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達人：口述歷史――梁效往事（摘要）
作者: 老田
日期: 2007-01-17 20:49

范達人：口述歷史――梁效往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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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我們的黨總書記徐華民告訴我，說范達人，你明天到北大，清華工字樓去，工字廳去開會，”“在清華大學的工字廳，范達人發現，原來接到同樣通知有12個人，其中還包括周一良，魏建功等等一些著名的學者。而主持這個會議的，是負責清華大學黨委工作的遲群和謝靜宜。”“文革之後，梁效被稱作‘四人幫的寫作班子’，為了弄清楚梁效的來歷，20多年之後，范達人專程找到謝靜宜，詢問批林批孔材料小組的由來。”“她說我們班子是毛主席提議建立起來的，她說原來我們搞材料，清華幾個人在搞材料，她說毛主席看了幾條材料，小紙條，他說不夠，你們的材料不夠，你們清華搞理科的不行，你們要找北大的文科的老師一起搞，然後她就把我們文科找去了，”“在編寫過程中怎麼定題目，怎麼怎麼，採取什麼方式，領導有指示，我們也根據領導的指示，後來我知道，實際上毛主席通過謝靜宜，他一直關心這個事，一直指導這個問題，他看到這些材料多了以後，他說你們兩邊（林彪和孔子）對照起來搞材料，然後對照起來以後，我們分幾個標題寫按語。73年底搞成了。”“根據謝靜宜的回憶，江青得知這個材料小組存在的消息，是在材料編好之後。江青和王洪文提出向全國分發這個材料的建議，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1974年1月18日，《林彪與孔孟之道》，作為一號文件下達，“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74年1.25開大會，大會就是由遲群、謝靜宜宣講《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這個大會周恩來總理主持，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參加的，那麼總理在這個講話裡頭就講到，就說你們這個材料編得很好，受到毛主席的稱讚，我一想好啊，我們這個受到毛主席的稱讚，簡直是太高興了，因為我想，我說過去呀，人家都批判我違背毛主席的路線，走修正主義道路，我現在進入了毛主席路線這個軌道，而且毛主席稱讚我們，這個路線問題解決了。我今後就是一心好好干。”“1.25大會是梁效第一次在社會上的公開亮相。此後，批林批孔小組由編寫材料轉向了寫作大批判文章，並正式改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北京大學朗潤園後湖旁邊有一座灰樓，原本是北大專為外國專家準備的招待所。自從“批林批孔”運動以後，這座樓就成了常人不敢隨便靠近的一個神秘處所。此時已經名噪全國的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把這裡當作了常駐的辦公地點。”“就是我們每個月不是補助12塊錢嘛”

“從1974年5月開始，北大清華大批判組開始使用梁效作為筆名。”“那時梁效的具體工作主要由三個組完成。寫作組組長范達人，負責撰寫批判文章，材料組組長湯一介，繼續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供進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組後來分出一個注釋組，專門為毛澤東注釋詩詞。北大和清華有四十幾名教員先後成為梁效的成員。他們當中有魏建功，馮友蘭，周一良這樣的學界名人，也有年紀輕輕資歷尚淺的普通教員。”“范達人所負責的歷史小組後來被稱作梁效的‘尖刀班’。梁效三年間發表了181篇文章，‘尖刀班班長’范達人參與寫作公開發表的就有28篇。後來被認為是擾亂全國的文章，很多也是出自他這個寫作組的筆下。”

““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這句順口溜強調梁效當時在輿論界的地位。在范達人看來，這種地位主要是來自梁效的“御用”身份。”“說得好聽點話呢，我們梁效是毛主席通過謝靜宜、遲群掌握的一個寫作班子，說得不好聽的話呢，你們是一幫御用文人，他這個寫作是貫徹毛主席的意圖，就遵命寫作，有些東西呀，我們知道得很快，”

