些人抓起來，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當年的那些，沒有新的。”吳德領導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作用大得海了去了，小平同志撥亂反正期間，還繼續運用他們當年清查時期的逼供信材料。 因為自己殘害的老百姓數目太多，所以總是存在一個為自己開脫罪責的必要，大概也為了在政治上分化毛澤東和響應毛澤東號召起來造反的造反派，吳德輕飄飄把清查五一六的責任轉嫁到毛澤東身上去了，他說清查五一六不僅有毛澤東的批示，而是還是江青和謝富治開了動員會的結果，似乎吳德先生多麼真誠地執行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似的。根據吳德的回憶，周總理在落實毛澤東批示的時候，非常明確，就是針對外國語學院的情況提出三條具體意見。但吳德不是這樣，毛澤東的批示本來是針對外國語學院、北師大等幾個具體單位的，吳德先生接過這一“指示”之後，就進行廣泛延伸，無限擴大，來落實自己的意願，實現他的三大目標；等到毛澤東進行批評的時候，吳德先生又極端精明地大事化小了，甚至以“抓也抓不到”為依據，以沒有事實為依據，拒絕制訂具體的政策進行甄別落實，甚至連向上級寫報告都免了。按照吳德自己的說法，他本人不是決策抓五一六分子的人，但是這個執行者是多麼高明，真值得一切政客和陰謀家學習，以便提高“陽奉陰違”水平。對照一下周總理的執行方法與吳德先生執行方法的不同，可以看到吳德先生的高明和創意。 吳德對待毛澤東批評的手腕之高明，也是非同小可的：“我們商量說：抓‘五一六’擴大化了，我們只好認這個賬。現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實政策，統統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給他們去掉。北京市有關‘五一六’的情況，張鐵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實，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來負責的。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寫個報告，他寫了一個。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麼寫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評了，就不要再寫什麼報告了。李震還想向下發個指示，說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說毛主席指定我們成立聯合辦公小組，周總理找我談話時，我就提出過應該有個政策，周總理當時拿着事先準備好的延安肅反時的九條方針說，就按這個原則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辦。現在還想搞個政策界限，這沒有必要，而且很難，沒有查出‘五一六’有什麼證據，你怎麼能夠提得出區別政策來呢？後來報告沒有報，指示也沒有發。”吳德在為自己開脫的同時，還時刻不忘把責任推卸給別人，周總理也成為他推卸罪責的合理對象。 二○○七年一月十三日 附錄：朱元石記錄整理的《風雨十年記事》，當代中國出版社正式出版物 第四部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況 戚本禹也被關起來了 “文化大革命”中許多事情起的時候急，收的時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錯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況也這樣。北京市的革委會籌備時，把原來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統統下放了。進來的人基本上都是“王、關、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學部的人；還有學生，“五大領袖”；還有工人，如劉錫昌、魯文閣等。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後，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組手裡，戚本禹在抓。有一種說法，不知是不是真實：開始成立革委會時，戚本禹要當革委會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會的成員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聽說毛主席不同意。謝富治任“革籌”小組組長以及任革委會主任後，一方面積極向中央文革小組靠攏，另一方面又與他們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書長，曾幾次給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組寫信告謝富治的狀，說謝富治阻礙發動群眾。革委會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謝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現了保謝的一派和反謝的一派。保謝的這一派叫“地派”，還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謝的一派叫“天派”，是聶元梓抓的。我們當時知道，這兩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組在背後直接操縱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底，王力、關鋒被抓起來了，當時說先關王力、關鋒，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後，戚本禹的活動更頻繁。１９６８年１月，把戚本禹也關起來了。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發跡，也是最早倒霉的暴發戶。他們得意的日子不長，卻罪惡累累，他們的垮台是罪有應得。例如，煤炭部長張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關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戚本禹學江青的舌，在礦業學院的大會上說“張霖之是彭真的死黨”，鼓動學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擊”。結果，張霖之被造反派殘酷批鬥和刑訊，不到一個月就被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動中南海里造反派貼朱老總的大字報，誣衊朱老總是“黑司令”、“大軍閥”。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的一個夜裡，在中南海、全國婦聯、北京的大街上貼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標語。