“我們那個支部書記有一天晚上把我叫上去，他說上面，他沒說誰，上面，讓我們寫篇文章，題目，《孔子其人》，他說這個題目口氣很大，有來頭的，說，現在這個文章寫作任務交給你們組，就是交給我這個組，然後我說行，我們試試看吧，他提出幾點要求，他說，首先是通俗易懂來把孔丘這個人勾畫出來，然後要寫他稍一得勢就鎮壓少正卯，少正卯就是革新派。然後又傳達下來什麼，要寫他壓迫婦女的，這個任務交給我了。”“後來傳下來，說江青催了，哦，這是江青的那個布置的任務，她說你們寫不出來，我要找別人寫了，就說就等於將我們一軍，”“人們認為，這篇文章名為批林批孔，實質是將矛頭指向周恩來。其中最主要的依據就是文中，形容孔子71歲，重病在床，討伐革新派的一段話。這段話，范達人承認是自己寫的。”“71歲病重在床，這段話在我寫這個文章之前，我曾經看到，看到上海《學習與批判》雜誌的《孔子傳》，他們有類似的描述，我覺得這段描述孔子的復辟形象很好，我採用它了，我們寫文章是1974年2月份寫的，當時總理呀還不斷出來接見外賓，參加各種活動，還是這樣的情況，總理生病，總理有病住院是6月份的事情。然後再講當時這個梁效大批判組的領導，他們也沒有任何人沒有向我暗示，你們寫這篇文章要影射周恩來，沒有，這個實話實說，沒有還是沒有，我不能栽在人家頭上，為自己開脫。”“范達人承認，當年梁效的文章確實有所影射，比如影射李德生，影射八大軍區調動。但是影射周恩來，梁效的執筆者卻從沒有想過。”“1975年1月，推遲了六年的四屆全國人大召開，梁效有四位成員成為了人大代表。范達人也是其中之一。”“文革當中，梁效是一個神秘而顯赫的寫作團體。他們在北大朗潤園的一座小樓里工作，尋常人不能夠接近。在文革最後的三年的時間裡，梁效陸續發表了181篇文章，這些文章被視為是當時中央高層意圖的反映，一經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定會先後轉載。”

“范達人回到北京後才了解遲群急調梁效成員回北京的原委。四屆人大之後，遲群在清華大學提出，黨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不是都要傳達，我們（遲群和謝靜宜）同意了才能傳達，隨後不久，遲群拒絕傳達鄧小平關於教育方針的講話。這引起了原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的不滿。劉冰認為，要解決清華大學的問題，惟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黨中央反映遲群的問題。”“1975年11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了有130多名黨政軍老同志參加的“打招呼”會，這個會議將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定性為一股“右傾翻案風”，並且呢認為“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發展”。”““打招呼”會過後不久，梁效就接到了《紅旗》雜誌的約稿，《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這篇文章確實第一次就是很公開地批判這個右傾翻案風，矛頭是針對周榮鑫，當時的教育部長，實際上是指向鄧小平，這篇文章出來影響很大，因為這整個氣氛都變了。一下子就是另外一場運動開始，就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廣播裡不斷廣播，全國各報刊轉載，開始全國也搞起來了。”“此後，毛澤東批判鄧小平的批示傳達到了梁效。1975年11月，梁效又接到了《紅旗》的約稿，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這篇文章由范達人所在的寫作小組執筆。”“那時候給我們提供一些材料，就是胡耀邦和李昌他們一些講話，然後這個當時科學院造反派一個頭頭，給我們提供一些資料，然後我們還到科學院去看一些大字報，根據這些情況，我們給它整理整理，讓我們寫一篇文章，具體矛頭是針對胡耀邦和李昌他們一些言論，實際上也是指向鄧小平，我的那個最後寫了一段，就是對這個右傾翻案風修正主義路線要概括，”“范達人在這篇文章里寫道，“右傾翻案風”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以搞復辟倒退 搞反攻倒算為主要內容和主要特徵。理論基礎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它的手段是折衷主義。”“這篇文章首次將“右傾翻案風”這一提法公諸於世，並且為這場政治運動做出了明確的定義。這篇文章刊登在1976年第二期的《紅旗》雜誌上，不久，又作為廣播稿件面向全國廣播。”“還有一篇文章就是《鄧小平與孔孟之道》，我們查了半天，這個鄧小平沒有講過什麼孔孟之道，跟孔孟之道沒什麼關係，只說了一句話，名不正，言不順，孔老二的話。然後我們也說，好，實際上他搞復辟也是那什麼，這是牽強附會。我們也可以當時拒絕寫這篇文章，沒有這個尊孔言論，寫不出來，或者寫不了，當時覺得這個上面交下來的任務，《紅旗》要稿，我們應付差事，就這樣，這種心態。”“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當天上午，梁效成員自發地佩戴了黑紗，但不久之後，遲群和謝靜宜向梁效傳達了中央對周恩來喪事從簡，遺體火化的指示。梁效的黑紗只佩帶了一個上午。”