戚本禹還到人民大學去煽動，透露人民大學的副校長孫泱曾給朱老總當過秘書，要造反派通過搞孫泱的問題，“把朱德的問題搞清楚”。一夜之間，在人民大學校園內外，貼出了許多“打倒朱德”的大標語。 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初，人民大學的造反派開始組成“揪朱聯絡站”。１９６７年３月，戚本禹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來頭很大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對劉少奇大肆污衊，惡毒攻擊劉少奇是什麼“假反帝、真投降”，“日夜夢想着復辟資本主義”，“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國的“赫魯曉夫”。戚本禹因此聲名大噪、紅極一時。與此同時，戚本禹還唆使韓愛晶等人貼“打倒陳毅”的標語，在首都組成“批陳聯絡站”。１９６７年４月，戚本禹在陪同陳伯達接見“批陳聯絡站”等組織時，鼓動說“外事口的蓋子還是要揭開”。一時間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單位又掀起了揪斗陳毅的風。１９６７年５月中旬，江青把他們從上海弄來的一份誣陷周總理的材料《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送給林彪、康生和周總理，還居心叵測地寫了一封信，說紅衛兵“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要求同我面談”。周總理為此不得已寫信向毛主席報告，附上有關歷史材料說明真相。 這個啟事是１９３２年國民黨在上海偽造的，周恩來當時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康生知道這件事，陳雲、康生他們當時在上海還及時揭穿過敵人的陰謀。在毛主席的阻擋下，江青等人的罪惡陰謀才沒有得逞。此事，聽說戚本禹也是搞了一手的。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彭德懷同志被殘酷批鬥，也是在戚本禹的慫恿下，韓愛晶等人對彭老總大打出手，把硬錚錚的彭老總的肋骨都打斷了。戚本禹的罪行，在這裡只能舉一些例子。“王、關、戚”倒台以後，周總理專門找了謝富治去談，後來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參加談話。周總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確交代，要把與“王、關、戚”有關的人員，清理出市領導機關。我們回去，經過研究，首先把楊遠抓起來了，讓周景方等學部的人統統回了原單位。周景方回到學部後，另一派認為戚本禹已經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來，聲勢很大，揪鬥了周景方等人。周總理讓我們貼出類似布告的東西，要求不要揪斗。後來，周總理讓以監護的名義把周景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執行的。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學部和其他單位的人全部回到了原單位，對市革委會以及黨委成員，如“五大領袖”和其他學生中的造反派頭頭、工人造反派，學生畢業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員回到原來所在的工廠，這個活動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個人。 市革委會裡這樣就幾乎沒有人了，工作又近乎癱瘓，不能開展。市革委會抓緊陸續從部隊“三支兩軍”人員中調來一些表現比較好的同志，從中央各部委調了一些沒有什麼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幹部，這樣就等於重建了市裡的領導機構，等於又一次改組。調來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來革委會領導機關存在兩派的問題一時沒有市場，慢慢地在消除。這些步驟都是周總理和我們商量、給予指示和我們想了辦法的，很多人不曉得這個情況。這是謝富治期間出現的一波。原來都是造反派，後來“王、關、戚”倒了以後，清除了一下。清除後，重新組織了市革委會的領導機關。周總理當時明確地說：那些人不清理，你們市里穩定不了，你們也工作不了。這以後，１９６８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成員。１９６８年的時候，具體的月份我記不清了，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派成員章含之向毛主席寫信，告市里謝富治的狀。她說謝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團”是反周總理的，是反周保謝的，海軍宣傳隊進駐外國語學院後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團”一邊。 章含之教毛主席讀過英語。毛主席當時對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批評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說要市委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要周總理出面去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毛主席還說：“五一六”從極左跳到極右。以後又有一次，汪東興同志找我去閱看毛主席對市里有關北師大的一個報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評北京市，說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報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壞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寫道：這就好了。這樣一來，謝富治很緊張。周總理找謝富治談過話，內容我不清楚。謝富治回來告訴我們，周總理指示要李作鵬、謝富治和我研究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到外國語學院“支左”的是海軍）。周總理提了三條：一是“支左”海軍軍宣隊作檢討；二是市革委會作檢討；三是海軍的“支左”人員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８３４１部隊進駐外國語學院領導鬥批改，這樣可以使海軍、北京市革委會解脫出來。市里派誰去檢討呢？謝富治去不合適，因為有人保他，也有人反他。就確定由我、丁國鈺、劉紹文同志一起到外國語學院大會上檢討，我們檢討時，上綱到我們犯了方向性的錯誤。以後，我們就不管外國語學院的事了。這以後，江青、謝富治開了市革委各部門的大會，動員抓“五一六”分子。到底有沒有“五一六”反革命組織？一時難說。在北京是有過反周總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團。 １９６７年５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奇為首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６月２日，張建奇就貼出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的大字報，提出２３個問題責問周總理，大字報貼在了很多地方。緊接着，大概在６月１４日，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兵團”的頭頭劉令楷與張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籌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當時，社會上反擊所謂“二月逆流”的風潮正趨於高峰，外國語學院的“六一六兵團”就對陳毅發起進攻，矛頭指向周總理。 １９６７年七八月間，以北京鋼鐵學院的“五一六”一派反總理為起端，許多污衊攻擊周總理的反動傳單，貼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鬧市區，什麼“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動傳單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紅衛兵團”的名。打擊這些反動行為，打擊這些造反群眾組織里的壞人是必要的。但到底有沒有一個經過填表的嚴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組織，這卻是清查過程中發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產物。什麼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總理為標誌，實際上包括涉及“揪軍內一小撮”等問題都在內，也就是所謂“三指向”者，把矛頭指向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軍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的，攤着一項，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論了。“五一六”定性的擴大，使“五一六”問題大無邊際，成為了全國性的問題。“五一六”問題愈是嚴重擴大，所謂“五一六”的反革命組織問題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後，不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國抓“五一六”分子。這裡固然打擊了一些造反上來的壞人，但也使許許多多無辜的幹部和群眾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害和打擊，特別是當對立的兩派在互揪對方的所謂“五一六”問題時，造成的擴大化就更可怕了。 抓“五一六”問題也時伏時起 抓“五一六”問題也時伏時起，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７日，中央又發出了《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指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認識是完全錯誤的，要求進行清查和重點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和幕後操縱者。周總理找我談話，說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辦公小組的組長，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組長。這時，各機關開始抓“五一六”分子，提出查他們的登記表、組織情況等等，我們怎麼查也查不出來東西，只有鋼鐵學院的“五一六兵團”，反對周總理的比如“六一六”等組織都是“五一六”分子，戚本禹是反對周總理的，搞周總理的什麼“伍豪啟事”，該是大號的了吧。我們開了若干次小會，也沒有發現有什麼登記表和組織情況等線索。但謝富治在報告中仍然說“五一六”是有組織的、有後台的等等。北京市也組織了一個抓“五一六”的辦公室，由市委宣傳部部長張鐵夫負責這個工作。就在這時，北京的一些工廠被壞頭頭奪了權，那時，各級都在奪權，很多工廠因此停產。有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的頭頭很壞。北京市面臨工礦企業的大面積停產危險，怎麼制止？這時，周總理在外交系統作了一次反極左的講話，我們就借這個形勢，提出反極左，把一些破壞生產的壞頭頭、打砸搶很厲害的分子作為“五一六”問題來抓。市里開始成立的叫“批清”辦公室，臨時調了一二十個人，主要是“三支兩軍”的同志多一些，負責人是市委宣傳部部長張鐵夫和李立功。批極左思潮，市里發了一個提綱，這個提綱是針對蒯大富搞的極左謬論的，突出抓了“造謠一千次就變成真理”、“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要踢開黨委鬧革命”等等這樣的謬論。這次批極左思潮搞了一段時間。藉此解放了一批老幹部，提起來了一批老工人負責生產，發動群眾，穩定了生產。 １９７０年春，市里就布置清查“五一六”。一開始，下邊就有個問題，有的單位就交代了：有組織，叫做“五一六兵團”，還有什麼政委、兵團司令。說得頭頭是道。有的人還交代填了什麼表。這樣，就有一陣子追查組織甚至有的單位就追查表。這就搞得觸動的人比較多一點。這樣搞了幾個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時候是群眾揭發出來涉及五萬多人，觸動的有一萬四五千人，下邊報上來的重點人是七百多人。辦留宿學習班，全市最多時有三千人。有一段時間，下邊報上來的揭發數字天天往上漲。發現不對頭了，哪有這麼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組織怎麼能弄到那麼多的人呢？張鐵夫很懷疑，就向市委匯報。市委專門開了一次常委會，決定抓住一頭，甩開一頭。所謂抓住一頭，就是抓住幾個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間發生的幾個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謂甩開一頭，就是不要追什麼組織、什麼表，一般的，沒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騰人家了。這以後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漸搞了核實、定案。 當時，我們組織查了幾個事件，是涉及到全國性的東西。一個是圍困中南海，幾十萬人安營紮寨；一個是火燒英國代辦處；一個是午門大會，就是香港問題。這三個都是對着周總理的。在清查中發現他們有一句口號，叫做“要揪一個永遠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來讓你嚇一跳的人”，矛頭所向清清楚楚。