“1976年5月，梁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黨內確有資產階級——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文章寫道，天安門事件是“鄧小平一手造成的”。這篇文章，范達人也參與了寫作。”“我後來就產生一個思想就是，（梁效）這個地方啊，卷到這個高層鬥爭裡頭去，很危險，另外呢，我感覺老百姓啊，實際上對我們的文章至少是不理解，甚至於很不滿意，所以這個情況下，我開始想離開梁效。”“1976年5月，范達人向梁效的領導者遲群和謝靜宜提交了調職信，在信中，他強調說自己對毛澤東思想是絕不動搖的，今後無論到何地何處，都要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奮鬥不息。他的這封調職信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6年10月4日的《光明日報》，頭版頭條就是梁效所撰寫的《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一文。這篇文章後來被定性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動員令’。根據范達人的回憶，寫這篇文章時，梁效並沒有接到上級部門的任何指示。”“‘按既定方針辦’，最早來自華國鋒1976年8月的這個計劃會議，他在那傳達的，說毛主席有兩條指示最近，一條是國內問題要注意，第二條是按既定方針辦，就是他這個傳達以後，新華社都用作內參了，8月份傳達以後不久，我從《人民日報》一個朋友那裡就告訴我，我說最近有什麼新的精神啊，他說最近華國鋒在計劃會議上傳達了兩條指示，按既定方針辦，國內問題要注意，我那個時候知道了。”“《人民日報》起草一篇社論，就是叫做《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9月16號，有關的起草者，我也跟他們打聽過了，他們當時起草《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這個社論裡頭啊，有人提出來，說最好引用毛主席最新的語錄，他們一看，正好有這條，‘按既定方針辦’，這個很好，意思就是按毛主席這條路繼續走下去，他們就用上了，用上了以後黑體字發表，當然我們就更深信不疑，深信不疑。”“從這時開始，‘按既定方針辦’以毛主席遺囑的面貌廣泛地在全國報刊上出現。9月17日，《光明日報》前來約稿，希望梁效能為他們寫作一篇‘按既定方針辦’，永遠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文章。”“那麼實際上我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是沒有起草第一稿，我當時因為心不在焉，我覺得《光明日報》一篇普通文章什麼了不起，我們有點，當時啊，我們有點瞧不起《光明日報》，《紅旗》,《人民日報》約稿還,《光明日報》覺得還不如他們。後來我們三個人商量說，我有個組員，他說我來起草，他寫，寫了以後我來修改，他那些話是套話，當時一般規律性講話，沒有任何針對性，毛主席講嘛，階級鬥爭天天講，年年講，月月講，修正主義以後也會有，路線鬥爭會不止的，以後還會有修正主義的，這是套話。”“10月4號，《光明日報》啪一下子，把我們那篇文章登出來了，《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而且這個文章裡頭呢，就說誰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沒有好下場，認為修正主義頭子如果膽敢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沒有好下場，這個好像很厲害的樣子，是吧，很厲害的樣子。”“現在的人們普遍認為，華國鋒是在看到這篇文章之後才做出了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但是，根據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回憶，華國鋒確定了要用‘隔離審查’的辦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在1976年的9月27日。10月2日，華國鋒已經將這個秘密決定通知到了北京市委。事實上，從9月27日到10月6日，粉碎四人幫的準備工作一直在秘密進行。”

“10月10號半夜12點，我們都睡覺了，很亮，燈光很亮，嘩，這個吉普車，什麼摩托車，軍隊，包圍，把梁效包圍起來了，包圍起來進來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還有軍隊的，還有好像北大的一個頭，一個為首的就講，就說，四人幫已經隔離審查了，遲群也隔離審查了，我們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用查封兩個字，查封梁效。他說你們馬上要離開梁效，只能帶洗漱，涮洗用品，不能帶任何資料文件，然後我們灰溜溜地出了梁效，”“從這一天開始，梁效成員被隔離審查。寫材料，交代，接受各種形式的批判和審訊。作為《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等重要文章的執筆者，范達人是重點審查的對象。”“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學召開“全校揭批四人幫及其篡黨奪權急先鋒梁效的罪行大會”，在全場高呼“打倒范達人”的口號聲中，范達人從會場被直接押上了囚車。”“范達人在半步橋監獄度過了一年多的時光。”“1979年1月，范達人終於離開了監獄。但是當時他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梁效成員當時必須遵守“三不規定”，一不能講課，二不能寫文章，三不能出頭露面。直到1980年，北大黨委為梁效做出了一個初步的結論，”“說這四個同志到梁效是組織上派去的，他們個人是沒有責任的，他們在梁效期間寫過一些錯誤文章，應該以歷史條件加以解釋。希望他們放下包袱，為教育可以做貢獻，這麼幾條指示。”

“1989年，范達人成為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後來在美國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和史學研究。范達人向我們介紹說，那些曾經的梁效成員，後來有很多人成為文史專業中的學術精英。他們多以開放而多元的思想而著名，今天的人們，已經漸漸淡忘了他們曾是梁效成員的歷史。”“對梁效到底應該如何認識，怎樣來評價，范達人自己也依然感到困惑。1999年，他寫作了《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這本書。在草稿完成的時候，范達人的老師，也曾經加入梁效的周一良已經患上了帕金森症，那時候幾乎偏癱。他用左手給范達人寫了一份簡短的信，就是希望范達人能夠儘早地把這本書出版，留給研究文革歷史的那些人。梁效的是是非非，恐怕要留給後人來評說。”

鳳凰台《口述歷史---梁效往事》。