以後，我們在清查中提出了一個口號，就是“誰反總理，誰就是反革命”。我們清查的這幾個事件，都涉及到他們反總理。圍困中南海，他們就是想把總理轟出來，戚本禹就逼周總理搬出中南海。然後，他們衝進去，抓劉少奇，再嫁禍周總理，他們是這麼個陰謀。火燒英國代辦處也是這樣，總理負責外事嘛。午門大會也是這樣。查了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比如圍困中南海，那時不是有“天派”、“地派”嗎，實際上查來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陳伯達、戚本禹他們在指揮的，在反總理上，他們是一致的。雖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個。在北京市我們主要查清了幾個重大武鬥事件，一個是西單商場武鬥，破壞性很厲害的，死了人。那是“財貿尖兵”干的，頭子是洪振海，後來抓起來了。 是什麼罪就是什麼罪 友誼商店的王景瑞也是頭頭。百貨大樓的武鬥、永定門糧庫的武鬥、琉璃河水泥廠的武鬥，都造成很大破壞，也是傷了人、死了人的。另外一些事件，比如西郊的張兆慶，還有一個王洛賓，是造反派的頭頭，他們準備在西郊搞一個大公社，搞一塊根據地，是戚本禹指揮的。二七廠的徐凱，他是準備把鐵路系統抓在手裡的。還有一個礦冶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名字記不起來了。隨着這幾個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聯繫到這些頭頭，解決事件的發動者和幕後操縱者。還有周景方從學部帶來的一批奪權的人，他們來後把持了市裡的幾個主要口，比如建築。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還有參加工代會的那幾個造反派頭頭。就是通過這次清查，把“五大領袖”拿下來的。把“五大領袖”搞下來，批判、查清了他們的罪行，然後把他們下放去勞動改造。張鐵夫他們寫了材料、寫了報告。我傳達了毛主席對這幾個人區別對待的意思：譚厚蘭是不行了；韓愛晶是蒯大富的軍師；聶元梓的問題牽涉到林彪的問題，沒有查清，放一放；王大賓可以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可以安排工作、給出路。粉碎“四人幫”以後，北京市又把這些人抓起來，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當年的那些，沒有新的。 我們後來還想給點出路。譚厚蘭勞動改造表現比較好，認罪態度比較好，寫過幾次認罪書。譚小的時候是童養媳，很苦的。後來做了小幹部，送到北師大學習的。我們考慮到這些，當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想讓她回老家當個小學教員，她四十多歲了，沒有結婚，還可以找個對象。但以後沒有弄成，她病死了。包括“五大領袖”，是什麼罪就是什麼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敵我矛盾就是敵我矛盾，你是打砸搶分子就是打砸搶分子，你有人命案就按有人命案處理。我們最後核實定案的結果，這個數字不是十分準確，大概是這樣：定了１０個；待批的有２２人，當時有些人市里批不了，要報上去批；另外還有１４個掛着的人，當時，重點人物總共有４６人。此外，還有敵我矛盾當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４３人；犯有嚴重錯誤的６０８人，其中有２００多人是要給適當處分的。這是１９７３年時的一個統計材料。這就是結果，清查“五一六”開始不是說擴大化了嗎？以後市委就掌握逐步落實政策、逐步定案。當時是根據人證、物證、旁證，核實定案的，沒有這三條不行，不能光憑個人口供，最後還要給出路。再補充一下，我們當時還查了兩個案子。一個是討孔，就是譚厚蘭組織小分隊到曲阜破壞孔廟；再一個是譚厚蘭反大慶，她組織了一個班子到大慶去揪王鐵人，記得好像把大慶的火車站都砸了。對清查“五一六”，不能一概而論，只講擴大化的這一面，我們後來查的這些都是反革命案件，討孔破壞很大，現在公安部還有他們破壞的紀錄片，他們是打、砸、搶、燒。我們清查“五一六”中間，還搞了“一打三反”。這中間有人寫匿名信給毛主席，告狀說我打擊了造反派，要復辟。毛主席把信轉給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紅鉛筆批示：“五一六”是極少數，早抓起來了，是不是沒有注意政策，請市委酌處。 我們商量說：抓“五一六”擴大化了，我們只好認這個賬。現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實政策，統統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給他們去掉。北京市有關“五一六”的情況，張鐵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實，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來負責的。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寫個報告，他寫了一個。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麼寫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評了，就不要再寫什麼報告了。李震還想向下發個指示，說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說毛主席指定我們成立聯合辦公小組，周總理找我談話時，我就提出過應該有個政策，周總理當時拿着事先準備好的延安肅反時的九條方針說，就按這個原則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辦。現在還想搞個政策界限，這沒有必要，而且很難，沒有查出“五一六”有什麼證據，你怎麼能夠提得出區別政策來呢？後來報告沒有報，指示也沒有發。這是抓“五一六”的情況。毛主席講是極少數，“王、關、戚”已經抓起來了。但一開始可不是那樣，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師大的報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出面和謝富治召集大會，動員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極左４０天。毛主席一批就沒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廠的，統統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這樣就沒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場聲響很大的抓“五一六”的運動就此結束，但留下的後遺症卻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時間裡，人們要輪流地吃它的苦果。
|
|
|
|
|
 |
 |
| 實用資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